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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5月6日,大兴安岭发生森林大火。第二天,名动一时的“气功大师”严新收到了一份紧急邀请:“你对气功灭火很有研究,能否在这方面介绍一些经验并给予支援。沈阳军区司令部办公室。”于是,严新把自己封闭在火灾现场2000公里外的一个小洋楼上,开始发功,随后抛出一句预测:三天后,火势开始缓解。几天后,在官兵的奋力扑救下,大兴安岭的大火全部被扑灭。“大师”似乎真的发挥了作用。媒体报道了这一“壮举”。短短几年,气功迷达到6000余万人,气功报刊几十家,各种气功学术著作、气功医疗院、气功表演会,处处开花。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同一年,何祚庥成为中国科学院首批“破格晋升”的研究员之一。第二年,发生了一件震动巨大的“奇闻”。
《四川日报》报道,大足县发现了一名能用耳朵辨认字的儿童,此人名唐雨。文章称,“人类生物学又增加了新的研究内容”,“省有关科研部门对此已采取措施进行科学研究”。这个报道在国内外引起很大的反响。后来不久,北京的姜燕、王强、王斌等,也向媒体称自己具有像唐雨一样的特异功能。一时间,“耳朵认字”的各种报道铺天盖地,不少人都开始挖掘自己潜藏的“特异功能”。
那一年的5月5日和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两篇叶圣陶写的批评文章,他认为耳朵认字荒诞无稽,违背科学常识,在搞“四化”的今天出了这样的事,简直是丢中国人的脸。此后,唐雨和姜燕等人的“功能”都消失了一段时间。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一场科学界的论战已经启幕。
当时,上海的《自然杂志》是宣传特异功能的前沿阵地,一些著名科学家曾亲赴《自然杂志》编辑部,公开表示支持人体特异功能的研究。而反对特异功能的一方,领头人是于光远。1981年,他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暑期高校哲学教师讲习班上,公开表示“耳朵认字”完全是不可能的,这样的研究在科学上毫无价值。这场论战的高峰,从1981年一直持续到1982年,几乎所有的科学家都曾卷入其中。
何祚庥回忆,曾经有一次,于光远做寿,一批科学家都到场祝贺。在宴席上,大家就为特异功能和气功的真伪争执起来,当场就让他表态。深感为难的他说了一句比较折中的话:两方都可以进行科学实验嘛。其实,在当时,支持的一方一直在进行实验,以求验证特异功能的科学性。但是,在何祚庥看来:“实验程序非常不严谨,也没有严格的监督。”
不久,中央高层表态了:反对宣传特异功能,再次强调这不是我们的科研方向。通知说,在科学上还没有充分证明之前,报刊不宣传、不介绍、也不批判。特异功能的浪潮暂时退去。
然而,此时,以严新为代表的气功大师,正在做着“出山”的准备。一年后,特异功能换了个包装,以“气功”的身份再次卷土重来。
申振钰从80年代起就参加了无数气功大师的“带功报告”。她并不是哪位大师的“学生”,但是,“目击气功现场”和“搜集资料”是她的工作之一。
80年代初,申振钰正在科协下属的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工作,任《自然辩证法通信》副主编。在于光远的呼吁下,编辑部临时成立了“人体特异功能调查研究联络组”,申振钰成为了联络组的负责人。学物理出身的她,一直对特异功能和后来兴起的气功持否定态度。
在申振钰的回忆里,那时候人们对于气功的态度基本是“一边倒”,“一些官员都很支持,老百姓就更不用说了。”她曾经想到南方的一些省,对一些“特异人”做实验,通过科协来联系,但是,“省里的关系根本打不通,一些领导支持这些特异人,根本不把他们交给我们做实验。”
“在北京、广州、西安这样的大城市,气功迷们都占据了公园等公共场地,一个‘气功大师’光临,就像来了明星一样,有时候连当地的官员都会出席。像严新,张香玉这样的‘大师’作气功报告,每场都有上万人听。”申振钰说。
在申振钰的印象里,“出名的‘大师’不下100个,不出名的1000个也不止。”
到底是什么力量,让气功在改革开放之初如此令人着迷?“70年代末特异功能兴起的时候,当时人们的思想领域比较混乱,对新事物的鉴别能力不强,而且‘文革’十年,人们的思想都比较受禁锢,刚一开放,看见什么都觉得新鲜,所以气功和特异功能很轻易地进来了。”申振钰说。
在气功达到鼎盛的1987年前后,像申振钰和何祚庥这样的反对者,是很难公开发表文章来质疑气功的。一直到1994年,中央下达了《关于加强科学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点明要破除伪科学,气功才在讨伐下渐渐“偃旗息鼓”。
而昔日那些风云人物,今天早已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网上的一篇帖子说:严新现旅居美国或加拿大,行踪不明;1987年起传授自然中心功的张香玉,1992年被捕,判刑7年,后行踪不明;张洪堡1995年逃往泰国,1998年又辗转美国,曾因殴打弟子被起诉,2006年7月车祸身亡……
而那些曾为气功痴迷的人们,大多已人到中年,那些为气功狂热的日子,早已远去。(摘自《瞭望东方周刊》第51期)B⑤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同一年,何祚庥成为中国科学院首批“破格晋升”的研究员之一。第二年,发生了一件震动巨大的“奇闻”。
《四川日报》报道,大足县发现了一名能用耳朵辨认字的儿童,此人名唐雨。文章称,“人类生物学又增加了新的研究内容”,“省有关科研部门对此已采取措施进行科学研究”。这个报道在国内外引起很大的反响。后来不久,北京的姜燕、王强、王斌等,也向媒体称自己具有像唐雨一样的特异功能。一时间,“耳朵认字”的各种报道铺天盖地,不少人都开始挖掘自己潜藏的“特异功能”。
那一年的5月5日和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两篇叶圣陶写的批评文章,他认为耳朵认字荒诞无稽,违背科学常识,在搞“四化”的今天出了这样的事,简直是丢中国人的脸。此后,唐雨和姜燕等人的“功能”都消失了一段时间。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一场科学界的论战已经启幕。
当时,上海的《自然杂志》是宣传特异功能的前沿阵地,一些著名科学家曾亲赴《自然杂志》编辑部,公开表示支持人体特异功能的研究。而反对特异功能的一方,领头人是于光远。1981年,他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暑期高校哲学教师讲习班上,公开表示“耳朵认字”完全是不可能的,这样的研究在科学上毫无价值。这场论战的高峰,从1981年一直持续到1982年,几乎所有的科学家都曾卷入其中。
何祚庥回忆,曾经有一次,于光远做寿,一批科学家都到场祝贺。在宴席上,大家就为特异功能和气功的真伪争执起来,当场就让他表态。深感为难的他说了一句比较折中的话:两方都可以进行科学实验嘛。其实,在当时,支持的一方一直在进行实验,以求验证特异功能的科学性。但是,在何祚庥看来:“实验程序非常不严谨,也没有严格的监督。”
不久,中央高层表态了:反对宣传特异功能,再次强调这不是我们的科研方向。通知说,在科学上还没有充分证明之前,报刊不宣传、不介绍、也不批判。特异功能的浪潮暂时退去。
然而,此时,以严新为代表的气功大师,正在做着“出山”的准备。一年后,特异功能换了个包装,以“气功”的身份再次卷土重来。
申振钰从80年代起就参加了无数气功大师的“带功报告”。她并不是哪位大师的“学生”,但是,“目击气功现场”和“搜集资料”是她的工作之一。
80年代初,申振钰正在科协下属的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工作,任《自然辩证法通信》副主编。在于光远的呼吁下,编辑部临时成立了“人体特异功能调查研究联络组”,申振钰成为了联络组的负责人。学物理出身的她,一直对特异功能和后来兴起的气功持否定态度。
在申振钰的回忆里,那时候人们对于气功的态度基本是“一边倒”,“一些官员都很支持,老百姓就更不用说了。”她曾经想到南方的一些省,对一些“特异人”做实验,通过科协来联系,但是,“省里的关系根本打不通,一些领导支持这些特异人,根本不把他们交给我们做实验。”
“在北京、广州、西安这样的大城市,气功迷们都占据了公园等公共场地,一个‘气功大师’光临,就像来了明星一样,有时候连当地的官员都会出席。像严新,张香玉这样的‘大师’作气功报告,每场都有上万人听。”申振钰说。
在申振钰的印象里,“出名的‘大师’不下100个,不出名的1000个也不止。”
到底是什么力量,让气功在改革开放之初如此令人着迷?“70年代末特异功能兴起的时候,当时人们的思想领域比较混乱,对新事物的鉴别能力不强,而且‘文革’十年,人们的思想都比较受禁锢,刚一开放,看见什么都觉得新鲜,所以气功和特异功能很轻易地进来了。”申振钰说。
在气功达到鼎盛的1987年前后,像申振钰和何祚庥这样的反对者,是很难公开发表文章来质疑气功的。一直到1994年,中央下达了《关于加强科学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点明要破除伪科学,气功才在讨伐下渐渐“偃旗息鼓”。
而昔日那些风云人物,今天早已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网上的一篇帖子说:严新现旅居美国或加拿大,行踪不明;1987年起传授自然中心功的张香玉,1992年被捕,判刑7年,后行踪不明;张洪堡1995年逃往泰国,1998年又辗转美国,曾因殴打弟子被起诉,2006年7月车祸身亡……
而那些曾为气功痴迷的人们,大多已人到中年,那些为气功狂热的日子,早已远去。(摘自《瞭望东方周刊》第51期)B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