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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茹志鹃于1958年发表的短篇小说《百合花》，不久，茅盾就高度评价其“清新俊逸”的风格和精密的艺术手法。[1]然而由于政治环境的影响，《百合花》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倍受争议，直到后代评论家反复研读，它才逐渐被奉为文学史上的经典。
关键词：文学评论；艺术审美；政治
作者简介：陆韵（1995.11-），女，汉，江苏省无锡市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大三本科在读。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05-0-02
然而，文学经典作品并非完满无暇，《百合花》亦是如此。在时代环境、作者个人经历与创作心态等诸多条件影响下，《百合花》既有艺术审美性上多方面的优点，又有待历史真实性上的考证，亦不免在政治正确性的大框架下存在突破与含混之处。本文主要围绕《百合花》政治正确性、艺术审美性和历史真实三元的碰撞，与《山地回忆》展开比较分析。
一、政治正确性：作者的突破与让步
1957年，毛泽东发表了《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使得许多文艺问题与学术问题进入政治领域。茹志鹃写作《百合花》的时间是1958年3月，正值反右派斗争紧锣密鼓之际。茹志鹃一方面对政治局势大为忧虑，另一方面又对丈夫极为思念，“《百合花》便是这样，在匝匝忧虑中，緬怀追念时得来的产物。”[2]无疑，《百合花》也必然符合政治正确的大框架。无论是在作品表层的用词方面，抑或是在作品深层中男通讯员与新媳妇的关系处理上，都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
首先，在描绘敌军的用词方面，作品虽然着墨极少，但贬义极浓，在和谐的文本中显得突兀，带有胜利者回忆战争时居高临下的姿态。“要不是敌人的冷炮，在间歇地盲目地轰响着，我真以为我们是去赶集的呢！”，这样一句感叹讽刺意味浓烈。“我们的总攻还没发起。敌人照例是忌怕夜晚的，在地上烧起一堆堆的野火，又盲目地轰炸，照明弹也一个接一个地升起”，解放军还未开始战斗，“忌怕”“盲目”等词以及具现恐惧心理的军事行动，已经大力贬低敌军，显示其在勇气、策略上的低人一等。通过零度的叙述自然而然彰显写作对象的特点，会更具有艺术感染力，然而在政治正确的框架中，作者直接跳入文本中，用褒贬明朗的词句判定对错，便失了几分审美意味的悠长。
其次，主人公之间的情感关系则更服务于政治正确性。茅盾将《百合花》中年轻的通讯员与新媳妇之间的关系评价为深刻的主体思想，称其为“军民鱼水情”。然而，这种男战士与女孩子之间的感情冲突不存在微妙之处吗？在文本中，作者没有直接叙述通讯员向新妇借被子的场景，而是侧面描写“我”去借被子时，通讯员的别扭和新媳妇的笑。“她脸扭向里面，尽咬着嘴唇笑。”后来，“她也不作声，还是低头咬着嘴唇，好像忍了一肚子的笑料没笑完。”这是一个刚过门没几天的新妇娇俏的笑，糅合着年轻妇女的爱意。全文中新媳妇的笑一共出现五次，这种笑是娇羞之爱的符号。另一方面，年轻通讯员面对娶亲问题“飞红了脸”。新妇要为他缝衣，他“却高低不肯，挟了被子就走。”这是一个未经过爱情的年轻人对于爱情问题青涩的回应。[3]但在作品本身中，这种男女之间情感的描写，却始终如雾里看花，被做了模糊甚至含混的处理，而刻意地向“军民鱼水情”的恢弘主题靠拢，忽略了人性中隐秘而美好的情感流动。诚然，作者能刻画出这样两个含有爱意的军民形象，已经属于同时期文学创作中一大突破，但依然被政治正确性束缚了手脚。
同样的，《山地回忆》也描写了战争时期男战士与女性间的情感碰撞，这种冲突更为明显，但依然被解读为“军民鱼水情”。从最初的河边争吵，到后来妞儿要为“我”做袜子，她先低声问“不会买一双？”，后来主动提议说“我给你做”。侧面描写细节处也很多，借大伯之口，“我们妞儿刚才还笑话你哩！” “同志，你知道我是沾你的光吗？ ”从大伯的话语中，可以明显观察到妞儿对“我”的敬仰和娇羞的爱意。可最后，这种被慢慢渲染出来的情感却仓促收尾，“当她卸下第一匹布的那天，我出发了。”作者始终没有对他自然描绘出的情感氛围作出处理，而服务于意识形态，最后归于军民鱼水的大旗下。
二、艺术审美性：文本细读寻真味
孙犁的《山地回忆》创作于1949年12月，带有诗意的娟秀，融合了传统写意和现代叙事。这种独具一格的艺术审美性“影响了一大批派外作家”[4]，其中包括茹志鹃。《山地回忆》是以一双袜子作为叙事的线索，《百合花》则以新被上的百合花作为象征，在结尾还刻意点出“这象征纯洁与感情的花”，在艺术技巧上不如《山地回忆》来的自然浑厚。但是，在表现手法方面，《百合花》仍然受到孙犁风格的影响，具有审美品评的价值。
首先，在主人公的人物塑造方面，作者用了正反映称和徐徐而进的笔法。主人公通讯员不再歌功颂德式的人民解放军形象，他不完美但人性丰满，有毛头小伙常有的急躁和娇羞，在谈到娶亲问题时，他“飞红了脸”“出了大汗”。而在借不到被子时，他还会懊恼急切地骂一句“死封建”。这种急躁懊恼的情态，不仅没有折损他的形象，而增添了浓郁的人情味，使他的性格更为立体，也为他的正面形象起了反衬作用，使后来他的可爱与可敬便自然地凸显出来。同时，通讯员的形象也不是突然映入读者眼帘，没有通过一开始的外貌描写来展示，而是通过一个个小情节一笔一划慢慢勾勒出来，直到最后他“棕红的脸，现已变得灰黄”，我们才算看清了一些外貌，但实则早已剖析过内部的人性美。
其次，作者善于细节描写和前后呼应，虽然显出些许刻意，但仍可称为经典。作品中的细节与呼应有多处，包括新妇前后对待新被的态度、反复提及的通讯员肩膀上的破洞、通讯员给“我”开饭的两个干馒头等等。以通讯员肩膀上的破洞为例，破洞产生于通讯员求助“我”借到新被后，“慌慌张张地转身走”时勾到的，新媳妇要笑着为他缝补，他死活不让。第二次提到“我”看到布片“在风里一飘一飘”，“真后悔没给他缝上再走。”最后则是在通讯员被抬回来后，他的肩膀上仍有大洞，高潮处也在这里产生，新媳妇一改嬉笑和娇羞的情态，一针一线缝补这个洞。这样一处细节，把通讯员、新媳妇、“我”三个人物都串联起来，透露出三个人物之间的情感流动。 再次，《百合花》叙事结构精巧，节奏缓急得当。作者多处避免了平铺直叙，而用他人的视角展开侧面描写。例如作品并没有直接描写通讯员第一次向新媳妇借被子时的冲撞，而采用“我”的视角写通讯员骂“死封建”的恼怒和新媳妇的笑，留给读者充分的想象空间，也使后来新媳妇缝补破洞时候的感情迸发显得更有冲击力。茹志鹃的着墨处重在生活情景和人物情态的刻画，擅长简朴自然地刻画出可爱的性格，例如“他决定以后，就把我抱着的被子，统统抓过去，左一条、右一条的披挂在自己肩上，大踏步地走了”，这种描写细致入微的憨态感染力更加胜于恢弘、直接的讴歌，作者在平缓的节奏和清新的叙事中，把褒贬评价的权利留给了读者，也以这种审美性打动了读者。
三、历史真实与历史缝隙
作者只有真正了解自己作品中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并且有可观的亲身体会，才可能通过历史真实和细节真实打动读者。茹志鹃1943年参加新四军，曾经在部队文工团工作，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作品写的是1946年中秋，她自己说过，“小说里描写的战斗，以及战斗的时间地点都是真的，是苏中七战七捷之一，总攻海岸线的时间确实是1946年中秋”[5]，确切地说，是七捷中的第四戰，目标是收复海安县城，时间是1946年8月11日夜次日下午。她当时确实在包扎所工作，对战争形势有一定的了解，所以尽管她写的不是真的人物和情节，却在写作中展现出诚与美。
同时，通讯员的形象也有两位原型考证。一位是莱芜战役中一位年轻战士领着茹志鹃前往包扎所，不敢靠得太近也不能甩得太远，所以文本中通讯员领“我”去包扎所那一段才写得极为生动。另外一位则是茹志鹃跟随汪岁寒战斗时，深夜卧谈认识的年轻战士，他在提及婚嫁时极为羞涩。这两位原型考证可见于茹志鹃在80年代的回忆叙述。[6]
但是，茹志鹃写作的历史真实仅仅停留在包扎所内部，她对于军事战争的细节和军人规则也存在不明之处，这种不明朗反映在《百合花》中，使笔者发现两处存在疑问的缝隙，以作分析。
第一，通讯员向枪管中插入树枝花朵。文本中出现两次，先是，“肩上的步枪筒里，稀疏地插了几根树枝，这要说是伪装，倒不如算作装饰点缀”，其次，“他背的枪筒里不知在什么时候又多了一枝野菊花，跟那些树枝一起，在他耳边抖抖地颤动着。”这两处一直被看作描绘通讯员可爱形态的典型之处。但是问题在于，这种行为既不符合军人心态也不符合军队规则。首先，无论一个军人如何年轻稚气，军人不会拿自己的枪进行这种无谓的装饰，这是军人的原则问题。其次，军队规则也要求军人珍惜枪支，年轻的通讯员正是因为年轻，更会尊奉军事纪律，又怎么会产生这种矛盾行为？这处历史缝隙也体现了作者战争经历的有限。
第二，通讯员扑向手榴弹牺牲到被抬到包扎所这一段没有任何叙述。当然，出于艺术审美性的考虑，这种交代也许不必要，但却存在缝隙。可以试想，在激烈的巷战中，一条狭窄的小巷中有十几副担架，敌人从屋顶扔下一颗手榴弹，手榴弹在担架队伍当中被通讯员扑挡，这样一条担架队伍也就被阻塞了。担架队员查看通讯员伤势、寻找担架来抬通讯员、调派人手后，还继续前进，他们是如何全身而退的？这样一段时间扔下那枚手榴弹的敌人何不趁胜追击吗？解放军中有一句俗语，“打伤一人两人抬，打死十人一人埋。”手榴弹的军事功效在于打伤对方拖延时间，从而一击致命。敌人怎么会任由这么长的担架队伍离开的？这里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通讯员的尸首能否回到包扎所，直接影响了《百合花》的小说高潮能否发生。但作者没有进行任何交代，所以让被文学情节感动的读者又对真实性产生疑虑。
在《百合花》中，政治、艺术、历史三元始终相互碰撞与融合。政治正确性的大框架无疑削弱了《百合花》的艺术审美性，使得其思想情感存在含混，褒贬过明减损了悠然诗意；艺术审美性的需要和作者个人经历的局限，也使得作品在展现历史真实时留有缝隙，让读者刚刚进入故事情节，又不得不跳出小说之外，存在对于真实细节的疑虑；政治环境和历史背景又是小说产生的最初养料，斯人斯事都诞生于这种特定的政治和历史中，成为艺术作品诞生的源泉。在这三元的碰撞和融合中，《百合花》较之同时代的作品，无疑作出了巨大的突破，在思想情感关系、艺术表现手法、清新平实的语言风格方面，和孙犁的《山地回忆》有诸多相近可比之处。《百合花》历经波澜起伏的褒贬，我们还需结合政治、历史、读者个人经历、文本细读研究等，以“知人论世”之法，对其作出公允的评价。
参考文献：
[1]茅盾. 谈最近的短篇小说. 人民文学，1958，（6）：4-8.
[2]茹志鹃. 漫谈我的创作经历. 新文学丛论，1980.
[3]茹志鹃. 我写《百合花》的经过. 青春，1980，（1）：47-48.
[4]余志平. 孙犁“荷花淀”风格小说对当代文学的影响. 江西社会科学，2007，（5）.
[5]熊坤静. 短篇小说《百合花》创作的前前后后. 党史博采（纪实），2014（8）.
[6]茹志鹃. 我写《百合花》的经过. 青春，1980，（1）：47-48.
关键词：文学评论；艺术审美；政治
作者简介：陆韵（1995.11-），女，汉，江苏省无锡市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大三本科在读。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05-0-02
然而，文学经典作品并非完满无暇，《百合花》亦是如此。在时代环境、作者个人经历与创作心态等诸多条件影响下，《百合花》既有艺术审美性上多方面的优点，又有待历史真实性上的考证，亦不免在政治正确性的大框架下存在突破与含混之处。本文主要围绕《百合花》政治正确性、艺术审美性和历史真实三元的碰撞，与《山地回忆》展开比较分析。
一、政治正确性：作者的突破与让步
1957年，毛泽东发表了《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使得许多文艺问题与学术问题进入政治领域。茹志鹃写作《百合花》的时间是1958年3月，正值反右派斗争紧锣密鼓之际。茹志鹃一方面对政治局势大为忧虑，另一方面又对丈夫极为思念，“《百合花》便是这样，在匝匝忧虑中，緬怀追念时得来的产物。”[2]无疑，《百合花》也必然符合政治正确的大框架。无论是在作品表层的用词方面，抑或是在作品深层中男通讯员与新媳妇的关系处理上，都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
首先，在描绘敌军的用词方面，作品虽然着墨极少，但贬义极浓，在和谐的文本中显得突兀，带有胜利者回忆战争时居高临下的姿态。“要不是敌人的冷炮，在间歇地盲目地轰响着，我真以为我们是去赶集的呢！”，这样一句感叹讽刺意味浓烈。“我们的总攻还没发起。敌人照例是忌怕夜晚的，在地上烧起一堆堆的野火，又盲目地轰炸，照明弹也一个接一个地升起”，解放军还未开始战斗，“忌怕”“盲目”等词以及具现恐惧心理的军事行动，已经大力贬低敌军，显示其在勇气、策略上的低人一等。通过零度的叙述自然而然彰显写作对象的特点，会更具有艺术感染力，然而在政治正确的框架中，作者直接跳入文本中，用褒贬明朗的词句判定对错，便失了几分审美意味的悠长。
其次，主人公之间的情感关系则更服务于政治正确性。茅盾将《百合花》中年轻的通讯员与新媳妇之间的关系评价为深刻的主体思想，称其为“军民鱼水情”。然而，这种男战士与女孩子之间的感情冲突不存在微妙之处吗？在文本中，作者没有直接叙述通讯员向新妇借被子的场景，而是侧面描写“我”去借被子时，通讯员的别扭和新媳妇的笑。“她脸扭向里面，尽咬着嘴唇笑。”后来，“她也不作声，还是低头咬着嘴唇，好像忍了一肚子的笑料没笑完。”这是一个刚过门没几天的新妇娇俏的笑，糅合着年轻妇女的爱意。全文中新媳妇的笑一共出现五次，这种笑是娇羞之爱的符号。另一方面，年轻通讯员面对娶亲问题“飞红了脸”。新妇要为他缝衣，他“却高低不肯，挟了被子就走。”这是一个未经过爱情的年轻人对于爱情问题青涩的回应。[3]但在作品本身中，这种男女之间情感的描写，却始终如雾里看花，被做了模糊甚至含混的处理，而刻意地向“军民鱼水情”的恢弘主题靠拢，忽略了人性中隐秘而美好的情感流动。诚然，作者能刻画出这样两个含有爱意的军民形象，已经属于同时期文学创作中一大突破，但依然被政治正确性束缚了手脚。
同样的，《山地回忆》也描写了战争时期男战士与女性间的情感碰撞，这种冲突更为明显，但依然被解读为“军民鱼水情”。从最初的河边争吵，到后来妞儿要为“我”做袜子，她先低声问“不会买一双？”，后来主动提议说“我给你做”。侧面描写细节处也很多，借大伯之口，“我们妞儿刚才还笑话你哩！” “同志，你知道我是沾你的光吗？ ”从大伯的话语中，可以明显观察到妞儿对“我”的敬仰和娇羞的爱意。可最后，这种被慢慢渲染出来的情感却仓促收尾，“当她卸下第一匹布的那天，我出发了。”作者始终没有对他自然描绘出的情感氛围作出处理，而服务于意识形态，最后归于军民鱼水的大旗下。
二、艺术审美性：文本细读寻真味
孙犁的《山地回忆》创作于1949年12月，带有诗意的娟秀，融合了传统写意和现代叙事。这种独具一格的艺术审美性“影响了一大批派外作家”[4]，其中包括茹志鹃。《山地回忆》是以一双袜子作为叙事的线索，《百合花》则以新被上的百合花作为象征，在结尾还刻意点出“这象征纯洁与感情的花”，在艺术技巧上不如《山地回忆》来的自然浑厚。但是，在表现手法方面，《百合花》仍然受到孙犁风格的影响，具有审美品评的价值。
首先，在主人公的人物塑造方面，作者用了正反映称和徐徐而进的笔法。主人公通讯员不再歌功颂德式的人民解放军形象，他不完美但人性丰满，有毛头小伙常有的急躁和娇羞，在谈到娶亲问题时，他“飞红了脸”“出了大汗”。而在借不到被子时，他还会懊恼急切地骂一句“死封建”。这种急躁懊恼的情态，不仅没有折损他的形象，而增添了浓郁的人情味，使他的性格更为立体，也为他的正面形象起了反衬作用，使后来他的可爱与可敬便自然地凸显出来。同时，通讯员的形象也不是突然映入读者眼帘，没有通过一开始的外貌描写来展示，而是通过一个个小情节一笔一划慢慢勾勒出来，直到最后他“棕红的脸，现已变得灰黄”，我们才算看清了一些外貌，但实则早已剖析过内部的人性美。
其次，作者善于细节描写和前后呼应，虽然显出些许刻意，但仍可称为经典。作品中的细节与呼应有多处，包括新妇前后对待新被的态度、反复提及的通讯员肩膀上的破洞、通讯员给“我”开饭的两个干馒头等等。以通讯员肩膀上的破洞为例，破洞产生于通讯员求助“我”借到新被后，“慌慌张张地转身走”时勾到的，新媳妇要笑着为他缝补，他死活不让。第二次提到“我”看到布片“在风里一飘一飘”，“真后悔没给他缝上再走。”最后则是在通讯员被抬回来后，他的肩膀上仍有大洞，高潮处也在这里产生，新媳妇一改嬉笑和娇羞的情态，一针一线缝补这个洞。这样一处细节，把通讯员、新媳妇、“我”三个人物都串联起来，透露出三个人物之间的情感流动。 再次，《百合花》叙事结构精巧，节奏缓急得当。作者多处避免了平铺直叙，而用他人的视角展开侧面描写。例如作品并没有直接描写通讯员第一次向新媳妇借被子时的冲撞，而采用“我”的视角写通讯员骂“死封建”的恼怒和新媳妇的笑，留给读者充分的想象空间，也使后来新媳妇缝补破洞时候的感情迸发显得更有冲击力。茹志鹃的着墨处重在生活情景和人物情态的刻画，擅长简朴自然地刻画出可爱的性格，例如“他决定以后，就把我抱着的被子，统统抓过去，左一条、右一条的披挂在自己肩上，大踏步地走了”，这种描写细致入微的憨态感染力更加胜于恢弘、直接的讴歌，作者在平缓的节奏和清新的叙事中，把褒贬评价的权利留给了读者，也以这种审美性打动了读者。
三、历史真实与历史缝隙
作者只有真正了解自己作品中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并且有可观的亲身体会，才可能通过历史真实和细节真实打动读者。茹志鹃1943年参加新四军，曾经在部队文工团工作，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作品写的是1946年中秋，她自己说过，“小说里描写的战斗，以及战斗的时间地点都是真的，是苏中七战七捷之一，总攻海岸线的时间确实是1946年中秋”[5]，确切地说，是七捷中的第四戰，目标是收复海安县城，时间是1946年8月11日夜次日下午。她当时确实在包扎所工作，对战争形势有一定的了解，所以尽管她写的不是真的人物和情节，却在写作中展现出诚与美。
同时，通讯员的形象也有两位原型考证。一位是莱芜战役中一位年轻战士领着茹志鹃前往包扎所，不敢靠得太近也不能甩得太远，所以文本中通讯员领“我”去包扎所那一段才写得极为生动。另外一位则是茹志鹃跟随汪岁寒战斗时，深夜卧谈认识的年轻战士，他在提及婚嫁时极为羞涩。这两位原型考证可见于茹志鹃在80年代的回忆叙述。[6]
但是，茹志鹃写作的历史真实仅仅停留在包扎所内部，她对于军事战争的细节和军人规则也存在不明之处，这种不明朗反映在《百合花》中，使笔者发现两处存在疑问的缝隙，以作分析。
第一，通讯员向枪管中插入树枝花朵。文本中出现两次，先是，“肩上的步枪筒里，稀疏地插了几根树枝，这要说是伪装，倒不如算作装饰点缀”，其次，“他背的枪筒里不知在什么时候又多了一枝野菊花，跟那些树枝一起，在他耳边抖抖地颤动着。”这两处一直被看作描绘通讯员可爱形态的典型之处。但是问题在于，这种行为既不符合军人心态也不符合军队规则。首先，无论一个军人如何年轻稚气，军人不会拿自己的枪进行这种无谓的装饰，这是军人的原则问题。其次，军队规则也要求军人珍惜枪支，年轻的通讯员正是因为年轻，更会尊奉军事纪律，又怎么会产生这种矛盾行为？这处历史缝隙也体现了作者战争经历的有限。
第二，通讯员扑向手榴弹牺牲到被抬到包扎所这一段没有任何叙述。当然，出于艺术审美性的考虑，这种交代也许不必要，但却存在缝隙。可以试想，在激烈的巷战中，一条狭窄的小巷中有十几副担架，敌人从屋顶扔下一颗手榴弹，手榴弹在担架队伍当中被通讯员扑挡，这样一条担架队伍也就被阻塞了。担架队员查看通讯员伤势、寻找担架来抬通讯员、调派人手后，还继续前进，他们是如何全身而退的？这样一段时间扔下那枚手榴弹的敌人何不趁胜追击吗？解放军中有一句俗语，“打伤一人两人抬，打死十人一人埋。”手榴弹的军事功效在于打伤对方拖延时间，从而一击致命。敌人怎么会任由这么长的担架队伍离开的？这里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通讯员的尸首能否回到包扎所，直接影响了《百合花》的小说高潮能否发生。但作者没有进行任何交代，所以让被文学情节感动的读者又对真实性产生疑虑。
在《百合花》中，政治、艺术、历史三元始终相互碰撞与融合。政治正确性的大框架无疑削弱了《百合花》的艺术审美性，使得其思想情感存在含混，褒贬过明减损了悠然诗意；艺术审美性的需要和作者个人经历的局限，也使得作品在展现历史真实时留有缝隙，让读者刚刚进入故事情节，又不得不跳出小说之外，存在对于真实细节的疑虑；政治环境和历史背景又是小说产生的最初养料，斯人斯事都诞生于这种特定的政治和历史中，成为艺术作品诞生的源泉。在这三元的碰撞和融合中，《百合花》较之同时代的作品，无疑作出了巨大的突破，在思想情感关系、艺术表现手法、清新平实的语言风格方面，和孙犁的《山地回忆》有诸多相近可比之处。《百合花》历经波澜起伏的褒贬，我们还需结合政治、历史、读者个人经历、文本细读研究等，以“知人论世”之法，对其作出公允的评价。
参考文献：
[1]茅盾. 谈最近的短篇小说. 人民文学，1958，（6）：4-8.
[2]茹志鹃. 漫谈我的创作经历. 新文学丛论，1980.
[3]茹志鹃. 我写《百合花》的经过. 青春，1980，（1）：47-48.
[4]余志平. 孙犁“荷花淀”风格小说对当代文学的影响. 江西社会科学，2007，（5）.
[5]熊坤静. 短篇小说《百合花》创作的前前后后. 党史博采（纪实），2014（8）.
[6]茹志鹃. 我写《百合花》的经过. 青春，1980，（1）：47-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