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与婚姻作为表征现代生活的重要参数，一向是小说家用以探触现代社会道德含量、思想边界和精神韧性的常见题材。不幸的是，文学史对于爱情的摹写早有珠玉：男权话语体系中饱含着封建血泪的焦仲卿刘兰芝，“五四”时期带有反叛精神底色和反封建使命的新派学生，叙事宏大、情感圣洁的“十七年”文学中被时代、政治与道德覆盖而隐没了个体的集体性书写，以及1980年代后聚焦个人化身体经验的表达……可以说，小说创作中有关爱情的题材在新故事的拓展可能性方面已经所剩无几。但正如阿甘本表述文学的“当代性”时提到的概念——“同时代性”一样，相近的主题、类似的情节，甚至是似曾相识的表达，因为与当下时代构成了新的对话关系，“在场”的社会背景及其衍生的文化语境就会使这些作品形成新的精神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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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匕首》《两面金黄》和《中山公园大雨倾盆的那天》讲的都是关于“出轨”的故事。《匕首》中的“她”瞒着异地工作的未婚夫老钟与她的粉丝刘军产生了暧昧感情，刘军阔绰从容的物质生活覆盖了他们之间最初的文学话题，成为她欲罢不能的现实诱惑。《中山公园大雨倾盆的那天》中的李小飞因男友酒后的放纵被传染了HIV病毒，在绝望中求死的女主角让刚刚办理了结婚登记的汪建一见钟情。“出轨”的故事往往会增加小说的情节张力，其中蕴含的道德主题会凭借故事产生的伦理评价和人物命运，一同接受读者的情感关注。但套路化的情节设置和脸谱化的人物形象显然无法让小说家们感到写作快感，因为伦理的引导极容易带来道德层面的二元判断，这是小说的使命所不能容许的。就像《匕首》中的“她”，作者在小说中甚至都没有给她命名，用来对应她在情感与现实坐标系中的模糊和不确定。一方面她珍惜和老钟相爱十年的深厚感情，享受他一米九身高的外形，然而对于坐拥豪车别墅又懂一点点文学的刘军，仍然无法拒绝。她并不是简单的拜金女，并不想用“自我”去置换优越的物质生活，她甚至对刘军矮瘦的外形和俗气的恐吓感到恶心，可她依然越出了属于“她”的生活之轨。她内心反抗以刘军为符号的物欲的占有，坚决守护与老钟的情感契约，可她的肢体又顺从着对洋房豪车奢华生活的向往，不断与心灵进行着“为什么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质问：为什么拥有良好外形和理想爱情的老钟就没有刘军的房子和车呢？为什么刘军就不能有老钟那样修长的体态呢？这是消费主义下的现实生活对青年人关于“欲望”越界的捕捉，也是生活把他们从恋爱的泡沫推入坚硬的现实生活中后，带给他们的无力感和无望感，仿佛两种价值观的足印交叠，面目难辨，“她”只能对曾经坚守的价值观进行一次短暂的叛逃。
　　这样的叛逃，也出现在《中山公园大雨倾盆的那天》中。汪建偶遇大雨中和他一棵树下避雨的李小飞，并决心与新婚妻子分手“下决心非追到她不可”的时候，李小飞正被HIV病毒和恋人肉体的背叛逼到生活的死角，这一实一虚、一明一暗的双重打击让她与现实产生了短暂的情绪失联。在汪建的热烈追求下安然度过心理接受期的李小飞，用身体的奉献和出走完成了与旧我的分庭抗礼。作者巧妙地运用了时间来进行文本结构，把回忆中两人从走进公园到相遇的不到两个小时的须臾瞬间，与他们相识相知又相爱分离最终黯然神伤的长达两年多的时间强行对位，一条线回忆，另一条线进展，双线并进中呈现出情节的蒙太奇效果和时间容量的对冲，构成了小说结构上的独特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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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著名女作家杜拉斯在《物质生活》中指出，“由女人创造出来供人安居其中的家庭，这就是所谓乌托邦的所在。”事实上，对乌托邦的具体化的过程当然是爱情书写不得不面对的话题，但乌托邦中的人物对自我的认知、态度和出路的选择更应该与社会进步产生紧密的对话关系，女性在当下社会中的身份更新和比重变化应该对她们的选择有所影响。
　　尽管《匕首》给出的是一个貌似开放性的结尾，但压在“她”头顶的道德负担和人物在爱与欲望之间的反复纠缠，导致她的逃离并没有为人物的自我成长打开新的方向，这只是一场把脚迈出去又缩回来的心理斗争；是一起带有臆想色彩的感情冒险；是一次在现实生活推动下对情感边界的试错。她逃离了事件现场，而李小飞逃离的是情感现场。除了用不打招呼的离开给读者一个远走高飞的“远方”暗示之外，得知感染病毒的李小飞最早还设想过一种更决绝的出逃：死亡。远方或者死亡，对于个人的情感历史都是自反性逃逸，而两种“逃离”，李小飞比“她”显然要更彻底一些。
　　如果认真地就逃离的彻底性论一论，《两面金黄》中的图津津则比李小飞更胜一筹。之所以这么说，不是因为她逃离的空间距离最远——去万里之遥的比利时确认了爱情，而是因为她确认爱情的对象也是女性。那么，图津津的出轨，出离的就不再是情侣之间的感情契约，而是传统伦理和道德评价。当图津津挑战无边无际又坚如磐石的伦常时，她的母亲吴美仪却在广场舞派对中寻找到了夕阳爱情。“88年、身高168、名牌硕士、五百强职员、月薪两萬”的图津津，在恒信大厦32层茶水间俯瞰着黄浦江和人民广场的图津津，真应该是一个生龙活虎、活色生香的图津津，可不幸的是母亲和女儿的生活状态出现了倒置。“这世界总有那么多的山，总是有夕阳拂煦”。图津津既不像“她”在爱情与物质之间的反复徘徊，也不像李小飞那样对道德瑕疵和现实困境挣扎逃避，她对既有道德边界的冒犯使她的逃离既完成了自我认知，又完成了自我选择。
　　这就使这三个小说文本呈现出三种时态，“她”、李小飞和图津津仿佛是女性成长的过去时、现在时和将来时，她们一个比一个彻底，一个比一个清醒，在自我话语和现实秩序下接力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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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女性经济实力、消费能力和社会地位的提升不断拉动她们在经济社会中的主体位置时，主体意识自然被唤醒。当然，我们讨论的主体意识不再是20世纪初期的“解放”和“启蒙”，不再是男性视角下从“娘家”出走到“婆家”的性别叙事，也不是无路可走、出走又不得不回来的“中国式娜拉”，而应该是作为社会公民的角色接过时代的话筒，镇定地发声。
　　这样看来，《匕首》中的仁慈和《中山公园大雨倾盆的那天》中的心软如出一辙。前者为主人公保住了贞洁和声名，大约是不想让感情信仰和青春誓言败下阵来，只是任由“她”在忠诚和背叛的空白之间做着合理化的纠结，任由“她”在剧情结束的时候仅仅能够做出一个意义含糊的仓皇选择。后者则为李小飞找到了生存的最后理由，让遭遇人生低谷时的女主角有一个莫名其妙以身殉情（未遂）的汪建伴随左右。
　　如果刘军没有那么短的腿呢？如果汪建也感染了HIV呢？迂回到情节的幕后，从道德穹顶的威压下撬开一丝缝隙，打开的不仅仅是小说面目的另一种可能，还可能是青年女性在现实困境与精神越界的合力下的精神“心电图”。她们的选择必然会提前——“她”既有对刘军产生好感的可能，也有放弃坚持道德底线的可能；李小飞不一定能洒脱离开汪建，也难说可以心平气和地自处：小说的趣味于是从隐约约变成血淋淋，这虽然并不是高明的路数，但主人公无需仅仅一边膜拜道德一边解构道德，在卑微和疯狂中辛苦地转换，她们完全可以正视个体真实的在场，正视现代社会中人类被强化和激化的越界冲动，正视人们自身有限性与欲望无限性的对峙，从而最终正视主体性的显现。
　　那么主体性是什么？应该是“她”对于解决现实困境的思考和参与，而不仅仅是非此即彼地把自己托付给老钟或者刘军；应该是一个小说家身份的女性与社会、与时代应该具有某种关系，而这种关系使一个从事文学工作的人得到精神确认，又得不到身份确认；应该是被感染HIV的李小飞，重新思考自己的绝望到底是源于对前男友“一夜情”的无法释怀还是被感染上HIV的受害应激反应或者两者哪个更多。让女性在成长阵痛中羽化成蝶，而不是被一个个“蓝胖子”式男人加持，从而导致一种危险——一种女性成长向男性话语暗度陈仓的危险。
　　因此，80、90后的青年小说家在处理爱情题材时，完全可以大大方方地呈现情感的现存秩序，爱情可能战胜现实，也可以输给物欲。在这日新月异的、丰富多元的社会背景中，捡拾人性的善良美好不可或缺，用力发掘精神层面新的可能，客观揭示人的命运也是至关重要的。
　　（王文静，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作品见于《文艺报》《中国艺术报》《雨花》《网络文学评论》等报刊杂志，获第十三届河北省文艺振兴奖、第九届河北文艺评论奖、第十四届石家庄市文艺繁荣奖。）
　　编辑：耿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