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济先生是新中国教育哲学学科的主要奠基人。2006年，“西部阳光行动”农村教育支教项目请先生担任专家顾问，我因参与了此项目，有机会与先生相识。此后，无论在生活、学业，还是在精神上，先生都给予了我许多帮助、鼓励和教诲。纯真的家国情怀、严谨的治学精神、教书育人的师者风范，是先生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写下此文，以表追忆，以为纪念。
　　一、至纯至真的爱国情怀
　　先生爱国，爱得朴素执着。作为一个从旧中国走到新中国，又伴随新中国一路成长的人，先生的爱国情怀渗透在血液之中，体现在生活之中。
　　有一次我去先生家，谈话中他突然问我：“晓燕，今天是什么日子，你知道吗？”我拿出手机快速翻看日历—3月18日，我便调动所有的脑细胞进行搜索，仍是一筹莫展。他看着我的表情，大概知道我很为难，便说：“今天是刘和珍君牺牲的日子。”随即讲了北京师范大学爱国进步学生被害的往事。又讲到了1946年自己随华北大学二部迁往铁狮子坟（北京师范大学校址）的第一天，时任副校长范文澜的演讲，对他产生了深刻影响。他模仿范校长的口吻，颇有激情地讲道：“同学们，听听这头铁狮子说些什么？段祺瑞曾在这里（铁狮子坟）设府，日本司令部曾在这里扎营，刘和珍烈士的血也曾流在这里。今天，我们迁校至此，就让这头铁狮子告诉我们，在历史的洪流中，谁从这里倒下去，谁又从这里站起来？”他动情地演讲着，像一个战士在诉说革命的故事，那激情澎湃的样子，让我至今回想起来都感动不已。还有一次，他讲到蒙养教材时，从书架上拿出《百家姓》和《千字文》，书有些陈旧，我刚翻开第一页就看见他标注的文字：“革命烈士永垂不朽，精神万古流芳。”在这两行字下面，特意用小号字体写着：“今天是刘和珍君牺牲的日子。”最下面的落款是：“1997年3月18日，购于北师大书店。”那小小的一串泛黄的字迹，将3月18日这个日子鲜明地衬托出来。
　　先生关心时政，坚持每天阅读报纸，观看《新闻联播》，虽离休在家，但对国家的大事小情仍极为关心。2014年3月28日，我去他家里讨论《美和美育》一文的写作。在谈到美具有情感性特征的时候，他突然停住了，沉默片刻后对我讲：“不管什么时候，人都是最有情感的动物。我今天看到一则报道，就特别地动感情，也特别伤感。”说完，他走进书房，拿出当日的《北京晚报》，指着一则头版图片新闻对我讲，“这是今天报道的韩国政府归还我国437具抗美援朝的烈士遗骸的新闻。看到这篇报道我很难过，437人，为什么只有15位家属去领取遗骸？這其中有很多的原因，主要的一点是，这些烈士牺牲于60年前，当时，他们很多人还尚未成家，没有后代，就这样无名无姓地战死在了异国他乡。这是让人想到最难受的。”接着，先生又讲起了自己青少年时期上流亡学校时，校长张敏之及2，000余名学生在流亡途中，惨遭国民党杀害。他沉痛地讲道：“我们的学生爱戴校长，为保护校长，许多的学生也被杀害。其中就有100多名女学生，站出来为校长喊冤，无辜地死在了国民党的枪下。想起这些人，我就觉得感伤。我们今天的美好生活，是无数像他们这样的无名英雄用生命与鲜血换来的。一定要珍惜先烈们用生命换来的我们的生命，懂得今天的来之不易！”
　　2008年汶川地震，他时刻守候在电视机边，关注灾区的情况，并奋笔写下《为汶川大地震而写》：
　　地会震裂，但天不会塌方;人被震死伤亡，但壮志不会挫伤。人在自然灾害面前，似乎不堪一击;但人在抵抗自然灾难时，又是无比刚强。中国曾经历过无数灾难，但最终还是屹立东方。我们为死者哀悼，为生者祝愿，重建家园。今天灾区是一片瓦砾，明日将是新的铁壁铜墙。永远压不倒的人民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人民团结、众志成城，国旗高扬！
　　先生爱国，爱得深沉。正如他在其《口述史》中所讲的：“个人生活、民族存亡，都摆在我的面前，逼迫着我去思考和选择，去寻找一条‘别样的路’来。就我个人来说，是从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影响中跋涉出来，走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队伍中来，获得了新生。我所走过的求索之路，实属不易，但我终于走出来了，找到了共产党，走向光明大道，我要一如既往地走下去，走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二、严谨认真的治学精神
　　我最佩服先生的超凡记忆力。许多年前发生的事情、相识或有过一面之交的人，甚至某个曾经看到过的东西，只要你提供相关信息，他都能清楚地说出来。偶尔记不起来，他就会使劲儿地皱眉头想，直到从脑海里把它找出来。这让人不得不惊叹：他的大脑一定是张蜘蛛网，能粘住所有知识的小昆虫。但交往多一点后会发现，其实他也不是过目不忘的神人，只是事事比别人更用心罢了。关于这一点，他自己也多次提到。他与同学们分享自己的研究心得时讲道：“我个人并无什么大的才能，一辈子就是喜欢思考点问题，因为我相信勤能补拙，遇到疑难，总要锲而不舍地寻个究竟，直到问题得到解决。”
　　与先生交往中记忆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他指导我撰写《历史经验与教育改革—兼评凯洛夫“教育学”的教学论》一文（以下简称《历史经验》）。在探讨系统知识的地位与学生的主体性学习的内容时，他反复强调人的内动力和自求力在学习知识中的重要性。在他看来，“系统知识的学习需要教师的指导，但更要依靠学生自己付出劳动和努力。在教育改革中，要引导学生在刻苦学习中，由“知学”到“好学”，再到“乐学”，鼓励学生养成自求自得与独立思考的习惯。”撰稿期间，为了让我更好地理解这部分内容的核心要旨，他讲了自己少年时求学的一段经历。先生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一日数学老师给他们出了一道计算题，题目如下：
　　有卵一篮，朝食全篮之半及半卵，午食朝余之半及半卵，晚食午余之半及半卵，而卵适尽，求篮中盛卵几何？
　　先生边讲述往事，边在一张纸上将这道题在一张草纸上写出来。我听得目瞪口呆，究竟是什么神力，竟能让一位90岁高龄的人将近80年前的一道题目记得如此真切？写完题目后，他又用现代白话给我重新解释一遍，说当年自己由私塾转入洋学堂，对数学几乎是一无所知。为了这样一道计算题，他吃不下饭，也睡不着觉，晚间睡在床上一遍又一遍地思考，整夜都不能入睡，各种推算在脑海里反复出现，辗转反侧直到第二天凌晨，他突然豁然开朗，用逆推法获得了解题的思路，并且成功算出了答案。先生边说着又把当年的解题思路对我重讲一遍，随着他的讲解与语调，透过时光的河流，我仿佛看见了一个旧时少年，在苦学中获得知识，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快乐情境。 　　《历史经验》一文见刊后，先生又指导我构思《美和美育》一文，有一次，我们在谈到1958年中国关于“美的本质”的大讨论问题时，他忽然想起了当时关于“美的本质”的大讨论，除了朱光潜还有另外一位学者，但名字一下子想不起来，先生皱着眉使劲儿想，用手拍着脑门，还是想不起来。本来我想回家后在网上搜一搜，然后尽快打电话告诉他，可竟因杂事忘记了。又隔几日，我去他家。他一见面就高兴地说：“晓燕，那位学者的名字后来我找到了，叫‘宗白华’。你那天走后我一直想，记起来有‘白华’两个字，可是姓记不清了，脑子里一直响着好像叫‘朱白华’，觉得不对，但好像很接近了，又继续想，查了中国大百科全书，终于查出来是‘宗白华’。”我怔怔地听着，看着他那可爱又几近较真儿的模样，顿时自责起来，先生不会使用网络检索，不知百度，更无朋友圈，只能凭手头仅有的一些书籍和脑海里的记忆，一步步思索，一条条查找，才得以找到。先生的这份认真和“较真儿”让我汗颜。
　　先生强调治学要有所“止”，这是他反复强调的观点。有一次，他讲《中庸》，突然停下来，说“止”就是目标，也就是说治学要有目标，更要有向着目标的积累、忍耐与等待。先生私下经常感慨，自己人生精力最旺盛的时候都“被运动”了，直到60岁，才开始真正全身心地投入学术研究。到了90岁，又一个30年过去了，他还是在乐此不疲地从事自己喜欢的学术研究。他对年轻的博士生们说：“我是有目标的，我认定的东西，一般不会动摇，因为我相信自己设定的目标。”讲这些话的时候是2011年冬天，90岁高龄的先生坐在英东楼的一间教室里，与我们娓娓道来，他说：“假如老天还能再给我一些时间，我还要按照我设定的目标走下去，我是有目标的。”当时，他也正在为《国学十讲》系列书稿的撰写每日伏案疾书，对选读的每部经典都进行重新注释、翻译和点评，目的就是立足现实重新整理中国古代的教育智慧。这和他在20世纪80年代就提出的要“发掘和整理我国古代教育哲学思想”“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哲学学科体系”的目标是一脉相承的，也就是他所说的“学有所止”。
　　先生治学严谨，甚至表现在对每一个字的态度里。先生一生钟爱《红楼梦》，同情曹雪芹及他笔下的贾宝玉。2014年是曹公逝世250周年，他专门撰写一篇纪念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