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宋庆龄是２０世纪最伟大的女性，一生继承孙中山的遗志，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为新中国的创建呕心沥血。她在晚年有个显著特点，把追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毕生做社会公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当作奋斗目标，因而留下了许多动人的故事。
捐献房屋、汽车和稿费
１９２８年宋蔼龄出资在庐山兴建了一幢别墅，赠送给大妹宋庆龄，以供她来山休息用。宋庆龄在解放前曾三上庐山，都是住在这幢别墅里。１９５３年７月，她到江西视察工作，特地来到阔别１８年的庐山旧居——河西路５１Ａ号私墅，满意地说：“我这幢房子保护得很好。现决定从今天起，将此房交给国家，由庐山管理局统管，我个人不再需要了。”翌日又叫秘书向管理局补缴从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５３年的房地产税，并补发看房工人的工资。
在省、地为她举行的茶会上，宋庆龄又表示：登山公路通车了，庐山管理局没有小车，我这次带来的一部黑色福特小轿车，赠送给管理局使用，作为我在建国后首次来山留下的纪念。
宋庆龄以极大的热情主持中国救济总会，将历年稿费的大部分收入，捐献给妇女和儿童慈善事业，自己全靠工资生活。五十年代，为营救一名外国朋友有吉辛治，她翻找出珍藏多年的母亲留下的结婚礼服，送给友人家属，让她拿去变卖赎人。所以宋庆龄没有留下什么遗产，人们称赞她“是个两袖清风的领导者”。
享受“皇家”待遇并不快乐
建国后，宋庆龄因生活、工作需要，常在上海、北京两地往来，而她是国家副主席，故在北京的时间较多。最初她的北京寓所是在道路狭窄、环境嘈杂的方巾巷。中央准备为她新建住宅，她不同意，婉言谢绝，说“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需要很多钱，我不能占用国家资金”。后来国务院于１９６０年安排她迁入西河沿居所，那里虽然环境好些，但房子潮湿，她的关节炎经常发作。
鉴于宋庆龄是具有国际声望的国家领导人，曾为中国革命作出过巨大贡献，又经常要会见外宾，尽管处于三年困难时期，中央领导仍研究决定，国家拿点钱破例为她新建住所，并委托王光美写信去上海，就新宅设计图纸征求她的意见。宋庆龄接信后，依然坚持不建新房，回信婉谢说：“我不打算再迁新址了，为了我个人的住所而增加国家开支，这将使我感到非常不安。”
宋庆龄多次不同意建新宅，使这件事又拖了下来。１９６１年周恩来亲自主持在荒芜的旧日王府，为她新建一座中西合璧的两层寓所。当年宋庆龄乔迁新居，欢度她的七十大寿。
然而尽管搬进新居，她的内心还是屡屡不安。１９６６年她给美国朋友格兰尼奇写信，回答是否迁入新址时，吐露了她的心绪：“是的，我住在旧日醇亲王府花园里，溥仪就是在此出生。我确实在享受着‘皇家’的待遇，尽管我并不快乐，因为还有许多比我更有价值的人，现在仍住在简陋的小屋里。”就这样，宋庆龄在这寓所度过了她生命中最后的１８年。
体贴救助身边工作人员
宋庆龄每月拿国家干部一级工资５７９元，后也跟毛泽东等中央主要领导一样，主动降低了工资标准，但仍因感到“超过别人的工资多倍”而不安。因此她常常用自己的工资购买物品赠送别人或资助身边困难者。
１９６３年１月，锡兰总理达拉奈克夫人访问中国，宋庆龄在上海会见她，并在友谊商店买了一些绸缎料子和一些礼品赠送。事后有关部门将这一公务活动的费用报销了，宋庆龄得知后严肃地说：“礼品是我私人送的，费用应由我工资开支。公私不分，岂不是贪污行为吗？”
宋庆龄的警卫员中风瘫痪，又有两个女儿，生活极为困难，她就将其两女长期留在家中抚养。管理员１９５９年结婚，她请新郎新娘吃饭，席间赠送一条印有鸳鸯图案的床单。后来管理员生了两个孩子，她又给小孩送衣送物。管理员病故，她带着秘书赶去慰问，送了一笔钱。１９７３年工作人员小杨家遭受洪灾，房屋倒塌，她立即拿出１５０元捐助重建家园。其他工作人员的婚嫁、生子、生病住院、老家盖房、打井等，她都主动送一些钱物。
由于宋庆龄是德高望重的、卓越的国家领导人，结交了许多中外友人，自然经常会有应酬活动和接待来访。她总是热情款待，订一些经济实惠的菜肴，使客人满意。她对烹调技术颇有研究，有时还亲自下厨炒出各种名菜，客人们赞不绝口，连连称道。这些开支，都是她“自掏腰包”。
“文革”前国家几次给宋庆龄增发一些接待活动费，她都把这些钱如数退还；“文革”中国家又批给她三万元生活补贴，她仍写信表示谢绝并退回。
自补衣物，变旧为新
从外表看，宋庆龄和她的姐妹们一样，一生讲究仪表，使人感到既美丽大方，又具有民族传统风尚。尤其是外事场合，更是自己动手，精心化妆，绝不素面会见客人。这是因为她有一个传统理念，那就是女性注重梳妆打扮，是意味着对客人的礼貌与尊重。
可是，很少有人知道，宋庆龄却是一个非常节俭朴素的国务活动家。也许她受了中央其他领导人艰苦作风的影响，平日生活十分朴素，经常穿着由保姆为她做的便装和布鞋。三年自然灾害以后，直到逝世前，她很少做新衣服穿，体形变胖了，她就将以前旧便装、睡衣、旗袍的两边剪开，接上相同颜色的布条或料子。由于缝接精细，熨烫平整，使人难以看出奥秘。内衣磨破了，叫保姆缝缝补补，又继续穿用。
宋庆龄患较严重风湿性关节炎，腿部经常痛得难受，而她又有凌晨起床办公的习惯。为了避免受凉，她因陋就简，将三种不同颜色的旧毛线，拼织成毛线护套绑在腿上。同时她还在业余时间跟保姆一起，用２６块零碎布料，拼做了一件棉背心，取名曰“八卦衣”，以护背保暖。书桌旁的落地灯罩破了，她将旧窗帘布剪下一块，重新缝制一个布灯罩代用。她与孙中山结婚时的梳妆镜，是件珍贵文物，用了一辈子，可是镜面两边的水银都脱落了，只有中间是好的，她也不舍得换新，一直用到去世。
忘年之交姐妹情缘
宋庆龄早年在与陈炯明叛军作斗争时不慎流产，此后便再没生育。孙中山逝世后，她的贴身伴侣是两位单身女性，一是北京寓所秘书张珏，比宋小２１岁；一是上海寓所保姆李燕娥，比宋小１９岁。宋庆龄与她们是忘年之交，视为知己，情同姐妹，亲如手足。
张珏是受过西方文化影响和中国传统文化浸染的知识女性，曾与一名法国留学生结婚，后感情不合而离异。来到宋庆龄身边作秘书，便一直是单身。１９４９年底，她随宋庆龄回到上海，在宋庆龄主持的“中国福利会”上班。１９６３年又随宋庆龄来到北京，二人朝夕相处。宋庆龄昵称张珏为“艾琳”，无微不至地关心、爱护和帮助，使张珏打消了“贵夫人，难以接近”的顾虑。她说：“我跟魅力永存的夫人共事，体味非凡，宋庆龄是２０世纪的伟大女性，其伟大够我感悟一生。”
１９６９年，张珏收到宋庆龄一个牛皮纸卷，上面附着便条：“给亲爱的艾琳，作为你我之间的友谊和一起亲密工作的纪念。”纸卷打开后，里面包着的是一匹有一朵朵小花的织锦缎，这是做夹袄的最好面料，质量上乘，光彩夺目。张珏捧着衣料，再看看不同凡响的字迹，一种温馨的感情油然而生，忍不住提笔留言，感慨地写道：“礼品珍贵，手迹更珍贵。”
张珏知道宋庆龄爱吃加应子，可是北京没有卖。有一回她出差上海，在街上到处打听，结果意外地买到了两包，当即寄往北京。宋庆龄收到后分外高兴，但不舍得吃。几天后，宋庆龄托人送给张珏一件女式皮袍，又附上便条：“艾琳，我谢你送我两包加应子。我很喜欢这类食品，将在新年里款待客人。这件没有穿过的皮袍（青狐须皮），是我亲爱的妈妈让我继承的遗产，是一件纪念品。天气寒冷的时候，你可以改做一下，穿上御寒。”张珏怎么也没有想到宋庆龄会赠送如此珍贵的遗物，更不忍心改动，直到宋庆龄去世后，才将皮袍和字条送往上海故居陈列。
１９３１年，１９岁的广东中山县少女李燕娥来到宋庆龄身边做保姆，一干就是５０年。她精心照管宋庆龄的生活及其家庭，建国后又竭尽全力照看宋庆龄在上海的寓所和孙中山留下的遗物。宋庆龄称赞她是“不拿枪的警卫员”。
宋庆龄把李燕娥当作自己的亲人，同桌吃饭，让她坐上，唤她“李姐”，每次回上海，总是买些火腿、腊肠之类带给她吃。１９７２年李燕娥６０岁生日，宋庆龄托人买了一只熟的大油母鸡及８斤苹果、２斤香蕉，向她表示祝贺。
１９７９年李燕娥患了子宫癌，宋庆龄万分焦急，亲自把她接到北京治疗，一面吩咐工作人员要像对待自己一样照顾她；一面为她请最好的专家诊治，并抽时间陪她聊天，减轻痛苦。在治疗过程中，还设法买些新鲜蔬菜、豆类和肉、鸡等食品，让她增加营养。她在给爱泼斯坦的信中，流露了极度忧伤的感情：“近日来我为李姐（我５０多年的伴侣和管家）患的可怕疾病，而极感心烦意乱。她不仅是我的助手，更胜过我的亲人。”
但是李燕娥的癌病到了晚期，最后还是医治无效，于１９８１年２月逝世，终年６９岁。宋庆龄眼见相伴半个多世纪的最好朋友从此离开了她，内心万分悲痛，泪洒满地，六神无主，几天吃不下饭。她决定以最佳方案办好李燕娥后事：一是请一些信得过的朋友，陪同李燕娥骨灰盒运往上海；二是将骨灰盒埋葬在宋氏墓地，并为她立碑；三是将来自己去世后，也长眠在忠心的同伴旁边，并提出“要和李姐做同样的墓碑”；四是亲自画一张位置草图，中间为父母宋耀如和倪桂珍合葬墓，西侧为保姆墓碑，刻着“李燕娥同志之墓——宋庆龄敬立”，东侧对称处，是将来自己的墓碑。总之让亲爱的管家以同样的规格，在冥间依然永远和自己在一起。
李燕娥骨灰启程前，宋庆龄捧着骨灰盒不停地用手抚摸，用脸亲吻，伤心的泪水夺眶而出，布满面庞。
临终前三次要求入党
早年列宁与孙中山建立通信往来，就是由宋庆龄用俄文进行联系，宋庆龄因此接触到了列宁的革命思想。自二十年代后半期，宋庆龄就开始追随共产党，她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公开或秘密协助中国共产党做了许多工作。建国后更以极大热情，参与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凡此种种受到全国人民的普遍爱戴，是中国共产党最信任、最真挚的好友。因而宋庆龄先后担任过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共和国副主席和国家名誉主席。她长期与中共领袖们一道，从事内政外交的国务工作，在这个革命大家庭里，她希望自己成为共产党员，自然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宋庆龄一向积极自觉创造条件加入中国共产党，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她的汉语不如英语熟稔，便决心通过反复学习《毛泽东选集》四卷来娴熟汉语，从中真切培养无产阶级世界观。几十年来，她对共产主义事业真诚向往和追求，早已具备了入党条件，党中央早已把她看作共产党员了，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者。但考虑到让她暂时留在党外，对统战工作的意义更大，因而一直没有正式给她办理入党手续。
也许保姆李燕娥逝去对她震动很大，心灵深处一直处在哀恸之中。两个月后，耄耋之年的宋庆龄，病情突然严重，被确诊为冠心病及慢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多次出现呼吸困难。就在这时，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决定授予她荣誉法学博士学位。她以坚强毅力，抱病坚持参加人民大会堂的授赠仪式，身披荣誉博士礼服，用英语即席发表了２０分钟的讲话。她说：“我接受这一学位，不是为了我个人，而是把它看成是对中国人民崇敬和友谊的象征。”
后来宋庆龄又出现多次发热和心跳加快等症状。她为了实现自己毕生的崇高理想和最好归宿，先后两次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心愿。１９８１年５月１５日，病危来临，宋庆龄第三次强烈渴望在临终前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彭真等人急忙于当天上午１０点半，转报给时任党中央主席的胡耀邦，胡又迅速转告邓小平等政治局各委员。于是政治局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一致同意接受宋庆龄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并委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最高称谓。当天下午６时，列席会议的中组部部长宋任穷和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驱车赶到她的住处，正式通知宋庆龄这一决定。次日下午，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也亲自前往探望，向她表示由衷祝贺。
５月１２日，宋庆龄艰难地走到写字台边，用颤抖的手，为《韬奋手迹》一书题写了两张书名，这一题签，是宋庆龄的绝笔。５月２９日，宋庆龄病况逆转恶化，抢救无效，于２０时１８分在她自己的住所溘然长逝，终年９０岁。
宋庆龄遗体火化后的第二天，骨灰就运往上海，安葬在万国公墓的宋氏墓园（现为宋氏陵园）。人们会问，她为何提出要与父母合葬在一起，而不与丈夫孙中山合葬？这是因为宋庆龄生前多次说过：“孙中山安葬在南京中山陵，他是伟大的革命家，受到人民的瞻仰，我不应去沾他的光。”
责任编辑晏蔚青
捐献房屋、汽车和稿费
１９２８年宋蔼龄出资在庐山兴建了一幢别墅，赠送给大妹宋庆龄，以供她来山休息用。宋庆龄在解放前曾三上庐山，都是住在这幢别墅里。１９５３年７月，她到江西视察工作，特地来到阔别１８年的庐山旧居——河西路５１Ａ号私墅，满意地说：“我这幢房子保护得很好。现决定从今天起，将此房交给国家，由庐山管理局统管，我个人不再需要了。”翌日又叫秘书向管理局补缴从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５３年的房地产税，并补发看房工人的工资。
在省、地为她举行的茶会上，宋庆龄又表示：登山公路通车了，庐山管理局没有小车，我这次带来的一部黑色福特小轿车，赠送给管理局使用，作为我在建国后首次来山留下的纪念。
宋庆龄以极大的热情主持中国救济总会，将历年稿费的大部分收入，捐献给妇女和儿童慈善事业，自己全靠工资生活。五十年代，为营救一名外国朋友有吉辛治，她翻找出珍藏多年的母亲留下的结婚礼服，送给友人家属，让她拿去变卖赎人。所以宋庆龄没有留下什么遗产，人们称赞她“是个两袖清风的领导者”。
享受“皇家”待遇并不快乐
建国后，宋庆龄因生活、工作需要，常在上海、北京两地往来，而她是国家副主席，故在北京的时间较多。最初她的北京寓所是在道路狭窄、环境嘈杂的方巾巷。中央准备为她新建住宅，她不同意，婉言谢绝，说“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需要很多钱，我不能占用国家资金”。后来国务院于１９６０年安排她迁入西河沿居所，那里虽然环境好些，但房子潮湿，她的关节炎经常发作。
鉴于宋庆龄是具有国际声望的国家领导人，曾为中国革命作出过巨大贡献，又经常要会见外宾，尽管处于三年困难时期，中央领导仍研究决定，国家拿点钱破例为她新建住所，并委托王光美写信去上海，就新宅设计图纸征求她的意见。宋庆龄接信后，依然坚持不建新房，回信婉谢说：“我不打算再迁新址了，为了我个人的住所而增加国家开支，这将使我感到非常不安。”
宋庆龄多次不同意建新宅，使这件事又拖了下来。１９６１年周恩来亲自主持在荒芜的旧日王府，为她新建一座中西合璧的两层寓所。当年宋庆龄乔迁新居，欢度她的七十大寿。
然而尽管搬进新居，她的内心还是屡屡不安。１９６６年她给美国朋友格兰尼奇写信，回答是否迁入新址时，吐露了她的心绪：“是的，我住在旧日醇亲王府花园里，溥仪就是在此出生。我确实在享受着‘皇家’的待遇，尽管我并不快乐，因为还有许多比我更有价值的人，现在仍住在简陋的小屋里。”就这样，宋庆龄在这寓所度过了她生命中最后的１８年。
体贴救助身边工作人员
宋庆龄每月拿国家干部一级工资５７９元，后也跟毛泽东等中央主要领导一样，主动降低了工资标准，但仍因感到“超过别人的工资多倍”而不安。因此她常常用自己的工资购买物品赠送别人或资助身边困难者。
１９６３年１月，锡兰总理达拉奈克夫人访问中国，宋庆龄在上海会见她，并在友谊商店买了一些绸缎料子和一些礼品赠送。事后有关部门将这一公务活动的费用报销了，宋庆龄得知后严肃地说：“礼品是我私人送的，费用应由我工资开支。公私不分，岂不是贪污行为吗？”
宋庆龄的警卫员中风瘫痪，又有两个女儿，生活极为困难，她就将其两女长期留在家中抚养。管理员１９５９年结婚，她请新郎新娘吃饭，席间赠送一条印有鸳鸯图案的床单。后来管理员生了两个孩子，她又给小孩送衣送物。管理员病故，她带着秘书赶去慰问，送了一笔钱。１９７３年工作人员小杨家遭受洪灾，房屋倒塌，她立即拿出１５０元捐助重建家园。其他工作人员的婚嫁、生子、生病住院、老家盖房、打井等，她都主动送一些钱物。
由于宋庆龄是德高望重的、卓越的国家领导人，结交了许多中外友人，自然经常会有应酬活动和接待来访。她总是热情款待，订一些经济实惠的菜肴，使客人满意。她对烹调技术颇有研究，有时还亲自下厨炒出各种名菜，客人们赞不绝口，连连称道。这些开支，都是她“自掏腰包”。
“文革”前国家几次给宋庆龄增发一些接待活动费，她都把这些钱如数退还；“文革”中国家又批给她三万元生活补贴，她仍写信表示谢绝并退回。
自补衣物，变旧为新
从外表看，宋庆龄和她的姐妹们一样，一生讲究仪表，使人感到既美丽大方，又具有民族传统风尚。尤其是外事场合，更是自己动手，精心化妆，绝不素面会见客人。这是因为她有一个传统理念，那就是女性注重梳妆打扮，是意味着对客人的礼貌与尊重。
可是，很少有人知道，宋庆龄却是一个非常节俭朴素的国务活动家。也许她受了中央其他领导人艰苦作风的影响，平日生活十分朴素，经常穿着由保姆为她做的便装和布鞋。三年自然灾害以后，直到逝世前，她很少做新衣服穿，体形变胖了，她就将以前旧便装、睡衣、旗袍的两边剪开，接上相同颜色的布条或料子。由于缝接精细，熨烫平整，使人难以看出奥秘。内衣磨破了，叫保姆缝缝补补，又继续穿用。
宋庆龄患较严重风湿性关节炎，腿部经常痛得难受，而她又有凌晨起床办公的习惯。为了避免受凉，她因陋就简，将三种不同颜色的旧毛线，拼织成毛线护套绑在腿上。同时她还在业余时间跟保姆一起，用２６块零碎布料，拼做了一件棉背心，取名曰“八卦衣”，以护背保暖。书桌旁的落地灯罩破了，她将旧窗帘布剪下一块，重新缝制一个布灯罩代用。她与孙中山结婚时的梳妆镜，是件珍贵文物，用了一辈子，可是镜面两边的水银都脱落了，只有中间是好的，她也不舍得换新，一直用到去世。
忘年之交姐妹情缘
宋庆龄早年在与陈炯明叛军作斗争时不慎流产，此后便再没生育。孙中山逝世后，她的贴身伴侣是两位单身女性，一是北京寓所秘书张珏，比宋小２１岁；一是上海寓所保姆李燕娥，比宋小１９岁。宋庆龄与她们是忘年之交，视为知己，情同姐妹，亲如手足。
张珏是受过西方文化影响和中国传统文化浸染的知识女性，曾与一名法国留学生结婚，后感情不合而离异。来到宋庆龄身边作秘书，便一直是单身。１９４９年底，她随宋庆龄回到上海，在宋庆龄主持的“中国福利会”上班。１９６３年又随宋庆龄来到北京，二人朝夕相处。宋庆龄昵称张珏为“艾琳”，无微不至地关心、爱护和帮助，使张珏打消了“贵夫人，难以接近”的顾虑。她说：“我跟魅力永存的夫人共事，体味非凡，宋庆龄是２０世纪的伟大女性，其伟大够我感悟一生。”
１９６９年，张珏收到宋庆龄一个牛皮纸卷，上面附着便条：“给亲爱的艾琳，作为你我之间的友谊和一起亲密工作的纪念。”纸卷打开后，里面包着的是一匹有一朵朵小花的织锦缎，这是做夹袄的最好面料，质量上乘，光彩夺目。张珏捧着衣料，再看看不同凡响的字迹，一种温馨的感情油然而生，忍不住提笔留言，感慨地写道：“礼品珍贵，手迹更珍贵。”
张珏知道宋庆龄爱吃加应子，可是北京没有卖。有一回她出差上海，在街上到处打听，结果意外地买到了两包，当即寄往北京。宋庆龄收到后分外高兴，但不舍得吃。几天后，宋庆龄托人送给张珏一件女式皮袍，又附上便条：“艾琳，我谢你送我两包加应子。我很喜欢这类食品，将在新年里款待客人。这件没有穿过的皮袍（青狐须皮），是我亲爱的妈妈让我继承的遗产，是一件纪念品。天气寒冷的时候，你可以改做一下，穿上御寒。”张珏怎么也没有想到宋庆龄会赠送如此珍贵的遗物，更不忍心改动，直到宋庆龄去世后，才将皮袍和字条送往上海故居陈列。
１９３１年，１９岁的广东中山县少女李燕娥来到宋庆龄身边做保姆，一干就是５０年。她精心照管宋庆龄的生活及其家庭，建国后又竭尽全力照看宋庆龄在上海的寓所和孙中山留下的遗物。宋庆龄称赞她是“不拿枪的警卫员”。
宋庆龄把李燕娥当作自己的亲人，同桌吃饭，让她坐上，唤她“李姐”，每次回上海，总是买些火腿、腊肠之类带给她吃。１９７２年李燕娥６０岁生日，宋庆龄托人买了一只熟的大油母鸡及８斤苹果、２斤香蕉，向她表示祝贺。
１９７９年李燕娥患了子宫癌，宋庆龄万分焦急，亲自把她接到北京治疗，一面吩咐工作人员要像对待自己一样照顾她；一面为她请最好的专家诊治，并抽时间陪她聊天，减轻痛苦。在治疗过程中，还设法买些新鲜蔬菜、豆类和肉、鸡等食品，让她增加营养。她在给爱泼斯坦的信中，流露了极度忧伤的感情：“近日来我为李姐（我５０多年的伴侣和管家）患的可怕疾病，而极感心烦意乱。她不仅是我的助手，更胜过我的亲人。”
但是李燕娥的癌病到了晚期，最后还是医治无效，于１９８１年２月逝世，终年６９岁。宋庆龄眼见相伴半个多世纪的最好朋友从此离开了她，内心万分悲痛，泪洒满地，六神无主，几天吃不下饭。她决定以最佳方案办好李燕娥后事：一是请一些信得过的朋友，陪同李燕娥骨灰盒运往上海；二是将骨灰盒埋葬在宋氏墓地，并为她立碑；三是将来自己去世后，也长眠在忠心的同伴旁边，并提出“要和李姐做同样的墓碑”；四是亲自画一张位置草图，中间为父母宋耀如和倪桂珍合葬墓，西侧为保姆墓碑，刻着“李燕娥同志之墓——宋庆龄敬立”，东侧对称处，是将来自己的墓碑。总之让亲爱的管家以同样的规格，在冥间依然永远和自己在一起。
李燕娥骨灰启程前，宋庆龄捧着骨灰盒不停地用手抚摸，用脸亲吻，伤心的泪水夺眶而出，布满面庞。
临终前三次要求入党
早年列宁与孙中山建立通信往来，就是由宋庆龄用俄文进行联系，宋庆龄因此接触到了列宁的革命思想。自二十年代后半期，宋庆龄就开始追随共产党，她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公开或秘密协助中国共产党做了许多工作。建国后更以极大热情，参与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凡此种种受到全国人民的普遍爱戴，是中国共产党最信任、最真挚的好友。因而宋庆龄先后担任过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共和国副主席和国家名誉主席。她长期与中共领袖们一道，从事内政外交的国务工作，在这个革命大家庭里，她希望自己成为共产党员，自然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宋庆龄一向积极自觉创造条件加入中国共产党，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她的汉语不如英语熟稔，便决心通过反复学习《毛泽东选集》四卷来娴熟汉语，从中真切培养无产阶级世界观。几十年来，她对共产主义事业真诚向往和追求，早已具备了入党条件，党中央早已把她看作共产党员了，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者。但考虑到让她暂时留在党外，对统战工作的意义更大，因而一直没有正式给她办理入党手续。
也许保姆李燕娥逝去对她震动很大，心灵深处一直处在哀恸之中。两个月后，耄耋之年的宋庆龄，病情突然严重，被确诊为冠心病及慢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多次出现呼吸困难。就在这时，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决定授予她荣誉法学博士学位。她以坚强毅力，抱病坚持参加人民大会堂的授赠仪式，身披荣誉博士礼服，用英语即席发表了２０分钟的讲话。她说：“我接受这一学位，不是为了我个人，而是把它看成是对中国人民崇敬和友谊的象征。”
后来宋庆龄又出现多次发热和心跳加快等症状。她为了实现自己毕生的崇高理想和最好归宿，先后两次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心愿。１９８１年５月１５日，病危来临，宋庆龄第三次强烈渴望在临终前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彭真等人急忙于当天上午１０点半，转报给时任党中央主席的胡耀邦，胡又迅速转告邓小平等政治局各委员。于是政治局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一致同意接受宋庆龄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并委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最高称谓。当天下午６时，列席会议的中组部部长宋任穷和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驱车赶到她的住处，正式通知宋庆龄这一决定。次日下午，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也亲自前往探望，向她表示由衷祝贺。
５月１２日，宋庆龄艰难地走到写字台边，用颤抖的手，为《韬奋手迹》一书题写了两张书名，这一题签，是宋庆龄的绝笔。５月２９日，宋庆龄病况逆转恶化，抢救无效，于２０时１８分在她自己的住所溘然长逝，终年９０岁。
宋庆龄遗体火化后的第二天，骨灰就运往上海，安葬在万国公墓的宋氏墓园（现为宋氏陵园）。人们会问，她为何提出要与父母合葬在一起，而不与丈夫孙中山合葬？这是因为宋庆龄生前多次说过：“孙中山安葬在南京中山陵，他是伟大的革命家，受到人民的瞻仰，我不应去沾他的光。”
责任编辑晏蔚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