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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司马迁对经济的态度是重视工商业的发展，而对农业的态度不如工商业。班固则认为“食货”二本，四民皆等。他主张干预主义的轻重论，认为经济发展不能让其放任自流。此外，他们二人对桑弘羊的评价也不同。文章试图了解司马迁和班固的经济思想，，分析他们对经济的态度不同的原因，进一步了解西汉的政治经济。
关键词：《史记》；《汉书》； 经济思想
自古以来，“食货”之事很重要，关系到国家的根本。农业是国家发展的基础，而粮食是基础的基础。工商业是国家发展的催化剂和助推剂，尽管历朝历代都重农轻商，但商业经济发展不但没有被遏制，反而得到发展，明朝末期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这都是商业发展的结果。但是汉武帝前期由于富商大贾囤积居奇，本应属于国家企业的盐和铁这些重工业，归地方管理，地方政府和百姓都铸钱，这样导致了“钱益多而轻，物益少而贵”。[1]1426这就是通货膨胀问题，市场上流通的货币多了，货币就会贬值。
关于“食货”的定义，《尚书·洪范》里“八政：一曰食，二曰货”，孔颖达在《尚书正义》里解释“一曰食，教民使勤农业也。二曰货，教民使求资用也。”[2]189班固在《汉书·食货志》里解释为“食谓农殖嘉榖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龟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二者，生民之本，兴自神农之世。”[3]1117“食货”二字就是食物和货物，就是农业和工商业。
一、《史记》、《汉书》中介绍经济的篇目
《史记》对农业的介绍集中在《河渠书》，《平准书》和《货殖列传》主要介绍工商业的发展。司马迁把《平准书》和《货殖列传》分别放在“书”和“列传”的最后一篇，这虽然不能足够说明他对经济的态度，但从侧面还是可以看出他对经济的态度稍逊于其他方面。与此相比，班固的《汉书》对经济的介绍主要集中在《食货志》、《沟洫志》、《货殖传》中，而且这三篇并没有放在“志”、“传”的最后一篇，其中《食货志》分上下篇进行介绍。另外在《汉书》里的《霍光金日传》和《西南夷两粤朝鲜传》等篇目也有提到经济方面的内容。
《河渠书》主要讲水患灾害以及人们如何兴修水利和疏导河流来漕运和溉田。司马迁曾作过很多调查研究，考察了全国大大小小的江河、湖泊和渠道，认为水利与国计民生关系重大。汉武帝巡祭山川，路过黄河瓠子宣房这个地方，感叹“河伯兮何不仁，泛滥不止兮愁吾人” [1]1413，下决心堵塞瓠子河堤决口，动用了几万百姓。汉武帝于是沈玉璧于河，召令群臣治河派人到处收集柴草加以泥石堵决，并即兴创作了《瓠子歌》。司马迁当时也参加了抗洪，而且发出了感叹，“甚哉，水之为利害也！余從负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诗而作《河渠书》。”[1]1415他忧虑水患灾害，所以才会在《河渠书》论赞语中有如此的感叹。
《平准书》主要记载西汉前期的货价政策和货币改革。“平准”一词，即稳定物价之意。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维弊之行，以通农商；其极则玩巧，并兼兹殖，争於机利，去本趋末。作《平准书》以观事变。” [1]3306《平准书》主要讲社会上工商业者的致富之路，“入物者补官，出货者除罪”[1]1421即是对工商业者的优惠条件，如果是贫穷百姓的话则是按法执行。《货殖列传》记述了先秦至西汉前期的工商业者的致富之策，是司马迁为经营工商业者立的传。司马迁认为自古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誇矜埶能之荣” [1]3253，也就是指物欲横流的社会是不可改变的。他认为经济发展是有其客观规律的，国家对于社会经济活动最好是听其自然，因之顺之，不加干涉。他对桑弘羊积极推行国家专卖政策很不赞同，斥为“与民争利”。在《史记》中，他对桑弘羊这样杰出的经济活动家不予立传，只在《平准书》中简略提及，并带有批判意味。
《食货志》记述了自上古至王莽败亡近一千多年的历史，不仅全面反映了这一时段的社会经济状况，也给汉代的经济措施提供了对比参数。《食货志》内容比《平准书》多出了一倍，对当时先进的生产技术，有价值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都有记载。如《食货志》上篇“食”的部分，叙述先秦的井田制等，“先王制土处民富而教之之大略” [3]1123，秦孝公用商鞅废井田开阡陌之策，使秦国能够称霸诸侯。汉兴以后，文帝“躬修俭节，思安百姓” [3]1127，令民入粟及除民田租税。武帝末年悔征伐而力农，赵过作代田法。昭、宣之时，耿寿昌筑常平仓，农田广阔，百姓经济开始好转。元、成之时经济状况不好，哀帝时更加愈下，平帝崩，王莽篡位，增加赋税，百姓更加贫困。下篇“货”的部分，有一部分来源于《史记·平准书》，但更多的是记载武帝以后的经济政策，详细记载王莽篡位以后所采取的经济措施，但由于制度失中，奸臣弄权，导致官民都很穷困，最后改制，不但没有成功，而是走向灭亡。
《沟洫志》的前半部分内容来源于《史记·河渠书》，记述夏禹治水的功勋，以及全国范围内的水利灌溉工程。后半部分补充了一些司马迁之后的治水措施。《货殖传》绝大部分内容来源于《史记·货殖列传》，叙述四民在一种协调发展的秩序中才能致富，不会出现因畸形发展而失衡的现象。可能会因为班固把对工商业者的介绍主要集中在了《食货志》的缘故，所以《货殖传》没有其他太多的内容。
二、司马迁和班固经济思想的不同
史书要求在记录时做到客观真实，因此作者在叙述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时，不能带有过多的个人情感，作者也只有在篇末进行论赞。班固写的中国第一部断代史是相对客观地描写西汉历史，在篇末的赞语中进行评价。班固在《司马迁传》赞语中批评司马迁“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 [3]2738。《史记》一百三十篇，除了那三篇介绍经济外，其他一百二十七篇很少提到有关经济方面的。
范晔在《后汉书·班彪列传》的赞语中说“固之序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 [4]1386与此相比，司马迁的《史记》的史实的客观性就不如《汉书》了。后世对《史记》的文学价值评价很高，在西汉前期的历史记录的史学价值高。而对西汉的历史记录，其史学价值不如《汉书》。 司马迁讲有关农业的内容不多，主要是《河渠书》所叙述的上古至武帝时期各朝代兴修水利、疏导河流情况。《平准书》和《货殖列传》主要介绍工商业者的发财致富之策。司马迁把《平准书》和《货殖列传》分别放在“书”和“列传”的最后一篇，这虽然不能足够说明他对经济的态度，但从侧面还是可以看出他对经济的态度稍逊于其他方面。
班固对经济的介绍主要体现在《食货志》中，分上下两卷介绍。《食货志》为了显示出汉代各种经济制度的渊源所在，上篇首先叙述了先秦的井田制度，李悝的“尽地力之教”、管仲行“轻重之法”等经济措施，下篇记载周、秦的币制，较好地处理了“断汉为史”和“通古今”的结合问题。[5]156在《叙传》中，他提到“厥初生民，食货惟先” [3]4242，故而他对食货很重视。
班固主张“食货”同等重要，“二者，生民之本”，这一点他敢于打破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是对传统的经济思想的深刻认识。他多引用《管子》里的内容，对其继承并发展。班固虽然认为食货并重，但是也有先后，先“食足”而后“货通”，于是就有了“食货志”，而不是“货食志”，把“食”放在第一位，“货”放在第二位。赵靖先生主编的《中国经济思想通史》指出，中国古代在西汉中期形成了两种国民经济管理模式：干预主义的轻重论和放任主义的善因论，称班固“重视经济问题，开启了研究中国封建经济的新模式”。[6]70班固则主张干预主义的轻重论，认为经济发展绝不可让其放任自流，中央应采取一定的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对其进行干预。按现在的经济理论来说，这就是发挥国家“有形的手”宏观调控的作用，对经济经行干预，确保其稳定发展。
三、经济思想不同的原因
由于司马迁生活在西汉前期，所以《史记》中对西汉的介绍不够完整。而班固生活在东汉时期，《汉书》是整个西汉的历史，故而他能看到完整地西汉资料，并对其整理。
司马迁引用庄子的话，“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 [1]3182，这是司马迁的愤激之语，一针见血地揭穿了统治阶级的虚伪道德，因为司马迁曾因家里无钱而不能自赎而惨遭“腐刑”的人，所以他对统治者的虚伪和残暴有切身的体会。然而从另一方面说，司马迁不懂得“既明且哲，以保其身”。[7]1225
司马迁对于经济尤其是农业的态度跟他的个人遭遇有很大关系，当他遭受“李陵之祸”后，因“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1]2730故而他对贫穷有深刻的体会，对当时的统治者是不满的。《史记》的文学艺术价值很高，但如果就西汉前期历史就要结合其他史书进行参考。司马迁对西汉统治者不满，故而在叙述上有些言辞难免有些过激。
《平准书》和《食货志》有同有异，加上《货殖列传》和《貨殖传》这两篇，能够反映司马迁和班固经济思想的不同，司马迁对工商业比较重视，对农业则不太重视。而班固全面把握汉代经济发展状况，对其进行中肯的评价，可以看出他对农工商业态度是相对平等的。
参考文献：
[1][汉] 司马迁 撰 史记（全十册）[M].北京：中华书局，1952.
[2]（唐）孔颖达，阮元校刻.尚书正义[Z]//十三经注疏（全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82.
[3][汉] 班固 撰.汉书（全十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1962.
[4][宋] 范晔 撰.后汉书（全十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3.
[5] 陈其泰 赵永春 著，班固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6] 赵靖 著.中国经济思想通史（四卷）第二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7][清] 阮元 校刻.毛诗正义[Z]//十三经注疏（全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82.
关键词：《史记》；《汉书》； 经济思想
自古以来，“食货”之事很重要，关系到国家的根本。农业是国家发展的基础，而粮食是基础的基础。工商业是国家发展的催化剂和助推剂，尽管历朝历代都重农轻商，但商业经济发展不但没有被遏制，反而得到发展，明朝末期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这都是商业发展的结果。但是汉武帝前期由于富商大贾囤积居奇，本应属于国家企业的盐和铁这些重工业，归地方管理，地方政府和百姓都铸钱，这样导致了“钱益多而轻，物益少而贵”。[1]1426这就是通货膨胀问题，市场上流通的货币多了，货币就会贬值。
关于“食货”的定义，《尚书·洪范》里“八政：一曰食，二曰货”，孔颖达在《尚书正义》里解释“一曰食，教民使勤农业也。二曰货，教民使求资用也。”[2]189班固在《汉书·食货志》里解释为“食谓农殖嘉榖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龟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二者，生民之本，兴自神农之世。”[3]1117“食货”二字就是食物和货物，就是农业和工商业。
一、《史记》、《汉书》中介绍经济的篇目
《史记》对农业的介绍集中在《河渠书》，《平准书》和《货殖列传》主要介绍工商业的发展。司马迁把《平准书》和《货殖列传》分别放在“书”和“列传”的最后一篇，这虽然不能足够说明他对经济的态度，但从侧面还是可以看出他对经济的态度稍逊于其他方面。与此相比，班固的《汉书》对经济的介绍主要集中在《食货志》、《沟洫志》、《货殖传》中，而且这三篇并没有放在“志”、“传”的最后一篇，其中《食货志》分上下篇进行介绍。另外在《汉书》里的《霍光金日传》和《西南夷两粤朝鲜传》等篇目也有提到经济方面的内容。
《河渠书》主要讲水患灾害以及人们如何兴修水利和疏导河流来漕运和溉田。司马迁曾作过很多调查研究，考察了全国大大小小的江河、湖泊和渠道，认为水利与国计民生关系重大。汉武帝巡祭山川，路过黄河瓠子宣房这个地方，感叹“河伯兮何不仁，泛滥不止兮愁吾人” [1]1413，下决心堵塞瓠子河堤决口，动用了几万百姓。汉武帝于是沈玉璧于河，召令群臣治河派人到处收集柴草加以泥石堵决，并即兴创作了《瓠子歌》。司马迁当时也参加了抗洪，而且发出了感叹，“甚哉，水之为利害也！余從负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诗而作《河渠书》。”[1]1415他忧虑水患灾害，所以才会在《河渠书》论赞语中有如此的感叹。
《平准书》主要记载西汉前期的货价政策和货币改革。“平准”一词，即稳定物价之意。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维弊之行，以通农商；其极则玩巧，并兼兹殖，争於机利，去本趋末。作《平准书》以观事变。” [1]3306《平准书》主要讲社会上工商业者的致富之路，“入物者补官，出货者除罪”[1]1421即是对工商业者的优惠条件，如果是贫穷百姓的话则是按法执行。《货殖列传》记述了先秦至西汉前期的工商业者的致富之策，是司马迁为经营工商业者立的传。司马迁认为自古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誇矜埶能之荣” [1]3253，也就是指物欲横流的社会是不可改变的。他认为经济发展是有其客观规律的，国家对于社会经济活动最好是听其自然，因之顺之，不加干涉。他对桑弘羊积极推行国家专卖政策很不赞同，斥为“与民争利”。在《史记》中，他对桑弘羊这样杰出的经济活动家不予立传，只在《平准书》中简略提及，并带有批判意味。
《食货志》记述了自上古至王莽败亡近一千多年的历史，不仅全面反映了这一时段的社会经济状况，也给汉代的经济措施提供了对比参数。《食货志》内容比《平准书》多出了一倍，对当时先进的生产技术，有价值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都有记载。如《食货志》上篇“食”的部分，叙述先秦的井田制等，“先王制土处民富而教之之大略” [3]1123，秦孝公用商鞅废井田开阡陌之策，使秦国能够称霸诸侯。汉兴以后，文帝“躬修俭节，思安百姓” [3]1127，令民入粟及除民田租税。武帝末年悔征伐而力农，赵过作代田法。昭、宣之时，耿寿昌筑常平仓，农田广阔，百姓经济开始好转。元、成之时经济状况不好，哀帝时更加愈下，平帝崩，王莽篡位，增加赋税，百姓更加贫困。下篇“货”的部分，有一部分来源于《史记·平准书》，但更多的是记载武帝以后的经济政策，详细记载王莽篡位以后所采取的经济措施，但由于制度失中，奸臣弄权，导致官民都很穷困，最后改制，不但没有成功，而是走向灭亡。
《沟洫志》的前半部分内容来源于《史记·河渠书》，记述夏禹治水的功勋，以及全国范围内的水利灌溉工程。后半部分补充了一些司马迁之后的治水措施。《货殖传》绝大部分内容来源于《史记·货殖列传》，叙述四民在一种协调发展的秩序中才能致富，不会出现因畸形发展而失衡的现象。可能会因为班固把对工商业者的介绍主要集中在了《食货志》的缘故，所以《货殖传》没有其他太多的内容。
二、司马迁和班固经济思想的不同
史书要求在记录时做到客观真实，因此作者在叙述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时，不能带有过多的个人情感，作者也只有在篇末进行论赞。班固写的中国第一部断代史是相对客观地描写西汉历史，在篇末的赞语中进行评价。班固在《司马迁传》赞语中批评司马迁“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 [3]2738。《史记》一百三十篇，除了那三篇介绍经济外，其他一百二十七篇很少提到有关经济方面的。
范晔在《后汉书·班彪列传》的赞语中说“固之序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 [4]1386与此相比，司马迁的《史记》的史实的客观性就不如《汉书》了。后世对《史记》的文学价值评价很高，在西汉前期的历史记录的史学价值高。而对西汉的历史记录，其史学价值不如《汉书》。 司马迁讲有关农业的内容不多，主要是《河渠书》所叙述的上古至武帝时期各朝代兴修水利、疏导河流情况。《平准书》和《货殖列传》主要介绍工商业者的发财致富之策。司马迁把《平准书》和《货殖列传》分别放在“书”和“列传”的最后一篇，这虽然不能足够说明他对经济的态度，但从侧面还是可以看出他对经济的态度稍逊于其他方面。
班固对经济的介绍主要体现在《食货志》中，分上下两卷介绍。《食货志》为了显示出汉代各种经济制度的渊源所在，上篇首先叙述了先秦的井田制度，李悝的“尽地力之教”、管仲行“轻重之法”等经济措施，下篇记载周、秦的币制，较好地处理了“断汉为史”和“通古今”的结合问题。[5]156在《叙传》中，他提到“厥初生民，食货惟先” [3]4242，故而他对食货很重视。
班固主张“食货”同等重要，“二者，生民之本”，这一点他敢于打破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是对传统的经济思想的深刻认识。他多引用《管子》里的内容，对其继承并发展。班固虽然认为食货并重，但是也有先后，先“食足”而后“货通”，于是就有了“食货志”，而不是“货食志”，把“食”放在第一位，“货”放在第二位。赵靖先生主编的《中国经济思想通史》指出，中国古代在西汉中期形成了两种国民经济管理模式：干预主义的轻重论和放任主义的善因论，称班固“重视经济问题，开启了研究中国封建经济的新模式”。[6]70班固则主张干预主义的轻重论，认为经济发展绝不可让其放任自流，中央应采取一定的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对其进行干预。按现在的经济理论来说，这就是发挥国家“有形的手”宏观调控的作用，对经济经行干预，确保其稳定发展。
三、经济思想不同的原因
由于司马迁生活在西汉前期，所以《史记》中对西汉的介绍不够完整。而班固生活在东汉时期，《汉书》是整个西汉的历史，故而他能看到完整地西汉资料，并对其整理。
司马迁引用庄子的话，“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 [1]3182，这是司马迁的愤激之语，一针见血地揭穿了统治阶级的虚伪道德，因为司马迁曾因家里无钱而不能自赎而惨遭“腐刑”的人，所以他对统治者的虚伪和残暴有切身的体会。然而从另一方面说，司马迁不懂得“既明且哲，以保其身”。[7]1225
司马迁对于经济尤其是农业的态度跟他的个人遭遇有很大关系，当他遭受“李陵之祸”后，因“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1]2730故而他对贫穷有深刻的体会，对当时的统治者是不满的。《史记》的文学艺术价值很高，但如果就西汉前期历史就要结合其他史书进行参考。司马迁对西汉统治者不满，故而在叙述上有些言辞难免有些过激。
《平准书》和《食货志》有同有异，加上《货殖列传》和《貨殖传》这两篇，能够反映司马迁和班固经济思想的不同，司马迁对工商业比较重视，对农业则不太重视。而班固全面把握汉代经济发展状况，对其进行中肯的评价，可以看出他对农工商业态度是相对平等的。
参考文献：
[1][汉] 司马迁 撰 史记（全十册）[M].北京：中华书局，1952.
[2]（唐）孔颖达，阮元校刻.尚书正义[Z]//十三经注疏（全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82.
[3][汉] 班固 撰.汉书（全十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1962.
[4][宋] 范晔 撰.后汉书（全十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3.
[5] 陈其泰 赵永春 著，班固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6] 赵靖 著.中国经济思想通史（四卷）第二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7][清] 阮元 校刻.毛诗正义[Z]//十三经注疏（全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