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郎平以主教练的身份回归并带领中国女排再现辉煌后，以篮协主席身份登场的姚明所引发的关注度和期望值无疑更高。从中国体育职业化发展趋势的角度出发，这也可以被看作是“郎平效应”的一次扩展和升级。
　　和2013年4月郎平回归中国女排担任主教练一样，姚明此番担任篮协主席也被视作“最对的人”出现在合适的位置上，并且有望做出“最对的事”。论职业成就，两人可以算得上是迄今各自项目上的中国“第一人”；论眼界、视野和国际声望，两人也都是“中西通吃”、蜚声全球。而他们之所以被认为是“最对的人”，绝不仅仅是因为各自在运动场上取得的卓越战绩，还有赖于他们对其从事体育项目职业化的理解程度、管理智慧以及在圈内的声望、资源积累。
　　郎平曾在再度出任中国女排主教练后透露，她之所以选择回归是因为排管中心领导的承诺最终打动了她，这个承诺包括对女排选人用人的绝对话语权、搭建复合型教练团队、打造女排大国家队模式、甚至改变国内职业联赛规则等等与现有体制和传统模式差异极大的一整套新思路、新做法。
　　对于新近上任的姚主席而言，他这个主席之职也不是虚居其位。就在2月23日举行的中国篮球协会换届大会上，最新版《中国篮球协会章程》获得通过。依据修改后的《中国篮球协会章程》，篮协主席成为法人代表，对篮协拥有决策权、领导权以及人事任命权，实际管理权限得以增强。这意味着中国篮球管办分离走出实质性的一步，也意味着“姚主席”会有更大的施展空间。
　　此外，在姚明身边，给他配的9个副主席也多为专业人士，包括2016年还曾执掌中国男篮并率队征战巴西里约奥运会的宫鲁鸣，以及现任八一男篮主帅阿的江。
　　所谓“对的人”去做“对的事”，其实就是在一些专业领域，让专业的人能够尽可能地排除行政等种种外在力量的干扰去专注地做专业的事。对于“郎教头”和“姚主席”等职业体育人而言，就是让他们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和影响力，引领各自的体育项目依照其职业发展规律，坚定地走在职业化的道路上，并避免因为各种“乱拍脑袋”“瞎指挥”而失焦、偏轨。而这样让竞技体育回归职业化和专业主义路线的保障，不仅郎平和姚明应该得到，所有从事竞技体育的中国职业教练、运动员和管理者都应该得到。
　　但眼下，对于刚刚履新的“姚主席”而言，他可能不會愿意外界过多地拿他来和已经可以宣告回归成功的“郎教头”来作比较。他可以借鉴前辈郎平的经验，但作为新任篮协主席，姚明所承载的责任和使命的范畴要比作为主教练的郎平大得多。
　　具体到篮球和排球这两个项目而言，中国篮球的竞技水平也远远不及女排。中国女篮曾经有过几次在世界大赛上拿奖牌的短暂辉煌，但在整体竞技程度更激烈、受关注程度更高的男篮项目上，即便在姚明处于运动员当打之年时的中国男篮黄金时段，中国队的水平也只是在亚洲领先，在世界大赛上的最好成绩也就是拼进前八。
　　从竞技发展的阶段和水平上来看，“姚主席”统领下的中国篮球很难再现中国女排的荣光，即便是让中国男篮恢复到在运动员时代的“姚核心”带领下的巅峰状态，也绝非易事。
　　也因此，不论是高层还是公众，甚至包括姚明自己，对于承载篮球改革大任的年轻的“姚主席”的期待都需要保持足够的理性，对于“姚主席”上任后表现的评判也都需要持有相应的耐性。即便是姚明是当下中国篮协主席一职的“最对的人”，他也做不到能让导致中国篮球陷入低迷的诸多弊病药到病除，他也未必能够做到一直能够做“最对的事”，从不犯错，从不走弯路。
　　著名篮球评论员苏群说，“如果姚明在篮协主席的位置上都没办法做好，那么其他人也做不好了。”这话有些绝对了。客观而言，“姚主席”非常有可能会做得不好，或者说不如各方所期待的那么好，但如果他做了他该做的、能做的，那其实已经够好了。更为关键的一点是，“姚主席”是否让中国篮球坚定地走在符合项目客观发展规律的职业化道路上。如此，即便日后论结果 “姚主席”不那么成功，但从过程去看，已经频频受阻、发展滞后的中国体育职业化改革之路也不会是输家。
　　而这才应是“郎教头”回归、“姚主席”登场背后的中国体育改革的应有之义，也应当成为所有需要走上职业化道路的专业领域改革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