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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1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议时提出，当前经济运行稳中有变，面临一些新问题新挑战，外部环境发生明显变化”。
“这个‘变’也涉及到金融体系出现了一些局部性的金融风险。”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总经济师徐洪才在参加第111期“经济每月谈”上谈到，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今年及未来3年，“三大攻坚战”之一就是要防控重大风险，特别是金融风险。会议确定，下半年的工作指导方针体现在六个“稳”，金融排在第二位，仅次于就业，稳预期也更多的是体现在金融市场层面上。
从目前的形势看，徐洪才认为金融局部性风险主要体现在需求增长明显疲弱、股票市场大幅度缩水、债券市场违约事件频发、汇率贬值明显加大、P2P平台公司崩盘、多年形成的房地产泡沫岌岌可危等方面。
今年二季度以来，投资、消费、进出口“三驾马车”明显回落。其中，固定资产投资1-8月份累计增长只有5.3%，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同比增长9.3%，都创下历史新低。进出口贸易顺差1-8月份是1936.59亿美元，同比下降26.36。此外，上半年外需拉动经济增长-0.1个百分点，去年是正的0.6个百分点。
“这说明，从宏观层面看三大需求都在下降，经济下行的风险明显加大。”徐洪才说，微观层面看，一些局部性风险也已开始显现，首先体现在银行业的金融风险有所上升。
相关统计显示，到今年7月份，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是254.31万亿元，同比上升了7.5%；负债233.75万亿元，上升了7.1%。同时，信用风险、资产利润率、资本充足率等风险指标也有所上升。徐洪才分析指出，“我们是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为辅的金融体系，总体上看，银行业经营虽然稳健，但效益有温和的滑坡，顺着经济周期下行的过程，说明风险有所加大。”
债券市场的违约事件频繁发生，数据显示，上半年有24家债券出现了违约，涉及违约金额248亿元，其中上市公司有4家；与2017年上半年相比，违约债券的数量、金额、发行主体分别增长20%、49%和27%。徐洪才指出，这里涉及到两个问题，一是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一是国有企业的降杠杆。
从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来看，目前地方政府的债务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举债的规模比较大，增长速度比较快，举债主体多样化、隐蔽性比较强。举债主体除了政府部门以外，还包括融资平台公司、经费补助的事业单位、公用事业单位等。地方政府的债务与土地财政、影子银行等风险点交织在一起，容易相互感染。徐洪才补充说明，“而且最近两年出现了一个新情况，就是越来越多的城投公司选择在境外发行债券，形成新的政府隐性债务。”
“今年金融市场动荡，人民币出现了贬值压力以及三大股指出现了全线下跌。”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博士谈俊认为，当前对我国影响比较大的是港币存在贬值压力，4月中旬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后，美元兑港币汇率多次触及7.85的弱方兑换保证水平，香港金融管理局入市进行汇率干预。
习近平主席在去年7月份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把主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科学防范、早识别、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
按照这一部署，徐洪才认为，“针对这些问题，我们要综合治之，保持战略定力，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为实体经济、为经济平稳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
目前来看，我国服务业特别是金融服务业总体竞争力偏弱，再加上外部环境出现变化，美国加息、升值，资本回流等因素，導致周边的新兴经济体市场出现了剧烈振荡。
“在这种外部冲击风险加大的情况下，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面临很大的挑战。”徐洪才指出，银行体系应该进一步贯彻稳健经营的基本思路，同时要扩大改革创新，特别是大型银行机构还是要进行战略性转型，要改变、减少从过去的那种对存贷款传统业务的依赖，走综合经营的发展道路，特别是要通过降低成本，推出一些创新性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来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帮助企业在产业转型升级、结构调整当中提供一揽子整体性的金融服务和解决方案，特别要利用大数据、互联网平台，提供针对性、精细化的金融服务，来提高服务的质量和降低服务成本，通过利用综合经营的整体优势来打造核心竞争力。
针对地方债风险，徐洪才建议首先要摸清隐性债务的家底，做到心中有数。
据了解，一些平台公司数量比较多、治理结构不完善、层次复杂、管理混乱、违规担保、随意拆借资金现象严重，大部分的债务游离于财政部门监管之外。而且平台公司盈利能力比较差，难以通过自身的经营收益偿还债务。还有一些地方政府通过PPP、政府购买服务变相举债。
徐洪才说，“目前隐性债务融资形式呈现多元化，除了常规的银行贷款以外，像融资租赁、企业债券、PPP信托融资中期票据、基金融资等多种形式相互交织，我们要进行这方面的摸底调查，掌握相关信息。”
其次，要健全风险监测预警和早期干预机制，夯实地方债管理的闭环体系，为地方政府合法合规举债堵住后门、开好前门，加强金融基础设施的统筹监管和互联互通，推进金融业综合统计和监管信息共享。
第三，要适当加大地方债质押和交易范围，提高流动性。下半年，一方面是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要适当扩大地方政府债权的质押范围，盘活政府存量资产，筹集资金有效化解债务，清理核实土地使用权、国有股权固定资产特许经营权等政府资产，优先处置闲置资产用于偿债，出台土地开发收益分配办法，将土地出让收益用于偿债风险准备金；另一方面要推广资产证券化这一创新性金融业务，这是盘活存量资源、解决流动性不足的一个现实可行的办法。
第四，要建立和完善地方债券市场化定价的机制，规范相关操作。
第五，要健全财务收支信息披露机制，强化偿债能力的评估，提高信息的透明度，定期跟踪负债率、债务率、新增债务率、预期债务率、偿债率等监控指标，增强投资人信心。
第六，要制定偿债计划，稳定偿债资金的来源，综合考量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可支配的财力、支持支出结构等条件，合理安排偿债额度，适当调整偿债年限。徐洪才认为，“当期财力偿还存在缺口的可以纳入中长期财政规划，通过跨年度的预算平衡机制予以解决。同时，应积极推广PPP模式，拓宽偿债渠道，消化债务存量。此外，还要对一些问题国资平台公司实施债务重组，实现市场化的债务转型。”
近几年，随着几次大的事件发生，尤其是影响面比较广的E租宝、钱宝网发生跑路，互联网金融风险受到高度关注，国家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也在不断加强，从2016年开始，专项整治力度不断加大。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张影强指出，互联网金融风险主要有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经营风险、交叉风险、社会风险、政策风险及技术和安全带来的风险等表现形式，表现比较突出的是网贷、现金贷、第三方支付和ICO等领域。
分析风险背后的原因，除去违规经营、外部环境等因素，监管不到位也是业内的一个共识。张影强指出，“从几起恶性事件来看，基本上从成立注册到最终被发现，都有四五年时间，这么长时间的违规经营竟然没被发现，肯定监管有不到位的地方，包括监管理念、监管能力、监管手段等。”
“未来一两年，属于我国互联网金融整体上规范发展的阶段，要探讨比较完善的互联网金融监管制度。”张影强认为，一定要在监管与创新中要寻求一个平衡，这是一个主旋律。也就是说，不能因为政府的严监管导致行业的发展因噎废食。“新加坡利用沙盒机制对互联网金融进行监管，一方面支持了创新，另一方面有效的隔离了风险，值得我们监管部门借鉴。”
“这个‘变’也涉及到金融体系出现了一些局部性的金融风险。”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总经济师徐洪才在参加第111期“经济每月谈”上谈到，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今年及未来3年，“三大攻坚战”之一就是要防控重大风险，特别是金融风险。会议确定，下半年的工作指导方针体现在六个“稳”，金融排在第二位，仅次于就业，稳预期也更多的是体现在金融市场层面上。
金融局部性风险开始显现
从目前的形势看，徐洪才认为金融局部性风险主要体现在需求增长明显疲弱、股票市场大幅度缩水、债券市场违约事件频发、汇率贬值明显加大、P2P平台公司崩盘、多年形成的房地产泡沫岌岌可危等方面。
今年二季度以来，投资、消费、进出口“三驾马车”明显回落。其中，固定资产投资1-8月份累计增长只有5.3%，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同比增长9.3%，都创下历史新低。进出口贸易顺差1-8月份是1936.59亿美元，同比下降26.36。此外，上半年外需拉动经济增长-0.1个百分点，去年是正的0.6个百分点。
“这说明，从宏观层面看三大需求都在下降，经济下行的风险明显加大。”徐洪才说，微观层面看，一些局部性风险也已开始显现，首先体现在银行业的金融风险有所上升。
相关统计显示，到今年7月份，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是254.31万亿元，同比上升了7.5%；负债233.75万亿元，上升了7.1%。同时，信用风险、资产利润率、资本充足率等风险指标也有所上升。徐洪才分析指出，“我们是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为辅的金融体系，总体上看，银行业经营虽然稳健，但效益有温和的滑坡，顺着经济周期下行的过程，说明风险有所加大。”
债券市场的违约事件频繁发生，数据显示，上半年有24家债券出现了违约，涉及违约金额248亿元，其中上市公司有4家；与2017年上半年相比，违约债券的数量、金额、发行主体分别增长20%、49%和27%。徐洪才指出，这里涉及到两个问题，一是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一是国有企业的降杠杆。
从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来看，目前地方政府的债务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举债的规模比较大，增长速度比较快，举债主体多样化、隐蔽性比较强。举债主体除了政府部门以外，还包括融资平台公司、经费补助的事业单位、公用事业单位等。地方政府的债务与土地财政、影子银行等风险点交织在一起，容易相互感染。徐洪才补充说明，“而且最近两年出现了一个新情况，就是越来越多的城投公司选择在境外发行债券，形成新的政府隐性债务。”
“今年金融市场动荡，人民币出现了贬值压力以及三大股指出现了全线下跌。”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博士谈俊认为，当前对我国影响比较大的是港币存在贬值压力，4月中旬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后，美元兑港币汇率多次触及7.85的弱方兑换保证水平，香港金融管理局入市进行汇率干预。
习近平主席在去年7月份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把主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科学防范、早识别、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
按照这一部署，徐洪才认为，“针对这些问题，我们要综合治之，保持战略定力，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为实体经济、为经济平稳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
金融机构要在稳健中创新
目前来看，我国服务业特别是金融服务业总体竞争力偏弱，再加上外部环境出现变化，美国加息、升值，资本回流等因素，導致周边的新兴经济体市场出现了剧烈振荡。
“在这种外部冲击风险加大的情况下，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面临很大的挑战。”徐洪才指出，银行体系应该进一步贯彻稳健经营的基本思路，同时要扩大改革创新，特别是大型银行机构还是要进行战略性转型，要改变、减少从过去的那种对存贷款传统业务的依赖，走综合经营的发展道路，特别是要通过降低成本，推出一些创新性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来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帮助企业在产业转型升级、结构调整当中提供一揽子整体性的金融服务和解决方案，特别要利用大数据、互联网平台，提供针对性、精细化的金融服务，来提高服务的质量和降低服务成本，通过利用综合经营的整体优势来打造核心竞争力。
摸清隐性债务家底
针对地方债风险，徐洪才建议首先要摸清隐性债务的家底，做到心中有数。
据了解，一些平台公司数量比较多、治理结构不完善、层次复杂、管理混乱、违规担保、随意拆借资金现象严重，大部分的债务游离于财政部门监管之外。而且平台公司盈利能力比较差，难以通过自身的经营收益偿还债务。还有一些地方政府通过PPP、政府购买服务变相举债。
徐洪才说，“目前隐性债务融资形式呈现多元化，除了常规的银行贷款以外，像融资租赁、企业债券、PPP信托融资中期票据、基金融资等多种形式相互交织，我们要进行这方面的摸底调查，掌握相关信息。”
其次，要健全风险监测预警和早期干预机制，夯实地方债管理的闭环体系，为地方政府合法合规举债堵住后门、开好前门，加强金融基础设施的统筹监管和互联互通，推进金融业综合统计和监管信息共享。
第三，要适当加大地方债质押和交易范围，提高流动性。下半年，一方面是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要适当扩大地方政府债权的质押范围，盘活政府存量资产，筹集资金有效化解债务，清理核实土地使用权、国有股权固定资产特许经营权等政府资产，优先处置闲置资产用于偿债，出台土地开发收益分配办法，将土地出让收益用于偿债风险准备金；另一方面要推广资产证券化这一创新性金融业务，这是盘活存量资源、解决流动性不足的一个现实可行的办法。
第四，要建立和完善地方债券市场化定价的机制，规范相关操作。
第五，要健全财务收支信息披露机制，强化偿债能力的评估，提高信息的透明度，定期跟踪负债率、债务率、新增债务率、预期债务率、偿债率等监控指标，增强投资人信心。
第六，要制定偿债计划，稳定偿债资金的来源，综合考量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可支配的财力、支持支出结构等条件，合理安排偿债额度，适当调整偿债年限。徐洪才认为，“当期财力偿还存在缺口的可以纳入中长期财政规划，通过跨年度的预算平衡机制予以解决。同时，应积极推广PPP模式，拓宽偿债渠道，消化债务存量。此外，还要对一些问题国资平台公司实施债务重组，实现市场化的债务转型。”
互联网金融监管要寻找平衡点
近几年，随着几次大的事件发生，尤其是影响面比较广的E租宝、钱宝网发生跑路，互联网金融风险受到高度关注，国家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也在不断加强，从2016年开始，专项整治力度不断加大。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张影强指出，互联网金融风险主要有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经营风险、交叉风险、社会风险、政策风险及技术和安全带来的风险等表现形式，表现比较突出的是网贷、现金贷、第三方支付和ICO等领域。
分析风险背后的原因，除去违规经营、外部环境等因素，监管不到位也是业内的一个共识。张影强指出，“从几起恶性事件来看，基本上从成立注册到最终被发现，都有四五年时间，这么长时间的违规经营竟然没被发现，肯定监管有不到位的地方，包括监管理念、监管能力、监管手段等。”
“未来一两年，属于我国互联网金融整体上规范发展的阶段，要探讨比较完善的互联网金融监管制度。”张影强认为，一定要在监管与创新中要寻求一个平衡，这是一个主旋律。也就是说，不能因为政府的严监管导致行业的发展因噎废食。“新加坡利用沙盒机制对互联网金融进行监管，一方面支持了创新，另一方面有效的隔离了风险，值得我们监管部门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