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苏友好条约》与金圆券，是抗战结束后国民党政府的两大败政，直接导致了国民党政权的垮台。依照一般的说法，这两项败政的出台都是蒋介石授意的，在制定过程中虽然征求过“学者从政派”的意见，但实质是蒋介石个人的决策。所以这两项败政所导致的后果，都来自于蒋介石的个人独裁。而事实是否如此，很让人怀疑。抗战时期的“学者从政派”一般都喜欢以清高自许，表现得与国民党若即若离，即便是位列朝班的中枢大员，也经常是一边做官，一边批评朝政。以翁文灏为例，他在八年抗战中，始终是主持战时经济的政府首脑，但是在公共场合却经常以局外人自居，“对于空军秘密消息任意指述；对于十中全会决议任意指斥；对于特价问题任意批评，一若与主管机关（经济部）无甚关系者”（《王世杰日记》第3册）。这都给外界一个错误印象，认为他们尽管身居高位，而手上没有实权，只是国民党为了美化自己借用的“装饰品”，国民党执政的失败完全与他们无关。
其实绝非如此。国民党推行的许多政策，都是这些“学者从政派”建议的。特别是从抗战后期开始，“专家政治”甚嚣尘上，许多重大决策都与“学者从政派”有关。《中苏友好条约》和金圆券这两大败政，便是“学者从政派”的杰作。
先从《中苏友好条约》说起。依照传统的说法，《中苏友好条约》的签订是蒋介石的既定政策。王世杰在出任外交部长之前，蒋介石已经明确告诉他，“外蒙早非我有，故此事不值得顾虑”。后来在国民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蒋介石也公开承认当时“忍辱谈判，不惜承认外蒙独立”，是他“个人的决策”。王世杰赴莫斯科签署这项条约，只是奉命行事而已。事实上，王世杰的角色不仅于此。他在这件事上不仅参与了决策，还起了关键的作用。
一九四五年九月，周鲠生在给胡适的信中说，“中苏协定成立，解决了中外关系上最烦重之一个问题。此次中央对于中苏交涉下一大决心，雪艇兄之主张极有力。今后渠掌外交，如能辅佐介公，以同样决心解决其他对外问题，则真可望加强中国国际地位，安定远东政局矣。”（《胡适来往书信集》）以周鲠生与王世杰的关系，显然对条约的决策过程有深入的了解。从信中还可以知道，以接受雅尔塔密约为代价，换取东三省行政权的统一，确保其“三十年的和平”，这不单是王世杰一个人的高见，也是以胡适为首的“学者集团”集体的共识，所以《中苏友好条约》签订以后，傅斯年、杭立武等人都一致叫好，支持这项“重大决策”。
当然，王世杰在作这“极有力”的主张时，还处在“旁观者”的地位，没有料到后来会被派作谈判代表在条约上签字，需要对自己的主张负责，而真的事到临头的时候，他的心情就复杂多了。他先是一再推托，不愿接任外交部长，之后，又提出与宋子文共同签字，不想自己独负其责。上了飞机后，他心里更加沉重，“一路上反复思此行之使命。肩上真如背负有万斤之重担。予一生来从未感觉责任之重有如此者。”既认为不签订这项条约，“（一）苏军进入东北三省后，领土主权及经济利益必更难收回；（二）中共与苏联或竟发生正式关系。凡此均使我无统一，亦且对内对外皆无和平之可能。”又认为，“此行之结果无论如何，在国人舆论及历史家评断总不免有若干非议。”（《王世杰日记》第5册）
好在他返回国内后，蒋介石对他的表现基本满意，认为最终签署的条约虽有一二处不当，但无关大体，“其已负责签字，已属难得，不愿重责也”。这也使他第二天在立法院报告谈判经过时，对自己的卖国行径心安理得，以为自己此次出使，立了大功一件，颇有感慨地说：“三年来，予所旦夕忧虑者，为抗战胜利，东三省仍不能收回。此约之成立，可以保全东三省。”所以这项条约的签署，意义极为重大，是“我国百余年来外交上最大之成功”。立法院长孙科也在会上表示，“利害相权，利取其重。今中苏友好三十年，中国有三十年之安定，从事建设，又何惜区区之代价？……此约应该无人不赞成，不赞成的惟日本军阀或南京傀儡政府或反苏派而已。”说完便宣布，“赞成通过的人起立。”
蒋介石在国防最高委员会与国民党中常会的联席会议上，更是高度称赞他此行的意义。说《中苏友好条约》的签订，不仅收复了东三省的主权，还具有实现民族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深远意义。他还强调，外蒙古在北京政府时代，就已经实际脱离了中国，“完成其独立的体制”，因此，国民党改组后，“国父已视之为兄弟之邦，待之为上宾”；现在若不承认其独立，“不仅违背国民革命的精神，且足以增加国内各民族的纷扰，贻误我建国的百年大计，亦影响世界的和平与安全。”他还预告将来对西藏问题也将采取同样的立场，当西藏“在经济条件上能够达到独立自主的时候，政府亦将与对外蒙古一样，扶助其独立”（《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62册）。
不幸后果很快就出现了。东北行营组建后，刚刚赴东北实行接收，苏联竟置条约于不顾，先是竭力阻挠接收活动，阻止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接着是强迫国民党接受自己单方面提出的条件，建立双方的“经济合作”。而且一再延迟撤军，最后将大部分地区交给中共军队，使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后，进退失据，在战场上陷入被动挨打的地位。据说蒋介石听到这些消息，悲恸到不能自抑，在召集高级军事将领谈话时，“几于痛哭”。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说，“正午召见各高级将领十余人聚餐。下午气愤未息，故未到会，不胜为本党与国家前途忧也。”
可是大错铸成，一切都晚了。一九四八年初，国民党在东北战场上便已陷入困境；共产党军队控制了北宁线，关闭了东北的大门；平沈线也岌岌可危。四平失守后，长春更形孤立。陈诚看到大势已去，不愿意承担失败的罪名，托病求去。卫立煌赴其后任，只能困守沈阳，张皇失措，形同坐以待毙，在战略上失去了决定权。而东北战场上的失利，又进一步牵动全局，使国民党政权出现了全面危机。据熊式辉说，一九四七年二月，蒋介石召见他，问他对大局的看法，他回答说，“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社会等方面俱不佳，其中当以军事为最甚。”蒋介石问他何以见得？他回答说，“自南至北，由内而外，人人皆如此言。”（《海桑集》，香港明镜出版社） 在这种情况下，“学者从政派”理应吸取此前的教训，尽管不必像陈布雷、段锡朋那样，抱恨“书生无用”以一死了之，至少应当知难而退，打消创造历史的幻想。而实际却完全相反。希望利用最后的机会一试身手者，仍然大有人在。据顾维钧说，一九四七年九月，前铁道部次长黎照寰告诉他，他最近在国内发起了一场运动，想联合国民党内外的自由主义者，组建一个新的政府，“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对此也大加鼓励”。五个月前，他同几位民众领袖一起去南京“拜访了蒋夫人，请她对拟议中的运动予以合作”。同一天下午，他们还见到了蒋介石，蒋介石问他们瞩望的领导人是谁，他们回答，必须是“一位国际知名人物”，并认为“颜惠庆可以胜任”。胡适在给傅斯年的信中也认为蒋介石应该抓住机会，利用最后一年的训政期，“充分抬出党内的最有希望有自由分子，给他们一个做事的机会”，简言之，就是“行政院长必须换人”，“冒一点险，抬出一个‘全明星’政府给国人和世人看看”。这个全明星政府，可以“国民党的第一流人才为主”，再“配上三五个小党派和无党派人才，就像个样子了”（《胡适往来书信集》）。胡适还设想过自己任行政院长，应当找哪些人组阁，同郑天挺一起草拟了一份名单。其中外交部长的人选还是王世杰，而副院长的人选，就是傅斯年。
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是因为当时党内外的政治气氛，都对“学者从政派”空前有利。一九四三年九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上，正式宣布在抗战后一年内召开国民大会，重新制定宪法，号称“还政于民”。政协会议召开后，在野党领袖更是急不可待，希望立刻获得执政的机会。在这种背景下，美英苏三国也敦促国民党兑现承诺，在三国外长会议后发表公报，要求国民党“建立一个团结而民主的中国”，这个团结而民主的中国，“必须由民主分子参加政府的所有一切部门，而且必须停止内争”。因此国共内战爆发后，美国政府首先表达了不满。一九四六年八月，杜鲁门直接写信给蒋介石，表示“对最近事态之发展”“大为失望”。指责国民党“不懂时代潮流，正在阻碍国家大计的推进”。马歇尔在调停失败后，更明确表示，“挽救时局的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国民党内的顽固集团”放下权力，“由政府和小党派的自由主义分子掌握领导权”。（《马歇尔使华秘密报告》，华文出版社）
在这之后，国民党在军事上的节节败退，更使美国人感到不安。一九四八年二月，马歇尔在向国会提交的报告中说，“我们必须准备好面对的一项可能情况是：目前的中国政府恐已无法凭一己之力对付共产党武力或其他任何可能窜起的反对势力。”担心押在国民党身上的赌注，有可能前功尽弃，开始考虑改变对华政策，在蒋介石之外寻找新的代理人。司徒雷登一九四七年九月即告知美国政府，“一切迹象表明，象征国民党统治的蒋介石，其资望已日趋式微，甚至被为过去的人物”，建议美国政府重新考虑对华政策，转而支持李宗仁。
这些对国民党不满的声音，都严重动摇了蒋介石的地位。许多人认为国民党走到这一步，完全是蒋介石的独裁造成的，连陈布雷、唐纵这些蒋介石的“家臣”，也觉得蒋介石平时过于专权，说“委座处理政治，如同处理家事，事事要亲自处理，个人辛苦固不辞，但国家大政，不与各主管官商定，恐将脱节”（《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群众出版社）。希望蒋介石能开放权力，给别人一些执政的机会。据蒋匀田说，当时张君劢便劝告蒋介石，“今后不要握军政外交与财政大权于一手，宜分任军权于何敬之，外交权于王雪艇”（《中国近代史转捩点》，香港友联出版社）。而国民党内更是怨声四起。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萧铮、赖琏、黄宇人等人发起“革新运动”，公然挑战蒋介石的权威，要求国民党“恢复党性”，依照党章的规定对蒋介石“行使领导权的方式有所限制”。一，蒋介石的最后决定权，“只能在中执委会的会议席上行使，不能在中执委会以外，以手令或面谕的方式变更中执委会的决议”。二，蒋介石必须“经常出席中执会，俟议案经过充分讨论并付表决后，如认为必要才行使最后决定权。不能在议案尚未表决前，先作决定，妨碍自由讨论”（黄宇人：《我的小故事》，香港吴兴记书报社）。这都使“学者从政派”产生了幻想，以为在美国人的扶植下，可以建立一个真正的责任政府，从而依照民主政治的程序，创造出理想的政治局面。
但是最后产生出来的，不是胡适设想的“全明星政府”，而是翁文灏内阁。
依照以往的说法，翁文灏出任行政院长，完全是个偶然事件。蒋介石当选总统后，本来最属意的阁揆人选是张群。不料张群在立法院举办的假投票上，因为遭到Cc派的排挤，意外地输给了何应钦，翁文灏这才侥幸出线，有机会捡了个便宜。事实并不尽然。张群落选后，有资格担任阁揆的人还有很多，何以翁文灏独能捡到这个便宜？何况翁文灏在六届二中全会上是“革新派”攻击的主要对象，他心里余悸未消，如果不是受人抬举，应当不会行此不智。现在知道，翁文灏出任行政院长，是陈布雷向蒋介石推荐的。（阮大仁：《蒋介石日记揭秘》，华文出版社）但是幕后主导的，很可能是王世杰。
王世杰一九四八年的日记很不完整，从二月十三日到八月十四日完全是空白，这中间的一段，只凭记忆补记了几项，据称属“必须付诸记录之事”。而这几项“必须付诸记录之事”，当中就提到了翁文灏，说：“六月间行宪政府成立时，因我极力反对以军人为行政院长，于是何应钦未被请组阁，翁咏霓接受了组阁。”以下虽然没有更多的交代，但已经隐约透露出这层消息。其中唯一的疑问，是从《王世杰日记》中看，王世杰对翁文灏并不看重，认为他不懂政治，“只是一个技术人员”，为什么会一反常态，支持他任行政院长呢？
我认为让他一反常态的，很可能是胡适。一九四八年五月，朱家骅曾致电胡适，其中说：“年来承乏教育部，实已心力交瘁。自问与子文、岳军均系旧游，乃以职责所在，致往往不无不谅之处。至孟邻、岫庐，亦或有所误会。此次翁兄组阁，弟在常会首先赞同，无论于公于私，均应竭力相助，义无容辞。但弟能置身阁外，或帮助更多，如再入阁，恐反于彼无益，或竟蹈过去覆辙而损友谊，反为不妙，想兄当能谅察也。”（《胡适来往书信集》这段话的内容非常重要。朱家骅主要是向胡适解释，自己为什么没有接受胡适的建议，加入翁文灏内阁。这便足以说明，胡适为了促成翁内阁的产生，当时曾发动北大派襄助，动员过很多人，在幕后起着重要的作用。 但是翁文灏被操纵上台后，势必听命于人，自己形同傀儡，于政策上无从自主。他上台后面临的最大问题，首先是财政问题。国民政府自抗战以来，财政上一直入不敷出。这种状况在战后仍无改变，甚至更加恶化。一九四七年四月俞鸿钧任财政部长时，在国府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作财政报告时说，本年度的财政预算原定为支出九万亿，收入七万亿。但从一到四月底，支出已超过五万亿，而收入只有二万亿。这样下去，预计全年的总支出将超过二十万亿，达到收入的一倍以上。到了翁文灏上台时，发现情况远比这严重。这一年的实际支出为五十万亿，超出预算的五倍之多，而收入还不及支出的三分之一。在这种情况下，财政部长的人选，就是新内阁成败的关键。翁文灏既然只是傀儡，在用人上无权自主，便只能听命于王世杰和胡适。依照蒋介石的意见，财政部长最好由张公权担任，其次是俞鸿钧，但王世杰认为张公权有“江湖作风”，才智不足以胜任，而“王云五之操守与做事精神，较张为优”（《王世杰日记》第6册）。最后在他的坚持下，王云五出任了财政部长。
储安平在《失败的统治》中说，“要挽回党的颓局，当前的执政党必须赶快改变作风，换条路下，下大决心，大刀阔斧做几件福国利民的大事，以振人心。”王云五上任后，果然“大刀阔斧”地做了一件大事，那就是废除法币，改用金圆券，实行币制改革。所谓币制改革实际是个老话题。早在抗战后期就有许多人在报上讨论，认为要整顿经济，克服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必须从改革币制着手，废除法币，改用一种新的货币。但是政府换了几届，以缺乏“做事精神”，迟迟不敢尝试，直到王云五上任后才付诸实践。币制改革实行后，以胡适为首的“学者集团”都精神振奋，“钦佩翁先生这种敢干的精神”。认为“自由或死亡，没有中间路线”。徒法不足以自行，只有像翁文灏这样“下大决心”，“只求一义，不顾生死”，也许才能“将这个摇摇欲坠之势扭转过来”（《陈之蕃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集》）。胡适在报上公开发言，称赞王云五雷厉风行，“很有勇气”。傅斯年从美国回来后，也写信给王云五，对他的魄力大加赞赏，说“此事关系国家之生存，非公之无既得利益者不足为此，卓见毅力，何胜景佩”。还说自己“向来好批评很少恭维人的，此次独为例外”。
只是要保证币制改革的成功，光靠舆论上的支持远远不够。王云五在推行币制改革时，曾在《中央日报》上发表谈话，说币制改革成败的关键，在于政府能否做到收支平衡。而在目前的经济状况下，政府难以增加财政收入，过去一向依赖的美援，现在是“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要做到收支平衡，必须采取厉行节约的措施，大量减少财政预算，使每年的实际支出不超过九亿美元，即保持在三十六亿金圆券的水平上。而要达到这一目标，首先就要缩减军费开支。因为军费支出是政府预算的最大项目，特别是国共内战全面爆发后，各地军情告急，大量官兵投入前线，军费急遽增加。各项费用加在一起，已经超过了政府总收入的八成。军费不能大幅度缩减，政府的收支平衡便无从谈起。但是要缩减军费，又谈何容易？王云五自己做不到，只好求助于王世杰。
从相关资料看，王世杰作为蒋介石的核心幕僚，虽然不负责金融、财政事务，对于金融、财政也一窍不通，但却在这个关键时刻，始终参与了金圆券的设计，是推动币制改革的重要角色。据徐柏园说，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九日，翁文灏就确定了金圆券的最终方案，去莫干山请示蒋介石时，便是随同王世杰一起去的。因此，王世杰不惜得罪何应钦，建议蒋介石在国防部下面设立一个监理委员会，监管国防部的军费支出，使军队不得以备战、作战为借口，贪污、冒领军费，以减少军费的浪费和滥用。随后，又让雷震将这项建议正式在行政院会上提出。“提请本会决定一原则，何者为缓，何者为急，重行提出，务使财务能够负责”。
不料何应钦在行政院会上，当场便暴跳如雷，“谓大家太不相信国防部，打仗就要钱，不愿出钱，仗不打了吧！”（《雷震日记》，台湾桂冠出版公司）进而以辞职相要挟。他还让翁文灏警告王世杰，谓“此事均系王世杰主张，谓王世杰何以要干涉国防部事务，渠（何）对王外部之失策，从未加以批评，王何以要干涉国防部？又雷震与王一伙之人，过去对国防部批评甚烈云云”。结果“此事虽经总统逼翁速行，翁因受到如此阻碍，即停止执行了”。王世杰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只好去找蒋介石，要蒋介石下定决心，向何应钦施压，要求国防部“必欲设此机关”（同上）。
当时蒋介石对币制改革也抱有极高的期望。据张治中说，一九四八年八月，蒋介石本已邀他与邵力子去庐山，商议和谈问题，“以蒋得经济新方案，大兴奋，谓此真可以制胜，和谈之取消以此”（《黄炎培日记》，华文出版社）。将国民党的生死存亡，都押在这件事上。因此他很支持王世杰的主张，将监理委员会的名称稍加变化，改为“筹划监理委员会”，“以减轻监理之意味”，遂要求国防部必须接受此议。然而何应钦又岂是易与之辈，他碍于蒋介石的压力，虽然不得不接受这项建议，但接着，就给王世杰出了一道难题，提出要雷震任监理委员会秘书长。何应钦还让李惟果出面，向雷震表示歉意，说“前次院会与余冲突，彼自认失言，且云过去与他甚友好，且认我有头脑，有见解，故盼我任该会之秘书长，极有诚意”。雷震进退两难，只好向王世杰问计。王世杰亦苦无良策，只建议他“去见见总统，说明如真正想整顿当可出来，否则另请物色更适当人选。或另去与何部长交换意见云”。可是他回去琢磨再三，觉得“此一定办不通”，“故未请见总统及访问何部长”。（《雷震日记》）
正在双方僵持不下之际，币制改革已经一败涂地。金圆券的地位只维持了一个半月，政府的各项管制措施便全部失效，物价一路飞涨，金圆券不断贬值，最后变成了废纸。币制改革的失败，带来的是一场浩劫，许多人短短一个月里被洗劫一空，倾家荡产。这件事我在其他文章里已经谈过，就不再重复了。而币制改革的失败，直接导致了翁内阁的下台。据说，翁文灏担任阁揆后，有人为翁内阁算了一卦。说这翁字上面的“八”字，八面玲珑，中间的“厶”字，不圆不方，下面是“羽”字，为两个半月，故翁内阁的寿命不足三个月。真是一语成谶。
不过翁内阁下台后，许多人不明真相，仍将这一败政归罪于蒋介石，储安平曾在《政治失常》里说，“当翁氏上台之初，胡适之先生捧场，谓翁氏有勇气。我觉得当时翁氏并不是有勇气接受那个阁揆大任，他只是没有勇气拒绝总统这个组阁的大命罢了。”其实这话只说对了一半。真正推翁文灏上台组阁，导演了这场悲剧的，不是蒋介石，而是王世杰与胡适。
其实绝非如此。国民党推行的许多政策，都是这些“学者从政派”建议的。特别是从抗战后期开始，“专家政治”甚嚣尘上，许多重大决策都与“学者从政派”有关。《中苏友好条约》和金圆券这两大败政，便是“学者从政派”的杰作。
先从《中苏友好条约》说起。依照传统的说法，《中苏友好条约》的签订是蒋介石的既定政策。王世杰在出任外交部长之前，蒋介石已经明确告诉他，“外蒙早非我有，故此事不值得顾虑”。后来在国民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蒋介石也公开承认当时“忍辱谈判，不惜承认外蒙独立”，是他“个人的决策”。王世杰赴莫斯科签署这项条约，只是奉命行事而已。事实上，王世杰的角色不仅于此。他在这件事上不仅参与了决策，还起了关键的作用。
一九四五年九月，周鲠生在给胡适的信中说，“中苏协定成立，解决了中外关系上最烦重之一个问题。此次中央对于中苏交涉下一大决心，雪艇兄之主张极有力。今后渠掌外交，如能辅佐介公，以同样决心解决其他对外问题，则真可望加强中国国际地位，安定远东政局矣。”（《胡适来往书信集》）以周鲠生与王世杰的关系，显然对条约的决策过程有深入的了解。从信中还可以知道，以接受雅尔塔密约为代价，换取东三省行政权的统一，确保其“三十年的和平”，这不单是王世杰一个人的高见，也是以胡适为首的“学者集团”集体的共识，所以《中苏友好条约》签订以后，傅斯年、杭立武等人都一致叫好，支持这项“重大决策”。
当然，王世杰在作这“极有力”的主张时，还处在“旁观者”的地位，没有料到后来会被派作谈判代表在条约上签字，需要对自己的主张负责，而真的事到临头的时候，他的心情就复杂多了。他先是一再推托，不愿接任外交部长，之后，又提出与宋子文共同签字，不想自己独负其责。上了飞机后，他心里更加沉重，“一路上反复思此行之使命。肩上真如背负有万斤之重担。予一生来从未感觉责任之重有如此者。”既认为不签订这项条约，“（一）苏军进入东北三省后，领土主权及经济利益必更难收回；（二）中共与苏联或竟发生正式关系。凡此均使我无统一，亦且对内对外皆无和平之可能。”又认为，“此行之结果无论如何，在国人舆论及历史家评断总不免有若干非议。”（《王世杰日记》第5册）
好在他返回国内后，蒋介石对他的表现基本满意，认为最终签署的条约虽有一二处不当，但无关大体，“其已负责签字，已属难得，不愿重责也”。这也使他第二天在立法院报告谈判经过时，对自己的卖国行径心安理得，以为自己此次出使，立了大功一件，颇有感慨地说：“三年来，予所旦夕忧虑者，为抗战胜利，东三省仍不能收回。此约之成立，可以保全东三省。”所以这项条约的签署，意义极为重大，是“我国百余年来外交上最大之成功”。立法院长孙科也在会上表示，“利害相权，利取其重。今中苏友好三十年，中国有三十年之安定，从事建设，又何惜区区之代价？……此约应该无人不赞成，不赞成的惟日本军阀或南京傀儡政府或反苏派而已。”说完便宣布，“赞成通过的人起立。”
蒋介石在国防最高委员会与国民党中常会的联席会议上，更是高度称赞他此行的意义。说《中苏友好条约》的签订，不仅收复了东三省的主权，还具有实现民族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深远意义。他还强调，外蒙古在北京政府时代，就已经实际脱离了中国，“完成其独立的体制”，因此，国民党改组后，“国父已视之为兄弟之邦，待之为上宾”；现在若不承认其独立，“不仅违背国民革命的精神，且足以增加国内各民族的纷扰，贻误我建国的百年大计，亦影响世界的和平与安全。”他还预告将来对西藏问题也将采取同样的立场，当西藏“在经济条件上能够达到独立自主的时候，政府亦将与对外蒙古一样，扶助其独立”（《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62册）。
不幸后果很快就出现了。东北行营组建后，刚刚赴东北实行接收，苏联竟置条约于不顾，先是竭力阻挠接收活动，阻止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接着是强迫国民党接受自己单方面提出的条件，建立双方的“经济合作”。而且一再延迟撤军，最后将大部分地区交给中共军队，使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后，进退失据，在战场上陷入被动挨打的地位。据说蒋介石听到这些消息，悲恸到不能自抑，在召集高级军事将领谈话时，“几于痛哭”。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说，“正午召见各高级将领十余人聚餐。下午气愤未息，故未到会，不胜为本党与国家前途忧也。”
可是大错铸成，一切都晚了。一九四八年初，国民党在东北战场上便已陷入困境；共产党军队控制了北宁线，关闭了东北的大门；平沈线也岌岌可危。四平失守后，长春更形孤立。陈诚看到大势已去，不愿意承担失败的罪名，托病求去。卫立煌赴其后任，只能困守沈阳，张皇失措，形同坐以待毙，在战略上失去了决定权。而东北战场上的失利，又进一步牵动全局，使国民党政权出现了全面危机。据熊式辉说，一九四七年二月，蒋介石召见他，问他对大局的看法，他回答说，“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社会等方面俱不佳，其中当以军事为最甚。”蒋介石问他何以见得？他回答说，“自南至北，由内而外，人人皆如此言。”（《海桑集》，香港明镜出版社） 在这种情况下，“学者从政派”理应吸取此前的教训，尽管不必像陈布雷、段锡朋那样，抱恨“书生无用”以一死了之，至少应当知难而退，打消创造历史的幻想。而实际却完全相反。希望利用最后的机会一试身手者，仍然大有人在。据顾维钧说，一九四七年九月，前铁道部次长黎照寰告诉他，他最近在国内发起了一场运动，想联合国民党内外的自由主义者，组建一个新的政府，“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对此也大加鼓励”。五个月前，他同几位民众领袖一起去南京“拜访了蒋夫人，请她对拟议中的运动予以合作”。同一天下午，他们还见到了蒋介石，蒋介石问他们瞩望的领导人是谁，他们回答，必须是“一位国际知名人物”，并认为“颜惠庆可以胜任”。胡适在给傅斯年的信中也认为蒋介石应该抓住机会，利用最后一年的训政期，“充分抬出党内的最有希望有自由分子，给他们一个做事的机会”，简言之，就是“行政院长必须换人”，“冒一点险，抬出一个‘全明星’政府给国人和世人看看”。这个全明星政府，可以“国民党的第一流人才为主”，再“配上三五个小党派和无党派人才，就像个样子了”（《胡适往来书信集》）。胡适还设想过自己任行政院长，应当找哪些人组阁，同郑天挺一起草拟了一份名单。其中外交部长的人选还是王世杰，而副院长的人选，就是傅斯年。
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是因为当时党内外的政治气氛，都对“学者从政派”空前有利。一九四三年九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上，正式宣布在抗战后一年内召开国民大会，重新制定宪法，号称“还政于民”。政协会议召开后，在野党领袖更是急不可待，希望立刻获得执政的机会。在这种背景下，美英苏三国也敦促国民党兑现承诺，在三国外长会议后发表公报，要求国民党“建立一个团结而民主的中国”，这个团结而民主的中国，“必须由民主分子参加政府的所有一切部门，而且必须停止内争”。因此国共内战爆发后，美国政府首先表达了不满。一九四六年八月，杜鲁门直接写信给蒋介石，表示“对最近事态之发展”“大为失望”。指责国民党“不懂时代潮流，正在阻碍国家大计的推进”。马歇尔在调停失败后，更明确表示，“挽救时局的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国民党内的顽固集团”放下权力，“由政府和小党派的自由主义分子掌握领导权”。（《马歇尔使华秘密报告》，华文出版社）
在这之后，国民党在军事上的节节败退，更使美国人感到不安。一九四八年二月，马歇尔在向国会提交的报告中说，“我们必须准备好面对的一项可能情况是：目前的中国政府恐已无法凭一己之力对付共产党武力或其他任何可能窜起的反对势力。”担心押在国民党身上的赌注，有可能前功尽弃，开始考虑改变对华政策，在蒋介石之外寻找新的代理人。司徒雷登一九四七年九月即告知美国政府，“一切迹象表明，象征国民党统治的蒋介石，其资望已日趋式微，甚至被为过去的人物”，建议美国政府重新考虑对华政策，转而支持李宗仁。
这些对国民党不满的声音，都严重动摇了蒋介石的地位。许多人认为国民党走到这一步，完全是蒋介石的独裁造成的，连陈布雷、唐纵这些蒋介石的“家臣”，也觉得蒋介石平时过于专权，说“委座处理政治，如同处理家事，事事要亲自处理，个人辛苦固不辞，但国家大政，不与各主管官商定，恐将脱节”（《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群众出版社）。希望蒋介石能开放权力，给别人一些执政的机会。据蒋匀田说，当时张君劢便劝告蒋介石，“今后不要握军政外交与财政大权于一手，宜分任军权于何敬之，外交权于王雪艇”（《中国近代史转捩点》，香港友联出版社）。而国民党内更是怨声四起。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萧铮、赖琏、黄宇人等人发起“革新运动”，公然挑战蒋介石的权威，要求国民党“恢复党性”，依照党章的规定对蒋介石“行使领导权的方式有所限制”。一，蒋介石的最后决定权，“只能在中执委会的会议席上行使，不能在中执委会以外，以手令或面谕的方式变更中执委会的决议”。二，蒋介石必须“经常出席中执会，俟议案经过充分讨论并付表决后，如认为必要才行使最后决定权。不能在议案尚未表决前，先作决定，妨碍自由讨论”（黄宇人：《我的小故事》，香港吴兴记书报社）。这都使“学者从政派”产生了幻想，以为在美国人的扶植下，可以建立一个真正的责任政府，从而依照民主政治的程序，创造出理想的政治局面。
但是最后产生出来的，不是胡适设想的“全明星政府”，而是翁文灏内阁。
依照以往的说法，翁文灏出任行政院长，完全是个偶然事件。蒋介石当选总统后，本来最属意的阁揆人选是张群。不料张群在立法院举办的假投票上，因为遭到Cc派的排挤，意外地输给了何应钦，翁文灏这才侥幸出线，有机会捡了个便宜。事实并不尽然。张群落选后，有资格担任阁揆的人还有很多，何以翁文灏独能捡到这个便宜？何况翁文灏在六届二中全会上是“革新派”攻击的主要对象，他心里余悸未消，如果不是受人抬举，应当不会行此不智。现在知道，翁文灏出任行政院长，是陈布雷向蒋介石推荐的。（阮大仁：《蒋介石日记揭秘》，华文出版社）但是幕后主导的，很可能是王世杰。
王世杰一九四八年的日记很不完整，从二月十三日到八月十四日完全是空白，这中间的一段，只凭记忆补记了几项，据称属“必须付诸记录之事”。而这几项“必须付诸记录之事”，当中就提到了翁文灏，说：“六月间行宪政府成立时，因我极力反对以军人为行政院长，于是何应钦未被请组阁，翁咏霓接受了组阁。”以下虽然没有更多的交代，但已经隐约透露出这层消息。其中唯一的疑问，是从《王世杰日记》中看，王世杰对翁文灏并不看重，认为他不懂政治，“只是一个技术人员”，为什么会一反常态，支持他任行政院长呢？
我认为让他一反常态的，很可能是胡适。一九四八年五月，朱家骅曾致电胡适，其中说：“年来承乏教育部，实已心力交瘁。自问与子文、岳军均系旧游，乃以职责所在，致往往不无不谅之处。至孟邻、岫庐，亦或有所误会。此次翁兄组阁，弟在常会首先赞同，无论于公于私，均应竭力相助，义无容辞。但弟能置身阁外，或帮助更多，如再入阁，恐反于彼无益，或竟蹈过去覆辙而损友谊，反为不妙，想兄当能谅察也。”（《胡适来往书信集》这段话的内容非常重要。朱家骅主要是向胡适解释，自己为什么没有接受胡适的建议，加入翁文灏内阁。这便足以说明，胡适为了促成翁内阁的产生，当时曾发动北大派襄助，动员过很多人，在幕后起着重要的作用。 但是翁文灏被操纵上台后，势必听命于人，自己形同傀儡，于政策上无从自主。他上台后面临的最大问题，首先是财政问题。国民政府自抗战以来，财政上一直入不敷出。这种状况在战后仍无改变，甚至更加恶化。一九四七年四月俞鸿钧任财政部长时，在国府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作财政报告时说，本年度的财政预算原定为支出九万亿，收入七万亿。但从一到四月底，支出已超过五万亿，而收入只有二万亿。这样下去，预计全年的总支出将超过二十万亿，达到收入的一倍以上。到了翁文灏上台时，发现情况远比这严重。这一年的实际支出为五十万亿，超出预算的五倍之多，而收入还不及支出的三分之一。在这种情况下，财政部长的人选，就是新内阁成败的关键。翁文灏既然只是傀儡，在用人上无权自主，便只能听命于王世杰和胡适。依照蒋介石的意见，财政部长最好由张公权担任，其次是俞鸿钧，但王世杰认为张公权有“江湖作风”，才智不足以胜任，而“王云五之操守与做事精神，较张为优”（《王世杰日记》第6册）。最后在他的坚持下，王云五出任了财政部长。
储安平在《失败的统治》中说，“要挽回党的颓局，当前的执政党必须赶快改变作风，换条路下，下大决心，大刀阔斧做几件福国利民的大事，以振人心。”王云五上任后，果然“大刀阔斧”地做了一件大事，那就是废除法币，改用金圆券，实行币制改革。所谓币制改革实际是个老话题。早在抗战后期就有许多人在报上讨论，认为要整顿经济，克服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必须从改革币制着手，废除法币，改用一种新的货币。但是政府换了几届，以缺乏“做事精神”，迟迟不敢尝试，直到王云五上任后才付诸实践。币制改革实行后，以胡适为首的“学者集团”都精神振奋，“钦佩翁先生这种敢干的精神”。认为“自由或死亡，没有中间路线”。徒法不足以自行，只有像翁文灏这样“下大决心”，“只求一义，不顾生死”，也许才能“将这个摇摇欲坠之势扭转过来”（《陈之蕃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集》）。胡适在报上公开发言，称赞王云五雷厉风行，“很有勇气”。傅斯年从美国回来后，也写信给王云五，对他的魄力大加赞赏，说“此事关系国家之生存，非公之无既得利益者不足为此，卓见毅力，何胜景佩”。还说自己“向来好批评很少恭维人的，此次独为例外”。
只是要保证币制改革的成功，光靠舆论上的支持远远不够。王云五在推行币制改革时，曾在《中央日报》上发表谈话，说币制改革成败的关键，在于政府能否做到收支平衡。而在目前的经济状况下，政府难以增加财政收入，过去一向依赖的美援，现在是“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要做到收支平衡，必须采取厉行节约的措施，大量减少财政预算，使每年的实际支出不超过九亿美元，即保持在三十六亿金圆券的水平上。而要达到这一目标，首先就要缩减军费开支。因为军费支出是政府预算的最大项目，特别是国共内战全面爆发后，各地军情告急，大量官兵投入前线，军费急遽增加。各项费用加在一起，已经超过了政府总收入的八成。军费不能大幅度缩减，政府的收支平衡便无从谈起。但是要缩减军费，又谈何容易？王云五自己做不到，只好求助于王世杰。
从相关资料看，王世杰作为蒋介石的核心幕僚，虽然不负责金融、财政事务，对于金融、财政也一窍不通，但却在这个关键时刻，始终参与了金圆券的设计，是推动币制改革的重要角色。据徐柏园说，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九日，翁文灏就确定了金圆券的最终方案，去莫干山请示蒋介石时，便是随同王世杰一起去的。因此，王世杰不惜得罪何应钦，建议蒋介石在国防部下面设立一个监理委员会，监管国防部的军费支出，使军队不得以备战、作战为借口，贪污、冒领军费，以减少军费的浪费和滥用。随后，又让雷震将这项建议正式在行政院会上提出。“提请本会决定一原则，何者为缓，何者为急，重行提出，务使财务能够负责”。
不料何应钦在行政院会上，当场便暴跳如雷，“谓大家太不相信国防部，打仗就要钱，不愿出钱，仗不打了吧！”（《雷震日记》，台湾桂冠出版公司）进而以辞职相要挟。他还让翁文灏警告王世杰，谓“此事均系王世杰主张，谓王世杰何以要干涉国防部事务，渠（何）对王外部之失策，从未加以批评，王何以要干涉国防部？又雷震与王一伙之人，过去对国防部批评甚烈云云”。结果“此事虽经总统逼翁速行，翁因受到如此阻碍，即停止执行了”。王世杰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只好去找蒋介石，要蒋介石下定决心，向何应钦施压，要求国防部“必欲设此机关”（同上）。
当时蒋介石对币制改革也抱有极高的期望。据张治中说，一九四八年八月，蒋介石本已邀他与邵力子去庐山，商议和谈问题，“以蒋得经济新方案，大兴奋，谓此真可以制胜，和谈之取消以此”（《黄炎培日记》，华文出版社）。将国民党的生死存亡，都押在这件事上。因此他很支持王世杰的主张，将监理委员会的名称稍加变化，改为“筹划监理委员会”，“以减轻监理之意味”，遂要求国防部必须接受此议。然而何应钦又岂是易与之辈，他碍于蒋介石的压力，虽然不得不接受这项建议，但接着，就给王世杰出了一道难题，提出要雷震任监理委员会秘书长。何应钦还让李惟果出面，向雷震表示歉意，说“前次院会与余冲突，彼自认失言，且云过去与他甚友好，且认我有头脑，有见解，故盼我任该会之秘书长，极有诚意”。雷震进退两难，只好向王世杰问计。王世杰亦苦无良策，只建议他“去见见总统，说明如真正想整顿当可出来，否则另请物色更适当人选。或另去与何部长交换意见云”。可是他回去琢磨再三，觉得“此一定办不通”，“故未请见总统及访问何部长”。（《雷震日记》）
正在双方僵持不下之际，币制改革已经一败涂地。金圆券的地位只维持了一个半月，政府的各项管制措施便全部失效，物价一路飞涨，金圆券不断贬值，最后变成了废纸。币制改革的失败，带来的是一场浩劫，许多人短短一个月里被洗劫一空，倾家荡产。这件事我在其他文章里已经谈过，就不再重复了。而币制改革的失败，直接导致了翁内阁的下台。据说，翁文灏担任阁揆后，有人为翁内阁算了一卦。说这翁字上面的“八”字，八面玲珑，中间的“厶”字，不圆不方，下面是“羽”字，为两个半月，故翁内阁的寿命不足三个月。真是一语成谶。
不过翁内阁下台后，许多人不明真相，仍将这一败政归罪于蒋介石，储安平曾在《政治失常》里说，“当翁氏上台之初，胡适之先生捧场，谓翁氏有勇气。我觉得当时翁氏并不是有勇气接受那个阁揆大任，他只是没有勇气拒绝总统这个组阁的大命罢了。”其实这话只说对了一半。真正推翁文灏上台组阁，导演了这场悲剧的，不是蒋介石，而是王世杰与胡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