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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辩论的喜爱自“狮城舌战”始。当年看着复旦大学狮城夺冠之时，母亲不无羡慕地说：“看看人家，多厉害……”不知是哪里冒出的勇气，我拍拍母亲的肩膀：“您放心，有一天我也行！”梦想的心，从那一刻开始前行。
备战
加入辩论队的第一天，教练宣布的“作战计划”便让队员们知道了未来的几个月将是一番艰辛的历程。
辩论队实行“准军事化”，纪律严明，要求统一就餐，统一入住学校安排的公寓，按老人规定时候作息，不得擅离住所。收拾好简单的衣物，我便和其他七位队员一道，搬进校内公寓，开始了“新同居时代”。
承蒙教练错爱，我被任命为辩论队的队长，在初赛辩题公布前的十几天里，由我负责大家的具体训练安排。兴奋之余，当即草拟了一份训练方案，并美其名曰“天将降大任”云云。围绕这份训练方案，倒也生发出不少故事，枚举一二：
其一，训练方案规定每天早上六点二十分从公寓出发到学校体育场跑步健身。迟到一分钟者，需对其他队友每人说一句恭维的话，迟到两分钟就说两句，以此类推，藉以训练口才。平素爱睡懒觉的马薇薇和张君(初赛一辩)每每保证准时，可第二天偏偏又迟到，只得搜肠刮肚来找恭维的话，听了往往让人直起鸡皮疙瘩。一日黄磊(场上二辩)吐露肺腑之言：“哎，听人恭维原来也可以是一种折磨啊……”
其二，每天早上有一项训练内容是“以一敌七”，即由一个队员捍卫某个大家给定的荒谬立场，与其他七人展开辩论，意在开拓思路，训练急才。对每个人要捍卫的立场往往都是根据他的特点“量身定做”。例如张君爱打瞌睡，即取题为“人除了吃饭就是睡觉”；黄磊洗澡频率不高，取题为“人一天不洗澡就会死”。至于我嘛，大家因深感训练方案之“不人道”，索性让我论证“我是一只黑猩猩”！
制作“知识卡片”，是所有队员的噩梦。为了提高效率，教练规定用两天的时间，每人至少摘抄80张知识卡片，涉及最少三本相关书籍，差一罚十。80张，看上去不多，做起来却很艰难。因为要严把质量关，平均每小时只能做三四张，常常是书看了几百页，卡片却做不了几张。为了完成任务，工作到深夜是免不了的，大伙称之为“革命”。革命意志最坚定者，甚至要熬通宵。长时间关在训练房间里，除了要与“瞌睡虫”斗争外，更要面对不同学科的挑战：教育经济学、教育社会学、比较教育学、发展经济学、城市规划学、城市生态学、消费者行为学……各类专业书籍对于我们这帮“门外汉”而言，着实需要费一番苦功，有每个人布着缕缕血丝的眼睛下深黑的印记为证。
听讲座，对我们而言是一种幸福。四个月的准备期，听过的讲座三十余场，内容涉及中国古典文学、外国文学、世界历史、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科学哲学、伦理学、逻辑学、教育学、知识社会学、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西方政治思想史、法学、人类学、物理学、化学、生命科学、医学、环境科学……绝对是一场知识的盛宴。授课者当中，有耄耋之年的老者、学术权威，有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有国家重点课题的学科带头人，几乎都是博士生导师。由于科研任务繁重，平日里这批学者甚至很少给本专业的本科生开课，但闻知是为了参加全国大专辩论会，他们都欣然应允，为我们这些小字辈“恶补”相关知识。
在学者们眼中，，辩论赛的背后，是各个高校综合学术能力的较量。从泰勒斯到萨特，从亚当·斯密到斯蒂格里茨，从牛顿到霍金……教授们的讲座绝不是枯燥的知识填鸭，而是智慧光芒的闪烁。而授课结束后的反复叮咛，路上偶遇时的关切询问，都表明我们的训练状况，牵动着这些师长的心。直至决赛的前一天，八十多岁高龄的政治学权威之一夏书章老先生还专门从广州致电来京，介绍了日本现代企业之父涩泽容一著述的《论语加算盘》，希望更好地佐证决赛命题。点滴师恩，惟无言感激。40余天的时间，仿佛眨眼间就已过去，总觉得还没准备好，就已踏上了开往初赛地武汉的列车。第一个对手是华东师大，曾经的全国冠军，实力自然不容小觑。比赛的前一天，失眠。不是因为有什么压力，只是总会不自觉地想着跟辩题有关的东西，不愿轻易地浪费时间。第二天问问队友，也是如此。我们所有的队员都是第一次参加全国大专辩论会，是抱着拼一拼的心态来的，摆正了位置，上场前倒也没什么紧张。赛后余潇枫教授的点评，说中大是“微笑辩论”，大略也和我们的参赛心态有关吧。针对对方在结辩最后提出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立即还以陆游的名句“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倘没有轻松的心态，想必是难于应对自如的。
赢下两场初赛，顺利闯进决赛周。
教练与陪练
“现在的大专辩论赛，缺少的不是语言的华丽，而是思想的深度。”任剑涛教练的这句话是我在训练过程中感触最深的一点。
纵使最后在场上能用上的观点只如冰山一角，我们也有必要了解水面之下它广博的根基。记得半决赛时，对方辩友以知识积累反映人类文明的进步，论证“知识积累比知识创新更重要”，我在结辩反驳时，指出了如果人类文明重积累不重创新，那很可能像古埃及文明一样，成为一具“文明的木乃伊”。在这里，实际蕴涵了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的观点：古埃及文明因为没有像苏美尔文明、商周文明等其他“亲代文明”一样与游牧民族的文化进行“杂交”，没有引入新的文化因素，因而无法诞生“子代文明”，导致古埃及文明千年间“僵而不死”，成为“文明的木乃伊”。四个月的训练，偶尔也能如鸿儒般引经据典，实在是最大的收获。辩论赛的记忆终会淡去，但知识的增长，却是终生受益的。
说起三位教练，每个队员都会有一肚子的话。“老任”，是我们私下里对主教练任剑涛教授的称呼。此君乃巴蜀人士，性格外刚内柔；火暴脾气，菩萨心肠。“老任”每次看我们打模拟赛总是紧皱双眉，仿佛千年风霜皆写于脸上，“老任”这一名号据此所得。无论我们模拟赛打得多么好，他总能找到很多纰漏，极尽渲染之能事，让我们觉得此役又吃了个大败仗。其实老任并不老，刚满四十，已经是政治学的博导，才能卓著。然而他从来就不摆出什么师长的架子，和我们这帮学生时常以“哥们”相称。和老任讨论问题，最大的感受是——太费嗓子。任老师的嗓门特别洪亮，说话语速飞快，中气十足，往往在论辩气势上占有绝对优势，如果要把声量提升到任老师的水平，不经严格训练，很少有人能挺住十分钟。每当队员和教练意见不统一，老任总是一拍桌面：“谁来跟我辩?”接着队员中便有勇者与之展开一对一的不限时自由辩论，以决定哪方的观点更合理。起初我们每每迅速败下阵来，随着对辩题理解的深化，加之熟悉了老任那气势恢弘的发言，竟也时常能打成均势。每次和老任 辩论，嗓子总要超负荷运转，下场后起码要歇上半个小时才愿意重新说话，而老任呢，下场后只抿一口水，又开始用他那略带川味的普通话侃侃而谈。至于赵过渡教授和刘星教授，则比任老师和蔼许多。看模拟赛时，二人总是面带微笑，频频点头，队员在场上一旦处于下风，只要看看赵老师和刘老师，总能重拾逆风战斗的勇气和信心。
和上场队员相比，陪练队员有着别样的滋味与艰辛。一流的辩论队伍，需要一流的陪练队员。我们的陪练队员除了和上场队员共同讨论本方立场之外，还必须揣测对方立论，尽量模拟实战可能与上场队员演练。教练要求每次模拟赛陪练队都必须有新的立论、观点或论据，他们的任务量甚至要比上场队员还大。在陪练队员当中，每个人都非常出色：庄重的才思敏捷、林瀚的文采辞章、肖力的风度翩翩、佘斌娜的活泼生动……三十多场模拟赛，常常是陪练队反而占了上风。他们也都和我一样，梦想着有一天能在全国大专辩论赛的赛场上一层自己的风采。但是出于整体考虑的需要，他们成为了陪练。他们没有一丝怨言，“宁愿做冠军队的陪练，也不愿做淘汰队的最佳辩手”理念的背后，是他们对中山大学、对辩论那份执着的爱。陪练队的功绩是巨大的。马薇薇原本是一个容易被对手惹急了的队员，最见不得的就是慢条斯理、你急他不急的辩风，偏偏陪练队中的林瀚就是这种风格，教练就专门安排二人对练。林瀚的慢是有了名的，有时甚至是先挥一挥手、来个手势造型，话才出口。马薇薇那种犀利的辩风在林瀚面前仿佛拳头打在棉花上，锐气都被吸光了。开始时她总是适应不了对方的慢节奏，感觉浑身有劲没处使；几场模拟赛下来，渐渐适应了，言语中也多了几分大度与从容。复赛第一场中面对澳门大学三辩那种平缓的辩风，马薇薇的情绪从始至终没有受影口向，刚下辩论场就跑到林瀚面前，开玩笑说：“多亏你呀，多慢的节奏我都能适应了。他三辩再慢，还能超过你老兄吗?”
决赛
中央电视台1000平方米演播大厅，2002年全国大专辩论会决赛。
先是抽取立场。双方一辩谦让了许久，仿佛不愿让比赛太快地开始；想享受这答案揭晓前的紧张。赛前其实我们更愿意抽到反方立场，“正其义不谋其利”，一来准备得更充分些，二来可以打得浑身正气，很是潇洒，可结果却是正方“正其义当谋其利”。没有任何时间准备，双方辩手立刻坐到了场上。身着初赛前就已定做好的中山装，背后是镁光灯的烘烤，心中不免有一丝焦灼。一辩陈词，攻辩，攻辩小结，自由辩论，答观众问，四辩陈词……“我们坚信：‘一个正义的世界，一个富裕的社会，必将豁然地展现于你我的面前！’”话音刚落，全场响起长时间热烈的掌声。我知道，这掌声不仅是对我四辩陈词的首肯，那是观众们为本届全国大专辩论赛鼓掌，为所有辩手的精彩表现鼓掌，为自己热爱的辩论鼓掌。场下有不少没能打进决赛的辩手，他们的心中也许还藏着感伤，但此刻，我们大家有理由享受这份掌声。无论输赢，过去的几个月中，我们的生命，是和辩论联系在一起的。
评委退席评判了。心里有点紧张。
“2002年全国大专辩论会最佳辩手——中山大学四辩，薛乐！”主持人宣布后，过了一会儿我才反应过来，站起来向全场鞠躬致谢。因为脑子里一直等待的是最后比赛的结果。“正方，中山大学队获胜！”长舒了一口气，终于赢了。多少次在准备阶段，我都感到无比压抑，四个月的时间，只是为了五个观点忙碌，放弃了大四下学期与同学们相聚的最后时光，为的就是这最后的胜利。看着场下我们的啦啦队欢呼雀跃，心里顿觉释然，摸摸肚子，因为准备比赛来不及吃晚饭，饿了。
下场之后，我立刻被人包围了起来。采访的，签名的，合影留念的，被突然而来的一阵闪光灯弄得有点晕眩，仿佛梦境一般。这才意识到这次胜利，这个最佳辩手，对我而言意味着什么。然而转念想到的是，它应该对我意味着什么……
回到母校，立刻开始了我的研究生课程。和人聊天时，别人总要说“以后可没人敢跟你吵架啦，你的口才如此了得”，仿佛辩论在他们理解中与现实生活里的吵架无异。在网上也看到不少围绕本次比赛的辩论、争执，甚至谩骂。对这一切，我一笑置之。在辩论场上，我们追求的是辩论生活化；在场下，我从不愿生活辩论化。
宽容是性情的空间。即便在辩论场上，也是这样。从初赛到决赛，所有的结辩稿都是在比较中层开，先充分肯定对方立场的价值，再阐述我方坚持立场的原因。洋洋几千言，希望告诉大家的是我们辩论队里发生的故事。它们才是我值得珍藏的。
备战
加入辩论队的第一天，教练宣布的“作战计划”便让队员们知道了未来的几个月将是一番艰辛的历程。
辩论队实行“准军事化”，纪律严明，要求统一就餐，统一入住学校安排的公寓，按老人规定时候作息，不得擅离住所。收拾好简单的衣物，我便和其他七位队员一道，搬进校内公寓，开始了“新同居时代”。
承蒙教练错爱，我被任命为辩论队的队长，在初赛辩题公布前的十几天里，由我负责大家的具体训练安排。兴奋之余，当即草拟了一份训练方案，并美其名曰“天将降大任”云云。围绕这份训练方案，倒也生发出不少故事，枚举一二：
其一，训练方案规定每天早上六点二十分从公寓出发到学校体育场跑步健身。迟到一分钟者，需对其他队友每人说一句恭维的话，迟到两分钟就说两句，以此类推，藉以训练口才。平素爱睡懒觉的马薇薇和张君(初赛一辩)每每保证准时，可第二天偏偏又迟到，只得搜肠刮肚来找恭维的话，听了往往让人直起鸡皮疙瘩。一日黄磊(场上二辩)吐露肺腑之言：“哎，听人恭维原来也可以是一种折磨啊……”
其二，每天早上有一项训练内容是“以一敌七”，即由一个队员捍卫某个大家给定的荒谬立场，与其他七人展开辩论，意在开拓思路，训练急才。对每个人要捍卫的立场往往都是根据他的特点“量身定做”。例如张君爱打瞌睡，即取题为“人除了吃饭就是睡觉”；黄磊洗澡频率不高，取题为“人一天不洗澡就会死”。至于我嘛，大家因深感训练方案之“不人道”，索性让我论证“我是一只黑猩猩”！
制作“知识卡片”，是所有队员的噩梦。为了提高效率，教练规定用两天的时间，每人至少摘抄80张知识卡片，涉及最少三本相关书籍，差一罚十。80张，看上去不多，做起来却很艰难。因为要严把质量关，平均每小时只能做三四张，常常是书看了几百页，卡片却做不了几张。为了完成任务，工作到深夜是免不了的，大伙称之为“革命”。革命意志最坚定者，甚至要熬通宵。长时间关在训练房间里，除了要与“瞌睡虫”斗争外，更要面对不同学科的挑战：教育经济学、教育社会学、比较教育学、发展经济学、城市规划学、城市生态学、消费者行为学……各类专业书籍对于我们这帮“门外汉”而言，着实需要费一番苦功，有每个人布着缕缕血丝的眼睛下深黑的印记为证。
听讲座，对我们而言是一种幸福。四个月的准备期，听过的讲座三十余场，内容涉及中国古典文学、外国文学、世界历史、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科学哲学、伦理学、逻辑学、教育学、知识社会学、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西方政治思想史、法学、人类学、物理学、化学、生命科学、医学、环境科学……绝对是一场知识的盛宴。授课者当中，有耄耋之年的老者、学术权威，有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有国家重点课题的学科带头人，几乎都是博士生导师。由于科研任务繁重，平日里这批学者甚至很少给本专业的本科生开课，但闻知是为了参加全国大专辩论会，他们都欣然应允，为我们这些小字辈“恶补”相关知识。
在学者们眼中，，辩论赛的背后，是各个高校综合学术能力的较量。从泰勒斯到萨特，从亚当·斯密到斯蒂格里茨，从牛顿到霍金……教授们的讲座绝不是枯燥的知识填鸭，而是智慧光芒的闪烁。而授课结束后的反复叮咛，路上偶遇时的关切询问，都表明我们的训练状况，牵动着这些师长的心。直至决赛的前一天，八十多岁高龄的政治学权威之一夏书章老先生还专门从广州致电来京，介绍了日本现代企业之父涩泽容一著述的《论语加算盘》，希望更好地佐证决赛命题。点滴师恩，惟无言感激。40余天的时间，仿佛眨眼间就已过去，总觉得还没准备好，就已踏上了开往初赛地武汉的列车。第一个对手是华东师大，曾经的全国冠军，实力自然不容小觑。比赛的前一天，失眠。不是因为有什么压力，只是总会不自觉地想着跟辩题有关的东西，不愿轻易地浪费时间。第二天问问队友，也是如此。我们所有的队员都是第一次参加全国大专辩论会，是抱着拼一拼的心态来的，摆正了位置，上场前倒也没什么紧张。赛后余潇枫教授的点评，说中大是“微笑辩论”，大略也和我们的参赛心态有关吧。针对对方在结辩最后提出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立即还以陆游的名句“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倘没有轻松的心态，想必是难于应对自如的。
赢下两场初赛，顺利闯进决赛周。
教练与陪练
“现在的大专辩论赛，缺少的不是语言的华丽，而是思想的深度。”任剑涛教练的这句话是我在训练过程中感触最深的一点。
纵使最后在场上能用上的观点只如冰山一角，我们也有必要了解水面之下它广博的根基。记得半决赛时，对方辩友以知识积累反映人类文明的进步，论证“知识积累比知识创新更重要”，我在结辩反驳时，指出了如果人类文明重积累不重创新，那很可能像古埃及文明一样，成为一具“文明的木乃伊”。在这里，实际蕴涵了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的观点：古埃及文明因为没有像苏美尔文明、商周文明等其他“亲代文明”一样与游牧民族的文化进行“杂交”，没有引入新的文化因素，因而无法诞生“子代文明”，导致古埃及文明千年间“僵而不死”，成为“文明的木乃伊”。四个月的训练，偶尔也能如鸿儒般引经据典，实在是最大的收获。辩论赛的记忆终会淡去，但知识的增长，却是终生受益的。
说起三位教练，每个队员都会有一肚子的话。“老任”，是我们私下里对主教练任剑涛教授的称呼。此君乃巴蜀人士，性格外刚内柔；火暴脾气，菩萨心肠。“老任”每次看我们打模拟赛总是紧皱双眉，仿佛千年风霜皆写于脸上，“老任”这一名号据此所得。无论我们模拟赛打得多么好，他总能找到很多纰漏，极尽渲染之能事，让我们觉得此役又吃了个大败仗。其实老任并不老，刚满四十，已经是政治学的博导，才能卓著。然而他从来就不摆出什么师长的架子，和我们这帮学生时常以“哥们”相称。和老任讨论问题，最大的感受是——太费嗓子。任老师的嗓门特别洪亮，说话语速飞快，中气十足，往往在论辩气势上占有绝对优势，如果要把声量提升到任老师的水平，不经严格训练，很少有人能挺住十分钟。每当队员和教练意见不统一，老任总是一拍桌面：“谁来跟我辩?”接着队员中便有勇者与之展开一对一的不限时自由辩论，以决定哪方的观点更合理。起初我们每每迅速败下阵来，随着对辩题理解的深化，加之熟悉了老任那气势恢弘的发言，竟也时常能打成均势。每次和老任 辩论，嗓子总要超负荷运转，下场后起码要歇上半个小时才愿意重新说话，而老任呢，下场后只抿一口水，又开始用他那略带川味的普通话侃侃而谈。至于赵过渡教授和刘星教授，则比任老师和蔼许多。看模拟赛时，二人总是面带微笑，频频点头，队员在场上一旦处于下风，只要看看赵老师和刘老师，总能重拾逆风战斗的勇气和信心。
和上场队员相比，陪练队员有着别样的滋味与艰辛。一流的辩论队伍，需要一流的陪练队员。我们的陪练队员除了和上场队员共同讨论本方立场之外，还必须揣测对方立论，尽量模拟实战可能与上场队员演练。教练要求每次模拟赛陪练队都必须有新的立论、观点或论据，他们的任务量甚至要比上场队员还大。在陪练队员当中，每个人都非常出色：庄重的才思敏捷、林瀚的文采辞章、肖力的风度翩翩、佘斌娜的活泼生动……三十多场模拟赛，常常是陪练队反而占了上风。他们也都和我一样，梦想着有一天能在全国大专辩论赛的赛场上一层自己的风采。但是出于整体考虑的需要，他们成为了陪练。他们没有一丝怨言，“宁愿做冠军队的陪练，也不愿做淘汰队的最佳辩手”理念的背后，是他们对中山大学、对辩论那份执着的爱。陪练队的功绩是巨大的。马薇薇原本是一个容易被对手惹急了的队员，最见不得的就是慢条斯理、你急他不急的辩风，偏偏陪练队中的林瀚就是这种风格，教练就专门安排二人对练。林瀚的慢是有了名的，有时甚至是先挥一挥手、来个手势造型，话才出口。马薇薇那种犀利的辩风在林瀚面前仿佛拳头打在棉花上，锐气都被吸光了。开始时她总是适应不了对方的慢节奏，感觉浑身有劲没处使；几场模拟赛下来，渐渐适应了，言语中也多了几分大度与从容。复赛第一场中面对澳门大学三辩那种平缓的辩风，马薇薇的情绪从始至终没有受影口向，刚下辩论场就跑到林瀚面前，开玩笑说：“多亏你呀，多慢的节奏我都能适应了。他三辩再慢，还能超过你老兄吗?”
决赛
中央电视台1000平方米演播大厅，2002年全国大专辩论会决赛。
先是抽取立场。双方一辩谦让了许久，仿佛不愿让比赛太快地开始；想享受这答案揭晓前的紧张。赛前其实我们更愿意抽到反方立场，“正其义不谋其利”，一来准备得更充分些，二来可以打得浑身正气，很是潇洒，可结果却是正方“正其义当谋其利”。没有任何时间准备，双方辩手立刻坐到了场上。身着初赛前就已定做好的中山装，背后是镁光灯的烘烤，心中不免有一丝焦灼。一辩陈词，攻辩，攻辩小结，自由辩论，答观众问，四辩陈词……“我们坚信：‘一个正义的世界，一个富裕的社会，必将豁然地展现于你我的面前！’”话音刚落，全场响起长时间热烈的掌声。我知道，这掌声不仅是对我四辩陈词的首肯，那是观众们为本届全国大专辩论赛鼓掌，为所有辩手的精彩表现鼓掌，为自己热爱的辩论鼓掌。场下有不少没能打进决赛的辩手，他们的心中也许还藏着感伤，但此刻，我们大家有理由享受这份掌声。无论输赢，过去的几个月中，我们的生命，是和辩论联系在一起的。
评委退席评判了。心里有点紧张。
“2002年全国大专辩论会最佳辩手——中山大学四辩，薛乐！”主持人宣布后，过了一会儿我才反应过来，站起来向全场鞠躬致谢。因为脑子里一直等待的是最后比赛的结果。“正方，中山大学队获胜！”长舒了一口气，终于赢了。多少次在准备阶段，我都感到无比压抑，四个月的时间，只是为了五个观点忙碌，放弃了大四下学期与同学们相聚的最后时光，为的就是这最后的胜利。看着场下我们的啦啦队欢呼雀跃，心里顿觉释然，摸摸肚子，因为准备比赛来不及吃晚饭，饿了。
下场之后，我立刻被人包围了起来。采访的，签名的，合影留念的，被突然而来的一阵闪光灯弄得有点晕眩，仿佛梦境一般。这才意识到这次胜利，这个最佳辩手，对我而言意味着什么。然而转念想到的是，它应该对我意味着什么……
回到母校，立刻开始了我的研究生课程。和人聊天时，别人总要说“以后可没人敢跟你吵架啦，你的口才如此了得”，仿佛辩论在他们理解中与现实生活里的吵架无异。在网上也看到不少围绕本次比赛的辩论、争执，甚至谩骂。对这一切，我一笑置之。在辩论场上，我们追求的是辩论生活化；在场下，我从不愿生活辩论化。
宽容是性情的空间。即便在辩论场上，也是这样。从初赛到决赛，所有的结辩稿都是在比较中层开，先充分肯定对方立场的价值，再阐述我方坚持立场的原因。洋洋几千言，希望告诉大家的是我们辩论队里发生的故事。它们才是我值得珍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