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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即将过去的2012年，也许最能牵动公众神经的，莫过于反腐领域了。中共十八大新任中央领导人誓言反腐，近期各地“网络反腐”可谓风起云涌—短短一个月便有10几名官员被“拉下马”。普通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再次被点燃。
然而，看似“红火”的反腐态势下，中国反腐倡廉建设的若干重大命题仍有待破题：反腐“顶层设计”方案尚不清晰，一些重大的基础制度（如官员财产公示制）还未出炉，重点领域、关键岗位的官员前“腐”后继的态势并未得到根本扭转。一系列棘手难题都在考验着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政治勇气和执政智慧。
“网络反腐”的内在逻辑与困境
2012年11月20日，中共十八大闭幕仅一周，一组号称“重庆市北碚区区委书记雷政富的性爱视频”的多张截图在网络上流传开来。正当网民“围观”，静观事态如何发展时，次日，重庆官方表示，已注意到此事，并开始核实。22日，有关部门确认：视频并非PS，继续核实当事人身份。23日上午11点，重庆市官方确认不雅视频主角为雷政富本人，宣布免去其区委书记职务，并立案调查。
从不雅视频曝光到被免职，63个小时，一个正厅级干部被“秒杀”。此后，网络上又出现了“电视台女主播自曝遭人大代表性侵”、“农业厅副厅长给情妇写离婚承诺书”、“公安局长包养双胞胎姐妹”等多起举报事件。几乎鲜有例外，每起举报甫一曝光，当地纪委便迅速介入调查。
实际上，自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履职后，普通民众已从中央领导人的“只言片语”中读到了高层反腐的信号。习近平总书记在3天内两次提到必须要“警醒”腐败问题—11月17日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说，近年来，一些国家因长期积累的矛盾导致民怨载道、社会动荡、政权垮台，“其中贪污腐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我们要警醒啊！”他重申，各级党委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
基层民众及各级党政部门正是看到了中央高层正面迎击腐败的决心，“网络反腐”才会“遍地开花”。新华社报道说，“中共十八大后，中国各地反腐提速，尤其是对日渐兴起的网络反腐，一经爆料，立即调查，及时公开。有网民直言廉政风暴已来临。”
据不完全统计，十八大前后，先后有10几名官员相继落马，其中不少是因网络举报而案发的。从表象上看，这似乎是草根的胜利，小小的鼠标真能撼动“巨贪”，实际上，“网络反腐”是否能取得胜利，有其内在的运行机理与逻辑。
某條反腐线索能否引起权力部门的重视，纪委是否会介入调查、给予回应，是反腐成败的最关键因素；而这条反腐线索能否进入权力部门的视野，与其是否赢得足够多的“民意”围观、能否形成公共事件和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息息相关。
可见，如果得不到权力部门的回应和支持，所谓的“网络反腐”根本不会成功。从这个意义上说，“网络反腐”的成功是官民联动、共治腐败的结果。
同样，如果某条反腐线索的社会舆论或压力机制没有形成，那么该线索也会石沉大海，反腐就会失败。这种结果的偶然性、不确定性其实反映了“网络反腐”面临着法治化、制度化困境。因为，目前并没有一套完整的程序和机制来保证民众通过网络反映的腐败线索会尽快被调查。
反腐研究专家、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政研究中心主任任建明教授对《南风窗》记者说，各级纪检部门和检察院设立了实体的案件受理和信访部门，也开设了网上的举报中心，但是，网民们为何却选择在“官方”之外的网络平台上揭发贪腐现象呢？这也折射出现有体制内反腐平台和渠道的不畅通、不能有效运作，以及民众对其不够信任。
“腐败呆账”的形成与化解
如果仔细分析一下2012年的几起“网络反腐”热点事件可发现：无论是重庆北碚区委书记雷政富与女子的不雅照，还是黑龙江双城市人大代表被举报“性侵”已有身孕的电视台女主播，所反映的事件都不是当下的，而是5年前甚至更早时发生的。
这其实也反映出，我们当前所“反”的“腐败”，其实不少是贪腐官员的“历史上的腐败”。据专家研究发现，30多年来，官员腐败“潜伏期”在逐渐增加：从1978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贪官的平均“潜伏期”在2至3年；从1990年代末至本世纪初期，腐败“潜伏期”攀升至5到6年。而最近几年，被调查的省部级干部犯罪案件中，平均“潜伏期”为10年左右。腐败的“潜伏期”在延长，也意味着，积累的“腐败呆账”（存量腐败）越来越庞大。
如何对待和处置这些庞大的存量腐败，已成为影响我国反腐败行动和制度建设能否深入推进的重要因素。以当前公众热议的官员财产公开制度为例，这已是被其他国家证明了的“反腐利器”，也是一项基础性的反腐制度，我国签署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里也明确规定了该制度。可是，这个被民间和学界“喊”了好久的制度，10多年来，仍停留在“只内部申报，不对社会公开”的阶段。为何会出现这一现象？
其中，被提及最多的理由是，目前的“条件和时机不成熟”。曾任湖南临湘市副市长的姜宗福在一档公开电视节目中，就坦称了上述理由的背后玄妙：“现在有多少官员的财产能经得起公示啊？”或许这种说法过于绝对和扩大化，但其中透露的信息，却不能不令人警醒。
“当前的反腐败已到了‘非突破不可’的关口，否则，就会造成如中央领导同志所讲的‘亡党亡国’的危险。但是，如果突破的方法有问题，同样也可能造成‘亡党亡国’。”著名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对《南风窗》记者说，30多年的“腐败呆账”是个很大的数字，“就像一个人背着非常非常重的包袱又要前行，你必须把背上的包袱卸下来，否则往前推进的阻力太大”。
在李永忠看来，腐败也有“时态”（过去时、现在时、将来时），对于不同情形的腐败，要采取不同的斗争对策：对将来可能出现的腐败，应主要通过“预防”解决；对现在正在进行的腐败，应该通过“严惩”来解决；而对于已经发生的腐败，如果仅从道义或者义愤的情绪出发，一味地实行严惩，实际效果往往较差。“反腐败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必须认识到它的困难和复杂，必须讲究科学的方法。”
然而，看似“红火”的反腐态势下，中国反腐倡廉建设的若干重大命题仍有待破题：反腐“顶层设计”方案尚不清晰，一些重大的基础制度（如官员财产公示制）还未出炉，重点领域、关键岗位的官员前“腐”后继的态势并未得到根本扭转。一系列棘手难题都在考验着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政治勇气和执政智慧。
“网络反腐”的内在逻辑与困境
2012年11月20日，中共十八大闭幕仅一周，一组号称“重庆市北碚区区委书记雷政富的性爱视频”的多张截图在网络上流传开来。正当网民“围观”，静观事态如何发展时，次日，重庆官方表示，已注意到此事，并开始核实。22日，有关部门确认：视频并非PS，继续核实当事人身份。23日上午11点，重庆市官方确认不雅视频主角为雷政富本人，宣布免去其区委书记职务，并立案调查。
从不雅视频曝光到被免职，63个小时，一个正厅级干部被“秒杀”。此后，网络上又出现了“电视台女主播自曝遭人大代表性侵”、“农业厅副厅长给情妇写离婚承诺书”、“公安局长包养双胞胎姐妹”等多起举报事件。几乎鲜有例外，每起举报甫一曝光，当地纪委便迅速介入调查。
实际上，自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履职后，普通民众已从中央领导人的“只言片语”中读到了高层反腐的信号。习近平总书记在3天内两次提到必须要“警醒”腐败问题—11月17日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说，近年来，一些国家因长期积累的矛盾导致民怨载道、社会动荡、政权垮台，“其中贪污腐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我们要警醒啊！”他重申，各级党委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
基层民众及各级党政部门正是看到了中央高层正面迎击腐败的决心，“网络反腐”才会“遍地开花”。新华社报道说，“中共十八大后，中国各地反腐提速，尤其是对日渐兴起的网络反腐，一经爆料，立即调查，及时公开。有网民直言廉政风暴已来临。”
据不完全统计，十八大前后，先后有10几名官员相继落马，其中不少是因网络举报而案发的。从表象上看，这似乎是草根的胜利，小小的鼠标真能撼动“巨贪”，实际上，“网络反腐”是否能取得胜利，有其内在的运行机理与逻辑。
某條反腐线索能否引起权力部门的重视，纪委是否会介入调查、给予回应，是反腐成败的最关键因素；而这条反腐线索能否进入权力部门的视野，与其是否赢得足够多的“民意”围观、能否形成公共事件和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息息相关。
可见，如果得不到权力部门的回应和支持，所谓的“网络反腐”根本不会成功。从这个意义上说，“网络反腐”的成功是官民联动、共治腐败的结果。
同样，如果某条反腐线索的社会舆论或压力机制没有形成，那么该线索也会石沉大海，反腐就会失败。这种结果的偶然性、不确定性其实反映了“网络反腐”面临着法治化、制度化困境。因为，目前并没有一套完整的程序和机制来保证民众通过网络反映的腐败线索会尽快被调查。
反腐研究专家、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政研究中心主任任建明教授对《南风窗》记者说，各级纪检部门和检察院设立了实体的案件受理和信访部门，也开设了网上的举报中心，但是，网民们为何却选择在“官方”之外的网络平台上揭发贪腐现象呢？这也折射出现有体制内反腐平台和渠道的不畅通、不能有效运作，以及民众对其不够信任。
“腐败呆账”的形成与化解
如果仔细分析一下2012年的几起“网络反腐”热点事件可发现：无论是重庆北碚区委书记雷政富与女子的不雅照，还是黑龙江双城市人大代表被举报“性侵”已有身孕的电视台女主播，所反映的事件都不是当下的，而是5年前甚至更早时发生的。
这其实也反映出，我们当前所“反”的“腐败”，其实不少是贪腐官员的“历史上的腐败”。据专家研究发现，30多年来，官员腐败“潜伏期”在逐渐增加：从1978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贪官的平均“潜伏期”在2至3年；从1990年代末至本世纪初期，腐败“潜伏期”攀升至5到6年。而最近几年，被调查的省部级干部犯罪案件中，平均“潜伏期”为10年左右。腐败的“潜伏期”在延长，也意味着，积累的“腐败呆账”（存量腐败）越来越庞大。
如何对待和处置这些庞大的存量腐败，已成为影响我国反腐败行动和制度建设能否深入推进的重要因素。以当前公众热议的官员财产公开制度为例，这已是被其他国家证明了的“反腐利器”，也是一项基础性的反腐制度，我国签署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里也明确规定了该制度。可是，这个被民间和学界“喊”了好久的制度，10多年来，仍停留在“只内部申报，不对社会公开”的阶段。为何会出现这一现象？
其中，被提及最多的理由是，目前的“条件和时机不成熟”。曾任湖南临湘市副市长的姜宗福在一档公开电视节目中，就坦称了上述理由的背后玄妙：“现在有多少官员的财产能经得起公示啊？”或许这种说法过于绝对和扩大化，但其中透露的信息，却不能不令人警醒。
“当前的反腐败已到了‘非突破不可’的关口，否则，就会造成如中央领导同志所讲的‘亡党亡国’的危险。但是，如果突破的方法有问题，同样也可能造成‘亡党亡国’。”著名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对《南风窗》记者说，30多年的“腐败呆账”是个很大的数字，“就像一个人背着非常非常重的包袱又要前行，你必须把背上的包袱卸下来，否则往前推进的阻力太大”。
在李永忠看来，腐败也有“时态”（过去时、现在时、将来时），对于不同情形的腐败，要采取不同的斗争对策：对将来可能出现的腐败，应主要通过“预防”解决；对现在正在进行的腐败，应该通过“严惩”来解决；而对于已经发生的腐败，如果仅从道义或者义愤的情绪出发，一味地实行严惩，实际效果往往较差。“反腐败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必须认识到它的困难和复杂，必须讲究科学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