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次令我矛盾纠结的采访。
　　2009年四五月间，我分别两次进入湖南益阳采访尿毒症病人，前后用了近十天的时间，除了跑几个偏远的山村外，把益阳市的几个主要医院也跑了个遍，尤其是益阳市第三人民医院和益阳市中心医院，几乎一天跑一趟，每回都要在走廊和透析室里待上好几个小时，和病人及家属聊天。最后连血透中心的大夫和护士都成了朋友。
　　在益阳，除了槟榔和牛肉米粉，让我这个来自北方的记者耳目一新的，是当地吸毒贩毒群体规模的庞大、吸毒人员的肆无忌惮以及当地群众的熟视无睹：在大街上随便拉出个人来，大致都可以给你讲述一个关于他的亲戚、朋友或者就是他自己在吸毒或在戒毒的故事。
　　有关尿毒症病人贩毒的报道，我与编辑有过多次交流，她提供了很多宝贵意见与建议。我所谓的内心纠结，不但贯穿在整个采访过程中，且在调查结束后的文本操作上，也很是踌躇：这是一群无力支付高昂医疗费用的重症病人，是被宣判了死刑的普通人，多半也是来自各个区县农村的贫苦农民。不妨追问一下，到底是怎样的一股力量推动他们选择了贩毒的道路？谁的错？80%-90%的病人在贩毒，目前尚未涉毒的10%-20%是真的不想做，还是在观望中？报道必将牵涉病人实际利益，我是采取化名的方式和盘托出地报道，还是将细节有所保留？哪一种方式是最佳的？
　　在展开调查的最初，我曾经尝试着做过一个努力，按照报料人提供的线索与问询方法，我以病人家属的身份做幌子，绕过了医护人员的防备，试图向正在做血液透析的病人购买小包的海洛因。报料人郑重且简明地告诉我，你只要问他：有货吗？然后把五十元或一百元的纸币奉上，不用废话，对方就会给你一个小纸包，大小与手机卡类似，里面就是所谓的“货”。而且一般的情况是，病人家属在一侧收钱，病人从自己身上往外掏东西，而这些小包装的毒品，都是病人在家里用特殊的称重工具事先分配好了的。
　　遗憾的是，我失败了。
　　不是我不够聪明，只因为我不会说益阳方言，这些病人之所以不肯卖给我，一是因为我“面生”，另是他们警惕说普通话的。
　　让我对事件立刻有了一个清晰判断的，是一个细节，发生在采访的第一天：每当我走到一个病床前轻声将简单而诡异的三个字“有货吗”传递给身体孱弱的病人时，对方总是非常认真地打量我几秒钟，然后摇摇头说，没有。这个所谓的“货”，显然无须解释，大家心知肚明。
　　从沅江市公安局步行500米，是宽阔的洞庭湖，湖边是鳞次栉比的杂货铺和小吃店，这里几乎所有的小店都曾被吸毒者光顾过，“借钱”或者“抢了钱就跑”。苦恼于吸毒者的泛滥、缉毒工作的艰难，沅江市公安局政工科干部郭一红和缉毒大队队长冷劲、副队长卿正军对尿毒症病人贩毒的既成事实百般矛盾与无奈。
　　郭一红已经在公安系统工作了十几年，他颇为了解的是，这些重症病人的抓与不抓成了公安局挠头的大问题：抓了，就得定期给病人做透析，这些钱，谁来出？公安局自然出不起；如果不给病人做透析，病人将死在看守所，那又将是一场“躲猫猫”，公安局会立刻成为众矢之的；不抓，毒品将变得如同香烟一样易得。冷劲说，现在益阳的尿毒症病人大多交易的是传统毒品海洛因，假使病人将销售重点转向新型毒品—麻古、冰毒，后果将更加不堪设想。
　　在前往采访的前夕，沅江市公安局已破获一起特大贩毒案件，涉案毒品海洛因达6000克，毒品呈块状，全部来自广州，在沅江由尿毒症病人分销。
　　在沅江市公安局，我提出见一见目前羁押在沅江市看守所的这位“广州老李”肖孟军，但因案件正处于最后侦查环节，虽经请示湖南省公安厅并被允许，但沅江市公安局局长胡敬昌还是婉拒了我的采访请求。
　　尿毒症晚期病人李建平与曹建良至今仍旧在做毒品交易，但如果在采访中与对方言及毒品，我会立刻成为他的敌人，不但见不到人，还将惹来麻烦。我只能并无恶意地告知，南都周刊希望关注尿毒症病人的生活景况，看能不能通过报道获得社会的资助。
　　即便这样，仍不容易。已经答应接受我采访的曹建良后来突然变卦，在几次问我“你到底为什么要采访我”、“怎么知道我的联系方式”后，他冷冷地说，他很忙很累，而且过几天还要做手术，不想接受采访了。而与李建平的会面，也是在换了三次地点后才得以实现的。
　　游走于各个医院的血透中心，我分明能够感受到死亡的气息，我的心情一度因此而极其压抑。一群最值得同情的人，却在做着最令人痛恨的事情，这种畸形平衡的背后，我们需要反思些什么？
　　我不希望类似的报道，成为一坨无用的文字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