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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超越性是后期浪漫派小说创作的重要特征，这种超越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外在的超越，如对政治与他人的超越；二是内在的超越，即对自我的超越。对自我的超越又有入世与出世两种形态，前者显示出不计较一己之私的博大，后者追求宗教中的“虚无”和“空”的境界。后期浪漫派的小说创作正是在不同层面的超越中展开，完成了对人的生存意义和生命终极存在的探寻。
关键词：后期浪漫派 小说 超越性
无名氏与徐訏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的文坛颇引人注目，在创作倾向及审美趣味上有诸多相似之处。但对他们的流派认定，学术界存在好几种不同的提法，本文采用“后期浪漫派”这一名称。命名的丰富性，反映了这一流派的复杂性，本文拟从“超越性”这一角度對该流派的小说创作进行分析。
超越性是后期浪漫派小说的重要特征，与现实拉开一定的距离，才能有进行理性审视的空间。这种超越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外在的超越，如对政治与他人的超越，二是内在的超越，即对自我的超越。
一、外在的超越
超越性对于人类而言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海德格尔曾言：“超越就是最本质的存在。超越表示主体的本质，表示主观性的基本结构。超越构成自我。”a萨特则认为：“人经常超越自己。当人在投出自己、把自己消融于自己之外的时候，他就造成了自己的存在。另一方面，人之所以能存在，乃是由于追求超越的目的。”b人所具有的超越性，恰恰是证明人之存在的基础。但这种超越性具有多重层次，无名氏与徐訏正是以其小说创作，展现了这种超越的丰富性。
这种超越性首先体现于外在的超越，既体现于对外在于人的政治的超越，还表现在对他人的超越。徐訏 《鬼恋》中的“鬼”有着对政治的超越。小说正是在其对革命态度的转变中，揭示了政治的荒谬性。文中的“我”竭尽全力为所谓的革命舍生忘死，光暗杀人就有十八次之多，曾从枪林里、车马缝里逃越，轮船上、荒野上，甚至牢狱中逃脱。但“我”对革命的热忱却被无情悲惨的现实击碎，得到的结果不过是“一次次的失败，卖友的卖友，告密的告密，做官的做官，捕的捕，死的死，同志中只剩下我孤苦的一身”。对政治从狂热到清醒，“我”也因此实现了对政治的超越。
无名氏的《海艳》也体现了对压抑自由的政治的超越。“什么北伐的进军，武汉的围城，大革命的火焰，地底工作的黑暗年月，牢狱的痛苦……这幅‘蒙娜丽莎图’，全是一些高贵的谎骗。它们样子越高贵，也越谎骗的厉害。在那些庄严的大旗下，他失去的是自由，得到的是残酷”。政治往往通过冠冕堂皇的借口，使人在不知不觉间沦为被奴役的工具。因此，只有超越了政治的欺骗性，才能摆脱政治对个人自由的束缚。
正如萨特所说，“他人即地域”，除了对政治的超越，对他人的超越同样重要。在《吉卜赛的诱惑》中，“我”和外国女友潘蕊彼此相爱，潘蕊为了“我”放弃马赛的优越生活来到中国，她却最终像一枝萎败的玫瑰花渐渐失去了活力。“我”为了让她幸福，随她再次来到法国，却因为沦为寄生者而找不到人生的意义。以他人之名所造成的羁绊，即使是相爱的两人也不能免除。
如果说《吉卜赛的诱惑》中主人公们的困境源自一方对另一方的过度依赖，《塔里的女人》与《精神病患者的悲歌》则展现了另一种极端，即因为过于自尊而痛失所爱。
《塔里的女人》中的男主人公罗圣提认为，“在生命中，‘偶然’虽然可怕，但比偶然更可怕的是自我意识（也可以解释为自尊心），这‘自我意识’或‘自尊心’是许多悲剧的主要因素”c。若不是黎薇报复性地答应“我”为她做媒，而“我”又因为自尊，面对她的离开即使悲痛至晕厥也要苦苦强撑着所谓的脸面，这段爱情的悲剧便不会发生。《精神病患者的悲歌》中，白蒂的骄傲和自尊，使得海兰在爱情和友情的旋涡中苦苦挣扎，最终只能以牺牲自我的方式获得解脱。
但吉卜赛人的爱情观则超越了这种束缚，它追求的是一种彼此成全的自我实现。一方的牺牲必定带来另一方的痛苦，而这份痛苦会因为两者的联系而形成共同痛苦的恶性循环。因此，这种爱情观所依赖的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牺牲，而是彼此的相互独立。正是由于对他人的成功超越，才让《吉卜赛的诱惑》呈现出了与《塔里的女人》《精神病患者的悲歌》截然不同的结局。
二、内在的超越
能实现对政治与他人的超越已是难能可贵，但人类的超越性便是不断超越，即从“外在的超越”向“内在的超越”发展。内在的超越，意味着超越自我，乃至追求宗教中的“虚无”和“空”的境界。这种超越有入世与出世的两种形态，因而有着“积极的超越”与“消极的超越”之分。
入世的超越，是一种“积极的超越”。如在《精神病患者的悲歌》中，海兰和白蒂爱上了同一个男人，“美的爱情”与“善的行为”产生了激烈的冲突。海兰的牺牲，是对自我的超越和成全，与此同时，还感染了“我”将这份爱播撒给更多的人。这种爱不是自私的，而是博爱的，有一种类似于宗教的救赎。
《塔里的女人》中的罗圣提，在经历了爱情的破灭后不忘对抗战的责任，努力为其尽一份自己的力量。这种超越，是类似于杜甫“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担当，有超越了一己之私的博大情怀。
出世的超越，则显得有几分“消极”。《鬼恋》中的“鬼”选择“冷观这人世的变化”，继续扮演鬼活着。《塔里的女人》将爱情以演戏为譬喻，再精彩的戏也会有散场之时，再美好的爱情也终究会有消逝之日，与其沉溺其中，不如将其当作“一场戏”“一个梦”，只做一个观众：“她是不愿意再演戏了，戏演够了。我呢，自然也演够戏了；但我却还有一个欲望，就是：自己既然不想演了，不妨看看别人演戏。”d就如同《红楼梦》中的那块顽石，饱览世间繁华后归于静寂，知晓浮生不过一梦。因而不如冷观世界，与之保持一定的距离。
这种幻灭感常与对“偶然”与“必然”的思索紧密相连，人世间的因缘际遇、悲欢离合，看似偶然，在其背后实则存在某种必然。如《北极风情画》中的“我”和奥蕾利亚第一次深度接触源于一同观看《茶花女》，凄美哀婉的歌剧为小说定下了凄婉的基调，也为“我”和奥蕾利亚的悲剧结局埋下了伏笔。 在徐訏小说《时与光》中，这种预言则更为普遍。“我”所写的小说被改编成剧本后，小说中的女主人竟与现实生活中电影主演陆眉娜的命运极其相似——陷于纷繁情场之中，因为男主人公的妒意失去了双腿。而水晶棺材，更是象征着某种神秘力量，能占卜预言未来。而“我”违背自己的承诺带罗素蕾重游故地，被“不得善终”的誓言所惩罚。
正如小说中所揭示的：“一个人的行为只是命运的解释，而命运只是几行运行的小球的综错，一切的图案不过是偶然的组合。”e个人在命运前常常是无力的，就像俄狄浦斯王，努力挣脱命运的摆弄，却只是为命运做了注解。即使试图抗争，人们却绝望地发现，“它像神话中的狮妖，砍掉它的脑袋，它的第二个脑袋立刻会长出来。砍掉第二个，还有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 f一次次的失败会让人明白很多东西都是偶然的，包括那些短暂的美好，终究消逝。
但人们总是一厢情愿地把偶然当作必然，事实上，这些执念既对世事发展毫无影响，对自身而言反而是一种束缚。生命存在的根本就是“无”，无常才是一种必然。“凡存在，都是无。只有真正体会到了这个‘无’的存在，‘自我’才有可能获得自由”g。越是认真追求幸福的人，越不易得到幸福，人能做的，便是消解不必要的欲望，“回归到一种无执、无我的精神状态，它更突出地表现为一种宗教、审美的境界，一种叔本华所推崇的源于佛教的‘无执’境界”h。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内在的超越。
三、结语
从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康德、黑格尔，乃至之后的胡塞尔、海德格尔，超越性问题一直备受西方思想家关注。从徐訏的《禁果》到《风萧萧》《江湖行》《彼岸》《时与光》，从无名氏的《北极风情画》《塔里的女人》到《无名书初稿》，后期浪漫派的小说创作或显或隐地体现了这种“超越性”。
正如徐訏《时与光》小说名所暗示的，人世线性的时间不过是倏忽而逝的一道光而已，在现实世界中不断超越，人们才能不断接近自由与真理。
从超越政治及“他人”，到超越“自我”，达到“无执”与“虚无”之境，后期浪漫派的小说创作就在这一个个不同层面的超越中展开，完成了对人的生存意义和生命终极存在的探寻。
a 〔德〕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選集》（上），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59页。
b 〔法〕萨特：《存在主义哲学》，商务印书馆 1963年版，第169页。
cdf无名氏：《塔里的女人》，华夏出版社 2008年版，第211页，第116页，第117页。
e徐訏：《时与光》，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6版，第142页。
g 宋剑华：《生存的探索与艺术的选择──论无名氏与徐訏的小说创作》，《河北学刊》1995年第3期。
h 耿传明：《“新浪漫派”文学的“黑夜情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年第2期。
基金项目： 本文系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现代文学中身体意识与民族国家想象的冲突融合研究”（项目编号：19YBA146）成果
作 者： 王易新，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赵红玉 E-mail： [email protected]
关键词：后期浪漫派 小说 超越性
无名氏与徐訏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的文坛颇引人注目，在创作倾向及审美趣味上有诸多相似之处。但对他们的流派认定，学术界存在好几种不同的提法，本文采用“后期浪漫派”这一名称。命名的丰富性，反映了这一流派的复杂性，本文拟从“超越性”这一角度對该流派的小说创作进行分析。
超越性是后期浪漫派小说的重要特征，与现实拉开一定的距离，才能有进行理性审视的空间。这种超越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外在的超越，如对政治与他人的超越，二是内在的超越，即对自我的超越。
一、外在的超越
超越性对于人类而言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海德格尔曾言：“超越就是最本质的存在。超越表示主体的本质，表示主观性的基本结构。超越构成自我。”a萨特则认为：“人经常超越自己。当人在投出自己、把自己消融于自己之外的时候，他就造成了自己的存在。另一方面，人之所以能存在，乃是由于追求超越的目的。”b人所具有的超越性，恰恰是证明人之存在的基础。但这种超越性具有多重层次，无名氏与徐訏正是以其小说创作，展现了这种超越的丰富性。
这种超越性首先体现于外在的超越，既体现于对外在于人的政治的超越，还表现在对他人的超越。徐訏 《鬼恋》中的“鬼”有着对政治的超越。小说正是在其对革命态度的转变中，揭示了政治的荒谬性。文中的“我”竭尽全力为所谓的革命舍生忘死，光暗杀人就有十八次之多，曾从枪林里、车马缝里逃越，轮船上、荒野上，甚至牢狱中逃脱。但“我”对革命的热忱却被无情悲惨的现实击碎，得到的结果不过是“一次次的失败，卖友的卖友，告密的告密，做官的做官，捕的捕，死的死，同志中只剩下我孤苦的一身”。对政治从狂热到清醒，“我”也因此实现了对政治的超越。
无名氏的《海艳》也体现了对压抑自由的政治的超越。“什么北伐的进军，武汉的围城，大革命的火焰，地底工作的黑暗年月，牢狱的痛苦……这幅‘蒙娜丽莎图’，全是一些高贵的谎骗。它们样子越高贵，也越谎骗的厉害。在那些庄严的大旗下，他失去的是自由，得到的是残酷”。政治往往通过冠冕堂皇的借口，使人在不知不觉间沦为被奴役的工具。因此，只有超越了政治的欺骗性，才能摆脱政治对个人自由的束缚。
正如萨特所说，“他人即地域”，除了对政治的超越，对他人的超越同样重要。在《吉卜赛的诱惑》中，“我”和外国女友潘蕊彼此相爱，潘蕊为了“我”放弃马赛的优越生活来到中国，她却最终像一枝萎败的玫瑰花渐渐失去了活力。“我”为了让她幸福，随她再次来到法国，却因为沦为寄生者而找不到人生的意义。以他人之名所造成的羁绊，即使是相爱的两人也不能免除。
如果说《吉卜赛的诱惑》中主人公们的困境源自一方对另一方的过度依赖，《塔里的女人》与《精神病患者的悲歌》则展现了另一种极端，即因为过于自尊而痛失所爱。
《塔里的女人》中的男主人公罗圣提认为，“在生命中，‘偶然’虽然可怕，但比偶然更可怕的是自我意识（也可以解释为自尊心），这‘自我意识’或‘自尊心’是许多悲剧的主要因素”c。若不是黎薇报复性地答应“我”为她做媒，而“我”又因为自尊，面对她的离开即使悲痛至晕厥也要苦苦强撑着所谓的脸面，这段爱情的悲剧便不会发生。《精神病患者的悲歌》中，白蒂的骄傲和自尊，使得海兰在爱情和友情的旋涡中苦苦挣扎，最终只能以牺牲自我的方式获得解脱。
但吉卜赛人的爱情观则超越了这种束缚，它追求的是一种彼此成全的自我实现。一方的牺牲必定带来另一方的痛苦，而这份痛苦会因为两者的联系而形成共同痛苦的恶性循环。因此，这种爱情观所依赖的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牺牲，而是彼此的相互独立。正是由于对他人的成功超越，才让《吉卜赛的诱惑》呈现出了与《塔里的女人》《精神病患者的悲歌》截然不同的结局。
二、内在的超越
能实现对政治与他人的超越已是难能可贵，但人类的超越性便是不断超越，即从“外在的超越”向“内在的超越”发展。内在的超越，意味着超越自我，乃至追求宗教中的“虚无”和“空”的境界。这种超越有入世与出世的两种形态，因而有着“积极的超越”与“消极的超越”之分。
入世的超越，是一种“积极的超越”。如在《精神病患者的悲歌》中，海兰和白蒂爱上了同一个男人，“美的爱情”与“善的行为”产生了激烈的冲突。海兰的牺牲，是对自我的超越和成全，与此同时，还感染了“我”将这份爱播撒给更多的人。这种爱不是自私的，而是博爱的，有一种类似于宗教的救赎。
《塔里的女人》中的罗圣提，在经历了爱情的破灭后不忘对抗战的责任，努力为其尽一份自己的力量。这种超越，是类似于杜甫“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担当，有超越了一己之私的博大情怀。
出世的超越，则显得有几分“消极”。《鬼恋》中的“鬼”选择“冷观这人世的变化”，继续扮演鬼活着。《塔里的女人》将爱情以演戏为譬喻，再精彩的戏也会有散场之时，再美好的爱情也终究会有消逝之日，与其沉溺其中，不如将其当作“一场戏”“一个梦”，只做一个观众：“她是不愿意再演戏了，戏演够了。我呢，自然也演够戏了；但我却还有一个欲望，就是：自己既然不想演了，不妨看看别人演戏。”d就如同《红楼梦》中的那块顽石，饱览世间繁华后归于静寂，知晓浮生不过一梦。因而不如冷观世界，与之保持一定的距离。
这种幻灭感常与对“偶然”与“必然”的思索紧密相连，人世间的因缘际遇、悲欢离合，看似偶然，在其背后实则存在某种必然。如《北极风情画》中的“我”和奥蕾利亚第一次深度接触源于一同观看《茶花女》，凄美哀婉的歌剧为小说定下了凄婉的基调，也为“我”和奥蕾利亚的悲剧结局埋下了伏笔。 在徐訏小说《时与光》中，这种预言则更为普遍。“我”所写的小说被改编成剧本后，小说中的女主人竟与现实生活中电影主演陆眉娜的命运极其相似——陷于纷繁情场之中，因为男主人公的妒意失去了双腿。而水晶棺材，更是象征着某种神秘力量，能占卜预言未来。而“我”违背自己的承诺带罗素蕾重游故地，被“不得善终”的誓言所惩罚。
正如小说中所揭示的：“一个人的行为只是命运的解释，而命运只是几行运行的小球的综错，一切的图案不过是偶然的组合。”e个人在命运前常常是无力的，就像俄狄浦斯王，努力挣脱命运的摆弄，却只是为命运做了注解。即使试图抗争，人们却绝望地发现，“它像神话中的狮妖，砍掉它的脑袋，它的第二个脑袋立刻会长出来。砍掉第二个，还有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 f一次次的失败会让人明白很多东西都是偶然的，包括那些短暂的美好，终究消逝。
但人们总是一厢情愿地把偶然当作必然，事实上，这些执念既对世事发展毫无影响，对自身而言反而是一种束缚。生命存在的根本就是“无”，无常才是一种必然。“凡存在，都是无。只有真正体会到了这个‘无’的存在，‘自我’才有可能获得自由”g。越是认真追求幸福的人，越不易得到幸福，人能做的，便是消解不必要的欲望，“回归到一种无执、无我的精神状态，它更突出地表现为一种宗教、审美的境界，一种叔本华所推崇的源于佛教的‘无执’境界”h。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内在的超越。
三、结语
从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康德、黑格尔，乃至之后的胡塞尔、海德格尔，超越性问题一直备受西方思想家关注。从徐訏的《禁果》到《风萧萧》《江湖行》《彼岸》《时与光》，从无名氏的《北极风情画》《塔里的女人》到《无名书初稿》，后期浪漫派的小说创作或显或隐地体现了这种“超越性”。
正如徐訏《时与光》小说名所暗示的，人世线性的时间不过是倏忽而逝的一道光而已，在现实世界中不断超越，人们才能不断接近自由与真理。
从超越政治及“他人”，到超越“自我”，达到“无执”与“虚无”之境，后期浪漫派的小说创作就在这一个个不同层面的超越中展开，完成了对人的生存意义和生命终极存在的探寻。
a 〔德〕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選集》（上），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59页。
b 〔法〕萨特：《存在主义哲学》，商务印书馆 1963年版，第169页。
cdf无名氏：《塔里的女人》，华夏出版社 2008年版，第211页，第116页，第117页。
e徐訏：《时与光》，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6版，第142页。
g 宋剑华：《生存的探索与艺术的选择──论无名氏与徐訏的小说创作》，《河北学刊》1995年第3期。
h 耿传明：《“新浪漫派”文学的“黑夜情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年第2期。
基金项目： 本文系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现代文学中身体意识与民族国家想象的冲突融合研究”（项目编号：19YBA146）成果
作 者： 王易新，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赵红玉 E-mail：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