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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战乱动荡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的兴起对于文化艺术的发展起了积极的影响。魏晋时期的主流审美是当时当政者的审美，士族有拥护他们的地方，也有对其反抗之处。当政者的主流审美和士族文人的团体性审美的各种不同表现却撞击出了文艺上的蓬勃与繁荣。
[关键词] 魏晋 士族 主流审美
在战乱动荡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的兴起对于文化艺术的发展起了积极的影响。魏晋时期的主流审美是当时当政者的审美，士族有拥护他们的地方，也有对其反抗的地方。当政者的主流审美和士族文人的团体性审美的各种不同表现却撞击出了文艺上的蓬勃与繁荣。
其一，在文学上的发展与兴盛。
从魏晋开始，有觉悟的人们开始关注人，关注人自身的觉醒，关注人的需要与人的感受，人，不再是被宗教宿命论束缚了的人生和来世，这其中以曹操为代表的魏晋文人最先大胆而直接地抒发了人的各种感受，如“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其子曹丕更是发展了这一特点，在文章上更加讲究华丽宏大，如“人亦有言，忧令人老，嗟我白发，生亦何早”。这种人的觉醒对当时的士族文人如“建安七子”、“竹林七贤”的文章有很大的影响，他们的文章作为人的共同感受的提倡和追从，对当时的文艺理论起到了推广扩大的作用。如阮籍的“人生若晨露，天道邈悠悠……空身临长川，惜逝忽若浮”等等。
其二，在书法上体现出的清逸通脱。
汉末魏初的曹操掌控北方的大片地域之后，在文艺上有了清逸通脱的提倡。表现在书法上便是出现了楷、行、草的雏形样式。这时候的魏碑明显看出汉隶笔法的减少，代替装饰性蚕头雁尾的是直来直去硬生生的笔画。如刀削般的笔画体现着过度时期的稚拙，字体结构上也没有完善。如魏碑《晖福寺碑》、《杨椿妻崔氏墓志》等等。对以后的隋唐楷书有着直接的影响。三国时期魏国的钟繇，被视为“正书(楷书)之祖”，相传为钟繇所书的摹刻本《荐季直表》、《宣示表》，虽然还有隶书的古意，但已是楷书源起的代表了。
草书的始祖一直被认为是东晋时王羲之的《兰亭序》，但在西晋时期陆机所留下的《平复帖》，虽然有隶书笔意，但其笔画轻重、字体结构，特别是贯通全篇的气势，已经是隶书向章草的过渡。考古出土的前梁李柏文也是疾书的随意文笔，虽然有一些隶书的笔意但并非一点一划的慢书，而是一气呵成，通篇气势饱满，不但笔划有删减，而且因书写急速字字有所连属，更近于草书。由此可见,王羲之草书的出现也并不是偶然的，但其疏放妍妙、韵媚婉转的书体新风是别处不可多见的，更重要的是变革魏书和行书，成为一代风范，而被后人尊称为书圣。
书法上能有如此大的变化，与时代的动荡而有些许的自由空间以及曹操等当政者的喜好和提倡是分不开的。各地政权的不稳定导致文人不需要按照统治阶级的要求进行书写，有时甚至是为了反对当政者而进行一些变化，也有为了表现对新时局的欢迎和对新兴当权者的推崇，在文艺方面做一些改革，这对民间的书法也有一定的影响。
其三，思想行为上的反抗。
在那个历史时期，士族对于统治者的不满主要表现在其对礼仪和着装上。华丽精美的服饰是曹氏父子及以后的当政者所提倡的。现存壁画的供养人像向我们提供了当时服装的大致样式及其鲜艳的色彩和精美的装饰。
动荡中的社会需要用一些政治手段去统治人民，那时，当权者所提倡的是孝道。在统治者羽翼之下的士族，多数便赞成统治者的观点，推行统治者的制度，为统治者做好宣传。但是，什么时候都有为自己本性而追求自由的士族文人对压迫进行反抗。与曹操作对的是“建安七子”，尤其是其中的孔融。但以一己之力去反抗者最终是要被当权者杀掉的，比如曹操之杀孔融，司马懿之杀何晏、夏侯玄，借口都是不孝。
这其中对于正统反抗影响最大的应是服饰礼仪方面的对抗。当时的社会流行服药，服药者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士族文人，士族文人的行为便影响到当时的社会，没有服药的普通人也去模仿士族文人服药。因为吃了药要散发，要凉快，就只能衣衫不整了。又因为新衣服会摩擦皮肤而受伤，所以只能穿旧衣服，而旧衣服洗多了会烂，只好穿脏衣服，这时连鞋也不穿了，只穿木屐，发展到最后，便是宽衣、散发，一派文人的高逸形象。名士这样的穿着对民众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为学习穿着的随意要比学习穿着锦衣华服要容易得多，于是便争相仿效，这对那时华美的正统提倡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又因为服药，有关孝的礼仪也被打破了，因为名士所服的药是一种有重金属含量的丹丸，在药效散发的时候不能肚子饿着，需要吃冷食，喝热酒，而且要快速的吃，不分时间，一天会吃好几次。当时的守孝却要求不能饮酒食肉，不能多吃饭。但在服药以后却顾不得这些，因为药效一旦发作稍有不慎便会导致死亡。名人士族的行为，对老百姓是极大的引诱，最终导致的是孝的礼仪被践踏。
司马氏当权之后，与他们作对的是“竹林七贤”。这其中有擅画的，如稽康、谢安、谢灵运等。在南朝胡桥大墓出土的一块画像砖上有一幅《竹林七贤和荣启期》的画，画中的人物都是宽衣而不整的，行为也是闲散高逸的，强烈的表现着对当政者的反抗，在这其中还透露着一点身不由己、无可奈何的感觉。
再如稽康给他儿子信中的训诫，与他自己的行为是完全不符的，信中的教导是对当朝者的俯首称臣、保全自身，这种对子女的期望无疑是想让他们过上正常人的生活，而不是他自己的反抗者的形象。这也体现出士族文人矛盾的心理。
社会的动荡在一定的条件下会激起文艺的繁荣，就如同那时的士族文人，在有与没有的空隙之间表现着自己，或支持或反对，这有利于文艺的向前推进和发展。
参考文献
[1]王伯敏：《中国绘画通史》 三联书店2000年12月版[M]
[2]鲁迅：杂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上海人民出版社[M]
[3]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中国美术史教研室编著 《中国美术简史》 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 [M]
[4]李泽厚：《美学三书》 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1月版[M]
作者简介
张海霞，陕西宝鸡文理学院美术系。
[关键词] 魏晋 士族 主流审美
在战乱动荡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的兴起对于文化艺术的发展起了积极的影响。魏晋时期的主流审美是当时当政者的审美，士族有拥护他们的地方，也有对其反抗的地方。当政者的主流审美和士族文人的团体性审美的各种不同表现却撞击出了文艺上的蓬勃与繁荣。
其一，在文学上的发展与兴盛。
从魏晋开始，有觉悟的人们开始关注人，关注人自身的觉醒，关注人的需要与人的感受，人，不再是被宗教宿命论束缚了的人生和来世，这其中以曹操为代表的魏晋文人最先大胆而直接地抒发了人的各种感受，如“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其子曹丕更是发展了这一特点，在文章上更加讲究华丽宏大，如“人亦有言，忧令人老，嗟我白发，生亦何早”。这种人的觉醒对当时的士族文人如“建安七子”、“竹林七贤”的文章有很大的影响，他们的文章作为人的共同感受的提倡和追从，对当时的文艺理论起到了推广扩大的作用。如阮籍的“人生若晨露，天道邈悠悠……空身临长川，惜逝忽若浮”等等。
其二，在书法上体现出的清逸通脱。
汉末魏初的曹操掌控北方的大片地域之后，在文艺上有了清逸通脱的提倡。表现在书法上便是出现了楷、行、草的雏形样式。这时候的魏碑明显看出汉隶笔法的减少，代替装饰性蚕头雁尾的是直来直去硬生生的笔画。如刀削般的笔画体现着过度时期的稚拙，字体结构上也没有完善。如魏碑《晖福寺碑》、《杨椿妻崔氏墓志》等等。对以后的隋唐楷书有着直接的影响。三国时期魏国的钟繇，被视为“正书(楷书)之祖”，相传为钟繇所书的摹刻本《荐季直表》、《宣示表》，虽然还有隶书的古意，但已是楷书源起的代表了。
草书的始祖一直被认为是东晋时王羲之的《兰亭序》，但在西晋时期陆机所留下的《平复帖》，虽然有隶书笔意，但其笔画轻重、字体结构，特别是贯通全篇的气势，已经是隶书向章草的过渡。考古出土的前梁李柏文也是疾书的随意文笔，虽然有一些隶书的笔意但并非一点一划的慢书，而是一气呵成，通篇气势饱满，不但笔划有删减，而且因书写急速字字有所连属，更近于草书。由此可见,王羲之草书的出现也并不是偶然的，但其疏放妍妙、韵媚婉转的书体新风是别处不可多见的，更重要的是变革魏书和行书，成为一代风范，而被后人尊称为书圣。
书法上能有如此大的变化，与时代的动荡而有些许的自由空间以及曹操等当政者的喜好和提倡是分不开的。各地政权的不稳定导致文人不需要按照统治阶级的要求进行书写，有时甚至是为了反对当政者而进行一些变化，也有为了表现对新时局的欢迎和对新兴当权者的推崇，在文艺方面做一些改革，这对民间的书法也有一定的影响。
其三，思想行为上的反抗。
在那个历史时期，士族对于统治者的不满主要表现在其对礼仪和着装上。华丽精美的服饰是曹氏父子及以后的当政者所提倡的。现存壁画的供养人像向我们提供了当时服装的大致样式及其鲜艳的色彩和精美的装饰。
动荡中的社会需要用一些政治手段去统治人民，那时，当权者所提倡的是孝道。在统治者羽翼之下的士族，多数便赞成统治者的观点，推行统治者的制度，为统治者做好宣传。但是，什么时候都有为自己本性而追求自由的士族文人对压迫进行反抗。与曹操作对的是“建安七子”，尤其是其中的孔融。但以一己之力去反抗者最终是要被当权者杀掉的，比如曹操之杀孔融，司马懿之杀何晏、夏侯玄，借口都是不孝。
这其中对于正统反抗影响最大的应是服饰礼仪方面的对抗。当时的社会流行服药，服药者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士族文人，士族文人的行为便影响到当时的社会，没有服药的普通人也去模仿士族文人服药。因为吃了药要散发，要凉快，就只能衣衫不整了。又因为新衣服会摩擦皮肤而受伤，所以只能穿旧衣服，而旧衣服洗多了会烂，只好穿脏衣服，这时连鞋也不穿了，只穿木屐，发展到最后，便是宽衣、散发，一派文人的高逸形象。名士这样的穿着对民众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为学习穿着的随意要比学习穿着锦衣华服要容易得多，于是便争相仿效，这对那时华美的正统提倡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又因为服药，有关孝的礼仪也被打破了，因为名士所服的药是一种有重金属含量的丹丸，在药效散发的时候不能肚子饿着，需要吃冷食，喝热酒，而且要快速的吃，不分时间，一天会吃好几次。当时的守孝却要求不能饮酒食肉，不能多吃饭。但在服药以后却顾不得这些，因为药效一旦发作稍有不慎便会导致死亡。名人士族的行为，对老百姓是极大的引诱，最终导致的是孝的礼仪被践踏。
司马氏当权之后，与他们作对的是“竹林七贤”。这其中有擅画的，如稽康、谢安、谢灵运等。在南朝胡桥大墓出土的一块画像砖上有一幅《竹林七贤和荣启期》的画，画中的人物都是宽衣而不整的，行为也是闲散高逸的，强烈的表现着对当政者的反抗，在这其中还透露着一点身不由己、无可奈何的感觉。
再如稽康给他儿子信中的训诫，与他自己的行为是完全不符的，信中的教导是对当朝者的俯首称臣、保全自身，这种对子女的期望无疑是想让他们过上正常人的生活，而不是他自己的反抗者的形象。这也体现出士族文人矛盾的心理。
社会的动荡在一定的条件下会激起文艺的繁荣，就如同那时的士族文人，在有与没有的空隙之间表现着自己，或支持或反对，这有利于文艺的向前推进和发展。
参考文献
[1]王伯敏：《中国绘画通史》 三联书店2000年12月版[M]
[2]鲁迅：杂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上海人民出版社[M]
[3]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中国美术史教研室编著 《中国美术简史》 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 [M]
[4]李泽厚：《美学三书》 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1月版[M]
作者简介
张海霞，陕西宝鸡文理学院美术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