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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佬神探沃尔夫是那种赚得多、花得多的资本主义社会新人种，他有赚钱的本能和本事，却也绝不压抑自己的享受和放纵。和福尔摩斯维多利亚式的禁欲传统(不贪财、不享受，只偶尔施打一点稀释7％的可卡因)，恰巧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
福尔摩斯为“顾问侦探”立下的典范是一种绝对理性的态度与追求，你必须把所有心力集中在打击犯罪“技能配套”(skill-set)的建立，并且不断锻炼你的观察力与推理力。为了得到这样极度专注的结果，你必须放弃许多事，包括“无用的知识”(如地球绕着太阳转之类的事)以及影响判断力至甚的“爱情生活”(那是让精密仪器揉进了沙子)，更不要说对身外之物的关注了。
我试图想在福尔摩斯的故事中找到他对钱财(以及“侦探业务营收”)的态度，发现福尔偶尔也会也会对侦探业务的“冷清”感到担忧，在《红榉庄奇案》里，福尔摩斯向华生医师抱怨“好案子”难寻，他的业务已经快要沦为“替人寻回遗失的铅笔以及为寄宿学校女生提供意见的事务所”。
福尔摩斯担心的是上门的案子没有“挑战性”，他甚至自我表白说：“对于一位纯粹热爱工作技艺的人而言，他通常是从最不重要或最不明显的事物中得到最大的乐趣。”至于案子轰动与否、获利与否，反而不是他在意的事。刚抱怨完好案难求的福尔摩斯，马上就得到一位财力平庸的女家庭教师的委托，让他去调查一个“怪案子”，福尔摩斯也不曾开口索价，就“自费”和华生搭乘火车出发前往温切斯特办案，直到奇案谜团解开，福尔摩斯都不曾提过“费用”一词。
真正把“顾问侦探”当一门生意的沃尔夫就不同了(想想看，他的“华生”也不是一位收入颇丰、不介意自付费用的医生，而是每周必须支薪聘雇的助手阿奇)，这位也负责部分业务的助手就常常担心“没有客户上门”，更担心登门拜访的客户看起来不像是可以开出“肥支票”(fal check)的“有效客户”。
沃尔夫的服务定价昂贵，在《客户太多了》的故事里，一位穿着廉价西装的客户上门请托，问阿奇是否可以接下一个“确定有无他人跟踪”的案子。这个案子太简单了，不适合沃尔夫这种服务昂贵的“事务所”，阿奇忠告这位来客：“(在纽约市)任何信用良好的事务所，都可以用时薪10元接你的案子，但沃尔夫先生对费用问题有不同的态度。”
沃尔夫的态度有多不同?大概是“十倍”的不同吧。
因为沃尔夫事务所处理的案件起码是100美元一小时的费用。事实上沃尔夫对一小时100美元的固定收入并不满意，他不喜欢这种案子，他更喜欢押大的，最好是一个难度高的案子，而且有几位“钱不是问题”的大角色牵涉其中，他大笔一挥，出手一次可以得到好几万元的收入。这样，他就可以继续懒洋洋地看着他的兰花，安静专注地吃着他的黑松露炒蛋，好几月后才需要再想到“客户”这个问题。
沃尔夫当然是推理小说史极有意思的创造，这也是为什么他至今仍广受欢迎，人气历半个世纪而不衰。他的受欢迎当然不只是“收费高昂”这件事，更多的读者注意到的是他特殊而神奇的思考能力，以及对美食的坚持，特别是后者，最后作者还应读者与编辑的要求，出了一本非小说的《沃尔夫食谱》，可以想见沃尔夫给人印象最深刻之处。
沃尔夫的思想是极端的个人主义倾向，也是“有取有予”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拥护者，他给了顾问侦探工作一个合乎社会体制的分工位置，也为它建立可以生存的经营模式，让它正式成为社会的一环，也让它在俗世找到一个安身定命的可信位置。
但透过侦探工作收取近乎敲诈的高额报酬，毕竟与我们这些渴望正义得伸的小百姓读者的期待不符，也使得非上流社会的受害者感觉加倍不堪，难道只因为他们是付不起高额费用的社会潦倒人，他们的冤情就无处可诉了吗?
所幸，推理小说家们也听到了这个祷告，他们想到“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概念，潦倒的人自有“潦倒的侦探”来为他们服务，而这些侦探也别有一种针对普罗大众阶级的账单与价格。
当雷蒙·钱德勒(Raymond Chandler)笔下的私家侦探菲利浦·马罗(PhilipMarlowe)在第一部长篇小说《大眠》出场时，坐在轮椅上的委托人“将军”问到他的收费，马罗用他那种吊儿郎当的口气，说出了他永恒的经典台词：“当我运气不错的时候，我一天收取25元加上开销。”
马罗的标准公定收费价格：一天25元的劳务费加上相关开销(主要是跑来跑去的汽油钱，和酒吧里的几杯酒钱)。在《大眠》里，马罗接了一桩丑闻案件，两天之内峰回路转，撞见了各种事，包括被歹徒用枪指着脑袋，以及被警局里的刑事询问，警察还问他：“你总共拿多少酬劳?”
马罗心平气和地回答：“一天25元，外加开销。”
警察嘲笑他：“所以到目前为止，你赚了50元和一点油钱。”
马罗也不生气：“差不多就这个数字。”
警察打蛇随棍上：“为了这点小钱，你竟然愿意跟这个国家一半的警察作对?”
马罗还是一贯的冷淡口吻：“我也不喜欢这样，可是我能怎么办?我在办案子，我就靠这点本事过活。”
这是在社会底层讨生活的“潦倒侦探”了，他绝对不是沃尔夫那种享受贵族式生活的成功生意人，更不是福尔摩斯那种充满荣誉与骄傲的上流阶级，他是社会上的失败者，才去做这种成日与污浊为伍、没有社会地位的私家侦探，赚微薄的工资，连个办公室也不成样子，更不要说雇一位接电话的助手。当一位女客户走进他寒酸的小办公室时说：“你这个人不大讲究门面。”
马罗回答说：“那个叫平克顿的侦探社也不讲究门面。”
历史上第一家民营侦探社、创立于1850年“平克顿全国侦探社”当然不少见于推理小说，但在平克顿业务鼎盛时期，特别是19世纪70年代，美国司法部(DOJ)把联邦政府对犯罪的侦察“外包”给它，而它的主要客户大部分是铁路公司或其它大型企业，我猜想它的“门面”不会太坏，但马罗说这句话的时候(美国经济大萧条的20世纪30年代)，平克顿侦探社已经不复昔日面貌，风华已褪，但还是能捉老鼠的好猫，马罗有点自况“英雄落魄”的味道。
马罗定下来的“每日25元加开销”，很长一段时间成为“冷硬派侦探”的标准定价，不管物价如何上涨，这个价目表太有名了，如果你改了价格，小说反而变得不可信了。
贵族侦探的美好时光已经过去了，不管是不收钱的福尔摩斯，还是行情良好的沃尔夫，都是“明日黄花”了。如今能够获取高利的都是“股份有限公司”，菲利浦·马罗这种“个体户”只能每日25元地“讨生活”。这是最坏的侦探时代吗?不，如果你读到劳伦斯·卜洛克(Lawrence Block)笔下的无照私探马修·史卡德(Mathew Scudder)，他的收费漫元标准(唯一的标准就是“低廉卑微”)，服务的对象有时候穷到连一点费用都付不出来，一位妓女就决定“以身相抵”，史卡德也接受了，侦探的收费已经回到以物易物的蛮荒时代了。(全文完)
(责任编辑 王克峰)
福尔摩斯为“顾问侦探”立下的典范是一种绝对理性的态度与追求，你必须把所有心力集中在打击犯罪“技能配套”(skill-set)的建立，并且不断锻炼你的观察力与推理力。为了得到这样极度专注的结果，你必须放弃许多事，包括“无用的知识”(如地球绕着太阳转之类的事)以及影响判断力至甚的“爱情生活”(那是让精密仪器揉进了沙子)，更不要说对身外之物的关注了。
我试图想在福尔摩斯的故事中找到他对钱财(以及“侦探业务营收”)的态度，发现福尔偶尔也会也会对侦探业务的“冷清”感到担忧，在《红榉庄奇案》里，福尔摩斯向华生医师抱怨“好案子”难寻，他的业务已经快要沦为“替人寻回遗失的铅笔以及为寄宿学校女生提供意见的事务所”。
福尔摩斯担心的是上门的案子没有“挑战性”，他甚至自我表白说：“对于一位纯粹热爱工作技艺的人而言，他通常是从最不重要或最不明显的事物中得到最大的乐趣。”至于案子轰动与否、获利与否，反而不是他在意的事。刚抱怨完好案难求的福尔摩斯，马上就得到一位财力平庸的女家庭教师的委托，让他去调查一个“怪案子”，福尔摩斯也不曾开口索价，就“自费”和华生搭乘火车出发前往温切斯特办案，直到奇案谜团解开，福尔摩斯都不曾提过“费用”一词。
真正把“顾问侦探”当一门生意的沃尔夫就不同了(想想看，他的“华生”也不是一位收入颇丰、不介意自付费用的医生，而是每周必须支薪聘雇的助手阿奇)，这位也负责部分业务的助手就常常担心“没有客户上门”，更担心登门拜访的客户看起来不像是可以开出“肥支票”(fal check)的“有效客户”。
沃尔夫的服务定价昂贵，在《客户太多了》的故事里，一位穿着廉价西装的客户上门请托，问阿奇是否可以接下一个“确定有无他人跟踪”的案子。这个案子太简单了，不适合沃尔夫这种服务昂贵的“事务所”，阿奇忠告这位来客：“(在纽约市)任何信用良好的事务所，都可以用时薪10元接你的案子，但沃尔夫先生对费用问题有不同的态度。”
沃尔夫的态度有多不同?大概是“十倍”的不同吧。
因为沃尔夫事务所处理的案件起码是100美元一小时的费用。事实上沃尔夫对一小时100美元的固定收入并不满意，他不喜欢这种案子，他更喜欢押大的，最好是一个难度高的案子，而且有几位“钱不是问题”的大角色牵涉其中，他大笔一挥，出手一次可以得到好几万元的收入。这样，他就可以继续懒洋洋地看着他的兰花，安静专注地吃着他的黑松露炒蛋，好几月后才需要再想到“客户”这个问题。
沃尔夫当然是推理小说史极有意思的创造，这也是为什么他至今仍广受欢迎，人气历半个世纪而不衰。他的受欢迎当然不只是“收费高昂”这件事，更多的读者注意到的是他特殊而神奇的思考能力，以及对美食的坚持，特别是后者，最后作者还应读者与编辑的要求，出了一本非小说的《沃尔夫食谱》，可以想见沃尔夫给人印象最深刻之处。
沃尔夫的思想是极端的个人主义倾向，也是“有取有予”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拥护者，他给了顾问侦探工作一个合乎社会体制的分工位置，也为它建立可以生存的经营模式，让它正式成为社会的一环，也让它在俗世找到一个安身定命的可信位置。
但透过侦探工作收取近乎敲诈的高额报酬，毕竟与我们这些渴望正义得伸的小百姓读者的期待不符，也使得非上流社会的受害者感觉加倍不堪，难道只因为他们是付不起高额费用的社会潦倒人，他们的冤情就无处可诉了吗?
所幸，推理小说家们也听到了这个祷告，他们想到“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概念，潦倒的人自有“潦倒的侦探”来为他们服务，而这些侦探也别有一种针对普罗大众阶级的账单与价格。
当雷蒙·钱德勒(Raymond Chandler)笔下的私家侦探菲利浦·马罗(PhilipMarlowe)在第一部长篇小说《大眠》出场时，坐在轮椅上的委托人“将军”问到他的收费，马罗用他那种吊儿郎当的口气，说出了他永恒的经典台词：“当我运气不错的时候，我一天收取25元加上开销。”
马罗的标准公定收费价格：一天25元的劳务费加上相关开销(主要是跑来跑去的汽油钱，和酒吧里的几杯酒钱)。在《大眠》里，马罗接了一桩丑闻案件，两天之内峰回路转，撞见了各种事，包括被歹徒用枪指着脑袋，以及被警局里的刑事询问，警察还问他：“你总共拿多少酬劳?”
马罗心平气和地回答：“一天25元，外加开销。”
警察嘲笑他：“所以到目前为止，你赚了50元和一点油钱。”
马罗也不生气：“差不多就这个数字。”
警察打蛇随棍上：“为了这点小钱，你竟然愿意跟这个国家一半的警察作对?”
马罗还是一贯的冷淡口吻：“我也不喜欢这样，可是我能怎么办?我在办案子，我就靠这点本事过活。”
这是在社会底层讨生活的“潦倒侦探”了，他绝对不是沃尔夫那种享受贵族式生活的成功生意人，更不是福尔摩斯那种充满荣誉与骄傲的上流阶级，他是社会上的失败者，才去做这种成日与污浊为伍、没有社会地位的私家侦探，赚微薄的工资，连个办公室也不成样子，更不要说雇一位接电话的助手。当一位女客户走进他寒酸的小办公室时说：“你这个人不大讲究门面。”
马罗回答说：“那个叫平克顿的侦探社也不讲究门面。”
历史上第一家民营侦探社、创立于1850年“平克顿全国侦探社”当然不少见于推理小说，但在平克顿业务鼎盛时期，特别是19世纪70年代，美国司法部(DOJ)把联邦政府对犯罪的侦察“外包”给它，而它的主要客户大部分是铁路公司或其它大型企业，我猜想它的“门面”不会太坏，但马罗说这句话的时候(美国经济大萧条的20世纪30年代)，平克顿侦探社已经不复昔日面貌，风华已褪，但还是能捉老鼠的好猫，马罗有点自况“英雄落魄”的味道。
马罗定下来的“每日25元加开销”，很长一段时间成为“冷硬派侦探”的标准定价，不管物价如何上涨，这个价目表太有名了，如果你改了价格，小说反而变得不可信了。
贵族侦探的美好时光已经过去了，不管是不收钱的福尔摩斯，还是行情良好的沃尔夫，都是“明日黄花”了。如今能够获取高利的都是“股份有限公司”，菲利浦·马罗这种“个体户”只能每日25元地“讨生活”。这是最坏的侦探时代吗?不，如果你读到劳伦斯·卜洛克(Lawrence Block)笔下的无照私探马修·史卡德(Mathew Scudder)，他的收费漫元标准(唯一的标准就是“低廉卑微”)，服务的对象有时候穷到连一点费用都付不出来，一位妓女就决定“以身相抵”，史卡德也接受了，侦探的收费已经回到以物易物的蛮荒时代了。(全文完)
(责任编辑 王克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