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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政治模式是通过把政治问题外部化来加以解决，因此有反对党和反对力量。中国则不然。中国的政治过程也在开放，但是通过把好多问题内部化来求得解决。
“中国模式”早就形成了
《瞭望东方周刊》：现在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很多，你认为中国是否存在一种模式?
郑永年：我觉得要从两个层面来看。一方面，你要承认中国确实有个模式，就像是盖房子，房子盖好了肯定有个模式。另一方面，有些人把“中国模式”看作一个非常理想的东西，这也不对。任何一个模式都有优势，也有不足，不存在一个百分之百的理想模式。西方模式也一样。西方的民主模式、市场经济模式，都有一个演变、改善的过程，有个进步的过程。
中国也是一样。中国从某些方面来说，模式早就形成了。现在很多人讨论的“中国模式”好像是改革开放后才有的。实际上，如果不理解改革开放之前30年，很难理解现在的模式。现在的模式只是改革开放以前模式的改进和发展。国家总体的结构还是一样的，只是好多地方改进了。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模式’早就存在了。
现在的问题是，谈论“中国模式”有时候显得过分政治化了。大家更多的是从政治出发，而很少有人做客观研究。
《瞭望东方周刊》：你关于“中国模式”的著作即将出版，你认为“中国模式”是什么?
郑永年：当然首先就是经济方面。从大历史来看，中国是混合经济模式。世界上怎么也找不到像中国这样的一个经济模式，在那么长的历史时期里，总有一个比较强大的国有部门，国家对关键的工业领域作用很大。这在西方是找不到的。
很多人都用西方的经济模式来衡量“中国模式”，似乎西方经济模式就是中国的改革目标。但如果中国可以变成西方，那么就没有“中国模式”了。大家说中国是转型经济，就是从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从国有到私营经济。这就没有看到“中国模式”的本质。因为中国国有部门很强大，像西方那样的私有化在中国不会发生。从历史上看，私有经济或者民营经济在中国一直存在，但中国绝对不可能走到像西方的那種完全私有化的地步。好多经济学家，一说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私有化。这脱离中国的现实。中国的经济只有一部分是私有化。全面的国有化和全面的私有化都不是中国经济的常态，混合经济模式才是中国经济的常态。解决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只能在承认这个常态的前提下去寻找。
中国政治模式的特点在哪里?西方的政治模式是通过把政治问题外部化来加以解决，因此有反对党和反对力量。中国则不然。中国的政治过程也在开放，但是通过把好多问题内部化来求得解决。这是两种模式，难分优劣，每一个模式都有其优势，也都有其劣势。
最重要的是开放度不够
《瞭望东方周刊》：有学者提出其实“中国模式”就是没有模式，也就是“摸着石头过河”，见招拆招。随着“中国模式”的提出，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可以告别“摸着石头过河”这种路径了?
郑永年：我们没有很好地理解这句话。邓小平的改革是有目标的。目标是什么呢?那就是“过河”啊，就是要搞市场经济。搞市场经济这个方向非常明确。但要怎么样走向市场经济呢?这就要“摸着石头”了，方法是“摸着石头”，目标是“过河”。
如果改革方向不明确，各个既得利益集团之间互相争夺，就不知道要往哪个方向走，就会导致一系列的问题。
具体来讲，比如我们要建立和谐社会，就要进行一系列社会改革，如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等。这些方面都需要国家大力投入。但是看现实，为什么在这些需要国家大力投入的领域往往就成为暴富的领域了呢?一些人利用改革的名义大力从这几个领域赚钱，改革的结果和原先的目标是相反的。
现在是越想改革，来自体制的障碍就越大。邓小平提倡“摸着石头过河”，摸哪一块石头不重要，能过河就行。现在我们越来越不敢去摸石头了。现在每推出一个政策，利益集团就把这个政策当作谋取私利的一个工具。
我看，“摸着石头过河”我们现在仍然应该坚持。
《瞭望东方周刊》：问题的根源在哪里?
郑永年：最重要的问题是开放度不够。中国的成功就是因为开放。现在改革遇到的一系列困难，也就是因为不够开放。人们都说中国是最开放的国家，这种开放是对国外和国际舞台而言。对中国内部来说，人们也可以把改革理解为一种开放，就是体制向社会群体的开放。
那些在改革开放中扮演很重要角色的新的利益，已经变成既得利益了，这些既得利益不想进一步开放了。所以必须要开放，也就是要继续改革，这是唯一的出路。
《瞭望东方周刊》：具体来说，我们下一步应当如何继续“摸石头”?
郑永年：首先要回答国有部门的边界在哪里的问题。国有部门要有个边界，不能无限地发展。要让国有和非国有两个领域保持相对平衡的空间，容许它们互相竞争。像社会改革、社会保障、医疗保险、教育、环保等社会政策领域，政府显然都还做得不够。又如出口与内需方面的平衡，怎么样通过社会政策确立一个内需社会，这些都是政府需要做的事情。
“中国模式”早就形成了
《瞭望东方周刊》：现在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很多，你认为中国是否存在一种模式?
郑永年：我觉得要从两个层面来看。一方面，你要承认中国确实有个模式，就像是盖房子，房子盖好了肯定有个模式。另一方面，有些人把“中国模式”看作一个非常理想的东西，这也不对。任何一个模式都有优势，也有不足，不存在一个百分之百的理想模式。西方模式也一样。西方的民主模式、市场经济模式，都有一个演变、改善的过程，有个进步的过程。
中国也是一样。中国从某些方面来说，模式早就形成了。现在很多人讨论的“中国模式”好像是改革开放后才有的。实际上，如果不理解改革开放之前30年，很难理解现在的模式。现在的模式只是改革开放以前模式的改进和发展。国家总体的结构还是一样的，只是好多地方改进了。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模式’早就存在了。
现在的问题是，谈论“中国模式”有时候显得过分政治化了。大家更多的是从政治出发，而很少有人做客观研究。
《瞭望东方周刊》：你关于“中国模式”的著作即将出版，你认为“中国模式”是什么?
郑永年：当然首先就是经济方面。从大历史来看，中国是混合经济模式。世界上怎么也找不到像中国这样的一个经济模式，在那么长的历史时期里，总有一个比较强大的国有部门，国家对关键的工业领域作用很大。这在西方是找不到的。
很多人都用西方的经济模式来衡量“中国模式”，似乎西方经济模式就是中国的改革目标。但如果中国可以变成西方，那么就没有“中国模式”了。大家说中国是转型经济，就是从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从国有到私营经济。这就没有看到“中国模式”的本质。因为中国国有部门很强大，像西方那样的私有化在中国不会发生。从历史上看，私有经济或者民营经济在中国一直存在，但中国绝对不可能走到像西方的那種完全私有化的地步。好多经济学家，一说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私有化。这脱离中国的现实。中国的经济只有一部分是私有化。全面的国有化和全面的私有化都不是中国经济的常态，混合经济模式才是中国经济的常态。解决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只能在承认这个常态的前提下去寻找。
中国政治模式的特点在哪里?西方的政治模式是通过把政治问题外部化来加以解决，因此有反对党和反对力量。中国则不然。中国的政治过程也在开放，但是通过把好多问题内部化来求得解决。这是两种模式，难分优劣，每一个模式都有其优势，也都有其劣势。
最重要的是开放度不够
《瞭望东方周刊》：有学者提出其实“中国模式”就是没有模式，也就是“摸着石头过河”，见招拆招。随着“中国模式”的提出，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可以告别“摸着石头过河”这种路径了?
郑永年：我们没有很好地理解这句话。邓小平的改革是有目标的。目标是什么呢?那就是“过河”啊，就是要搞市场经济。搞市场经济这个方向非常明确。但要怎么样走向市场经济呢?这就要“摸着石头”了，方法是“摸着石头”，目标是“过河”。
如果改革方向不明确，各个既得利益集团之间互相争夺，就不知道要往哪个方向走，就会导致一系列的问题。
具体来讲，比如我们要建立和谐社会，就要进行一系列社会改革，如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等。这些方面都需要国家大力投入。但是看现实，为什么在这些需要国家大力投入的领域往往就成为暴富的领域了呢?一些人利用改革的名义大力从这几个领域赚钱，改革的结果和原先的目标是相反的。
现在是越想改革，来自体制的障碍就越大。邓小平提倡“摸着石头过河”，摸哪一块石头不重要，能过河就行。现在我们越来越不敢去摸石头了。现在每推出一个政策，利益集团就把这个政策当作谋取私利的一个工具。
我看，“摸着石头过河”我们现在仍然应该坚持。
《瞭望东方周刊》：问题的根源在哪里?
郑永年：最重要的问题是开放度不够。中国的成功就是因为开放。现在改革遇到的一系列困难，也就是因为不够开放。人们都说中国是最开放的国家，这种开放是对国外和国际舞台而言。对中国内部来说，人们也可以把改革理解为一种开放，就是体制向社会群体的开放。
那些在改革开放中扮演很重要角色的新的利益，已经变成既得利益了，这些既得利益不想进一步开放了。所以必须要开放，也就是要继续改革，这是唯一的出路。
《瞭望东方周刊》：具体来说，我们下一步应当如何继续“摸石头”?
郑永年：首先要回答国有部门的边界在哪里的问题。国有部门要有个边界，不能无限地发展。要让国有和非国有两个领域保持相对平衡的空间，容许它们互相竞争。像社会改革、社会保障、医疗保险、教育、环保等社会政策领域，政府显然都还做得不够。又如出口与内需方面的平衡，怎么样通过社会政策确立一个内需社会，这些都是政府需要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