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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这个社会有这样那样的不足，才需要你们去创造，去解决问题，那些满腹牢骚、抱怨社会的人请马上离开这里。”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副书记徐飞在刚刚成立的创业学院给他的54名学生上了第一课。
过去的一年里，中国的大学刮起了一阵创业教育热潮。越来越多的高校，尤其是理工科见长的大学专门成立创业学院，打出了培育产业巨子的口号。英特尔、微软这些跨国公司组织的各类全球性创业比赛上，中国的学生也越来越多地成为获奖的常客。
上月底，在英特尔和伯克利大学共同举办的全球大学生创业大赛上，一共有3支来自中国的代表队进入了最后的决赛圈，比东道主美国人还要多。“中国的学生，对于创业的热情，让人吃惊，他们看起来一个个都雄心勃勃。”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创业与创新中心主任Jemme Engel说。
笃信技术万能、崇尚财富、崇拜成功，在很多方面，这一代中国理工科的大学生，越来越变得跟扎克伯格这样的美国同龄人没有什么差别。他们对于国家命运的思虑，对于制度好坏的担忧，很容易就被对财富、技术的乐观情绪所取代。
“我们比美国人少什么?”
2010年12月底，扎克伯格终于来中国了。这个美国制造的新一代财富英雄仅仅是在中关村的几家互联网公司转悠了一圈，就引起了无数中国粉丝的追捧。在过去的一年里，26岁的扎克伯格和他创立的Facebook风靡全球，这段属于80后一代的创业传奇激励着全世界的年轻人，中国也不例外。
在互联网世界，国界之分早已日趋模糊，最先进的思想和技术在全世界各地的传播基本上都是没有落差的。可是为什么这些改变人类生活方式的创意仍然源源不断地只从美国产生?
向禹辰是上海交通大学的一名在校生，上月带着他的团队参加了英特尔公司和伯克利大学共同举办的全球大学生创业挑战赛，他拿这个问题曾经不止一次追问那些美国最知名的创业教育大师和风投专家。
“美国人给出的答案很简单：像扎克伯格这样的人，成功的路径，都是先找到某个社会群体的特定需求，然后用他们所掌握的知识，为这些需求找到一个实现的渠道，没有什么复杂的。”向禹辰说，而我们创业的思路大多是先考虑我有什么样的想法和技术，这些技术能够为哪些人服务，然后再去费力寻找这些想象中的需求者，结果往往就是越做越难。
事实上，在那次比赛中，各国学生之间的差异还远远不止这些。在创业方向上，伯克利、剑桥、曼海姆等这些来自于欧美发达国家学校的学生，他们带来的参赛项目绝大部分都是基于互联网在游戏、教育、社交等领域的应用。这些国家早已度过了物质和能源匮乏的发展阶段，于是，如何更好满足人们社交和娱乐需求变成了创业的最大机遇。
而中国、巴西、阿根廷、印度、多米尼加等这些国家的学生带来的则多是基于能源开发和应用领域，来自中国的3个项目就分别是废油回收利用，LEC照明技术，芝兰碳素应用。对于这些正在高速发展中的国家来说，对各式能源的庞大需求，总是蕴藏着巨大而诱人的财富潜力等待那些掌握技术的年轻人去发掘。
那场比赛结束后，当被记者问及中美两国学生有什么差异时，一位来自加州一家知名风险投资公司的评委说，中国学生给出的项目总是很宏大，基于社会问题的解决，而美国学生则只是基于个人用户的需求，致力于给人们带来更好玩的东西。“我个人很喜欢中国学生，他们身上普遍有一种要为自己民族解决问题的宏大责任感，从价值层面来说，他们的项目也比美国学生的项目更大，但就创业而言，显然美国学生的思维方式更容易取得成功。”
清华大学的废油回收项目，在大赛上受到了广泛关注，尤其是团队中一个在欧洲长大的中国女孩赵筠婷，在做项目介绍时，其流利的英语，敏捷的思维，可谓技惊四座。但清华大学的项目最终仅仅获得了最受观众喜爱奖。在陈述时，就有评委不断追问，“为什么你们的项目设计中要提到这么多次‘政府’呢?”学生们的回答也很坦诚，“因为在中国做这些事情，需要政府的帮助，尤其是地方政府，没有这些帮助，我们很难做成什么。”
事实上，去年，这项比赛的一等奖就是被清华大学一个可降解纳米骨钉项目团队拿走的。但回去以后，这个被评委们一致看好的项目很快就被搁置了，“专利权方面有些问题，学生们有的考研出国了，有的考公务员了，创业的事情也就没人做了”。当时带队的老师、清华大学中国创业研究中心张帏副教授说，从创业比赛的成功到创业成功还有很多路要走。一方面是创业外部环境，还有很大欠缺，另外则是创业文化，我们对失败的容忍度，一个年轻人要想创业所背负的压力，都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在比赛结束后，记者就曾经问过清华大学的一个团队成员：“当你毕业时，如果有三份工作，一个中央部委的公务员职位，一个知名跨国公司的offer，一个前途未卜的创业项目，你会怎么选?”他很爽快地说，我会去创业，因为我的家庭条件还可以，我没有太大谋生压力。但我想，我的大部分同学可能不会这样选。
谁来创造中国未来?
“技术普及、渗透的技术越来越快了，电视从诞生到全球普及，一共用了75年，手机用了15年，而互联网上的新技术往往只需要三五年。”Jerome Engel教授说，现在人类社会正在迎来一个创业的伟大时代，而创业对于经济和就业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也因此，他坚信美国人能够走出目前的经济困境。
但在中国，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尤其是名校学生选择投考公务员、跻身待遇丰厚、垄断性强的国有企业，这样的情境正在成为一种潮流，在今天的大学校园里，那些对创业还保有热情的年轻人更显得弥足珍贵。
在徐飞看来，这一代大学生称得上是中国最正常的一代人，“他们思维活跃，知识集成能力强，与西方同龄人没有落差，是真正的可造之材。因此，作为一名教育者，我们应该想办法激发他们对于创造力的热情，而不是任其被社会现实所裹挟。”
上海交通大学今年成立了创业学院，首批招了54名学生，徐飞亲自担任院长。“我最想教给他们的其实是一种信念，要树立为我们民族创造新的东西，解决社会问题的使命感，而不是去抱怨这个不完美的社会。”徐飞说，大学教育缺的不是“术”，而是“道”，理工科的学生尤其如此，交大成立创业学院，除了在“术”的层面培养一批创业者之外，更重要的在于“布道”，将对于创新的热情根植于全校学生的心中。
事实上，今天这一代大学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好时代。中国庞大的市场和丰富的人力资源、智力资源吸引了大量跨国公司，而这些公司在中国大都已经有了二三十年的经营，除了建设工厂之外，他们越来越重视在中国推销自己的理念。像英特尔这样的跨国公司，会投入巨额资金跟教育部合作，从小学教师的培训，中学学科竞赛，到大学的技术合作，深度介入中国教育的各个层面。
对于中国而言，这些东西比他们的工厂和商品发挥着更加持久的作用。他们不仅将笃信科技的信念根植在中国学生的心中，更为他们描绘了一幅将技术转化成财富的现实图景，让这一代学生显得比任何一代人都雄心勃勃。那些由各种跨国公司所创设的全球科技创新比赛平台，正在极大程度地改变着今天的中国大学生，尤其是理工科大学生的生活方式，在这些平台上，他们的禀赋显露无遗，他们早已不再像前辈仰视比尔·盖茨那样，来仰视今天被誉为盖茨第二的扎克伯格了。
向禹辰也说，虽然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过自我创造的大事业了，过去的10多年里，中国本土的新诞生的大公司要么依靠资本运作，要么靠对“美国创意”的拷贝，但中国学习的速度已经越来越快了，在众多高精尖领域完全跟得上美国的步伐，他们要做什么，中国马上就能为其做配套。
这个生于1986年的在校大学生对于社会问题思考的成熟度听起来让人有些吃惊，在他的思维体系中，过往60年，整个国家的历史更像是一部创业史，前30年是领袖创业的阶段，机遇是全球动荡，需求则是广大工农劳工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成果是打下了重工业和装备制造业的基础；1978年以后则是第二产业创业，国家需要建设，必须有人来做，于是像王石、任正非、柳传志这些人，修公路、盖房子、造电器等等；过去的10年里，中国涌现的新公司则基本都是服务业，互联网、购物、餐饮、连锁酒店等等。而未来的创业机会一定是集中在满足有钱了的中国人追求更舒适更便捷生活方式的需求。
在今天中国社会，百万大军赶考公务员的背景下，在大量社会财富弃实体经济而涌向股市楼市时，这些年轻大学生们对于创业的热情和思考显得如此难能可贵。未来10年，他们终将从创业比赛的舞台走上真正的创业舞台，他们的表现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家经济的未来。
过去的一年里，中国的大学刮起了一阵创业教育热潮。越来越多的高校，尤其是理工科见长的大学专门成立创业学院，打出了培育产业巨子的口号。英特尔、微软这些跨国公司组织的各类全球性创业比赛上，中国的学生也越来越多地成为获奖的常客。
上月底，在英特尔和伯克利大学共同举办的全球大学生创业大赛上，一共有3支来自中国的代表队进入了最后的决赛圈，比东道主美国人还要多。“中国的学生，对于创业的热情，让人吃惊，他们看起来一个个都雄心勃勃。”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创业与创新中心主任Jemme Engel说。
笃信技术万能、崇尚财富、崇拜成功，在很多方面，这一代中国理工科的大学生，越来越变得跟扎克伯格这样的美国同龄人没有什么差别。他们对于国家命运的思虑，对于制度好坏的担忧，很容易就被对财富、技术的乐观情绪所取代。
“我们比美国人少什么?”
2010年12月底，扎克伯格终于来中国了。这个美国制造的新一代财富英雄仅仅是在中关村的几家互联网公司转悠了一圈，就引起了无数中国粉丝的追捧。在过去的一年里，26岁的扎克伯格和他创立的Facebook风靡全球，这段属于80后一代的创业传奇激励着全世界的年轻人，中国也不例外。
在互联网世界，国界之分早已日趋模糊，最先进的思想和技术在全世界各地的传播基本上都是没有落差的。可是为什么这些改变人类生活方式的创意仍然源源不断地只从美国产生?
向禹辰是上海交通大学的一名在校生，上月带着他的团队参加了英特尔公司和伯克利大学共同举办的全球大学生创业挑战赛，他拿这个问题曾经不止一次追问那些美国最知名的创业教育大师和风投专家。
“美国人给出的答案很简单：像扎克伯格这样的人，成功的路径，都是先找到某个社会群体的特定需求，然后用他们所掌握的知识，为这些需求找到一个实现的渠道，没有什么复杂的。”向禹辰说，而我们创业的思路大多是先考虑我有什么样的想法和技术，这些技术能够为哪些人服务，然后再去费力寻找这些想象中的需求者，结果往往就是越做越难。
事实上，在那次比赛中，各国学生之间的差异还远远不止这些。在创业方向上，伯克利、剑桥、曼海姆等这些来自于欧美发达国家学校的学生，他们带来的参赛项目绝大部分都是基于互联网在游戏、教育、社交等领域的应用。这些国家早已度过了物质和能源匮乏的发展阶段，于是，如何更好满足人们社交和娱乐需求变成了创业的最大机遇。
而中国、巴西、阿根廷、印度、多米尼加等这些国家的学生带来的则多是基于能源开发和应用领域，来自中国的3个项目就分别是废油回收利用，LEC照明技术，芝兰碳素应用。对于这些正在高速发展中的国家来说，对各式能源的庞大需求，总是蕴藏着巨大而诱人的财富潜力等待那些掌握技术的年轻人去发掘。
那场比赛结束后，当被记者问及中美两国学生有什么差异时，一位来自加州一家知名风险投资公司的评委说，中国学生给出的项目总是很宏大，基于社会问题的解决，而美国学生则只是基于个人用户的需求，致力于给人们带来更好玩的东西。“我个人很喜欢中国学生，他们身上普遍有一种要为自己民族解决问题的宏大责任感，从价值层面来说，他们的项目也比美国学生的项目更大，但就创业而言，显然美国学生的思维方式更容易取得成功。”
清华大学的废油回收项目，在大赛上受到了广泛关注，尤其是团队中一个在欧洲长大的中国女孩赵筠婷，在做项目介绍时，其流利的英语，敏捷的思维，可谓技惊四座。但清华大学的项目最终仅仅获得了最受观众喜爱奖。在陈述时，就有评委不断追问，“为什么你们的项目设计中要提到这么多次‘政府’呢?”学生们的回答也很坦诚，“因为在中国做这些事情，需要政府的帮助，尤其是地方政府，没有这些帮助，我们很难做成什么。”
事实上，去年，这项比赛的一等奖就是被清华大学一个可降解纳米骨钉项目团队拿走的。但回去以后，这个被评委们一致看好的项目很快就被搁置了，“专利权方面有些问题，学生们有的考研出国了，有的考公务员了，创业的事情也就没人做了”。当时带队的老师、清华大学中国创业研究中心张帏副教授说，从创业比赛的成功到创业成功还有很多路要走。一方面是创业外部环境，还有很大欠缺，另外则是创业文化，我们对失败的容忍度，一个年轻人要想创业所背负的压力，都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在比赛结束后，记者就曾经问过清华大学的一个团队成员：“当你毕业时，如果有三份工作，一个中央部委的公务员职位，一个知名跨国公司的offer，一个前途未卜的创业项目，你会怎么选?”他很爽快地说，我会去创业，因为我的家庭条件还可以，我没有太大谋生压力。但我想，我的大部分同学可能不会这样选。
谁来创造中国未来?
“技术普及、渗透的技术越来越快了，电视从诞生到全球普及，一共用了75年，手机用了15年，而互联网上的新技术往往只需要三五年。”Jerome Engel教授说，现在人类社会正在迎来一个创业的伟大时代，而创业对于经济和就业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也因此，他坚信美国人能够走出目前的经济困境。
但在中国，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尤其是名校学生选择投考公务员、跻身待遇丰厚、垄断性强的国有企业，这样的情境正在成为一种潮流，在今天的大学校园里，那些对创业还保有热情的年轻人更显得弥足珍贵。
在徐飞看来，这一代大学生称得上是中国最正常的一代人，“他们思维活跃，知识集成能力强，与西方同龄人没有落差，是真正的可造之材。因此，作为一名教育者，我们应该想办法激发他们对于创造力的热情，而不是任其被社会现实所裹挟。”
上海交通大学今年成立了创业学院，首批招了54名学生，徐飞亲自担任院长。“我最想教给他们的其实是一种信念，要树立为我们民族创造新的东西，解决社会问题的使命感，而不是去抱怨这个不完美的社会。”徐飞说，大学教育缺的不是“术”，而是“道”，理工科的学生尤其如此，交大成立创业学院，除了在“术”的层面培养一批创业者之外，更重要的在于“布道”，将对于创新的热情根植于全校学生的心中。
事实上，今天这一代大学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好时代。中国庞大的市场和丰富的人力资源、智力资源吸引了大量跨国公司，而这些公司在中国大都已经有了二三十年的经营，除了建设工厂之外，他们越来越重视在中国推销自己的理念。像英特尔这样的跨国公司，会投入巨额资金跟教育部合作，从小学教师的培训，中学学科竞赛，到大学的技术合作，深度介入中国教育的各个层面。
对于中国而言，这些东西比他们的工厂和商品发挥着更加持久的作用。他们不仅将笃信科技的信念根植在中国学生的心中，更为他们描绘了一幅将技术转化成财富的现实图景，让这一代学生显得比任何一代人都雄心勃勃。那些由各种跨国公司所创设的全球科技创新比赛平台，正在极大程度地改变着今天的中国大学生，尤其是理工科大学生的生活方式，在这些平台上，他们的禀赋显露无遗，他们早已不再像前辈仰视比尔·盖茨那样，来仰视今天被誉为盖茨第二的扎克伯格了。
向禹辰也说，虽然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过自我创造的大事业了，过去的10多年里，中国本土的新诞生的大公司要么依靠资本运作，要么靠对“美国创意”的拷贝，但中国学习的速度已经越来越快了，在众多高精尖领域完全跟得上美国的步伐，他们要做什么，中国马上就能为其做配套。
这个生于1986年的在校大学生对于社会问题思考的成熟度听起来让人有些吃惊，在他的思维体系中，过往60年，整个国家的历史更像是一部创业史，前30年是领袖创业的阶段，机遇是全球动荡，需求则是广大工农劳工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成果是打下了重工业和装备制造业的基础；1978年以后则是第二产业创业，国家需要建设，必须有人来做，于是像王石、任正非、柳传志这些人，修公路、盖房子、造电器等等；过去的10年里，中国涌现的新公司则基本都是服务业，互联网、购物、餐饮、连锁酒店等等。而未来的创业机会一定是集中在满足有钱了的中国人追求更舒适更便捷生活方式的需求。
在今天中国社会，百万大军赶考公务员的背景下，在大量社会财富弃实体经济而涌向股市楼市时，这些年轻大学生们对于创业的热情和思考显得如此难能可贵。未来10年，他们终将从创业比赛的舞台走上真正的创业舞台，他们的表现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家经济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