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德纲最近又大“火”了，不过火的原因不是因为有了新段子，也不是因为北京闷热的天气，而是因为弟子打北京电视台记者事件。
　　第一次听郭德纲的相声是《西征梦》。其中对于媒体有一个说法：到了白宫，看门口围着20多个男女，以为是媒体的，结果人家过来低头问“师傅，要光盘吗?”这句话其实调侃了媒体的本质，那就是一个“贩光盘”的，可以贩正版，也可以贩盗版，至于光盘里的内容，是光盘炮制者根据买家的需求而定。这种需求即可能是高尚的，也可能是低俗的。
　　郭德纲在博文中说：“艺人与电视台之间打交道就是赤裸裸的互相利用。”这句话固然没错，不过利用的过程更像一条产业链，艺人是产业链的上层，是“光盘”的制造者和提供者，而媒体则是产业链的下层，是光盘的发售者和传播者。追根溯源，无论是查禁盗版还是扫黄打黑，都要从查源头入手，传播者承担连带责任。
　　同理，新闻人物制造了负面新闻，引发了不好的社会效果，固然可以责怪媒体的推波助澜。不过要说是谁承担了最大的责任，还是新闻制造者本身。
　　最近一桩媒体“贩光盘”案来自一家网站。7月25日，“维基解密”网站宣布，一名美军情报人员把2004年1月到2009年12月之间汇总上来的大约9.2万份情报刻成光盘传给了该网站。光盘里有美国军方关于阿富汗战争的秘密文件。这件事已经引发了白宫的震怒。
　　其实，“维基解密”从创办以来就一直“猛料”不断。2007年，“维基解密”公布了美军《关塔那摩监狱管理指导手册》。该手册内容显示，如果被关押人员表现良好或是积极与军方配合，可获得“特别奖励”，而这“特别奖励”就是一卷手纸。2009年，“维基解密”公布超过1000封气候学家的邮件。邮件内容显示，气候学家擅自更改对自己研究不利的气候数据，以证明全球气候变暖主要是由人类活动造成的。此事导致人们对垒球气候变暖理论产生怀疑。
　　“维基解密”所曝光的“猛料”绝大部分都是未经授权的，都是通过黑客和“线人”等非正当手段获得。“维基解密”就是贩卖盗版光盘的贩子，警察抓住了完全可以罚他。不过要是美军在关塔那摩、阿富汗没有发生过虐囚、滥杀平民的事件，那还会因曝光而处于尴尬地位吗?而这些事曝光以后，一个积极的结果是，面对社会的质疑，美国政府也不得不对自己的政策进行调整。
　　4月份的央视《新闻1 1》提到了一个“媒治”的新概念。说在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过渡期间，应该有一个“媒治”阶段，媒治就是通过媒体管理社会，或是人们试图期望通过媒体曝光来解决社会问题。而“从人治到媒治是一种进步，但是媒治到法治还有很长的距离要走”。
　　其实，“媒治”也体现了对现在社会管理部门缺位的无奈。对于媒体的作用，既不用贬低，也不用夸大。媒体的本质功能还是“光盘贩子”，也就是信息的贩卖者和传播者。
　　真正的“媒治”其实更应该是一种“共治”，也就是媒体、新闻发布者和新闻管理部门的互动。媒体的首要职责就是要忠实地把事情原貌反映出来。至于事情本身是好是坏，应该如何处理，那是相关部门的事。
　　而作为“光盘贩卖”的源头，也就是新闻的制造者和提供方，则更应该主动地给媒体“喂”信息。不久前，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在和央视记者座谈时就深有感触。他认为政府不应该仅仅局限于“管媒体”，而应该多扮演“新闻发言人”和组织记者调查的“协调人”角色，以掌握信息发布的主动权。
　　从历史来看，美国的“媒治”起源于19世纪后半期。安德鲁·杰克逊是最早聘用总统新闻发言人的美国总统。1897年，麦金莱总统给六名助理发薪水，其中就包括负责新闻宣传的科特柳。20世纪初，一些正直的新闻记者掀起了一场揭露企业丑闻的“黑幕揭发运动”。于是工商界仿效政府建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1966年，美国通过《信息自由法》，对公众的知情权进行了法律的界定。由此可见，“媒治”更多地表现为在法律的框架下，公众、媒体、企业、政府在信息发布和获取方面的制衡与博弈。
　　因此，媒体如何“贩好光盘”，一方面自身要尽职尽责，另一方面也需要各方面的配合。一个良好的社会应该是“人治”、“法治”、“媒治”互相促进、互相监督、互相制约，各司其职，各自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