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受瞩目的深圳“新时代十大文化设施”的设计细节已陆续揭晓。又一次，深圳吸引了来自全球的知名建筑师和事务所，包括让·努维尔、妹岛和世、西泽立卫、扎哈·哈迪德事务所等。
　　这座已拥有超过1700万人口的南方大都市，是中国过去超过40年经济改革最引以为豪的典范。但站在新的时代节点，它有了更大的野心：要从一个特区城市转变为一个全球超级都市。2019年夏天公布的一项政府计划，直接宣布了深圳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创新、创业和创意之都”的雄心。
　　建筑是表现这种愿景的重要方式。深圳在大兴土木，新的规划项目也没有停止，光明科学城总体发展规划、“前海”新一轮总体发展规划、深圳都市圈发展规划等大规模的规划项目已经确 认。
　　但从文化影响力、城市形象和国际声誉来说，深圳还无法与全球其他超级城市比肩。论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休闲空间等数量，深圳也不如北京、上海等国内城市。
　　过去几十年，深圳奋起直追，希望摆脱“文化沙漠”的外号。特区成立之初，就大规模建设了深圳博物馆（老馆）、深圳图书馆（老馆）、深圳大剧院、深圳体育中心等八大文化设施。千禧年来临，深圳又提出了建设文化名城的目标，并陆续建设了深圳音乐厅、深圳图书馆新馆、深圳博物馆新馆。现在，对“具有国际一流水平、代表城市形象的地标性设施”的追求仍在继续。

　　每座城市都渴望复制“毕尔巴鄂效应”：由弗兰克·盖里设计的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使西班牙港口城市毕尔巴鄂从一座衰落的工业小城转型为全球观光重镇和艺术基地，被认为是文化建筑改变城市命运的一个奇迹。
　　自毕尔巴鄂伊始，全球许多城市掀起了“文化建筑热”，随之出现的文化和艺术类建筑许多出自名声响亮的建筑师之手。例子随处都是：圣地亚哥·卡拉特拉瓦的密尔沃基艺术博物馆、扎哈·哈迪德的MAXXI博物馆、雅克·赫尔佐格与皮埃尔·德梅隆的易北河音乐厅等。遗憾的是，不是所有的项目都成功了，有些甚至还陷入了困境。
　　文化建筑常常耗资巨大、建设周期长。“德国三大烂尾工程”之一的易北河音乐厅拖拖拉拉建了10年，且造价从最初的7700万欧元预算，飙升至惊人的8.66亿欧元，增加了10倍。

　　如果大部分资金都花在了建设上，却没有针对建成后运营、资源管理的合理规划，并在一个项目上持续投资，文化建筑就会不幸沦为空壳。
　　在中国，这也不是新鲜事。2000年代初期，鄂尔多斯政府提出了一个重造计划，打算耗资50亿来建造一座新城“康巴什”，不仅有办公大楼、住宅大楼，还有博物馆、剧院和体育场，以推动该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发展。MAD建筑事务所设计的鄂尔多斯博物馆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且成了当地最著名的地标建筑。
　　但奇迹没有发生，原本计划容纳100万人的康巴什，实际人口只有十几万，空荡的街道和荒废的建筑，给外界留下了“鬼城”的印象。
　　回到深圳的“新十大”，它们当然重要，毕竟空间是文化的载体，但那些“大师”多少有点落伍了：妹岛和世、让·努维尔、扎哈·哈迪德、雅克·赫尔佐格与皮埃尔·德梅隆，他们获得建筑界的最高荣誉普利兹克奖，已经是十多年前的事了。

　　这样说或许有些残酷。但如果我们把普利兹克作为建筑设计界一个重要的风向标，就会看到，近几年的普利兹克奖已经转变风向，将关注点更多放在建筑产生的社会和人文价值，而不再单纯从传统建筑学角度出发。从智利的亚历杭德罗·阿拉维纳、印度的巴克里希纳·多西、爱尔兰的伊冯·法雷尔和谢莉·麦克纳马拉，到今年的获奖者—以可持续性住宅设计见长的法国建筑师安妮·拉卡顿和让-菲利普·瓦萨尔，近年来获奖的建筑师皆擅长以建筑回应本地社会需求，关注可持续性。
　　再考虑到这些建筑陆续落成是一个十年的长周期，而它们有多少严肃考虑到十年后的城市生态环境该是如何，这样的设计是否符合未来的需求，从目前公布的方案中并未看到相关思考。

　　再退一步说，即便这些建筑完成，但未来怎么使用，如何发挥作用，是否有职业的团队来运营都还是未知数。
　　单从建筑设计领域来说，深圳的建筑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包括因为房价高企、教育资源不足、住宅用地紧张等出现的大量功能性建筑空缺等—如果新的建筑可以关注到更广泛的社会价值，才能真正为这个城市树立文化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