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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安德鲁写小说?就是那位设计了“巨蛋”的法国建筑大师?
你没有听错，建而优则写，上海文艺出版社继两年前推出他的小说《记忆的群岛》之后，再推他的小说中文版《房子》。保罗·安德鲁堪称建筑师中的小说第一人。
想来，建筑师一定是非常理性的人，否则的话，建筑恐有“空中楼阁”之虞。但翻开这本名为《房子》的小册子，你真的要将成见彻底抛弃。天哪，比新小说还要新小说。
“我越来越经常地梦到那所房子。昨天又梦见了。透过一扇我以前从未见过的窗户，出现了一条小溪，流淌在与房子的一边相邻的花园里。我让所有与我在一起的人作证。在那里，真的有朝向一面风景的开口，仿佛城市中的一道裂缝。水是从哪里来的呢?溪水仿佛从房子看不见的脚下流出。”
充斥着这样的句子，仿佛梦境，仿佛倒映，故事主线却付之阙如。
“诗人建筑师”，这个头衔也许是个偏正词组，人们热悉的足一个作为建筑大师的保罗，这么些年来，戴高乐国际机场、浦东国际机场、东方艺术中心，一座座充满诗意的建筑成就了他的盛名。文学，或者说诗歌，也许早已在他的空间中获得了生命，具有了意义、
词语与设计：两种构建方法
《南风窗》：作为著名的建筑师，建筑师的身份对你的文学创作有何影响?或者反过来说，文学素养是否也有助于你的建筑设计?
安德鲁：我是这样认为的，我在做建筑师的时候，我就是个建筑师；而我在写小说的时候，我就是个小说家。从原则上来说，一个人的兴趣爱好对他来说都应该是互相滋润的，互相带来养分的。但当然，每一种创作都有其独立性和特殊性。我觉得，一个好的建筑家应该向一切艺术——绘画、文学、电影、音乐、舞蹈——学习建筑的灵感可以来自于这些艺术，可是在具体设计的时候，又要尊重建筑本身的独特性，，写小说也是一样，建筑也可以成为文学家的养分，但写小说就是写小说。
《南风窗》：你本人又是如何理解空间的?你小说中的房子更多的是一种内心印象的投射?
安德鲁：这是个复杂的问题。我本身是学建筑工程出身的，所以首先会从物理学的角度来审视空间，这是现实的空间，但同时，它又与我们主观的投射不可分割。
现代物理学的空间概念非常复杂，很难分析。我觉得在客观和主观的空间之间具有一种延续性。你在具体的建筑设计过程中，肯定会有一些对空间的主观认识，而在写小说的时候，好像完全主观，其实我们还是会受到科学的物理空间的约束，这问题我们其实无法将其完全割裂开来。两者之间一定是有某种关联的。
《南风窗》：写作和设计对你来说有什么不同?
安德鲁：建筑是很多人、一个团队在一起合作，写作是孤独的。一个人写作的时候是很享受的，和我的团队合作又很温馨。我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设计上，写作最多也就是10年的时间，所以说我是个很有经验的设计师，却是一个写作的新手。
机场：全新的建筑样式
《南风窗》：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机场、埃及开罗机场、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机场、日本大阪关西机场、文莱机场、中国三亚机场都出自你手，为什么对机场设计情有独钟?和你早期在巴黎机场公司工作有没有关系?
安德鲁：我在机场公司工作就是设计戴高乐机场，从那之后我就爱上了这个行业。为什么呢?机场——尤其在当时——是个全新的建筑样式，古典时代是没有机场可言的，意识到机场设计‘的重要性也是近期的事，它的历史很短，所以你没有太多的技术和文化参照，更多地需要你的想象力来发挥作用。确实，机场这片天地给了我施展抱负和才华的空间 。我设计了许多大型的机场，这样大型的机场在当时并不多见，对我来说，这是全新的体验。
《南风窗》：在你的设计中，什么是你最满意的?有什么遗憾吗?
安德鲁：我对我的设计不会有100％的满意，我想如果一个设计师有这样满意的设计，他大概很快就会因苦恼而丧失斗志，因为他将难以逾越这座高峰。
我常常对我的年轻学生说，你们有能力去做的事，是和你们对自己的怀疑成正比的。我们总是生活在怀疑之中，对自己能力的怀疑，对自己作品的怀疑，乃至对人生的怀疑，怀疑总是像雾气一样包围着我们，有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是它的俘虏。但最终，我们还是要做些什么，我们生来如此。
《南风窗》：法国戴高乐机场1号候机楼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在那里，游客可经由交叉玻璃通道穿过中厅，这样的设计是否会大大提高通行人流?
安德鲁：你这个细节问得很好。设计一开始肯定是功能性的，就像个机器一样。我最初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希望机场的乘客不要走弯路、机场内部也不要出现人流拥堵的情况。我就是希望能够增强流通性。但是一旦设计好之后，我就发现，这样设计不仅有功能性的一面，还有诗性的一面。它本身就象征着旅行，象征着飞行，于是，旅客乘搭飞机时，就能体会到某种诗性的隐喻。就在那一刹那，我突然领悟了设计的奥秘：如何以一种诗性的方式来做设计，去利用空间。
《南风窗》：你是不是从那时就想成为一名诗人建筑师的呢?
安德鲁：可以这么说，但并不是说我带着一种诗人的姿态就可以成为诗人建筑师的。在设计过程中，我们总是会遇到许多未知，有许多新的发现和新的创意，在设计的过程中你总能遇到许多很美妙的东西，或者是对生活新的认识，这些是我感兴趣的，这才是真正的诗意。就像萨特的《恶心》中所写到的，一块丑陋的石头，你翻过来时，可能就会发现它美丽的一面。在不断的未知与发现过程中，我们才有新的可能，我要强调的是这一点。
在我的建筑生涯中，我从来不对人说这空间是多美多诗意，尤其是那些请我来做设计的人，我会对他们说：“你看，这功能多好。”而美不美，我希望他们自己发现。当然，美非常重要。如果有人问我在设计过程中什么重要?我会对他说，预算、功能性都很重要，但是美也很重要，它是不可或缺的。
“我几乎都要崩溃了”
《南风窗》：国家大剧院的设计过程十分漫长，你曾说：这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有一次，我几乎都要崩溃了”，为什么这么说?和国外的设计竞赛相比，中国的设计竞赛有何不同?
安德鲁：因为国家大剧院太重要了，在当时的背景下，在这么一个敏感的地点建这样一座建筑，就算建筑师有超强的心理承受力，考虑到毕竟是在中国首都最核心的区域上没计建筑，到底合不合适，需要仔细斟酌。由于它的重要性，来自各方面的建议和批评你郁得有一种开放、包容的态度。但同时，你不能退步。我有自己坚持的底线。因为你一旦让步，很可能什么都不存在了。我永远生活在矛盾的核心，我需要倾听他人的意见，但同时我坚持着没有退缩。这种压力对我来说是前所未有的。
就是因为这里有太多历史性的建筑，所以我的建筑才变得那么引人注目。如果旁边都是一些很普通的建筑，或者我没有建在离天安门广场很近的地方，那么我就用不着那么紧张了。因为政治和历史的原因，建筑的冲突才显得那么明显。
《南风窗》：你设计国家大剧院时，马上就想到巨大的蛋这样一 种形式吗?和人民大会堂在一条轴线上，当时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有没有感受到压力?你为什么仍然坚持自己的设计方案?
安德鲁：国家大剧院最初的构想并不在现在的位置上，应该是在长安街的边上。后来。有指示说大剧院必须往后退70米，原来能从天安门直接看到大剧院，但现在提出来说不能直接看见。得到这个消息，我快疯了，我准备退出设计团队，我不想继续做下去了。但是我冷静了下来，既然你们提出不能在天安门看到大剧院，那么我就要求退120米，让大剧院和人民大会堂在一条轴线上，让这两个建筑之间产生一种对话关系，新的建筑好像在对老的建筑说：我和你不一样。
我提出了这个新的方案，自忖不太可能会被中方接受，但是真没想到，中方高层接受了我的想法，也做了一些让步。最后的结果皆大欢喜，我和中国当局都没有丢面子，从建筑落成后的效果来看，结果还是不错的。我没有争得什么荣誉，争得荣誉的是建筑本身，因为它真正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
《南风窗》：我想，如果是一个中国建筑师来担任设计任务的话，他不会那么大胆，他可能会更多地考虑中国历史和文脉的关系。那么你怎么看城市规划和建筑单体设计之间的关系?
安德鲁：我个人觉得自己可能比当时的那些中国建筑师更尊重中国历史和文脉，因为我们设计方案的构思完全考虑到了周边环境的问题。中国人很明白这一点：建筑和历史传统的关系就好像你和你父母、祖父母的关系，中国人很尊重祖先、尊重传统，但是你永远也不可能和他们一样。你最好的方法就是成为你自己，这也是对你父母的尊重：在尊重的前提下，你不见得就是在反叛或较真，你只是很平和地成为你自己，在这个过程中，你才是真正地在与历史和周边环境对活。因此，不存在什么“大胆”的问题，我并没有因为无知所以无畏，并不存在这样的问题，而且自始至终，整个设计的过程，我都认真考虑历史问题，从来没有将其视若无物。
诗化空间与麦当劳
《南风窗》：法国建筑大师柯布西埃说，“房子是居住的机器”，你反感的是他的这种言论吗?
安德鲁：当时我建戴高乐机场的时候，我也套用柯布西埃的说法说“机场是停泊的机器”，一定要把它作为一个机器来设计。但是很快我就改变了说法，我觉得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它像个心脏。心脏比机器更复杂，不能纯粹从一个机器的角度来看机场，很快我就越来越明白，不能从纯科学的角度来看待空间，它还有人文的一面，你可以从现象学的角度来看待建筑和空间，这是我们现在特别需要考虑的问题。
《南风窗》：与诗化空间相对立的是麦当劳化的大众空间，你是否认为这种大众空间在都市中也是不可或缺的?
安德鲁：我觉得它们完全有存在的必要，它们的功能性是都市需要的。就像一个森林中间，你不能保证所有的树都是参天大树，除了乔木，森林中还应该有灌木、地被、花卉、杂草……这才是森林。所以，不能把美、诗性像果酱一样涂在所有的建筑上，旨定还需要麦当劳式的大众空间的存在。
所有的艺术都是如此，每个人都想做到最好最完美的表达，但其实不可能每个人都这样做，我们只能带着最真诚的希望来做设计，在这个前提下还有一些幸运和机遇以及某种神秘的东西左右着我们，有的人成了，有的人成不了，有时候并不是你想要做神秘就能做成的。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尽全力，但有时候尽全力并不够，还需要外围因素的支持。
你没有听错，建而优则写，上海文艺出版社继两年前推出他的小说《记忆的群岛》之后，再推他的小说中文版《房子》。保罗·安德鲁堪称建筑师中的小说第一人。
想来，建筑师一定是非常理性的人，否则的话，建筑恐有“空中楼阁”之虞。但翻开这本名为《房子》的小册子，你真的要将成见彻底抛弃。天哪，比新小说还要新小说。
“我越来越经常地梦到那所房子。昨天又梦见了。透过一扇我以前从未见过的窗户，出现了一条小溪，流淌在与房子的一边相邻的花园里。我让所有与我在一起的人作证。在那里，真的有朝向一面风景的开口，仿佛城市中的一道裂缝。水是从哪里来的呢?溪水仿佛从房子看不见的脚下流出。”
充斥着这样的句子，仿佛梦境，仿佛倒映，故事主线却付之阙如。
“诗人建筑师”，这个头衔也许是个偏正词组，人们热悉的足一个作为建筑大师的保罗，这么些年来，戴高乐国际机场、浦东国际机场、东方艺术中心，一座座充满诗意的建筑成就了他的盛名。文学，或者说诗歌，也许早已在他的空间中获得了生命，具有了意义、
词语与设计：两种构建方法
《南风窗》：作为著名的建筑师，建筑师的身份对你的文学创作有何影响?或者反过来说，文学素养是否也有助于你的建筑设计?
安德鲁：我是这样认为的，我在做建筑师的时候，我就是个建筑师；而我在写小说的时候，我就是个小说家。从原则上来说，一个人的兴趣爱好对他来说都应该是互相滋润的，互相带来养分的。但当然，每一种创作都有其独立性和特殊性。我觉得，一个好的建筑家应该向一切艺术——绘画、文学、电影、音乐、舞蹈——学习建筑的灵感可以来自于这些艺术，可是在具体设计的时候，又要尊重建筑本身的独特性，，写小说也是一样，建筑也可以成为文学家的养分，但写小说就是写小说。
《南风窗》：你本人又是如何理解空间的?你小说中的房子更多的是一种内心印象的投射?
安德鲁：这是个复杂的问题。我本身是学建筑工程出身的，所以首先会从物理学的角度来审视空间，这是现实的空间，但同时，它又与我们主观的投射不可分割。
现代物理学的空间概念非常复杂，很难分析。我觉得在客观和主观的空间之间具有一种延续性。你在具体的建筑设计过程中，肯定会有一些对空间的主观认识，而在写小说的时候，好像完全主观，其实我们还是会受到科学的物理空间的约束，这问题我们其实无法将其完全割裂开来。两者之间一定是有某种关联的。
《南风窗》：写作和设计对你来说有什么不同?
安德鲁：建筑是很多人、一个团队在一起合作，写作是孤独的。一个人写作的时候是很享受的，和我的团队合作又很温馨。我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设计上，写作最多也就是10年的时间，所以说我是个很有经验的设计师，却是一个写作的新手。
机场：全新的建筑样式
《南风窗》：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机场、埃及开罗机场、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机场、日本大阪关西机场、文莱机场、中国三亚机场都出自你手，为什么对机场设计情有独钟?和你早期在巴黎机场公司工作有没有关系?
安德鲁：我在机场公司工作就是设计戴高乐机场，从那之后我就爱上了这个行业。为什么呢?机场——尤其在当时——是个全新的建筑样式，古典时代是没有机场可言的，意识到机场设计‘的重要性也是近期的事，它的历史很短，所以你没有太多的技术和文化参照，更多地需要你的想象力来发挥作用。确实，机场这片天地给了我施展抱负和才华的空间 。我设计了许多大型的机场，这样大型的机场在当时并不多见，对我来说，这是全新的体验。
《南风窗》：在你的设计中，什么是你最满意的?有什么遗憾吗?
安德鲁：我对我的设计不会有100％的满意，我想如果一个设计师有这样满意的设计，他大概很快就会因苦恼而丧失斗志，因为他将难以逾越这座高峰。
我常常对我的年轻学生说，你们有能力去做的事，是和你们对自己的怀疑成正比的。我们总是生活在怀疑之中，对自己能力的怀疑，对自己作品的怀疑，乃至对人生的怀疑，怀疑总是像雾气一样包围着我们，有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是它的俘虏。但最终，我们还是要做些什么，我们生来如此。
《南风窗》：法国戴高乐机场1号候机楼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在那里，游客可经由交叉玻璃通道穿过中厅，这样的设计是否会大大提高通行人流?
安德鲁：你这个细节问得很好。设计一开始肯定是功能性的，就像个机器一样。我最初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希望机场的乘客不要走弯路、机场内部也不要出现人流拥堵的情况。我就是希望能够增强流通性。但是一旦设计好之后，我就发现，这样设计不仅有功能性的一面，还有诗性的一面。它本身就象征着旅行，象征着飞行，于是，旅客乘搭飞机时，就能体会到某种诗性的隐喻。就在那一刹那，我突然领悟了设计的奥秘：如何以一种诗性的方式来做设计，去利用空间。
《南风窗》：你是不是从那时就想成为一名诗人建筑师的呢?
安德鲁：可以这么说，但并不是说我带着一种诗人的姿态就可以成为诗人建筑师的。在设计过程中，我们总是会遇到许多未知，有许多新的发现和新的创意，在设计的过程中你总能遇到许多很美妙的东西，或者是对生活新的认识，这些是我感兴趣的，这才是真正的诗意。就像萨特的《恶心》中所写到的，一块丑陋的石头，你翻过来时，可能就会发现它美丽的一面。在不断的未知与发现过程中，我们才有新的可能，我要强调的是这一点。
在我的建筑生涯中，我从来不对人说这空间是多美多诗意，尤其是那些请我来做设计的人，我会对他们说：“你看，这功能多好。”而美不美，我希望他们自己发现。当然，美非常重要。如果有人问我在设计过程中什么重要?我会对他说，预算、功能性都很重要，但是美也很重要，它是不可或缺的。
“我几乎都要崩溃了”
《南风窗》：国家大剧院的设计过程十分漫长，你曾说：这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有一次，我几乎都要崩溃了”，为什么这么说?和国外的设计竞赛相比，中国的设计竞赛有何不同?
安德鲁：因为国家大剧院太重要了，在当时的背景下，在这么一个敏感的地点建这样一座建筑，就算建筑师有超强的心理承受力，考虑到毕竟是在中国首都最核心的区域上没计建筑，到底合不合适，需要仔细斟酌。由于它的重要性，来自各方面的建议和批评你郁得有一种开放、包容的态度。但同时，你不能退步。我有自己坚持的底线。因为你一旦让步，很可能什么都不存在了。我永远生活在矛盾的核心，我需要倾听他人的意见，但同时我坚持着没有退缩。这种压力对我来说是前所未有的。
就是因为这里有太多历史性的建筑，所以我的建筑才变得那么引人注目。如果旁边都是一些很普通的建筑，或者我没有建在离天安门广场很近的地方，那么我就用不着那么紧张了。因为政治和历史的原因，建筑的冲突才显得那么明显。
《南风窗》：你设计国家大剧院时，马上就想到巨大的蛋这样一 种形式吗?和人民大会堂在一条轴线上，当时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有没有感受到压力?你为什么仍然坚持自己的设计方案?
安德鲁：国家大剧院最初的构想并不在现在的位置上，应该是在长安街的边上。后来。有指示说大剧院必须往后退70米，原来能从天安门直接看到大剧院，但现在提出来说不能直接看见。得到这个消息，我快疯了，我准备退出设计团队，我不想继续做下去了。但是我冷静了下来，既然你们提出不能在天安门看到大剧院，那么我就要求退120米，让大剧院和人民大会堂在一条轴线上，让这两个建筑之间产生一种对话关系，新的建筑好像在对老的建筑说：我和你不一样。
我提出了这个新的方案，自忖不太可能会被中方接受，但是真没想到，中方高层接受了我的想法，也做了一些让步。最后的结果皆大欢喜，我和中国当局都没有丢面子，从建筑落成后的效果来看，结果还是不错的。我没有争得什么荣誉，争得荣誉的是建筑本身，因为它真正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
《南风窗》：我想，如果是一个中国建筑师来担任设计任务的话，他不会那么大胆，他可能会更多地考虑中国历史和文脉的关系。那么你怎么看城市规划和建筑单体设计之间的关系?
安德鲁：我个人觉得自己可能比当时的那些中国建筑师更尊重中国历史和文脉，因为我们设计方案的构思完全考虑到了周边环境的问题。中国人很明白这一点：建筑和历史传统的关系就好像你和你父母、祖父母的关系，中国人很尊重祖先、尊重传统，但是你永远也不可能和他们一样。你最好的方法就是成为你自己，这也是对你父母的尊重：在尊重的前提下，你不见得就是在反叛或较真，你只是很平和地成为你自己，在这个过程中，你才是真正地在与历史和周边环境对活。因此，不存在什么“大胆”的问题，我并没有因为无知所以无畏，并不存在这样的问题，而且自始至终，整个设计的过程，我都认真考虑历史问题，从来没有将其视若无物。
诗化空间与麦当劳
《南风窗》：法国建筑大师柯布西埃说，“房子是居住的机器”，你反感的是他的这种言论吗?
安德鲁：当时我建戴高乐机场的时候，我也套用柯布西埃的说法说“机场是停泊的机器”，一定要把它作为一个机器来设计。但是很快我就改变了说法，我觉得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它像个心脏。心脏比机器更复杂，不能纯粹从一个机器的角度来看机场，很快我就越来越明白，不能从纯科学的角度来看待空间，它还有人文的一面，你可以从现象学的角度来看待建筑和空间，这是我们现在特别需要考虑的问题。
《南风窗》：与诗化空间相对立的是麦当劳化的大众空间，你是否认为这种大众空间在都市中也是不可或缺的?
安德鲁：我觉得它们完全有存在的必要，它们的功能性是都市需要的。就像一个森林中间，你不能保证所有的树都是参天大树，除了乔木，森林中还应该有灌木、地被、花卉、杂草……这才是森林。所以，不能把美、诗性像果酱一样涂在所有的建筑上，旨定还需要麦当劳式的大众空间的存在。
所有的艺术都是如此，每个人都想做到最好最完美的表达，但其实不可能每个人都这样做，我们只能带着最真诚的希望来做设计，在这个前提下还有一些幸运和机遇以及某种神秘的东西左右着我们，有的人成了，有的人成不了，有时候并不是你想要做神秘就能做成的。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尽全力，但有时候尽全力并不够，还需要外围因素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