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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五千年前走来的中国，带着来自远古伟人的豪迈气魄，洞穿了无情岁月的刀光剑影,传承的是卓尔不凡的至臻瑰宝——尊严。
龙应台说：“人懂得尊重自己——他不苟且，因为不苟且所以有品位；人懂得尊重别人——他不霸道，因为不霸道所以有道德；人懂得尊重自然——他不掠夺，因为不掠夺所以有永续的智能。”
汉时东方朔在《占书》也说道：“初七人日，从旦至暮，月色晴朗，夜见星辰，人民安，君臣和会。”对于芸芸众生，纪念“人日”，莫过于追求“人民安”，“人民安”莫过于珍视人民的尊严。尊严至上，是中国引以为傲的标签。但我们这个时代，总有一些事让我们不忍。记载历史的纸张划过指尖的瞬间，堆砌起来的时光已渐渐湮没前行的道路，我们在浑浑噩噩的浮躁中丢弃了年岁的历练，而尊严，似乎却与我们渐行渐远。
疼爱和尊严
【微博打拐：“民间尊严”保卫战】
儿童，是最需要保护的弱势群体，是任何民族最敏感而脆弱的神经。
据不保守统计，我国每年有三至六万名儿童失踪，多数被卖到偏僻地区的家庭，或是被虐伤成街头乞丐，作为博取路人同情心的工具，或是拐骗到黑煤窑，甚至走私到海外充当廉价劳动力。
2011年春节期间，微博上频频转发的乞儿照片令人心酸愤恨，却又让人无可奈何。良知何在？人性何在？孩子是一个家庭的希望和未来，怎能如此残忍地对他们下毒手，如此漠视亲缘的可贵、举家齐欢的幸福，活生生拆散美好和睦的家庭呢？每个人终将有一天都会为人父为人母，保护孩子、让孩子在正常的生存环境下成长，是父母的底线。人贩为了自身利益，用尽一切办法偷拐骗卖儿童，这样的利益是用人格与尊严的丧失交换而得的。
凌晨1点睡觉，5点刚过起床，头发蓬乱，声音嘶哑，电话不敢开机，电脑不敢关机，从一个直言不讳的学者，到拥有40余万“粉丝”的网络名人，于建嵘教授显然还没做好准备。2月12日，由他发起的解救乞讨儿童研讨会在京召开。繁杂的一天过去之后，于建嵘教授坐在床头，在电脑上敲下当天研讨会的四大收获：一是给人大代表们草拟的议案，二是整合了全国各种救助乞讨儿童的资源，三是建立了救助乞讨儿童的网络系统，四是志愿者的培训工作已经开始。夜已深，窗外的雪花开始稠密。“你看我弄这是啥事儿？这像是正常人的生活吗？从春节到现在一直都是这样……”于建嵘教授声音嘶哑着抱怨，“制度性的建设很困难，但我有信心让‘儿童乞讨’这种现象在中国消亡，不，说‘杜绝’更恰当些。”于建嵘教授重重地倒在床上，东书房墙上的时钟再次指向零点。
古语有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物质是尊严的基础，长期关注社会底层的中国社科院教授于建嵘如此评价。一个人若是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则不会以获得尊重作为行为动机。他们处在欲望膨胀的纷繁社会，背负着令人喘息不止的生存重担，对温饱的期盼、对财富的渴望、对社会地位的渴求渐渐模糊了道德的约束，拐卖儿童从过去的偷偷摸摸发展到现今的明火执仗。尊严，在金钱勾勒的生活蓝图面前，竟显得一无是处。
然而，当我们“自以为是地去拍照解救乞讨儿童”时，我们不得不面对另外一个严峻的事实：如果你是被“随手拍”的乞讨者，你愿意自己的照片和身世在互联网上广为流传吗？怎样避免“意在维护尊严却无形中破坏尊严”的事情屡屡发生，值得我们深思。
网友通过街拍的方式上传乞讨者照片，是否侵犯乞讨者的肖像权；有点运动式特点的网络行动，会不会只是让乞讨儿童暂时被藏匿避风头，无法实现解救的目的；当然还有公民的乞讨权与利用儿童牟利之间的争论，以及因为街拍活动的开始而客观上转移了舆论对其他焦点事件的跟进……对儿童乞讨这一社会顽疾的最终解决而言，不同角度的多维度思考与讨论，会更加有利于问题的纵深掘进。但需要强调的是，不同观点所立足的角度虽然差别很大，但所要达致的可能是同一个正义。
——《南方都市报》
【“洋妈妈”败给“虎妈妈”】
大洋彼岸，最近有一本非常畅销的图书，名为《Battle Hymn of the Tiger Mother》（中文译名：《我在美国做妈妈》）： “当中国家长开始崇尚西方教育时，许多西方家长却羡慕东方式管教！《我在美国做妈妈》讲述了一位华裔妈妈和两个女儿、两条狗的故事。她身为华裔第二代美国移民，以华人家长对子女的高度期待与严格的教养方式成功养育了两个女儿，令美国家长都羡慕不已。故事引人入胜，又发人深省。”
这里，我们再节选摘自《华尔街日报》上的《我在美国做妈妈》的书摘，来一探究竟：
打是亲、骂是爱，孩子的前途比自尊心更重要
在孩子面前，中国父母的“权力”仿佛远比西方父母大得多。相比之下，西方父母即使在批评孩子时，也只能敢拐弯抹角，以鼓励替代打骂。蔡美儿说，“中国妈妈”比“西方妈妈”更不能容忍孩子犯错，并不仅仅因为她们信奉“挫折教育”，而是从根本上，两者的思维方式就存在不同。她举例说，当孩子考试得B的时候，“西方妈妈”不仅不会当面呵斥孩子，还会私下联系学校看测试、课程是否对劲，而“中国妈妈”则赶紧给孩子补课（对学校和老师的绝对信任，也是“中国妈妈”的特征之一）。在她的文章中，蔡美儿还略带不解地说道，“西方母亲总是对自己孩子的自尊心小心翼翼。但作为父母，最能伤害孩子自尊心的行为难道不是让他们随便放弃么？”
看到这样的书评，不免让人联想到，这一拨拨成功人士的经验之谈，被编辑成册，继而出版，成就了书店里人气最旺的一个区域。那个区域里，有一个又一个渴望成功的家长和孩子、老师和学生、迷茫和奋斗中的人……难不成，现在的人都是千篇一律的人，畅销书里所谓的大道理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吗？难道“虎妈妈”的如此教育模式，孩子的自尊心真的没有前途重要吗？在此，我们不妨做一个“无厘头的假设”：如果“微博打拐”成功解救出来的孩子“落到”了“虎妈妈”的手里，他们是否更怀念被解救的那段时光呢？
尊严，“落在路上”
春节就像回家的集结号，归家团聚永远是中国人心中一个不解的情愫。而春运，在中国，毫无疑问是一场甜蜜而又备受煎熬的“战争”。忙完了一个轮回的春夏秋冬，在外漂泊的游子终于又迎来了和家人相聚的日子。哪怕路费花上一个月的工资，路程占据了一半的假期，不管冰灾霜冻的恶劣天气，他们都要坚持回家过上一个团圆年，放下整年的辛苦与奔波，感受亲情呵护的温暖。回家，这么一个普通的词，装载着多少人的期盼和希望。春节、家庭足迹的追寻、先人的追念、祖先的拜祭，也许可以让我们这一代饱经漂泊、诱惑的心灵得到慰藉、温暖和皈依。
迈开脚步，才发现回家的路如此漫长。
你会害怕开往家乡的列车总是缺少你的那张车票；你在人潮汹涌的售票厅排队，被挤得东倒西歪，行李挤坏了、鞋挤丢了、扣子挤掉了……男儿有泪不轻弹的你，却会因买不到票而号啕大哭。连着好几夜冒着严寒风雪排队却还是落空，极度绝望与愤怒之下，你甚至会扒光身上厚重的衣物在售票厅里裸奔起来……
一票难求之际不得不低头屈膝，顾不得西装笔挺，使出浑身解数就为求一张回家的车票；在候车室吃个泡面，睁眼一宿，就为了能第一时间拖着沉重的行李，挤上已经严重超载的客车；在车上会和抢你座位的人大打出手，会坚持一站就是数十小时，若是艰难争得摆放小板凳的一席之地，你会任由拥挤的人群跨过你的上空，你会忍着呼吸浑浊的空气、刺鼻的味道，就为了下车的那一刻看到父母喜悦的泪光。再艰辛的旅途，为了回家，“所有脸面尊严皆可抛开，一切生存底线都不复存在”。
“早上7点钟，广州火车站，“啪”的一声响，一个女民工的耳环被拽下来强行抢走了。……天太冷，血顺着她的耳垂而下，滴滴答答，在衣服上滚成了凝固的血珠，她还来不及擦……
火车是绿皮车，人密密麻麻，像蚂蚁一样……站在车厢里，根本无法晃动，连睡觉身体都倒不下去——前胸后背都是人。不单行李架上坐满了人，座位上的人都是站着的，因为坐着占的空间太大了，站着的话，放腿的地方可以多站一个人。座位下面也是人，厕所也塞着四五个人。很多女孩子的脸都是红红的——想上厕所是不可能的事，临客开得慢，连忍一两天，她们都憋红了脸。
孩子拉屎撒尿的味道，一大群人凑在一起的体臭，烟味，方便面味，站台快餐的味道……绿皮火车没有空调，这些味道就在空气中混合发酵。
一位男青年当着邓勃的面疯掉了，列车到达一个小站时，他从敞开的窗户往下跳，在站台上扑通一声跪倒在一个警察的面前，连声说：我受不了那个味了！……列车长说：这算啥呢？前一趟车里面有两个乘客才是疯了，脱了衣服在那跳舞。
春运列车很残酷，但邓勃觉得，对农民工来说，“其实它是最温馨的列车，车厢下的铁轨是回家的路。不管挤得多变形，挤得多没有尊严，他们都还是被挤得很快乐，同时又快乐地艰难着。”有个小女孩打电话给家里：“我们很顺利，车上人不多，放心吧。”其实，这女孩被挤得半死，电话都是悬在半空打的。”
——《南方周末》第1408期
流水线上“向下的尊严”
亚里士多德说过：“人们之所以从乡村来到城市，是为了让生活更美好。”在社会的最底层，有着无数怀着这样的信念、对现代都市生活无比热爱和满怀憧憬的打工者，为了早日实现心中美好的梦想，过着贫贱而充实的生活。他们起早贪黑、任劳任怨，他们相信理想从这里开始改变，人生从这里开始改变。
“我希望有一天这个社会能够更公平一点，作为一个劳动者在社会中能够获得应有的尊重，他的付出能够得到应有的回报，就像温总理说的，作为一个劳动者能够有尊严地生活。”孙恒如是说，这是他对成功的理解。是的，有时候尊严是要靠自己争取来的。
孙恒，1998年秋天来到北京，起初在歌厅、酒吧唱歌，后来在地铁里或街道边卖唱，再后来在打工子弟学校做音乐教师。多年来从事民间歌曲创作，游吟祖国各地，其作品多为反映底层劳动人民的社会现实生活。2002年5月1日，由一些热爱文艺的打工青年共同自发组建的一支专门服务于打工者群体的“农友之家打工青年文艺演出队”正式成立，孙恒为主要负责人他会把改善打工人群的社会地位这件事情当作毕生的事业来做，虽然他可能会一辈子是个穷人，这却是他人生最真实的道路，最有意义的生活。
这让人想起一部电影：《台北星期天》。这部台北味十足的电影，带观众透过两名菲律宾人的眼光，从不同角度看看再熟悉不过的生活场景，涌生出许多的新趣味。正因为无论贫富贵贱，对所有人而言，现实都有其困难，所以无论在台北，还是北京、上海，在中国的任何一座城市，里边的打工者都有着一本难念的经，有着对小小狂想的强烈尊重，却又不得不在与现实的冲突矛盾中亚里士多德说过：“人们之所以从乡村来到城市，是为了让生活更美好。”在社会的最底层，有着无数怀着这样的信念、对现代都市生活无比热爱和满怀憧憬的打工者，为了早日实现心中美好的梦想，过着贫贱而充实的生活。他们起早贪黑、任劳任怨，他们相信理想从这里开始改变，人生从这里开始改变。
挣扎。这才使得追逐梦想的过程，有了一种唐吉诃德式的浪漫，也让拼搏的人生，绽放神采。
【黄仟洪“我连起义的力气都没有】
黄仟洪，男，生于1983年，曾在富士康工作3年。
他说自己8岁读完中学之后，“只想离开学校的牢笼，与同学一起到外面闯世界。第一次来到人才市场找工作，感觉自己是一头牲畜，任人挑选。一批批的求职者，就像养殖场里的牲畜，被赶往交易市场，等待着卖主将自己卖走。”接下来的工作是长时间的加班，一天工作十小时以上，没有周末周日，“上班非常累，每天都重复这样简单的工作，人感觉到没什么意义，心里面一片空白，变成一台机器了，机器也要有检修的时候，何况是人。”而工会在他们眼中“就是每个季度发放洗发水，发水果。从来没有听说工会代表员工要求增加福利待遇。”富士康事件发生之后，他认为与管理的制度有着莫大的关系，“为什么富士康的人就只能去跳楼，本田的人可以罢工呢？跟工作的时间有关系，一天到晚上班累得不得了，从年头到年尾没怎么休息，根本就没拉人罢工的精力。”
事件发生后，有记者卧底调查富士康，发现这一群人有着这样的生存状态，“他们生产着世界上最顶尖的电子产品，却以最慢的速度进行着自己的财富积累……每个员工都会签一份《自愿加班切结书》，随后你的加班时间便不再受法律规定的每月上限36小时的约束……对急欲赚钱的打工者们，加班更像是‘会呼吸的痛’：如果不加，没有钱的日子让他们‘窒息’；如果加班，日夜劳累的工作只会让身体加倍‘疼痛’，迅速老去……所谓坚毅，却是忍耐机器异化、资本侵蚀所必需的品质。这样的‘坚毅’，还是他们可承受之重吗？当电脑、手机、汽车，每一样商品都成了资本的产物，汗水、青春，乃至生命，每一样代价也被资本消耗殆尽。”
——《南方周末》
现实是日复一日单调重复且毫无自由的工作，使得劳累的富士康的员工连起义的力气都没有了，而选择了最简单的方式逃离这种压抑的环境。是的，或许他们认为，死亡比毫无尊严的活着更轻松而有意义。就像前富士康前员工黄仟洪所描述的，“我穷，我弱，时间只睡觉和工作；我笨，我傻，工作完还要挨骂打；我困，我累，性生活完全靠自慰。”这位曾经怀揣勇闯天下的豪迈，进入富士康后领着几百元的月薪、靠每月加班数百小时来保持绩效的打工者，已经能理解为什么身边的工友年纪轻轻会去跳楼，他们已经承受不了这种麻木的生存状态——生命另一种形式的死亡。一个人，如果连人身自由的尊严都无法维护，个人价值都无法实现，何谈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下去。苟且偷生的无奈之下，他们选择戛然挥袖而去。
【“苹果”有毒与开胸验肺】
从苹果公司的报告来看，其供应商违规行为一直在增加，违规商家从2009年的17家发展到2010年的37家。中国数十家环保组织自去年4月起，多次公开发布报告指出苹果公司供应链存在问题。对此，苹果方面不可能毫不知情。在供应商行为准则中，苹果公司明确承诺确保供应链要有安全的工作条件，对生产过程的环境负责。如今不守承诺，默许自己的供应商不断发生侵权行为，完全是一种纵容。因此尽管中国工人的健康损害发生在供应商环节，但苹果公司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苹果公司的报告还显示，其供应链违规企业对工人的权益侵害，并不只是反映在对100多名工人的健康损害，还存在过度收取工人用工费、使用童工等多个方面。至于其供应商到底有多少家，还有哪些供应商同样存在工人健康受损和其他违规行为，至今仍是未知数。环保组织质疑至少还有多家“疑似苹果供应商”仍在违规使用有害物质正己烷，以及健康受损工人对苹果方面的权利要求，至今仍未得到积极回应。
——《京华时报》评论苹果公司在其门户网站上公布的《2010年供应商责任报告》
现代社会工作的压力之大、节奏之快，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处在身体亚健康的状态下。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职业病也非一日之伤，早已悄然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中，慢慢侵袭和吞噬人们的健康。
根据卫生部公布的《2009年全国职业病报告情况》，尘肺病占当年职业病总例数的79.96%，是我国患者人数最多的一种职业病。在伸手不见五指的粉尘中工作，口罩是他们唯一的防护工具，但是为了养家挣钱顾不了这么多。劳工患上尘肺病后，多数已失去劳动能力，有些人甚至面临生命危险。他们忍受疾病痛苦的同时，却得不到权利的维护。28岁的张海超，在被郑州职业病防治作出“肺结核”的诊断后，企业拒绝为其提供相关材料证明。为寻找真相，二次开胸验肺。他是幸运的，在央视的曝光及卫生部的介入下，他得到了相应的补偿和照顾。然而，一个人，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需要鼓足勇气要求用刀子划开胸口证明自己的清白，尊严从何而谈？
龙应台说：“人懂得尊重自己——他不苟且，因为不苟且所以有品位；人懂得尊重别人——他不霸道，因为不霸道所以有道德；人懂得尊重自然——他不掠夺，因为不掠夺所以有永续的智能。”
汉时东方朔在《占书》也说道：“初七人日，从旦至暮，月色晴朗，夜见星辰，人民安，君臣和会。”对于芸芸众生，纪念“人日”，莫过于追求“人民安”，“人民安”莫过于珍视人民的尊严。尊严至上，是中国引以为傲的标签。但我们这个时代，总有一些事让我们不忍。记载历史的纸张划过指尖的瞬间，堆砌起来的时光已渐渐湮没前行的道路，我们在浑浑噩噩的浮躁中丢弃了年岁的历练，而尊严，似乎却与我们渐行渐远。
疼爱和尊严
【微博打拐：“民间尊严”保卫战】
儿童，是最需要保护的弱势群体，是任何民族最敏感而脆弱的神经。
据不保守统计，我国每年有三至六万名儿童失踪，多数被卖到偏僻地区的家庭，或是被虐伤成街头乞丐，作为博取路人同情心的工具，或是拐骗到黑煤窑，甚至走私到海外充当廉价劳动力。
2011年春节期间，微博上频频转发的乞儿照片令人心酸愤恨，却又让人无可奈何。良知何在？人性何在？孩子是一个家庭的希望和未来，怎能如此残忍地对他们下毒手，如此漠视亲缘的可贵、举家齐欢的幸福，活生生拆散美好和睦的家庭呢？每个人终将有一天都会为人父为人母，保护孩子、让孩子在正常的生存环境下成长，是父母的底线。人贩为了自身利益，用尽一切办法偷拐骗卖儿童，这样的利益是用人格与尊严的丧失交换而得的。
凌晨1点睡觉，5点刚过起床，头发蓬乱，声音嘶哑，电话不敢开机，电脑不敢关机，从一个直言不讳的学者，到拥有40余万“粉丝”的网络名人，于建嵘教授显然还没做好准备。2月12日，由他发起的解救乞讨儿童研讨会在京召开。繁杂的一天过去之后，于建嵘教授坐在床头，在电脑上敲下当天研讨会的四大收获：一是给人大代表们草拟的议案，二是整合了全国各种救助乞讨儿童的资源，三是建立了救助乞讨儿童的网络系统，四是志愿者的培训工作已经开始。夜已深，窗外的雪花开始稠密。“你看我弄这是啥事儿？这像是正常人的生活吗？从春节到现在一直都是这样……”于建嵘教授声音嘶哑着抱怨，“制度性的建设很困难，但我有信心让‘儿童乞讨’这种现象在中国消亡，不，说‘杜绝’更恰当些。”于建嵘教授重重地倒在床上，东书房墙上的时钟再次指向零点。
古语有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物质是尊严的基础，长期关注社会底层的中国社科院教授于建嵘如此评价。一个人若是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则不会以获得尊重作为行为动机。他们处在欲望膨胀的纷繁社会，背负着令人喘息不止的生存重担，对温饱的期盼、对财富的渴望、对社会地位的渴求渐渐模糊了道德的约束，拐卖儿童从过去的偷偷摸摸发展到现今的明火执仗。尊严，在金钱勾勒的生活蓝图面前，竟显得一无是处。
然而，当我们“自以为是地去拍照解救乞讨儿童”时，我们不得不面对另外一个严峻的事实：如果你是被“随手拍”的乞讨者，你愿意自己的照片和身世在互联网上广为流传吗？怎样避免“意在维护尊严却无形中破坏尊严”的事情屡屡发生，值得我们深思。
网友通过街拍的方式上传乞讨者照片，是否侵犯乞讨者的肖像权；有点运动式特点的网络行动，会不会只是让乞讨儿童暂时被藏匿避风头，无法实现解救的目的；当然还有公民的乞讨权与利用儿童牟利之间的争论，以及因为街拍活动的开始而客观上转移了舆论对其他焦点事件的跟进……对儿童乞讨这一社会顽疾的最终解决而言，不同角度的多维度思考与讨论，会更加有利于问题的纵深掘进。但需要强调的是，不同观点所立足的角度虽然差别很大，但所要达致的可能是同一个正义。
——《南方都市报》
【“洋妈妈”败给“虎妈妈”】
大洋彼岸，最近有一本非常畅销的图书，名为《Battle Hymn of the Tiger Mother》（中文译名：《我在美国做妈妈》）： “当中国家长开始崇尚西方教育时，许多西方家长却羡慕东方式管教！《我在美国做妈妈》讲述了一位华裔妈妈和两个女儿、两条狗的故事。她身为华裔第二代美国移民，以华人家长对子女的高度期待与严格的教养方式成功养育了两个女儿，令美国家长都羡慕不已。故事引人入胜，又发人深省。”
这里，我们再节选摘自《华尔街日报》上的《我在美国做妈妈》的书摘，来一探究竟：
打是亲、骂是爱，孩子的前途比自尊心更重要
在孩子面前，中国父母的“权力”仿佛远比西方父母大得多。相比之下，西方父母即使在批评孩子时，也只能敢拐弯抹角，以鼓励替代打骂。蔡美儿说，“中国妈妈”比“西方妈妈”更不能容忍孩子犯错，并不仅仅因为她们信奉“挫折教育”，而是从根本上，两者的思维方式就存在不同。她举例说，当孩子考试得B的时候，“西方妈妈”不仅不会当面呵斥孩子，还会私下联系学校看测试、课程是否对劲，而“中国妈妈”则赶紧给孩子补课（对学校和老师的绝对信任，也是“中国妈妈”的特征之一）。在她的文章中，蔡美儿还略带不解地说道，“西方母亲总是对自己孩子的自尊心小心翼翼。但作为父母，最能伤害孩子自尊心的行为难道不是让他们随便放弃么？”
看到这样的书评，不免让人联想到，这一拨拨成功人士的经验之谈，被编辑成册，继而出版，成就了书店里人气最旺的一个区域。那个区域里，有一个又一个渴望成功的家长和孩子、老师和学生、迷茫和奋斗中的人……难不成，现在的人都是千篇一律的人，畅销书里所谓的大道理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吗？难道“虎妈妈”的如此教育模式，孩子的自尊心真的没有前途重要吗？在此，我们不妨做一个“无厘头的假设”：如果“微博打拐”成功解救出来的孩子“落到”了“虎妈妈”的手里，他们是否更怀念被解救的那段时光呢？
尊严，“落在路上”
春节就像回家的集结号，归家团聚永远是中国人心中一个不解的情愫。而春运，在中国，毫无疑问是一场甜蜜而又备受煎熬的“战争”。忙完了一个轮回的春夏秋冬，在外漂泊的游子终于又迎来了和家人相聚的日子。哪怕路费花上一个月的工资，路程占据了一半的假期，不管冰灾霜冻的恶劣天气，他们都要坚持回家过上一个团圆年，放下整年的辛苦与奔波，感受亲情呵护的温暖。回家，这么一个普通的词，装载着多少人的期盼和希望。春节、家庭足迹的追寻、先人的追念、祖先的拜祭，也许可以让我们这一代饱经漂泊、诱惑的心灵得到慰藉、温暖和皈依。
迈开脚步，才发现回家的路如此漫长。
你会害怕开往家乡的列车总是缺少你的那张车票；你在人潮汹涌的售票厅排队，被挤得东倒西歪，行李挤坏了、鞋挤丢了、扣子挤掉了……男儿有泪不轻弹的你，却会因买不到票而号啕大哭。连着好几夜冒着严寒风雪排队却还是落空，极度绝望与愤怒之下，你甚至会扒光身上厚重的衣物在售票厅里裸奔起来……
一票难求之际不得不低头屈膝，顾不得西装笔挺，使出浑身解数就为求一张回家的车票；在候车室吃个泡面，睁眼一宿，就为了能第一时间拖着沉重的行李，挤上已经严重超载的客车；在车上会和抢你座位的人大打出手，会坚持一站就是数十小时，若是艰难争得摆放小板凳的一席之地，你会任由拥挤的人群跨过你的上空，你会忍着呼吸浑浊的空气、刺鼻的味道，就为了下车的那一刻看到父母喜悦的泪光。再艰辛的旅途，为了回家，“所有脸面尊严皆可抛开，一切生存底线都不复存在”。
“早上7点钟，广州火车站，“啪”的一声响，一个女民工的耳环被拽下来强行抢走了。……天太冷，血顺着她的耳垂而下，滴滴答答，在衣服上滚成了凝固的血珠，她还来不及擦……
火车是绿皮车，人密密麻麻，像蚂蚁一样……站在车厢里，根本无法晃动，连睡觉身体都倒不下去——前胸后背都是人。不单行李架上坐满了人，座位上的人都是站着的，因为坐着占的空间太大了，站着的话，放腿的地方可以多站一个人。座位下面也是人，厕所也塞着四五个人。很多女孩子的脸都是红红的——想上厕所是不可能的事，临客开得慢，连忍一两天，她们都憋红了脸。
孩子拉屎撒尿的味道，一大群人凑在一起的体臭，烟味，方便面味，站台快餐的味道……绿皮火车没有空调，这些味道就在空气中混合发酵。
一位男青年当着邓勃的面疯掉了，列车到达一个小站时，他从敞开的窗户往下跳，在站台上扑通一声跪倒在一个警察的面前，连声说：我受不了那个味了！……列车长说：这算啥呢？前一趟车里面有两个乘客才是疯了，脱了衣服在那跳舞。
春运列车很残酷，但邓勃觉得，对农民工来说，“其实它是最温馨的列车，车厢下的铁轨是回家的路。不管挤得多变形，挤得多没有尊严，他们都还是被挤得很快乐，同时又快乐地艰难着。”有个小女孩打电话给家里：“我们很顺利，车上人不多，放心吧。”其实，这女孩被挤得半死，电话都是悬在半空打的。”
——《南方周末》第1408期
流水线上“向下的尊严”
亚里士多德说过：“人们之所以从乡村来到城市，是为了让生活更美好。”在社会的最底层，有着无数怀着这样的信念、对现代都市生活无比热爱和满怀憧憬的打工者，为了早日实现心中美好的梦想，过着贫贱而充实的生活。他们起早贪黑、任劳任怨，他们相信理想从这里开始改变，人生从这里开始改变。
“我希望有一天这个社会能够更公平一点，作为一个劳动者在社会中能够获得应有的尊重，他的付出能够得到应有的回报，就像温总理说的，作为一个劳动者能够有尊严地生活。”孙恒如是说，这是他对成功的理解。是的，有时候尊严是要靠自己争取来的。
孙恒，1998年秋天来到北京，起初在歌厅、酒吧唱歌，后来在地铁里或街道边卖唱，再后来在打工子弟学校做音乐教师。多年来从事民间歌曲创作，游吟祖国各地，其作品多为反映底层劳动人民的社会现实生活。2002年5月1日，由一些热爱文艺的打工青年共同自发组建的一支专门服务于打工者群体的“农友之家打工青年文艺演出队”正式成立，孙恒为主要负责人他会把改善打工人群的社会地位这件事情当作毕生的事业来做，虽然他可能会一辈子是个穷人，这却是他人生最真实的道路，最有意义的生活。
这让人想起一部电影：《台北星期天》。这部台北味十足的电影，带观众透过两名菲律宾人的眼光，从不同角度看看再熟悉不过的生活场景，涌生出许多的新趣味。正因为无论贫富贵贱，对所有人而言，现实都有其困难，所以无论在台北，还是北京、上海，在中国的任何一座城市，里边的打工者都有着一本难念的经，有着对小小狂想的强烈尊重，却又不得不在与现实的冲突矛盾中亚里士多德说过：“人们之所以从乡村来到城市，是为了让生活更美好。”在社会的最底层，有着无数怀着这样的信念、对现代都市生活无比热爱和满怀憧憬的打工者，为了早日实现心中美好的梦想，过着贫贱而充实的生活。他们起早贪黑、任劳任怨，他们相信理想从这里开始改变，人生从这里开始改变。
挣扎。这才使得追逐梦想的过程，有了一种唐吉诃德式的浪漫，也让拼搏的人生，绽放神采。
【黄仟洪“我连起义的力气都没有】
黄仟洪，男，生于1983年，曾在富士康工作3年。
他说自己8岁读完中学之后，“只想离开学校的牢笼，与同学一起到外面闯世界。第一次来到人才市场找工作，感觉自己是一头牲畜，任人挑选。一批批的求职者，就像养殖场里的牲畜，被赶往交易市场，等待着卖主将自己卖走。”接下来的工作是长时间的加班，一天工作十小时以上，没有周末周日，“上班非常累，每天都重复这样简单的工作，人感觉到没什么意义，心里面一片空白，变成一台机器了，机器也要有检修的时候，何况是人。”而工会在他们眼中“就是每个季度发放洗发水，发水果。从来没有听说工会代表员工要求增加福利待遇。”富士康事件发生之后，他认为与管理的制度有着莫大的关系，“为什么富士康的人就只能去跳楼，本田的人可以罢工呢？跟工作的时间有关系，一天到晚上班累得不得了，从年头到年尾没怎么休息，根本就没拉人罢工的精力。”
事件发生后，有记者卧底调查富士康，发现这一群人有着这样的生存状态，“他们生产着世界上最顶尖的电子产品，却以最慢的速度进行着自己的财富积累……每个员工都会签一份《自愿加班切结书》，随后你的加班时间便不再受法律规定的每月上限36小时的约束……对急欲赚钱的打工者们，加班更像是‘会呼吸的痛’：如果不加，没有钱的日子让他们‘窒息’；如果加班，日夜劳累的工作只会让身体加倍‘疼痛’，迅速老去……所谓坚毅，却是忍耐机器异化、资本侵蚀所必需的品质。这样的‘坚毅’，还是他们可承受之重吗？当电脑、手机、汽车，每一样商品都成了资本的产物，汗水、青春，乃至生命，每一样代价也被资本消耗殆尽。”
——《南方周末》
现实是日复一日单调重复且毫无自由的工作，使得劳累的富士康的员工连起义的力气都没有了，而选择了最简单的方式逃离这种压抑的环境。是的，或许他们认为，死亡比毫无尊严的活着更轻松而有意义。就像前富士康前员工黄仟洪所描述的，“我穷，我弱，时间只睡觉和工作；我笨，我傻，工作完还要挨骂打；我困，我累，性生活完全靠自慰。”这位曾经怀揣勇闯天下的豪迈，进入富士康后领着几百元的月薪、靠每月加班数百小时来保持绩效的打工者，已经能理解为什么身边的工友年纪轻轻会去跳楼，他们已经承受不了这种麻木的生存状态——生命另一种形式的死亡。一个人，如果连人身自由的尊严都无法维护，个人价值都无法实现，何谈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下去。苟且偷生的无奈之下，他们选择戛然挥袖而去。
【“苹果”有毒与开胸验肺】
从苹果公司的报告来看，其供应商违规行为一直在增加，违规商家从2009年的17家发展到2010年的37家。中国数十家环保组织自去年4月起，多次公开发布报告指出苹果公司供应链存在问题。对此，苹果方面不可能毫不知情。在供应商行为准则中，苹果公司明确承诺确保供应链要有安全的工作条件，对生产过程的环境负责。如今不守承诺，默许自己的供应商不断发生侵权行为，完全是一种纵容。因此尽管中国工人的健康损害发生在供应商环节，但苹果公司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苹果公司的报告还显示，其供应链违规企业对工人的权益侵害，并不只是反映在对100多名工人的健康损害，还存在过度收取工人用工费、使用童工等多个方面。至于其供应商到底有多少家，还有哪些供应商同样存在工人健康受损和其他违规行为，至今仍是未知数。环保组织质疑至少还有多家“疑似苹果供应商”仍在违规使用有害物质正己烷，以及健康受损工人对苹果方面的权利要求，至今仍未得到积极回应。
——《京华时报》评论苹果公司在其门户网站上公布的《2010年供应商责任报告》
现代社会工作的压力之大、节奏之快，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处在身体亚健康的状态下。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职业病也非一日之伤，早已悄然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中，慢慢侵袭和吞噬人们的健康。
根据卫生部公布的《2009年全国职业病报告情况》，尘肺病占当年职业病总例数的79.96%，是我国患者人数最多的一种职业病。在伸手不见五指的粉尘中工作，口罩是他们唯一的防护工具，但是为了养家挣钱顾不了这么多。劳工患上尘肺病后，多数已失去劳动能力，有些人甚至面临生命危险。他们忍受疾病痛苦的同时，却得不到权利的维护。28岁的张海超，在被郑州职业病防治作出“肺结核”的诊断后，企业拒绝为其提供相关材料证明。为寻找真相，二次开胸验肺。他是幸运的，在央视的曝光及卫生部的介入下，他得到了相应的补偿和照顾。然而，一个人，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需要鼓足勇气要求用刀子划开胸口证明自己的清白，尊严从何而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