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占领的贵州遵义县城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称遵义会议。遵义会议原定是开一次政治局会议，后来在红军指战员的强烈要求下，才开成了扩大会议；原定的议程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不想，经过激烈的争论，会议内容由军事问题扩展到组织问题。
　　经过三天的热烈讨论，遵义会议作出决定：一、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二、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在長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是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不久，在常委中重新进行分工，由张闻天替代博古负总责；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所有与会者恐怕当时不会想到，关于军事指挥人选的变动，改变了红军长征的命运。而这次扩大会议，多年后被高度评价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在遵义会议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没有共产国际指导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撤换了共产国际指定的负责人，撤换了代表共产国际的军事指挥者。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丢掉中央苏区，特别是湘江血战的惨重损失，红军将士早已对李德“画图式”的瞎指挥愤怒到了极点。行军到贵州黄平时，同为担架行军的张闻天和王稼祥在橘林休息，谈起军情，一致认为还是毛泽东打仗有办法，应该出来。一通气，大部分人赞成让毛泽东出来指挥。在遵义，毛泽东众望所归，被推选出来参与军事领导。在周恩来的支持下，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实质上已经接过了红军的军事指挥权。
　　遵义会议后红军的第一仗就是毛泽东提议的土城战斗。由于情报有误，土城的敌人比预想的多，红军撤出了战斗。这一仗，让刚刚“出山”的毛泽东遭遇了一次信任危机。但没过多久，毛泽东就以其军事指挥生涯的“得意之笔”——四渡赤水，一扫质疑。凭借机动灵活、沉着果断的指挥，毛泽东带领红军以迂回曲折的行军方式，跳出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圈，摆脱了长征以来红军一直处于国民党重兵围追堵截中的危局，取得了战略转移中的决定性胜利。“毛泽东用兵真如神”的说法，开始在红军上下传开。
　　在长征途中，军事工作是党的最重要的工作，关键是谁能够领导红军打好仗。在政治路线正确的前提下，只有在战争中不断得到军队拥护的人，在战争中让党和红军转危为安的人，才能真正成为党的领袖。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遵义会议开始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遵义会议前后毛泽东之所以能够确立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除了卓越的军事指挥天才，还与他那种高度自觉的责任担当、日渐成熟的领导方式和个性品格有着很大的关系。
　　说到责任担当，不能不提一件事。1935年3月，在决定是否攻打打鼓新场的会议上，在别人都赞成打的情况下，唯有毛泽东认为不能远途奔袭打固守之敌，否则久攻不下，敌军来援，红军将四面受敌。他甚至提出，如果要打，就辞去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结果，大家真的举手通过了他的辞职。按说，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一般的人也就作罢了。但毛泽东不是一般的人，他有那种高度自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事关红军前途命运，他越想越睡不着，越想越觉得不能打。深夜，毛泽东提着马灯，沿着狭窄的羊肠小道，找到周恩来，继续做说服工作。周恩来终于同意部队出发前召集大家再讨论一次。结果，第二天一早，传来情报，说敌情有变，蒋介石已经下令中央军向打鼓新场压了过来。显然，毛泽东的判断是对的。从会前判断、会中的坚持到会后做工作，毛泽东的责任担当，赢得了大家的认可。
　　经过遵义会议，毛泽东的领导方式和个性品格日益成熟。在中央苏区的时候，他给一些同志的印象是“有才干”，但“个性强”。毛泽东在身处逆境的情况下，经历了长时间的痛苦磨炼，深切地领悟到团结大多数的极端重要性。长征路上，他在中央领导层中一个一个地做工作，让正确的意见为大多数人所接受，这才实现了遵义会议的巨大转折。贺子珍回忆说：“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对我感叹地讲：‘办什么事都要有个大多数啊。’”她清楚地察觉到：“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以后，有很大的变化，他更加沉着、练达，思想更加缜密、周到，特别是更善于团结人了。”
　　一个领导团队的能力水平、一项事业的成败，与核心领导者的决策能力和政治智慧有很大关系。邓小平同志说，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第一代成熟的领导集体，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克服千难万险，通过大凉山彝族区，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克服张国焘南下分裂红军的危机，终于在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吴起镇。至此，中央红军胜利地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历史已是过往，但历史不能忘记。
　　1964年11月，毛泽东同志为遵义会议纪念馆题写了“遵义会议会址”。据考证，这是毛泽东同志一生中唯一一次给革命故迹题名。
　　（曹世明荐自2016年10月14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