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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大概能识别出90%的问题内容，剩下的10%需要靠人工识别。
在创业初期，我经常半夜三更还在对平台进行监管”
2016年，网络直播这种新兴的传播方式以罕见的速度进入广大网民的生活。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3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6年12月，网络直播用户规模达到3.44亿，占网民总数的47.1%，较2016年6月增长了1932万。
在2017年全国两会中，网络直播也受到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们的关注。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文联主席许钦松，全国政协委员、歌唱家陈思思都将网络直播列为提案的关注对象。
两位委员不约而同地认为，网络直播现在确实存在诸多问题，但是，要认识到这个新事物的价值，在规范中发展。陈思思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快速发展的网络直播，目前亟需纳入规范化、法治化轨道，同时，也要发挥直播平台的作用，积极探索直播 的更大空间。
重拳频频
在网络直播井喷式发展的同时，直播飙车、吸毒、“深夜造人”等挑战法律和道德底线的内容层出不穷。为肃清直播行业乱象，有关部门频频祭出重拳。
2016年4月中旬，《北京网络直播行业自律公约》出台。当月，文化部查处了26个网络表演平台，有4000多个涉嫌严重违规的表演房间被关停。
2016年7月，文化部印发《关于加强网络表演管理工作的通知》。
2016年9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下发《关于加强网络视听节目直播服务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其中明确指出，开展网络视听节目直播服务应具有相应资质，不符合相关条件的机构和个人不能从事直播服务。
2016年11月4日，国家网信办发布了《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要求对直播实施分级分类管理，建立互联网直播发布者信用等级管理体系，实行“主播实名制登记”“黑名单制度”等措施。
此前参与《规定》起草的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对《瞭望东方周刊》说，目前不需要再专门出台针对网络直播监管的法律法规，关键问题是既有的规定能否落实。
比如，一些直播平台的“网红”主播在直播中销售“三无”产品和发布虚假广告的问题，“按照2016年出台的《互联网广告管理暂行办法》，网络直播中几乎所有广告都是非法的。但问题不是出在网络直播身上，而是有关部门还没有在直播领域落实这一法规。”朱巍说。
直播平台的“主体责任”
但是，朱巍也认为，仅靠政府监管是不够的。
比如，为了商业利益，一些网络平台不惜突破法律底线去留住能够获利的网络主播，即便明知某些主播是“问题主播”，平台也不敢轻易得罪他们，因为担心主播们会跳槽去其他平台。
《规定》中要求建立失信主播的“黑名单”制度，正是希望解决这一问题。建立黑名单制度后，对纳入黑名单的主播将“禁止重新注册账号”，并向省级和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报告。
“这样一来，这些主播将不能肆意‘用脚投票’来要挟平台，也就让法治与诚信重新回归直播市场。”朱巍说。
但是，此前出现的争抢“问题主播”现象，也反映出《规定》中所明确的网络直播平台应该落实“主体责任”的重要性，即网络直播平台不单纯是网络服务提供者，更应履行监管者和技术控制者责任。
但是，要对海量直播内容进行监管并不容易。
映客创始人、CEO奉佑生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映客引入第三方供应商对视频每2秒钟做一张截图，形成庞大的图片数据储存库，然后，通过图片识别和机器学习技术，对图片数据库快速进行初次筛选，同时，通过语音识别，抓敏感关键词，提高筛选率。
但这并不能保证100%的识别成功。“机器大概能识别出90%的问题内容，剩下的10%需要靠人工识别。在创业初期，我经常半夜三更还在对平台进行监管。”奉佑生说。
奉佑生告诉本刊记者，现在，映客总部有大约500名全职员工负责内容审核。此外，公司在其他城市还有在线兼职审核员500人，这些外地审核员每天工作8小时，月收入3000多元。按照奉佑生的说法，映客负责筛查内容的成本每月至少支出300万元。
陈思思表示，目前，映客的做法并非法定要求，而是直播平台的自主行为，她建议，接下來，监管部门可以更多地引导直播平台，形成良性氛围。
用户也需引导
陈思思认为，直播内容的监管需要各方的合力。但前提之一是，应出台更加具体的细则，给广大直播平台参与者以明确的指引。
“政府需要对直播内容进行规范，什么内容可以直播，什么内容不能直播，要让直播平台和网络主播本人都一清二楚，在直播过程中有标准可以参考和依据。同时，对于违反规定的直播行为，应有相应的惩罚机制。”陈思思说。
西南政法大学全球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程德安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现在的问题在于，关于色情、淫秽的界定很难找到可供参考的有影响力的判例和参考。比如，某部范冰冰主演的电视剧里，关于服装暴露程度的问题引起了很大争议，最后片子作了删减，但是，其删减的标准是什么并不清楚。
“专业团队尚且无法分辨是否适合播放，更何况进行网络直播的普通大众？”程德安说。
除此之外，与传统的视频播出不同，网络直播内容庞杂，其中不乏游走于法律底线之上、却在道德底线之下的内容。
事实上，在监管趋严的大背景下，涉黄、涉黑的直播内容正在减少，但是，诸如直播怒扔共享单车、直播骚扰110热线等不良内容仍然存在。
当前直播平台的参与者中，年轻人比例极高。此前，有调查数据显示，90后观众占总用户的57%、90后主播在所有主播中占比达到68%，90后已经成为直播的主力军。
“我们要因势利导，以自信的文化态度，在对其进行监管的同时鼓励创新。落实社会责任，做好文化传播，通过更高效的传播，不断丰富年轻人的文娱生活。”陈思思说。
在创业初期，我经常半夜三更还在对平台进行监管”
2016年，网络直播这种新兴的传播方式以罕见的速度进入广大网民的生活。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3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6年12月，网络直播用户规模达到3.44亿，占网民总数的47.1%，较2016年6月增长了1932万。
在2017年全国两会中，网络直播也受到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们的关注。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文联主席许钦松，全国政协委员、歌唱家陈思思都将网络直播列为提案的关注对象。
两位委员不约而同地认为，网络直播现在确实存在诸多问题，但是，要认识到这个新事物的价值，在规范中发展。陈思思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快速发展的网络直播，目前亟需纳入规范化、法治化轨道，同时，也要发挥直播平台的作用，积极探索直播 的更大空间。
重拳频频
在网络直播井喷式发展的同时，直播飙车、吸毒、“深夜造人”等挑战法律和道德底线的内容层出不穷。为肃清直播行业乱象，有关部门频频祭出重拳。
2016年4月中旬，《北京网络直播行业自律公约》出台。当月，文化部查处了26个网络表演平台，有4000多个涉嫌严重违规的表演房间被关停。
2016年7月，文化部印发《关于加强网络表演管理工作的通知》。
2016年9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下发《关于加强网络视听节目直播服务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其中明确指出，开展网络视听节目直播服务应具有相应资质，不符合相关条件的机构和个人不能从事直播服务。
2016年11月4日，国家网信办发布了《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要求对直播实施分级分类管理，建立互联网直播发布者信用等级管理体系，实行“主播实名制登记”“黑名单制度”等措施。
此前参与《规定》起草的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对《瞭望东方周刊》说，目前不需要再专门出台针对网络直播监管的法律法规，关键问题是既有的规定能否落实。
比如，一些直播平台的“网红”主播在直播中销售“三无”产品和发布虚假广告的问题，“按照2016年出台的《互联网广告管理暂行办法》，网络直播中几乎所有广告都是非法的。但问题不是出在网络直播身上，而是有关部门还没有在直播领域落实这一法规。”朱巍说。
直播平台的“主体责任”
但是，朱巍也认为，仅靠政府监管是不够的。
比如，为了商业利益，一些网络平台不惜突破法律底线去留住能够获利的网络主播，即便明知某些主播是“问题主播”，平台也不敢轻易得罪他们，因为担心主播们会跳槽去其他平台。
《规定》中要求建立失信主播的“黑名单”制度，正是希望解决这一问题。建立黑名单制度后，对纳入黑名单的主播将“禁止重新注册账号”，并向省级和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报告。
“这样一来，这些主播将不能肆意‘用脚投票’来要挟平台，也就让法治与诚信重新回归直播市场。”朱巍说。
但是，此前出现的争抢“问题主播”现象，也反映出《规定》中所明确的网络直播平台应该落实“主体责任”的重要性，即网络直播平台不单纯是网络服务提供者，更应履行监管者和技术控制者责任。
但是，要对海量直播内容进行监管并不容易。
映客创始人、CEO奉佑生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映客引入第三方供应商对视频每2秒钟做一张截图，形成庞大的图片数据储存库，然后，通过图片识别和机器学习技术，对图片数据库快速进行初次筛选，同时，通过语音识别，抓敏感关键词，提高筛选率。
但这并不能保证100%的识别成功。“机器大概能识别出90%的问题内容，剩下的10%需要靠人工识别。在创业初期，我经常半夜三更还在对平台进行监管。”奉佑生说。
奉佑生告诉本刊记者，现在，映客总部有大约500名全职员工负责内容审核。此外，公司在其他城市还有在线兼职审核员500人，这些外地审核员每天工作8小时，月收入3000多元。按照奉佑生的说法，映客负责筛查内容的成本每月至少支出300万元。
陈思思表示，目前，映客的做法并非法定要求，而是直播平台的自主行为，她建议，接下來，监管部门可以更多地引导直播平台，形成良性氛围。
用户也需引导
陈思思认为，直播内容的监管需要各方的合力。但前提之一是，应出台更加具体的细则，给广大直播平台参与者以明确的指引。
“政府需要对直播内容进行规范，什么内容可以直播，什么内容不能直播，要让直播平台和网络主播本人都一清二楚，在直播过程中有标准可以参考和依据。同时，对于违反规定的直播行为，应有相应的惩罚机制。”陈思思说。
西南政法大学全球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程德安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现在的问题在于，关于色情、淫秽的界定很难找到可供参考的有影响力的判例和参考。比如，某部范冰冰主演的电视剧里，关于服装暴露程度的问题引起了很大争议，最后片子作了删减，但是，其删减的标准是什么并不清楚。
“专业团队尚且无法分辨是否适合播放，更何况进行网络直播的普通大众？”程德安说。
除此之外，与传统的视频播出不同，网络直播内容庞杂，其中不乏游走于法律底线之上、却在道德底线之下的内容。
事实上，在监管趋严的大背景下，涉黄、涉黑的直播内容正在减少，但是，诸如直播怒扔共享单车、直播骚扰110热线等不良内容仍然存在。
当前直播平台的参与者中，年轻人比例极高。此前，有调查数据显示，90后观众占总用户的57%、90后主播在所有主播中占比达到68%，90后已经成为直播的主力军。
“我们要因势利导，以自信的文化态度，在对其进行监管的同时鼓励创新。落实社会责任，做好文化传播，通过更高效的传播，不断丰富年轻人的文娱生活。”陈思思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