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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在有生之年,他出席了多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然而,1922年的中共二大、1925年的中共四大和1928年的中共六大,毛泽东却未能出席。后来,毛泽东曾在中共七大上讲话:“有些同志未能当选为代表,不能出席和旁听,很着急,其实这没什么,就拿我来说,我是‘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逢双的大会我都没有参加。”那么,这“逢双”的中共二大、四大和六大,毛泽东为何未能出席呢?
身兼数职,无法分身出席中共二大
中共二大是于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在上海召开的。此前的5月。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成立,毛泽东担任书记。
作为出席了中共一大的长沙小组的代表,中共成立之后。毛泽东很快回到湖南。着手组建湖南地方党组织。1921年10月,湖南的共产党支部成立,毛泽东担任书记。此后,毛泽东又大力在工人和学生中发展党员,成立了中共安源支部等。又于翌年建立了统一的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这一时期的毛泽东是一位卓越的实干家,除了负责全省(还包括江西萍乡等地)的党务活动外,还兼任了社会主义青年团长沙执行委员会书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等职,无法分身出席中共二大。
中共二大。出席大会的代表共有12人,代表当时全国的195名党员,代表中有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以及杨明斋、罗章龙、王尽美、许白吴、谭平山、李震瀛、施存统等,湖南的代表是蔡和森。中共二大是非常重要的一次大会。大会根据列宁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学说和远东大会的精神,分析了国际形势和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状况。讨论了党的任务,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共产党章程》以及一系列决议案,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它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这是党的最终奋斗目标,也是党的最高纲领。为了实现党的最高纲领,大会还提出了目前历史条件下的最低纲领: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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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一大和二大后,最主要的工作是开展工人运动。其中,毛泽东领导下的湖南党团组织和湖南劳工会是一大亮点。就在中共二大闭会不久,1922年下半年至1923年初,毛泽东就有声有色地组织和领导了粤汉铁路工人、安源路矿工人、长沙泥木工人和水口山铅锌矿工人等一系列罢工运动,使湖南的工人运动迅速走向了高潮,并成为全国工人运动的典范。
回湖南养病,无法出席中共四大
1923年6月。毛泽东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三大,并且第一次进入了中共领导核心。成为中央局5名成员之一(还有陈独秀、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并担任中央局秘书。
中共三大的突出贡献是确立了党的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9月,毛泽东从上海回到湖南筹建国共合作的国民党湖南地方组织。1924年1月又赴广州出席改组后的国民党一大,此后被派往上海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担任组织部秘书兼秘书处文书科主任,成为中共在这一机构的中心人物。
1925年初。为了总结国共合作一年来的经验,加强对革命运动的领导,回答党所面临的许多新问题,1月111日至22日,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不过。这时的毛泽东却不在上海。原来,此前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内部斗争已逐渐公开化,国民党右派叶楚伧等刻意排斥毛泽东,甚至“用尽办法”要赶跑毛泽东。此时,毛泽东又积劳成疾,遂于1924年12月请假回湖南养病,因而无法出席中共四大。
中共四大召开时。出席的代表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谭平山、周恩来、彭述之、张太雷、陈潭秋、李维汉、李立三、王荷波、项英、向警予等20人,代表当时全国994名党员。大会选出了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遗憾的是毛泽东没有能够当选。新当选的中央执行委员共9人,他们是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项英、瞿秋白、彭述之、谭平山、李维汉;候补执行委员5人,他们是邓培、王荷波、罗章龙、张太雷、朱锦堂。至于新的中央局,则由陈独秀担任中央总书记兼中央组织部主任,彭述之任中央宣传部主任,张国焘任中央工农部主任,蔡和森、瞿秋白任中央宣传部委员。
中共四大最重要的贡献是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大会通过的《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阐明: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农民在中国民族革命中有重要的地位,如果不发动农民起来斗争,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和中国革命的成功是不可能取得的。当时回到韶山养病的毛泽东已在着手开展农民运动,而在大革命的洪流中,湖南的农民运动声势最为可观。
1925年9月,毛泽东回到广州,参加国民党二大的筹备工作。10月,他被推荐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也就是在统一战线和农民运动等的孰重孰轻的纷争中,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领导下犯了错误。毛泽东的意见受到了冷遇。1927年5月,毛泽东出席了在武汉召开的中共五大,被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而且还被委以农委书记之职,但他提出的农运决议案却遭到了否决。
中共六大举行之际,正在井冈山上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这也是中共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境外召开的大会。为什么在国外召开,原因很好解释:此时已是中共独立地领导和开展武装斗争的历史时期,隐蔽在上海租界内的中共中央机构无法安全地筹备和举行大会;苏区则忙于防范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加之往来交通不便,时在危险之中,自然也无法承担召开大会的使命。于是,苏联便成了最合适的大会地点。
中共六大举行之际。毛泽东正在湘赣边界的井冈山上,当然无法与会。此前的1928年4月,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在江西宁冈砻市与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余部和湘南起义部队实现了大会师。5月,他担任了由这两支部队合编成的工农革命军(后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党代表、军委书记。从此,他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道路。“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些对于莫斯科而言,还是相当陌生的。
中共六大召开时,与会代表142人。瞿秋白、周恩来、李立三、向忠发分别作了报告,共产国际代表布哈林也作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报告。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未能出席的毛泽东也被选为中央委员。随后召开的中共六届一中全会选举苏兆征、项英、周恩来、向忠发、蔡和森、瞿秋白、张国焘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关向应、李立三、罗登贤、彭湃、杨殷、卢福坦、徐锡根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又选举向忠发、周恩来、苏兆征、项英、蔡和森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委员。李立三、杨殷、徐锡根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候补委员。最后,选举工人出身的向忠发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秘书长。
中共六大是中共在特定历史时期和历史条件下召开的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它总结了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对有关中国革命存在严重争论的一系列根本问题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即它集中解决了当时困扰中共的两大问题:一是在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问题上,指出现阶段的中国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引起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二是在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上,明确了革命处于低潮,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党的中心工作不是千方百计地组织暴动,而是做艰苦的群众工作,积蓄力量。
但大会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以及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意义等问题,还不可能有非常正确的认识,它还要靠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依据马克思主义,立足国情,在长期的残酷斗争环境下。不断创造性地予以实践和完善,而这集大成的任务,则是接下来的中共七大完成的,那时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已经被成熟阶段的全党完全接受了。 毛泽东与金日成的深情厚谊一直延续数十年而不断。金日成常来中国,有时是公开访问,有时则是来看望毛泽东、周恩来这些老战友。他常说,每隔一段时间,就来走走亲戚。他讲的是一口地道的吉林话。2009年10月初,温家宝总理访朝时,我国一家电视台展示了一份悼文真迹,这是金日成为悼念毛泽东长子毛岸英而写的。悼文用中文写就,篇幅不大,几十个汉字写得苍劲有力,真挚之情力透纸背,对一位入朝参战只有36天就牺牲的“伟大普通一兵”,寄以深深的怀念。这也算是金日成送给毛泽东这位老战友的一份特殊厚礼。
赠私藏《楚辞集注》寓深意
1972年夏天,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上台伊始,就宣布“要以实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邦交正常化为急务”,当年秋天即来华访问。在周恩来总理举行的欢迎宴会上祝酒时,田中特意提到了中日间20世纪上半期那段历史。他轻描淡写地说:“过去的战争给中国人民添了麻烦,日本表示深刻的反省。”次日,周恩来在会谈中,对其所言“添了麻烦”一语进行了严肃批驳。田中表示,这段文字如何表述,还可以商量。最后,双方同意作如下表述: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所造成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这就是后来所说的“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田中表态”。
9月27日,毛泽东主席会见田中时,一落座就问:那个“添了麻烦”吵得怎样了啊?田中忙答,有结果了,可以照中方的意思改。这位中国领导人说,吵出结果就好,天下总没有不吵架的,不打不相识嘛!
会见结束时,毛泽东特地把私藏的《楚辞集注》(朱熹注的宋本影印版)送给田中作为纪念。日本媒体纷纷报道了此事,并对中国领导人此举的用意进行解读。有人引出这部传世之作中“然中路而迷惑兮,自压按而学诵”一句,说毛泽东这是在暗示,日方在处理日中关系历史的关键问题时,不应当“迷惑”。后来,田中出了个《楚辞集注》日本复印本,将其中一本回赠毛泽东作纪念。
赠日本前首相一人一枚印章
与《楚辞集注》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几枚特殊的精美印章。1993年,江泽民主席对日本进行了国事访问。当时,尚健在的日本前首相有六位。江主席决定在访日期间集体会见他们,共叙友情。他让外交部考虑,给这些前首相送些什么礼物为好。
外交部的官员想出了好几种方案,最后倾向于赠给每位前首相一枚用汉字刻着其名字的印章。中日两国从前本就同文,且不少老一代日本政治家、文艺界人士、学者,对汉文诗词歌赋、书法篆刻的造诣很高。这个想法得到了江主席的赞赏。于是,外交部的礼宾官便请名篆刻家刻出六枚印章。
江主席与六位前首相会见快结束时,送给每人一枚印章。这些前首相看到刻着自己名字的印章时,都兴奋不已,说真没想到江主席会赠如此奇礼、厚礼,称赞其艺术价值甚高,很有纪念意义。
英文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1985年8月底,邓小平同志第二次会见了津巴布韦总理穆加贝。这一次,他还是着重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
这位中国领导人十分诚恳地说:“穆加贝同志,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我们的经验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正反两面的经验都有用,但请你们特别注意我们‘左’的错误。”小平同志告诉这位非洲贵宾,中国有关部门不久前编辑出版了一本书,叫《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里面收集了自己的一些讲话。穆加贝高兴地说:“非常希望拜读这本书。”老人家一听,就对在场的外交部礼宾司司长吴明廉说:“请找一个英文本的给穆加贝同志看看。”
吴明廉立即派人去王府井外文书店购买,但店内当时已无货。一位在会见现场的礼宾司工作人员告诉吴明廉,他刚刚买到了一本,便回办公室取来。小平同志在这本书上签名后送给了穆加贝。
茅台酒与黑面包
1992年底,俄罗斯首任总统叶利钦第一次访问中国。江泽民总书记在钓鱼台国宾馆宴请他时,先上烫热过的绍兴陈酿。这位中国领导人风趣地说:“‘绍兴’二字,与在座的一位贵国副总理的姓——‘绍欣’二字同音!”叶利钦听后先惊后喜。随后,中俄领导人便喝起茅台来。叶利钦酒量很大,一连喝了好几杯。过后不久,江泽民总书记便送给他一箱茅台酒。这位俄罗斯领导人收到后,立即让俄外交部来函致谢。
1996年春,叶利钦又一次来访。此前,他的心脏病已犯过好几次,俄方事先向中方提议,在宴请时不上白酒。在江泽民主席举行的欢迎国宴上,叶利钦一落座便问:怎么看不到那种有名的“泛白液体”(指茅台酒)?既然他已点了茅台,只好上了。坐在桌旁的叶利钦夫人见丈夫又喝起白酒,心里直犯急,一再劝他适可而止。
在上面提到的1992年底的宴会上,江泽民总书记在与叶利钦交谈时,提起了一种俄罗斯有名食品。他说:有人说黑面包不好吃,其实相反,不但好吃,而且营养还很丰富。这位俄罗斯领导人听后高兴地说:“确实是这样的。我回国后,给您送一箱‘鲍罗金诺’(俄罗斯名气最大的一种黑面包)来。”大约半个月过后,俄罗斯驻中国大使馆给中国外交部转来了一大箱“鲍罗金诺”黑面包,说是叶利钦总统送给江泽民总书记的。叶利钦先生言而有信,来了个“万里送黑面包,礼重情意也重”。
五车皮实用物品
1991年5月中旬,江泽民总书记对苏联进行了正式访问。此访由中联部负责组团,我作为外交部官员参与访问的准备工作和随团出访。
在准备访问过程中,有位领导同志对赠送苏方礼品之事甚为关切,交代说:江泽民同志就任总书记以来,只访问过朝鲜一次,他这次出访苏联,意义重大。由于苏联国内目前的供应状况比较差,可考虑给往访的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两地的市民送些实用性物品。
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礼品小组,由10多人组成。他们很辛苦,足足忙活了个把月时间。从礼品的挑选、包装到发运,样样都管得很细,抓得很紧。我记得,选中的礼物包括衬衣、毛巾、运动鞋、运动衣、糖果、茶叶、玩具等,都是一些实用物品。
对于送出这一大批礼物的方式,有过两种意见:我提出,按照苏方的习惯做法,列出清单后由苏方礼宾部门转交;有位同志则提议,由我驻苏大使于洪亮约见两市领导,代表江总书记赠礼,以示隆重。结果选中了后一种方案。
在代表团出发之前三四个星期,这批礼品就装上了北京——莫斯科的国际列车,迅速发运往莫斯科,足足装满了五个车皮。后来,我听苏联朋友说,分到礼品的两地市民都很兴奋,说“友谊”牌衬衫、中国毛巾又回来啦!这是两种在20世纪50年代享誉全苏的中国“拳头”产品。有些老百姓一见到中国人,就夸中国的衬衣和毛巾。记得我后来在格鲁吉亚工作时,一位乌克兰朋友把他珍藏了40多年,一直舍不得穿的“友谊”牌中国衬衣,送给我作为纪念。
一封迟到将近四百年的英国女王来信
1986年10月中旬,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在访问一开始,她就向中国领导人赠送了一件极为独特而珍贵的礼物。这就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在1596年写给明朝万历皇帝的一封信。
在李先念主席举行的欢迎国宴上,英国女王在讲话中追溯英中两国交往史时说:正好在390年前,我的祖先伊丽莎白一世给万历皇帝写了一封信,表达希望英中关系能得到发展之情。因为送信的使者遭到不幸,所以信一直没有送到。幸运的是,自1602年以来,邮政事业已经进步了。中国主席这次邀请我们来访问,我们便得以把这一信件平安地送到。对此,感到无比的欢乐。
在近代史上,中英关系曾有过一段沉重的岁月。英国女王这次来访,正逢香港回归的过渡期。她精心挑选这份国礼,意在借伊丽莎白一世390年前这一对华示好之举,来表达对英中友好之期盼。
白求恩遗物显深情
1973年10月10日,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率团来华访问。行前,他和加拿大外交部的礼宾官员为送礼事颇费了一番心思:如何挑选一件能体现加中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既令人永远铭记,又不落俗套的礼品,送给中国人民?为此,加拿大总理府和外交部广泛征集国礼方案。正当人们冥思苦想的时候,突然有人“爆”出一个奇思妙想:寻找白求恩大夫几件遗物作为国礼。特鲁多得知后拍案叫绝。
10月13日,特鲁多总理同周恩来总理签订此访文件后,送给中国人民两件国礼:白求恩大夫当年发明、设计并使用的外科手术工具——“铁质助理医生”和肋骨切断机。周总理代表中国人民愉快地接受了礼物,并动情地说:白求恩大夫是中国人民的亲密朋友,他所发明的两个手术工具被用作国礼,生动地体现出中加两国人民的深情厚谊。
搬不动的“沉重”之礼
上世纪50年代,中国与苏联的关系相当亲密。苏联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为了向毛泽东示好,把莫斯科郊外一幢别墅赠送给中国政府,作为中国驻苏联大使官邸。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最初坐落在莫斯科科罗鲍特金胡同13号,后来迁到莫斯科西南列宁山(今麻雀山)上的友谊街6号。几任中国大使嫌这幢别墅离使馆远,很少用,只是夏天有时到此处避避暑,平时则居住和工作在城里使馆内。其实,莫斯科的夏天凉爽,最高温度一般也就二十七八摄氏度,无暑可避。在夏天的节假日,大使时不时地到这幢别墅小住一两天,以不负人家一番好意。从上世纪60年代起,中苏关系不断恶化,这幢别墅就不再使用了。
无独有偶,吉布提领导人也赠给我国政府一份同样“沉重”的礼物。1998年,吉总统古莱德致函中国大使称:决定将自己在山上的一幢别墅,连同全套设备和家具赠送给中国政府,供中国使馆人员避暑用。紧接着,吉方又以政府名义,在别墅内为馈赠一事举行了隆重的交接仪式和盛大招待会,吉总统、总理、议长以及其他军政大员出席。
亦“轻”亦“重”的奇石
有一次,一位美国贵宾会见中国领导人华国锋时,送给他一份特殊“大”礼:一块月球岩石样本,此物只有一克重。美方并没有说明这块超微型月球岩石位于月球表面哪一个部位,采自“阿波罗”号飞船哪一次登月。看来,卡特给华国锋打了一个哑谜。这位中国领导人对这块奇石很感兴趣,让中国科学院设法弄清其来历。中科院一位负责人马上想起了欧阳自远。这是一位天体化学家,有“嫦娥之父”的美誉。还在上世纪60年代,他就已把目光投向了38万公里以外的月宫。
欧阳自远看到这一丁点儿“从天外飞来的小物件”之后,兴奋得一连几夜无眠。这是一次天赐良机,使他得以与“寂寞嫦娥舒广袖”之地首次进行亲密接触。他把这块岩石样品轻轻地一分为二,半克留做研究用,半克交给北京天文馆向公众展出。
欧阳自远组成了一个30多人的团队,对这块“轻”如鸿毛、“重”若泰山的月球岩石样本,以多个学科的角度,从“头”到“脚”,由表及里,进行了“无情的”、“盘剥压榨式”研究,最后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欧阳自远等人不仅确定了此岩石在月球上的具体方位,而且还认定它是“阿波罗17号”所采集到的70017-291号样品。美国人得知中方这一研究结果后,感到极为惊讶和佩服。
国礼,是一种特殊的载体。穿行在一件件国礼之中,宛如在穿越一条条时光隧道,你无法看到,但却可以触摸到渐渐远去的历史:中外交往史、各国人民的友谊史……
国礼固有轻重之分,但有时也难有“重”与“非重”之别,俗话说得好:“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几车皮土特产、实用物品,一幢政府别墅,一辆“大吉斯”,一架大钢琴,固然重得很;但一只华清池小柿子,一页悼文真迹,一本理论书,一纸英国女王旧笺,一枚印章,一件手术用具,一克重的月球岩石,也是“沉甸甸”的,不见得就比那些“庞然大物”轻。
身兼数职,无法分身出席中共二大
中共二大是于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在上海召开的。此前的5月。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成立,毛泽东担任书记。
作为出席了中共一大的长沙小组的代表,中共成立之后。毛泽东很快回到湖南。着手组建湖南地方党组织。1921年10月,湖南的共产党支部成立,毛泽东担任书记。此后,毛泽东又大力在工人和学生中发展党员,成立了中共安源支部等。又于翌年建立了统一的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这一时期的毛泽东是一位卓越的实干家,除了负责全省(还包括江西萍乡等地)的党务活动外,还兼任了社会主义青年团长沙执行委员会书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等职,无法分身出席中共二大。
中共二大。出席大会的代表共有12人,代表当时全国的195名党员,代表中有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以及杨明斋、罗章龙、王尽美、许白吴、谭平山、李震瀛、施存统等,湖南的代表是蔡和森。中共二大是非常重要的一次大会。大会根据列宁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学说和远东大会的精神,分析了国际形势和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状况。讨论了党的任务,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共产党章程》以及一系列决议案,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它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这是党的最终奋斗目标,也是党的最高纲领。为了实现党的最高纲领,大会还提出了目前历史条件下的最低纲领: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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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一大和二大后,最主要的工作是开展工人运动。其中,毛泽东领导下的湖南党团组织和湖南劳工会是一大亮点。就在中共二大闭会不久,1922年下半年至1923年初,毛泽东就有声有色地组织和领导了粤汉铁路工人、安源路矿工人、长沙泥木工人和水口山铅锌矿工人等一系列罢工运动,使湖南的工人运动迅速走向了高潮,并成为全国工人运动的典范。
回湖南养病,无法出席中共四大
1923年6月。毛泽东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三大,并且第一次进入了中共领导核心。成为中央局5名成员之一(还有陈独秀、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并担任中央局秘书。
中共三大的突出贡献是确立了党的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9月,毛泽东从上海回到湖南筹建国共合作的国民党湖南地方组织。1924年1月又赴广州出席改组后的国民党一大,此后被派往上海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担任组织部秘书兼秘书处文书科主任,成为中共在这一机构的中心人物。
1925年初。为了总结国共合作一年来的经验,加强对革命运动的领导,回答党所面临的许多新问题,1月111日至22日,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不过。这时的毛泽东却不在上海。原来,此前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内部斗争已逐渐公开化,国民党右派叶楚伧等刻意排斥毛泽东,甚至“用尽办法”要赶跑毛泽东。此时,毛泽东又积劳成疾,遂于1924年12月请假回湖南养病,因而无法出席中共四大。
中共四大召开时。出席的代表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谭平山、周恩来、彭述之、张太雷、陈潭秋、李维汉、李立三、王荷波、项英、向警予等20人,代表当时全国994名党员。大会选出了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遗憾的是毛泽东没有能够当选。新当选的中央执行委员共9人,他们是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项英、瞿秋白、彭述之、谭平山、李维汉;候补执行委员5人,他们是邓培、王荷波、罗章龙、张太雷、朱锦堂。至于新的中央局,则由陈独秀担任中央总书记兼中央组织部主任,彭述之任中央宣传部主任,张国焘任中央工农部主任,蔡和森、瞿秋白任中央宣传部委员。
中共四大最重要的贡献是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大会通过的《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阐明: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农民在中国民族革命中有重要的地位,如果不发动农民起来斗争,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和中国革命的成功是不可能取得的。当时回到韶山养病的毛泽东已在着手开展农民运动,而在大革命的洪流中,湖南的农民运动声势最为可观。
1925年9月,毛泽东回到广州,参加国民党二大的筹备工作。10月,他被推荐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也就是在统一战线和农民运动等的孰重孰轻的纷争中,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领导下犯了错误。毛泽东的意见受到了冷遇。1927年5月,毛泽东出席了在武汉召开的中共五大,被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而且还被委以农委书记之职,但他提出的农运决议案却遭到了否决。
中共六大举行之际,正在井冈山上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这也是中共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境外召开的大会。为什么在国外召开,原因很好解释:此时已是中共独立地领导和开展武装斗争的历史时期,隐蔽在上海租界内的中共中央机构无法安全地筹备和举行大会;苏区则忙于防范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加之往来交通不便,时在危险之中,自然也无法承担召开大会的使命。于是,苏联便成了最合适的大会地点。
中共六大举行之际。毛泽东正在湘赣边界的井冈山上,当然无法与会。此前的1928年4月,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在江西宁冈砻市与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余部和湘南起义部队实现了大会师。5月,他担任了由这两支部队合编成的工农革命军(后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党代表、军委书记。从此,他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道路。“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些对于莫斯科而言,还是相当陌生的。
中共六大召开时,与会代表142人。瞿秋白、周恩来、李立三、向忠发分别作了报告,共产国际代表布哈林也作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报告。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未能出席的毛泽东也被选为中央委员。随后召开的中共六届一中全会选举苏兆征、项英、周恩来、向忠发、蔡和森、瞿秋白、张国焘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关向应、李立三、罗登贤、彭湃、杨殷、卢福坦、徐锡根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又选举向忠发、周恩来、苏兆征、项英、蔡和森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委员。李立三、杨殷、徐锡根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候补委员。最后,选举工人出身的向忠发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秘书长。
中共六大是中共在特定历史时期和历史条件下召开的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它总结了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对有关中国革命存在严重争论的一系列根本问题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即它集中解决了当时困扰中共的两大问题:一是在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问题上,指出现阶段的中国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引起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二是在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上,明确了革命处于低潮,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党的中心工作不是千方百计地组织暴动,而是做艰苦的群众工作,积蓄力量。
但大会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以及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意义等问题,还不可能有非常正确的认识,它还要靠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依据马克思主义,立足国情,在长期的残酷斗争环境下。不断创造性地予以实践和完善,而这集大成的任务,则是接下来的中共七大完成的,那时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已经被成熟阶段的全党完全接受了。 毛泽东与金日成的深情厚谊一直延续数十年而不断。金日成常来中国,有时是公开访问,有时则是来看望毛泽东、周恩来这些老战友。他常说,每隔一段时间,就来走走亲戚。他讲的是一口地道的吉林话。2009年10月初,温家宝总理访朝时,我国一家电视台展示了一份悼文真迹,这是金日成为悼念毛泽东长子毛岸英而写的。悼文用中文写就,篇幅不大,几十个汉字写得苍劲有力,真挚之情力透纸背,对一位入朝参战只有36天就牺牲的“伟大普通一兵”,寄以深深的怀念。这也算是金日成送给毛泽东这位老战友的一份特殊厚礼。
赠私藏《楚辞集注》寓深意
1972年夏天,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上台伊始,就宣布“要以实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邦交正常化为急务”,当年秋天即来华访问。在周恩来总理举行的欢迎宴会上祝酒时,田中特意提到了中日间20世纪上半期那段历史。他轻描淡写地说:“过去的战争给中国人民添了麻烦,日本表示深刻的反省。”次日,周恩来在会谈中,对其所言“添了麻烦”一语进行了严肃批驳。田中表示,这段文字如何表述,还可以商量。最后,双方同意作如下表述: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所造成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这就是后来所说的“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田中表态”。
9月27日,毛泽东主席会见田中时,一落座就问:那个“添了麻烦”吵得怎样了啊?田中忙答,有结果了,可以照中方的意思改。这位中国领导人说,吵出结果就好,天下总没有不吵架的,不打不相识嘛!
会见结束时,毛泽东特地把私藏的《楚辞集注》(朱熹注的宋本影印版)送给田中作为纪念。日本媒体纷纷报道了此事,并对中国领导人此举的用意进行解读。有人引出这部传世之作中“然中路而迷惑兮,自压按而学诵”一句,说毛泽东这是在暗示,日方在处理日中关系历史的关键问题时,不应当“迷惑”。后来,田中出了个《楚辞集注》日本复印本,将其中一本回赠毛泽东作纪念。
赠日本前首相一人一枚印章
与《楚辞集注》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几枚特殊的精美印章。1993年,江泽民主席对日本进行了国事访问。当时,尚健在的日本前首相有六位。江主席决定在访日期间集体会见他们,共叙友情。他让外交部考虑,给这些前首相送些什么礼物为好。
外交部的官员想出了好几种方案,最后倾向于赠给每位前首相一枚用汉字刻着其名字的印章。中日两国从前本就同文,且不少老一代日本政治家、文艺界人士、学者,对汉文诗词歌赋、书法篆刻的造诣很高。这个想法得到了江主席的赞赏。于是,外交部的礼宾官便请名篆刻家刻出六枚印章。
江主席与六位前首相会见快结束时,送给每人一枚印章。这些前首相看到刻着自己名字的印章时,都兴奋不已,说真没想到江主席会赠如此奇礼、厚礼,称赞其艺术价值甚高,很有纪念意义。
英文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1985年8月底,邓小平同志第二次会见了津巴布韦总理穆加贝。这一次,他还是着重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
这位中国领导人十分诚恳地说:“穆加贝同志,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我们的经验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正反两面的经验都有用,但请你们特别注意我们‘左’的错误。”小平同志告诉这位非洲贵宾,中国有关部门不久前编辑出版了一本书,叫《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里面收集了自己的一些讲话。穆加贝高兴地说:“非常希望拜读这本书。”老人家一听,就对在场的外交部礼宾司司长吴明廉说:“请找一个英文本的给穆加贝同志看看。”
吴明廉立即派人去王府井外文书店购买,但店内当时已无货。一位在会见现场的礼宾司工作人员告诉吴明廉,他刚刚买到了一本,便回办公室取来。小平同志在这本书上签名后送给了穆加贝。
茅台酒与黑面包
1992年底,俄罗斯首任总统叶利钦第一次访问中国。江泽民总书记在钓鱼台国宾馆宴请他时,先上烫热过的绍兴陈酿。这位中国领导人风趣地说:“‘绍兴’二字,与在座的一位贵国副总理的姓——‘绍欣’二字同音!”叶利钦听后先惊后喜。随后,中俄领导人便喝起茅台来。叶利钦酒量很大,一连喝了好几杯。过后不久,江泽民总书记便送给他一箱茅台酒。这位俄罗斯领导人收到后,立即让俄外交部来函致谢。
1996年春,叶利钦又一次来访。此前,他的心脏病已犯过好几次,俄方事先向中方提议,在宴请时不上白酒。在江泽民主席举行的欢迎国宴上,叶利钦一落座便问:怎么看不到那种有名的“泛白液体”(指茅台酒)?既然他已点了茅台,只好上了。坐在桌旁的叶利钦夫人见丈夫又喝起白酒,心里直犯急,一再劝他适可而止。
在上面提到的1992年底的宴会上,江泽民总书记在与叶利钦交谈时,提起了一种俄罗斯有名食品。他说:有人说黑面包不好吃,其实相反,不但好吃,而且营养还很丰富。这位俄罗斯领导人听后高兴地说:“确实是这样的。我回国后,给您送一箱‘鲍罗金诺’(俄罗斯名气最大的一种黑面包)来。”大约半个月过后,俄罗斯驻中国大使馆给中国外交部转来了一大箱“鲍罗金诺”黑面包,说是叶利钦总统送给江泽民总书记的。叶利钦先生言而有信,来了个“万里送黑面包,礼重情意也重”。
五车皮实用物品
1991年5月中旬,江泽民总书记对苏联进行了正式访问。此访由中联部负责组团,我作为外交部官员参与访问的准备工作和随团出访。
在准备访问过程中,有位领导同志对赠送苏方礼品之事甚为关切,交代说:江泽民同志就任总书记以来,只访问过朝鲜一次,他这次出访苏联,意义重大。由于苏联国内目前的供应状况比较差,可考虑给往访的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两地的市民送些实用性物品。
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礼品小组,由10多人组成。他们很辛苦,足足忙活了个把月时间。从礼品的挑选、包装到发运,样样都管得很细,抓得很紧。我记得,选中的礼物包括衬衣、毛巾、运动鞋、运动衣、糖果、茶叶、玩具等,都是一些实用物品。
对于送出这一大批礼物的方式,有过两种意见:我提出,按照苏方的习惯做法,列出清单后由苏方礼宾部门转交;有位同志则提议,由我驻苏大使于洪亮约见两市领导,代表江总书记赠礼,以示隆重。结果选中了后一种方案。
在代表团出发之前三四个星期,这批礼品就装上了北京——莫斯科的国际列车,迅速发运往莫斯科,足足装满了五个车皮。后来,我听苏联朋友说,分到礼品的两地市民都很兴奋,说“友谊”牌衬衫、中国毛巾又回来啦!这是两种在20世纪50年代享誉全苏的中国“拳头”产品。有些老百姓一见到中国人,就夸中国的衬衣和毛巾。记得我后来在格鲁吉亚工作时,一位乌克兰朋友把他珍藏了40多年,一直舍不得穿的“友谊”牌中国衬衣,送给我作为纪念。
一封迟到将近四百年的英国女王来信
1986年10月中旬,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在访问一开始,她就向中国领导人赠送了一件极为独特而珍贵的礼物。这就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在1596年写给明朝万历皇帝的一封信。
在李先念主席举行的欢迎国宴上,英国女王在讲话中追溯英中两国交往史时说:正好在390年前,我的祖先伊丽莎白一世给万历皇帝写了一封信,表达希望英中关系能得到发展之情。因为送信的使者遭到不幸,所以信一直没有送到。幸运的是,自1602年以来,邮政事业已经进步了。中国主席这次邀请我们来访问,我们便得以把这一信件平安地送到。对此,感到无比的欢乐。
在近代史上,中英关系曾有过一段沉重的岁月。英国女王这次来访,正逢香港回归的过渡期。她精心挑选这份国礼,意在借伊丽莎白一世390年前这一对华示好之举,来表达对英中友好之期盼。
白求恩遗物显深情
1973年10月10日,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率团来华访问。行前,他和加拿大外交部的礼宾官员为送礼事颇费了一番心思:如何挑选一件能体现加中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既令人永远铭记,又不落俗套的礼品,送给中国人民?为此,加拿大总理府和外交部广泛征集国礼方案。正当人们冥思苦想的时候,突然有人“爆”出一个奇思妙想:寻找白求恩大夫几件遗物作为国礼。特鲁多得知后拍案叫绝。
10月13日,特鲁多总理同周恩来总理签订此访文件后,送给中国人民两件国礼:白求恩大夫当年发明、设计并使用的外科手术工具——“铁质助理医生”和肋骨切断机。周总理代表中国人民愉快地接受了礼物,并动情地说:白求恩大夫是中国人民的亲密朋友,他所发明的两个手术工具被用作国礼,生动地体现出中加两国人民的深情厚谊。
搬不动的“沉重”之礼
上世纪50年代,中国与苏联的关系相当亲密。苏联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为了向毛泽东示好,把莫斯科郊外一幢别墅赠送给中国政府,作为中国驻苏联大使官邸。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最初坐落在莫斯科科罗鲍特金胡同13号,后来迁到莫斯科西南列宁山(今麻雀山)上的友谊街6号。几任中国大使嫌这幢别墅离使馆远,很少用,只是夏天有时到此处避避暑,平时则居住和工作在城里使馆内。其实,莫斯科的夏天凉爽,最高温度一般也就二十七八摄氏度,无暑可避。在夏天的节假日,大使时不时地到这幢别墅小住一两天,以不负人家一番好意。从上世纪60年代起,中苏关系不断恶化,这幢别墅就不再使用了。
无独有偶,吉布提领导人也赠给我国政府一份同样“沉重”的礼物。1998年,吉总统古莱德致函中国大使称:决定将自己在山上的一幢别墅,连同全套设备和家具赠送给中国政府,供中国使馆人员避暑用。紧接着,吉方又以政府名义,在别墅内为馈赠一事举行了隆重的交接仪式和盛大招待会,吉总统、总理、议长以及其他军政大员出席。
亦“轻”亦“重”的奇石
有一次,一位美国贵宾会见中国领导人华国锋时,送给他一份特殊“大”礼:一块月球岩石样本,此物只有一克重。美方并没有说明这块超微型月球岩石位于月球表面哪一个部位,采自“阿波罗”号飞船哪一次登月。看来,卡特给华国锋打了一个哑谜。这位中国领导人对这块奇石很感兴趣,让中国科学院设法弄清其来历。中科院一位负责人马上想起了欧阳自远。这是一位天体化学家,有“嫦娥之父”的美誉。还在上世纪60年代,他就已把目光投向了38万公里以外的月宫。
欧阳自远看到这一丁点儿“从天外飞来的小物件”之后,兴奋得一连几夜无眠。这是一次天赐良机,使他得以与“寂寞嫦娥舒广袖”之地首次进行亲密接触。他把这块岩石样品轻轻地一分为二,半克留做研究用,半克交给北京天文馆向公众展出。
欧阳自远组成了一个30多人的团队,对这块“轻”如鸿毛、“重”若泰山的月球岩石样本,以多个学科的角度,从“头”到“脚”,由表及里,进行了“无情的”、“盘剥压榨式”研究,最后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欧阳自远等人不仅确定了此岩石在月球上的具体方位,而且还认定它是“阿波罗17号”所采集到的70017-291号样品。美国人得知中方这一研究结果后,感到极为惊讶和佩服。
国礼,是一种特殊的载体。穿行在一件件国礼之中,宛如在穿越一条条时光隧道,你无法看到,但却可以触摸到渐渐远去的历史:中外交往史、各国人民的友谊史……
国礼固有轻重之分,但有时也难有“重”与“非重”之别,俗话说得好:“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几车皮土特产、实用物品,一幢政府别墅,一辆“大吉斯”,一架大钢琴,固然重得很;但一只华清池小柿子,一页悼文真迹,一本理论书,一纸英国女王旧笺,一枚印章,一件手术用具,一克重的月球岩石,也是“沉甸甸”的,不见得就比那些“庞然大物”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