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有文章评说，这次奥斯卡获奖外语片《窃听风暴》是一次“伦理想象力”的胜利。从文化作品的“正面”理解，想象力是针对世俗生活的实际匮乏所作的理想式样的虚幻补充，也就是《红楼梦》所谓的“假作真时”。影片中的特工窃听者维斯勒，因为听到耳机中传来贝多芬的《热情奏鸣曲》而泪水盈眶，因为看到布莱希特“初秋九月”的诗句而心弦震颤，因为对于男性长者自戕的哀鸣，因为对于女性丽人遭辱的愤懑，最终他背弃命令，隐瞒和虚构每天的窃听报告，使得一份发生在眼皮低下的揭露文字，得以跨越高高的柏林墙。窃听者拯救了艺术家；在观众眼里，窃听者也拯救了自己。影片结尾，当年的窃听者如今是统一后德国的一位动作机械的送报人。影片没有使用一寸长度的胶卷，来记录他可能必定会受到过的审查和惩罚，这可被视作编剧、导演和观众都非常愿意而且喜欢给予的，对于人性的一次奖励。
　　
　　影片是好看的。只是，将这部电影故事的脉络发展和结尾定格，最终定位在“一个不是根据生活本身而是根据生活逻辑、伦理逻辑编造出来，而它相当具有说服力”的位置，这实在是评论者出于“伦理想象力”过于大胆的“艺术”判断。剧中人物、情节、场景等等安排和结构，是作品创作者们的天然自由，只是，影片交代的年代背景是确凿的，这个背景当然包括了“四年后”柏林墙倒塌的史实。既然是电影艺术家的手“触碰”到如此宏大当代事件的真实墙壁，作为观众的我们便无法断说，那堵存在过的真实墙壁是由于伦理逻辑的“编造”而倒塌、而被拆除的。
　　作为境外的电影奖项，对于全球范畴“外语片”的抉择，奥斯卡有自家标准；这多元世界多元规则的选择题的解读，不是这篇短文能够承担的。只是，对于“编造”的结论，人们大抵都会不屑。
　　《窃听风暴》的男主角，窃听者维斯勒的脸部几无任何表情。这是他工作特质的标志，也是他保护自己的必需。影片中，在柏林墙倒塌后的时间段里，维斯勒出现在屏幕上的，都是背影。即使他沿街送报行走，给观众的也仅是侧影。只有在最后，手捧剧作家的著作，导演给了他一个特写，这是维斯勒在影片中唯一的微笑。结尾的对话是意味深长的：
　　服务员：书要包起来吗?
　　维斯勒：不用了，这是写给我的。
　　包裹或者包装，都被卸去。对于人性，无论怎样地深说“浅说”，其底里永远是一块不会干涸的沼泽地。而维斯勒绿色眼球闪动着的，就是这样一种温暖的复杂光芒。
　　《窃听风暴》让所有男人都活到了最后，好人剧作家活着，坏人文化部长活着，从坏变好的人维斯勒更活着，而仅有的女人死了。极具风范的女演员主角，在影片中富有象征意义地洗了三次澡。首先为庆贺演出成功，等候自己伴侣、剧作家归来的“爱”；其次是遭受文化部长车内强暴后的“自我肉体扫除”；最终是被不可抗拒力强迫签字，继出卖肉体后，更出卖了灵魂，准备了断此生的最后净身。风暴掠过是废墟，死去的女性是永远不能重建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