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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段泽被百姓的历史，都会有一些刻骨铭心的温暖记忆——
“农村改革发源地”安徽小岗村里，矗立着“大包干”纪念馆，记录着“包产到户”带给农民的温饱。
太行山脚下的河北灵寿县青廉村，农民王三妮在取消农业税的2006年，铸造了一尊“告别田赋鼎”；2008年，他再铸“恩惠鼎”，表达对惠农政策的感谢之情。
点点滴滴的历史见证，汇成涓涓细流，贯穿农村改革30年的历史长河：从“瓜菜代”式的饥饿到温饱，再到小康；从“皇粮国税”“三提五统”到免征持续了2600多年的农业税，再到给予农民补贴；从城乡分割到统筹城乡，进而实现城乡一体化……
沿着历史的脉络探寻，农民这些温暖的记忆源自改革开放以来持续不断的惠农强农政策，特别是关于“三农”问题的十个“一号文件”。
从大包干分田到户、专业户蓬勃而出，到“洗脚上田”办企业……亿万农民告别饥饿，奔向小康
记者来到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大包干”带头人严俊昌家。现年67岁的老汉，仍记得那份摁有18个鲜红手印的包产到户合同书：“我们分田到户……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
这份合同书如今被珍藏在国家博物馆，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见证。2008年小岗村农民人均收入有望突破6500元，严俊昌老汉说：“没有包产到户，农民就不能解决温饱问题，国家就没有后来的发展。”
小岗村的突破，具有思想启蒙、思想解放的重要意义。1982年1月1日，中央发出第一个关于“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总结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农村改革，肯定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第一个“一号文件”发出后，有的农民当天到城里书店要买本“包产到户政策书”。在“农村学大寨”的山西昔阳县，群众说：“砸了大锅饭，磨盘不推自己转，头儿不干，咱大家干。”1983年和1984年的“一号文件”又进一步肯定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大包干’后，俺农民吃饱了肚皮，就有了新的想法。最早我和村里一些人偷偷地跑运输、卖石子、织毛线，有的甚至躲到山沟里办企业，挣了钱不敢存银行，整天提心吊胆的。到底允不允许私人买拖拉机和汽车，允不允许私人跑长途运输，允不允许合伙入股修鱼塘按股分红，允不允许办社队企业……大家伙都盼着上面给个准信。”河南省米河镇小里河村村民张春旺是全省第一批乡镇企业家之一，他回忆说：“很快，‘一号文件’给出了明确答案。1983年的‘一号文件’中提出放活农村工商业，1984年的‘一号文件’鼓励发展社队企业，鼓励专业户生产致富，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城镇做工、经商、办企业。大家伙一听，可真提劲!一下子办起了十几个大大小小的企业。”
在珠三角，在苏南、温州，以前被视为“资本主义尾巴”的乡镇企业如星星之火，成燎原之势，吸纳了数以亿计的农民“洗脚上田”……江苏江阴市华西村，2008年企业销售收入预计超过500亿元。这个村先后实现了“电话村”“彩电村”“空调村”“别墅村”，想起改革开放前办企业时“白天关门应付检查，晚上加班加点生产”的日子，村党委书记吴仁宝感慨道：“大发展、小困难；小发展，大困难；不发展，最困难。实事求是是灵魂!”
种粮大户、养鸡专业户、蔬菜专业户……在农村如雨后春笋，蓬勃而出。“想当年，不让种花，说是‘资本主义的草’，农民种一回，公社割一回。”在全国最大的花木生产销售集散地河南鄢陵县，柏梁镇的“花王”姚清然回忆说，“1985年的‘一号文件’取消农副产品统购派购的制度，农民获得了经营自主权，而1986年的‘一号文件’又强调增加农业投入。随着逐步取消了对俺农民的指令性种植计划，花卉种植开始大发展，出现了许多种花、贩花的专业户。”姚清然五兄弟渐渐分工：老二、老三和老四出门卖花当“花商”，老五在家制种育苗当“花工”，老大负责生产仍当“花农”。如今，五兄弟都买了小汽车。
农业内部的多种经营和乡镇企业阔步发展，又一次带来乡村巨变，农民的“钱袋子”开始鼓起来。30年前的一天，江西靖安县宝峰村农民李科堂用一辆借来的拖拉机把新娘拉回了家。“做梦也没想到，现在儿子结婚，能用10辆小汽车把媳妇娶回家。”他感慨道，“真像做梦一样。”统计表明，全国农民年人均纯收入已由1978年的134元增加到2007年的4140元。
从农民建造“告别田赋鼎”“告别田赋纪念碑”，到负担卡内容的变迁……国家对农民实现了由“取”向“予”的转折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农村改革始终不断推进。1986年以后，中央审时度势，先后就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繁荣小城镇经济、深化以保护农民利益为导向的粮棉等大宗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实施粮食最低保护价收购等，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历次党代会和全国两会上，关注农村，关心农民，支持农业，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地位得到再三强调。
随着一次次农村改革的能量释放和城市经济的迅猛发展，党中央清醒地看到：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农业和农村发展还存在着许多矛盾和问题，突出的是农民增收困难，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多年增长缓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在不断扩大。由于农民负担沉重，部分农区干群矛盾突出。
2004年2月8日，新世纪的第一个关于“三农”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公布，历史性地实施“两减免(减免农业税和农林特产税)、三补贴(粮食直接补贴、良种推广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着眼于减负增收，自此，一号文件重新锁定“三农”问题。
农村改革探索实现对农民由“取”向“予”的重大转折。太行山脚下的河北灵寿县青廉村农民王三妮，自费16万元，先后铸造两个鼎——“告别田赋鼎”、“恩惠鼎”，则是以“多予、少取、放活”为特征的新时期农村改革的生动注脚。
“告别田赋鼎”铸于2006年，正是免征农业税的当年。铭文仿佛是一段厚重的历史：“田赋始于春秋时代……1979年邓小平搞改革开放，施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使亿万农民富裕起来。乾坤转天地变。从2006年1月1日起依法彻底告别延续了两千六百多年的田赋。亿万农民歌唱社会主义好，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我是农民的儿子，祖上几代耕织辈辈纳税。今朝告别了田赋，我要代表农民铸鼎刻铭，告知后人，万代歌颂永世不忘。”
说起铸鼎的缘由，王三妮老汉感叹：“我家7口人、14亩地，以前每年要缴农业税费532元，种田不挣钱。从2004年开始减免，到2006年免征农业税，种地不但不交钱，政府还给补216元。人要讲报答，我是农民，铸鼎表达感激!”
故事并没有结束。2008年王三妮再铸“恩惠鼎”。十条铭文历数免除农业税、各类农业补贴、粮食最低保护价收购、农村合作医疗、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农民子女上学免费、农民工免费培训技术等惠农政策。铭文的结论质朴而深刻：“惠农政策给我家7口人带来收益共5000余元，深感党和政府对农民的恩惠……”
无独有偶。2007年3月，四川省南部县保城乡宋家坪村500余名农民竖立起“告别田赋纪念碑”，碑文记录着“……二零零六，农税全免，五百人口，四百亩田，减税七万，实惠八方。”
沉甸甸的铜鼎和石碑，承载着同样沉甸甸的情感，透露出一段时期里农业和农村发展面临的矛盾和问题，更凸显着新时期农村改革五个“一号文件”的分量。
2004年至2008年的5个“一号文件”，核心思想是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通过免除农业税，财政直接补贴农民等一系列多予、少取、放活的政策措施，使农民休养生息，重点强调给农民平等权利，给农村优先地位，给农业更多反哺。2006年开始正式全面免征农业税一项，农民当年减负500多亿元，2008年中央财政安排“三农”投入资金5625亿元，创历史新高。
湖北省监利县新沟镇交通村八组农民朱建华收藏的14年农民负担卡，前后对比，折射出“索取”与“给予”之间的巨大差异。上世纪90年代末，监利县因农民负担重闻名全国。翻开朱家4.9亩责任田的票据本，不难看出当年状况：1998年，总负担1277元；2000年，实缴负担1514元。
朱建华的收藏慢慢发生了变化：2005年免除农业税，只缴291元；2006年总负担302元，扣除国家发的各类补贴，实际上缴144元。 票据中的“三提五统”“共同生产费”已成为历史，而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补贴等越来越多的新词儿进入了朱家的账单。
去年朱建华一口气承包了15亩荒田。他说：“税改前，负担重，很多农民弃田不种。现在取消了农业税，种田有补贴，大家抢田种。”
2006年2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公布，这个“一号文件”标志着国家明确把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转到农村，2007年的“一号文件”再度强调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是俺农民兄弟追求的目标!”河南濮阳县西辛庄村李连成说。西辛庄村人均年收入超过1万元，是名副其实的富裕村、文明村和社会主义新农村，李连成总结了这几年村里的“几多几少”——
哪些“多”了?家家户户的收入多了，敬老爱幼好事多了，新村建设谋事多了，园区投资办厂多了，农村基础设施多了……
哪些“少”了?村里的土路少了，没有学历的农民少了，工厂耗能少了，老百姓的牢骚少了……
哪些由“没”变“有”了?有了农民工培训大楼；有了一流的教学楼，村里的学生不用出村上学了；村里有了诊所、宾馆、超市……
新时期五个“一号文件”，破解着“三农”难题。农民人均收入进入较快增长期，增幅由2002年的4.8%提高到2007年的9.5%，为1985年以来增幅最高的一年。
在十七大报告确定“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方向基础上，2008年中央“一号文件”以加强农业基础建设为主题，着力构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
2008年2月，全国两会。分别来自广东、重庆和上海的胡小燕、康厚明、朱雪芹成为中国首批农民工代表，外电评论，这是中国政府倾力解决“三农”问题的又一重要象征。
“国家应该制订农民工休假制度，让他们回家时错开春运高峰”；“建议制订农民女工生育保险。很多农民工姐妹现在怀孕后只能辞职回老家生孩子”；“我主要关注的是农民工待遇问题”……三位农民工的建言、希望，代表着2亿多农民工的心声。
在广东打工9年的四川农民胡小燕说起从“农村生活”到“城市生存”的转换，百感交集：“我到城里打工，受到过歧视、遭遇过白眼，最苦的时候一天要上十几个小时的班，最难受的是辛辛苦苦一年还被拖欠工钱。虽然还有许多不满意，但是现在政府越来越注意倾听农民工的意见，在子女入学、医疗保险、社会保障和工资发放等多方面制定了保障措施，我们融入城市越来越容易了。2008年两会上传递出统筹城乡的信息更是让亿万农民振奋!”胡小燕一项一项地列举：
——推行农村义务教育“两免一补”，1.5亿学生和780万名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受益。
——建立并不断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已扩大到全国86%的县，参合农民达到7.3亿人，大大减轻了农民看病就医的负担。
——全面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3451.9万农民纳入保障范围，构筑了农民基本生活的最后一道保障线。
2007年6月，重庆和成都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统筹城乡发展的最终目标是要使农村居民、进城务工人员与城市居民一样，享有各个方面平等的权利、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和同质化的生活条件。一场统筹城乡差别、平衡城乡利益的变革开始了破冰之旅。
成都市建立起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将全市户籍人口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农民逐步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就业、社会保障、义务教育等权利，“城里人”和“乡下人”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而重庆市确立每年11月的第一个星期天为重庆“农民工日”，到2020年，全市计划逐步引导1000万农民工及家属进城变市民。
成都市锦江区三圣乡村民曾华美在城里买了125平方米的花园小区房，全家都搬到城里住了。她说：“我们那里的许多农民有的做花卉生意，有的跑运输，都在城里安家落户了。”在重庆南岸区，有4000多名农民工住进了政府兴办的农民工公寓，来自潼南县玉溪镇的刘红光说：“过去16个人挤在街边的塑料布棚里睡大通铺，一人一米多宽，天上下大雨，里面毛毛雨；现在住在公寓里，生活设施一应俱全，一天才收1元钱，真是咱农民工的家!”
2008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上，广厦重庆一建公司的农民工合唱团唱响《农民工之歌》——身上沾泥花，脸上挂汗花，为了一个梦啊，进城闯天下，昨天我是农民，今天当工人哪，城市的新主人意气风发……”
歌声，唱出了亿万农民的温暖记忆，也唱出了对明天的憧憬和希望!
“农村改革发源地”安徽小岗村里，矗立着“大包干”纪念馆，记录着“包产到户”带给农民的温饱。
太行山脚下的河北灵寿县青廉村，农民王三妮在取消农业税的2006年，铸造了一尊“告别田赋鼎”；2008年，他再铸“恩惠鼎”，表达对惠农政策的感谢之情。
点点滴滴的历史见证，汇成涓涓细流，贯穿农村改革30年的历史长河：从“瓜菜代”式的饥饿到温饱，再到小康；从“皇粮国税”“三提五统”到免征持续了2600多年的农业税，再到给予农民补贴；从城乡分割到统筹城乡，进而实现城乡一体化……
沿着历史的脉络探寻，农民这些温暖的记忆源自改革开放以来持续不断的惠农强农政策，特别是关于“三农”问题的十个“一号文件”。
从大包干分田到户、专业户蓬勃而出，到“洗脚上田”办企业……亿万农民告别饥饿，奔向小康
记者来到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大包干”带头人严俊昌家。现年67岁的老汉，仍记得那份摁有18个鲜红手印的包产到户合同书：“我们分田到户……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
这份合同书如今被珍藏在国家博物馆，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见证。2008年小岗村农民人均收入有望突破6500元，严俊昌老汉说：“没有包产到户，农民就不能解决温饱问题，国家就没有后来的发展。”
小岗村的突破，具有思想启蒙、思想解放的重要意义。1982年1月1日，中央发出第一个关于“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总结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农村改革，肯定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第一个“一号文件”发出后，有的农民当天到城里书店要买本“包产到户政策书”。在“农村学大寨”的山西昔阳县，群众说：“砸了大锅饭，磨盘不推自己转，头儿不干，咱大家干。”1983年和1984年的“一号文件”又进一步肯定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大包干’后，俺农民吃饱了肚皮，就有了新的想法。最早我和村里一些人偷偷地跑运输、卖石子、织毛线，有的甚至躲到山沟里办企业，挣了钱不敢存银行，整天提心吊胆的。到底允不允许私人买拖拉机和汽车，允不允许私人跑长途运输，允不允许合伙入股修鱼塘按股分红，允不允许办社队企业……大家伙都盼着上面给个准信。”河南省米河镇小里河村村民张春旺是全省第一批乡镇企业家之一，他回忆说：“很快，‘一号文件’给出了明确答案。1983年的‘一号文件’中提出放活农村工商业，1984年的‘一号文件’鼓励发展社队企业，鼓励专业户生产致富，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城镇做工、经商、办企业。大家伙一听，可真提劲!一下子办起了十几个大大小小的企业。”
在珠三角，在苏南、温州，以前被视为“资本主义尾巴”的乡镇企业如星星之火，成燎原之势，吸纳了数以亿计的农民“洗脚上田”……江苏江阴市华西村，2008年企业销售收入预计超过500亿元。这个村先后实现了“电话村”“彩电村”“空调村”“别墅村”，想起改革开放前办企业时“白天关门应付检查，晚上加班加点生产”的日子，村党委书记吴仁宝感慨道：“大发展、小困难；小发展，大困难；不发展，最困难。实事求是是灵魂!”
种粮大户、养鸡专业户、蔬菜专业户……在农村如雨后春笋，蓬勃而出。“想当年，不让种花，说是‘资本主义的草’，农民种一回，公社割一回。”在全国最大的花木生产销售集散地河南鄢陵县，柏梁镇的“花王”姚清然回忆说，“1985年的‘一号文件’取消农副产品统购派购的制度，农民获得了经营自主权，而1986年的‘一号文件’又强调增加农业投入。随着逐步取消了对俺农民的指令性种植计划，花卉种植开始大发展，出现了许多种花、贩花的专业户。”姚清然五兄弟渐渐分工：老二、老三和老四出门卖花当“花商”，老五在家制种育苗当“花工”，老大负责生产仍当“花农”。如今，五兄弟都买了小汽车。
农业内部的多种经营和乡镇企业阔步发展，又一次带来乡村巨变，农民的“钱袋子”开始鼓起来。30年前的一天，江西靖安县宝峰村农民李科堂用一辆借来的拖拉机把新娘拉回了家。“做梦也没想到，现在儿子结婚，能用10辆小汽车把媳妇娶回家。”他感慨道，“真像做梦一样。”统计表明，全国农民年人均纯收入已由1978年的134元增加到2007年的4140元。
从农民建造“告别田赋鼎”“告别田赋纪念碑”，到负担卡内容的变迁……国家对农民实现了由“取”向“予”的转折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农村改革始终不断推进。1986年以后，中央审时度势，先后就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繁荣小城镇经济、深化以保护农民利益为导向的粮棉等大宗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实施粮食最低保护价收购等，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历次党代会和全国两会上，关注农村，关心农民，支持农业，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地位得到再三强调。
随着一次次农村改革的能量释放和城市经济的迅猛发展，党中央清醒地看到：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农业和农村发展还存在着许多矛盾和问题，突出的是农民增收困难，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多年增长缓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在不断扩大。由于农民负担沉重，部分农区干群矛盾突出。
2004年2月8日，新世纪的第一个关于“三农”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公布，历史性地实施“两减免(减免农业税和农林特产税)、三补贴(粮食直接补贴、良种推广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着眼于减负增收，自此，一号文件重新锁定“三农”问题。
农村改革探索实现对农民由“取”向“予”的重大转折。太行山脚下的河北灵寿县青廉村农民王三妮，自费16万元，先后铸造两个鼎——“告别田赋鼎”、“恩惠鼎”，则是以“多予、少取、放活”为特征的新时期农村改革的生动注脚。
“告别田赋鼎”铸于2006年，正是免征农业税的当年。铭文仿佛是一段厚重的历史：“田赋始于春秋时代……1979年邓小平搞改革开放，施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使亿万农民富裕起来。乾坤转天地变。从2006年1月1日起依法彻底告别延续了两千六百多年的田赋。亿万农民歌唱社会主义好，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我是农民的儿子，祖上几代耕织辈辈纳税。今朝告别了田赋，我要代表农民铸鼎刻铭，告知后人，万代歌颂永世不忘。”
说起铸鼎的缘由，王三妮老汉感叹：“我家7口人、14亩地，以前每年要缴农业税费532元，种田不挣钱。从2004年开始减免，到2006年免征农业税，种地不但不交钱，政府还给补216元。人要讲报答，我是农民，铸鼎表达感激!”
故事并没有结束。2008年王三妮再铸“恩惠鼎”。十条铭文历数免除农业税、各类农业补贴、粮食最低保护价收购、农村合作医疗、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农民子女上学免费、农民工免费培训技术等惠农政策。铭文的结论质朴而深刻：“惠农政策给我家7口人带来收益共5000余元，深感党和政府对农民的恩惠……”
无独有偶。2007年3月，四川省南部县保城乡宋家坪村500余名农民竖立起“告别田赋纪念碑”，碑文记录着“……二零零六，农税全免，五百人口，四百亩田，减税七万，实惠八方。”
沉甸甸的铜鼎和石碑，承载着同样沉甸甸的情感，透露出一段时期里农业和农村发展面临的矛盾和问题，更凸显着新时期农村改革五个“一号文件”的分量。
2004年至2008年的5个“一号文件”，核心思想是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通过免除农业税，财政直接补贴农民等一系列多予、少取、放活的政策措施，使农民休养生息，重点强调给农民平等权利，给农村优先地位，给农业更多反哺。2006年开始正式全面免征农业税一项，农民当年减负500多亿元，2008年中央财政安排“三农”投入资金5625亿元，创历史新高。
湖北省监利县新沟镇交通村八组农民朱建华收藏的14年农民负担卡，前后对比，折射出“索取”与“给予”之间的巨大差异。上世纪90年代末，监利县因农民负担重闻名全国。翻开朱家4.9亩责任田的票据本，不难看出当年状况：1998年，总负担1277元；2000年，实缴负担1514元。
朱建华的收藏慢慢发生了变化：2005年免除农业税，只缴291元；2006年总负担302元，扣除国家发的各类补贴，实际上缴144元。 票据中的“三提五统”“共同生产费”已成为历史，而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补贴等越来越多的新词儿进入了朱家的账单。
去年朱建华一口气承包了15亩荒田。他说：“税改前，负担重，很多农民弃田不种。现在取消了农业税，种田有补贴，大家抢田种。”
2006年2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公布，这个“一号文件”标志着国家明确把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转到农村，2007年的“一号文件”再度强调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是俺农民兄弟追求的目标!”河南濮阳县西辛庄村李连成说。西辛庄村人均年收入超过1万元，是名副其实的富裕村、文明村和社会主义新农村，李连成总结了这几年村里的“几多几少”——
哪些“多”了?家家户户的收入多了，敬老爱幼好事多了，新村建设谋事多了，园区投资办厂多了，农村基础设施多了……
哪些“少”了?村里的土路少了，没有学历的农民少了，工厂耗能少了，老百姓的牢骚少了……
哪些由“没”变“有”了?有了农民工培训大楼；有了一流的教学楼，村里的学生不用出村上学了；村里有了诊所、宾馆、超市……
新时期五个“一号文件”，破解着“三农”难题。农民人均收入进入较快增长期，增幅由2002年的4.8%提高到2007年的9.5%，为1985年以来增幅最高的一年。
在十七大报告确定“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方向基础上，2008年中央“一号文件”以加强农业基础建设为主题，着力构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
2008年2月，全国两会。分别来自广东、重庆和上海的胡小燕、康厚明、朱雪芹成为中国首批农民工代表，外电评论，这是中国政府倾力解决“三农”问题的又一重要象征。
“国家应该制订农民工休假制度，让他们回家时错开春运高峰”；“建议制订农民女工生育保险。很多农民工姐妹现在怀孕后只能辞职回老家生孩子”；“我主要关注的是农民工待遇问题”……三位农民工的建言、希望，代表着2亿多农民工的心声。
在广东打工9年的四川农民胡小燕说起从“农村生活”到“城市生存”的转换，百感交集：“我到城里打工，受到过歧视、遭遇过白眼，最苦的时候一天要上十几个小时的班，最难受的是辛辛苦苦一年还被拖欠工钱。虽然还有许多不满意，但是现在政府越来越注意倾听农民工的意见，在子女入学、医疗保险、社会保障和工资发放等多方面制定了保障措施，我们融入城市越来越容易了。2008年两会上传递出统筹城乡的信息更是让亿万农民振奋!”胡小燕一项一项地列举：
——推行农村义务教育“两免一补”，1.5亿学生和780万名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受益。
——建立并不断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已扩大到全国86%的县，参合农民达到7.3亿人，大大减轻了农民看病就医的负担。
——全面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3451.9万农民纳入保障范围，构筑了农民基本生活的最后一道保障线。
2007年6月，重庆和成都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统筹城乡发展的最终目标是要使农村居民、进城务工人员与城市居民一样，享有各个方面平等的权利、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和同质化的生活条件。一场统筹城乡差别、平衡城乡利益的变革开始了破冰之旅。
成都市建立起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将全市户籍人口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农民逐步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就业、社会保障、义务教育等权利，“城里人”和“乡下人”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而重庆市确立每年11月的第一个星期天为重庆“农民工日”，到2020年，全市计划逐步引导1000万农民工及家属进城变市民。
成都市锦江区三圣乡村民曾华美在城里买了125平方米的花园小区房，全家都搬到城里住了。她说：“我们那里的许多农民有的做花卉生意，有的跑运输，都在城里安家落户了。”在重庆南岸区，有4000多名农民工住进了政府兴办的农民工公寓，来自潼南县玉溪镇的刘红光说：“过去16个人挤在街边的塑料布棚里睡大通铺，一人一米多宽，天上下大雨，里面毛毛雨；现在住在公寓里，生活设施一应俱全，一天才收1元钱，真是咱农民工的家!”
2008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上，广厦重庆一建公司的农民工合唱团唱响《农民工之歌》——身上沾泥花，脸上挂汗花，为了一个梦啊，进城闯天下，昨天我是农民，今天当工人哪，城市的新主人意气风发……”
歌声，唱出了亿万农民的温暖记忆，也唱出了对明天的憧憬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