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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国民政府命令所属各军，自广州率师北伐，叶挺、张发奎等领导部队挺进湘北重镇郴州，攻击直系军伐吴佩孚的主力，经过激烈战斗，于6月11日攻克长沙，长沙市鞭炮齐鸣，彩旗飞舞，欢呼声不绝于耳，市民热烈欢迎国民革命军。北伐的队伍，雄赳赳气昂昂地前进。留在长沙的前敌总指挥部，在长沙招考政治工作人员，我怀着革命的激情报考，幸被录取。
训练严格
录取诸生于11月赴汉口受训，训练班共有180多人，年龄都在十七八岁到三十岁左右，有女同学7人，其中有一人是裹脚的农村妇女。经领导指示将这些学员编成一个区队，下辖两个分队：区队长言子才，身高体健，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学生。我在二分队，分队长姓陈，语言清朗，身材挺拔，很受同学欢迎。
训练内容除军事训练外，主要是政治理论和部队政治工作的学习，授课人多系当时声名显赫的人物：肖楚女讲民众运动，陈启修讲经济学，沈雁冰（茅盾）讲社会学，毛泽东讲农民运动。令我印象最深的是沈雁冰和毛泽东，沈是浙江桐乡人，说话时语音宛转，让人感到温馨，加上讲课内容丰富，扼要易懂，极受欢迎。毛泽东身穿长衫，足蹬布鞋，风度翩翩，一口地道的湘潭话，语言精练，声音宏亮，讲到重点时，便伸出右手向前挥动，如千钧掷地。军委会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也常来作专题报告，他们深入浅出的教导，都深深印入学员的头脑中。学习的形式多种多样，也不采用灌输式，师生互相提问，学员受益匪浅。前敌总指挥唐生智也常来与学员见面，他体态修长，穿长统马靴，步履轻盈，鼻梁上架着一副玳瑁眼镜，挺有军人风度。他第一次来班时正逢军训课讲打裹脚、穿军服、戴军帽的要领及动作。不要以为这是很平常的事，做起来却不容易。他给我们做戴帽的示范动作，他说：“戴帽时要用右手中指握住帽徽，母指第二关节对准鼻梁，将军帽平整地放在头上，即可戴得端正。”大家试验，确实不错。
上世纪20年代的气候，比现在冷多了，我们都记得那时屋檐边吊下的冰凌常有一两尺长，小孩子以此打冰仗。我们受训的地点是汉口辅德中学，凌晨出操时，地上铺着半尺厚的白霜，仿佛下了一场小雪。操练时布军鞋都湿透了，北风吹来，两颊犹如刀削，阵阵作痛，十个手指头红肿僵直。下操之后，许多人都跑到厨房把手放在热水里，才能慢慢暖和过来。虽然如此，每个学员都朝气蓬勃，一听到起床号声，都争先着装，口里高唱着雄壮的歌曲。
受训期间，有一段插曲：1927年春节，放假三天，同学们都跑市场、逛商店、看大世界，欢天喜地。大年初一的午夜，因烤在火炉边湿漉漉的军鞋引起了一场大火，火苗已经烧到楼板、讲台，浓烟滚滚。值班人员发现时，高喊：“失火了，失火了。”随即军号响起，全体学员，都从床上奋起，拿着提桶、面盆、甚至漱口缸，直奔楼梯边，一桶一盆将水送到楼上，浇向正燃烧的大火。不到一个小时，火被浇灭了。
训练了两个月，全体学员结业了，有的以中尉或以少尉军衔被派往指挥部所属各师团，承担部队政治工作的责任。
宣教工作
我被派到35军2师6团工作。团指导员夏尺冰，湖南宁乡人，年轻有为。分派工作时，他条分缕析，非常具体，对我们初来的工作人员帮助极大。我们的工作内容主要是：1.向士兵上文化课，同时进行革命教育，鼓舞士气；2.向人民群众做宣传组织工作。
上文化课看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困难重重。因为当时的士兵多是农村人，家贫无力上学，一般都不愿学文化，认为太难，而且没有教材，也没有可参考的文件，我们便自编教材，教给他们实用和熟悉的词、字，如枪支、炮弹，把这样的名词写好贴在实物上，使他们看实物认字。其次教他们简单的单字，如数字一至千、万，及人、手、头、脚等，因为这些字、词都是他们熟悉的，很容易记住，大大提高了士兵的学习兴趣。
第二项任务是向人民群众做宣传组织工作，其难度更胜于给士兵上文化课。我们驻地在信阳附近，河南地区经过军阀多年混战，农村凋敝，田园荒芜，虽非饿殍在野，却是饿狗成群。农村的男子为逃兵役，大多避入深山老林，只有妇女在田间劳动。她们衣衫破旧，满面愁容。一幅“田园寥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的景象。由于绝大多数男子外出，我们一张张红红绿绿的传单，只好送到婆婆、姥姥的手中，她们不识字，不知传单中写的什么。我们向她们解释，由于语言隔阂，我们讲得喉干舌燥，她们仍然一无所知。我们只好念给她们听。传单的末尾，大都有“打倒军阀”、“国民革命军胜利万岁”等口号。她们听到“万岁”两字，便似有所领悟地说“万岁爷又要坐龙庭了”。这岂不是做了反宣传，弄得我们啼笑皆非。我们经过研究，只有改变办法，与她们同吃同住，帮她们做家务，闲时便互相谈笑，逐渐建立了感情，消除她们对北伐军的误解，使他们明白北伐军与军阀的军队不相同。通过用行动逐渐改变她们对革命军的看法后，部分男子慢慢回家了。我们便开展组织工作，逐渐组织了救护队、运输队、通讯队，并对各个队进行了基础训练。这些组织，在未来的漯河大战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漯河激战
我和蔡以典同去驻马店公干，动身之前，团领导交给我们写着“绝密”的档案，再三告诫无论遇到任何危险，也要保证密件的安全。我们明白自己身上的责任重大，立即整顿行装，把密件缝在贴身的内衣上，马上出发，次日取了回条，赶着回团交差。战乱时河南农村凋敝，人烟稀少，天气阴森，四五里地也碰不到一个行人。我们提着胆往回赶，可是人生地不熟，走了许多弯路，天色渐黑，我们越害怕越走不快。赶到小商桥，看见破坏的铁路站台上挂着一盏马灯，光线闪忽，我们非常高兴地往亮处跑，跑近站台，那里的哨兵高喊“口令”，我们便用昨天的口令相答。哨兵认为不对，又大喝一声“口令”，我们以为他没听清楚，又以昨天的口令相答。哨兵听清了不是当天的口令，便扳动枪机，砰砰两枪打在站台的油桶上，声音很刺耳，更是吓人。我们猫着身子滚到站台下隐蔽，并颤抖地说：“我们是35军2师6团的政工人员，昨日出差，没有今天的口令。”哨兵要我们上去检查一遍，认为是本团人，才予以放行。如果不是站台上那些油桶挡着，我们两个年轻人早成了孤魂野鬼。
不久我们就奉命上了战场。队伍自夜晚十时出发，正是星月无光之夜，官兵牵衣而行，直到凌晨我们赶到漯河阵地。奉军在漯河南岸败阵之后，撤到北岸，凭河挖壕，企图顽抗。他们退走时破坏了铁桥，在南岸两个桥墩上各绑一个俘获我军的战士，用汽油浇身，燃火点天灯，烧得那两个战士面目焦黑，五官不辨，现状十分凄惨。我们趁此机会，向战士宣传北洋军阀残忍的暴行，大大鼓舞了士气。
我们六团担任正面攻击，刘团长把一营安排在敌人重兵的右翼，二营绕过河湾掩蔽体，顶住敌人的进攻，自率三营正面进攻。初战时敌人的攻势勇猛，枪弹密集，一颗大炮弹落在团长、夏指导员和我们身边不到5米之处，响声震耳，尘土飞扬。团长的望远镜被摔在地上，勤务员喻某挂彩。当时军械落后，最大的火力是迫击炮，如果像现在有核弹、火箭，我们便早已血肉横飞了。刘团长拂去身上的尘土，若无其事地从警卫手中夺过望远镜，向对岸观察敌情。他的镇定，使我军士气更加高昂，英勇还击。经过两个多小时的炮轰枪击，加上机关枪猛射，敌人伤亡惨重，渐渐不支。团长见敌人的枪声稍见稀落，便命令特务连指导员率领的运输队用木板绑着的木筏和早已准备好的隐蔽在河湾的小船，载着八连战士迅速渡河，并命七连掩护。敌人趁我军渡河之际，企图消灭我军渡河勇士于水中，迫击炮、机枪、步枪齐发，水中浪花翻滚，不少炮弹击中木筏和小船，我军仍不顾一切，奋勇前进。好在水面不宽，我渡河部队纷纷上岸，跳入战壕，与敌人肉搏。我军的冲锋号声和官兵“冲呀，冲呀”的喊声，响彻战场，敌军抵抗不住，纷纷退却。但在逃窜时，敌人又在离河500米处布置了一套防线，战斗人员是200多人的地主武装红枪会，他们受着“刀砍不入，枪打不进”的迷信宣传，赤膊上阵，手持系着红缨的梭标，挺身前进，横冲直撞。与我军接战时，他们真以为自己是刀枪不入的神兵，当我军机枪、步枪扫射过去时，他们纷纷倒下，尸横遍野。余下的幸存者四处逃跑，我军一口气追了40里，才在几个村落宿营。
漯河之战是中路北伐军进驻郑州最关键的一役，张作霖的奉军损失惨重，在以后零星的战斗中，连吃败仗，精神防线完全崩溃。敌军沿途散落的被服、枪械、食品等遍地皆是。
过了漯河，部队进驻许昌郊外。许昌是中原重镇，城墙高大坚固，但久经战乱，墙壁上弹痕累累，我们进入城内，居民稀少，一片荒凉，街道上到处都是牛溲马粪。离城墙五里便是灞桥，桥宽不到十米，不要轻视这小桥，千多年前关公用青龙偃月刀挑过曹操所赠锦袍正是这个地方。
过了许昌，我军进入无人之境，很快便进驻郑州。
郑州回师
郑州是中原的大都市，我们的部队驻在英国教士已经逃跑的教堂里。各地农民大多到郑州抢门面、开铺子，四方杂处。那里苍蝇扑面，连炸油条的油锅里，也可以找到它们的尸体。于是，我军发动了一次清洁卫生运动，将垃圾运到城外，驱赶杀灭苍蝇，经过几天的整顿，市面才稍见整洁。
我们的部队在郑州休整，闲时我们几个小鬼常到市上闲逛。郑州离黄河60里，市上的名菜是“黄河鲤鱼”，我们四个打得火热的年轻人，都想尝尝滋味，但都囊中羞涩，谁也不敢做东，只好言定共付餐费。我们走进餐馆，报了菜名，堂倌拿出一条鲤鱼来，问我们大小如何？那鲤鱼约两斤多，活蹦乱跳，肚皮一段呈浅黄色，鳞片闪闪发光，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不久堂倌端上烧好的鱼羹，我们举筷一尝，鱼味果然鲜美，不腥不腻，肉嫩胜似豆腐。我们面对佳肴，猜拳行令，不亦乐乎，直到酒干肴尽，才东倒西歪回到住处。可惜以后数十年，再也未尝此美味。
到了5月初，师政治部正副主任、秘书、科长、团营指导员都纷纷先后辞职。我们年轻人都觉得奇怪，不知原因所在，到6月12日，惟一未走的第一科科长召集师内全体政工人员开会，由他作报告，内容有4点：
1、蒋介石于4月12日在上海袭击工人纠察队，双方战斗，纠察队战死120余人，伤180余人，被解除全副武装，开始清除共产党。
2、汪精卫、冯玉祥6月10日在郑州开会，决议公开反共。
3、驻扎在长沙的许克祥与教导团团长王东原于5月21日率部袭击共产党湖南省党部，捕杀共产党员，发动马日事变。唐生智也转变态度，站在蒋介石一边，反对共产党。
4、我们的部队，停止北进，回师广水。
散会之后，我们才体会到师政治部的主要领导为什么辞职的原因。国共合作，共同北伐，现在已成为国共分裂了。
第三天，三十五军军长何键下令师部退驻湖北广水，何键是跟着唐生智走的，看风使舵，他后来成了反共健将。国民革命的中部北伐大业，到此便算告终了。
我离职赶回长沙，正在中秋节之前，长沙一片荒凉，家家闭户，不敢外出，垃圾成堆，野狗狂奔，教育会坪被枪杀的共产党员尸首不全，到处成堆，惨不忍睹。国民党湖南省党校的学生，挨家挨户搜索共产党员。我是从部队回家的，自然逃不脱他们的怀疑。一个急风暴雨的早晨，我被他们绳捆索绑塞进了监狱，坐了66天牢。当时驻守长沙是何键的部队，但程潜率队赶走何键，于1928年元旦进驻长沙，对何键捕捉的囚犯大多从轻处理。我于当年元月交保释放。我个人的北伐征程也从此结束了。
（作者为湖南生物机电学院教师）
责任编辑 张 鑫
训练严格
录取诸生于11月赴汉口受训，训练班共有180多人，年龄都在十七八岁到三十岁左右，有女同学7人，其中有一人是裹脚的农村妇女。经领导指示将这些学员编成一个区队，下辖两个分队：区队长言子才，身高体健，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学生。我在二分队，分队长姓陈，语言清朗，身材挺拔，很受同学欢迎。
训练内容除军事训练外，主要是政治理论和部队政治工作的学习，授课人多系当时声名显赫的人物：肖楚女讲民众运动，陈启修讲经济学，沈雁冰（茅盾）讲社会学，毛泽东讲农民运动。令我印象最深的是沈雁冰和毛泽东，沈是浙江桐乡人，说话时语音宛转，让人感到温馨，加上讲课内容丰富，扼要易懂，极受欢迎。毛泽东身穿长衫，足蹬布鞋，风度翩翩，一口地道的湘潭话，语言精练，声音宏亮，讲到重点时，便伸出右手向前挥动，如千钧掷地。军委会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也常来作专题报告，他们深入浅出的教导，都深深印入学员的头脑中。学习的形式多种多样，也不采用灌输式，师生互相提问，学员受益匪浅。前敌总指挥唐生智也常来与学员见面，他体态修长，穿长统马靴，步履轻盈，鼻梁上架着一副玳瑁眼镜，挺有军人风度。他第一次来班时正逢军训课讲打裹脚、穿军服、戴军帽的要领及动作。不要以为这是很平常的事，做起来却不容易。他给我们做戴帽的示范动作，他说：“戴帽时要用右手中指握住帽徽，母指第二关节对准鼻梁，将军帽平整地放在头上，即可戴得端正。”大家试验，确实不错。
上世纪20年代的气候，比现在冷多了，我们都记得那时屋檐边吊下的冰凌常有一两尺长，小孩子以此打冰仗。我们受训的地点是汉口辅德中学，凌晨出操时，地上铺着半尺厚的白霜，仿佛下了一场小雪。操练时布军鞋都湿透了，北风吹来，两颊犹如刀削，阵阵作痛，十个手指头红肿僵直。下操之后，许多人都跑到厨房把手放在热水里，才能慢慢暖和过来。虽然如此，每个学员都朝气蓬勃，一听到起床号声，都争先着装，口里高唱着雄壮的歌曲。
受训期间，有一段插曲：1927年春节，放假三天，同学们都跑市场、逛商店、看大世界，欢天喜地。大年初一的午夜，因烤在火炉边湿漉漉的军鞋引起了一场大火，火苗已经烧到楼板、讲台，浓烟滚滚。值班人员发现时，高喊：“失火了，失火了。”随即军号响起，全体学员，都从床上奋起，拿着提桶、面盆、甚至漱口缸，直奔楼梯边，一桶一盆将水送到楼上，浇向正燃烧的大火。不到一个小时，火被浇灭了。
训练了两个月，全体学员结业了，有的以中尉或以少尉军衔被派往指挥部所属各师团，承担部队政治工作的责任。
宣教工作
我被派到35军2师6团工作。团指导员夏尺冰，湖南宁乡人，年轻有为。分派工作时，他条分缕析，非常具体，对我们初来的工作人员帮助极大。我们的工作内容主要是：1.向士兵上文化课，同时进行革命教育，鼓舞士气；2.向人民群众做宣传组织工作。
上文化课看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困难重重。因为当时的士兵多是农村人，家贫无力上学，一般都不愿学文化，认为太难，而且没有教材，也没有可参考的文件，我们便自编教材，教给他们实用和熟悉的词、字，如枪支、炮弹，把这样的名词写好贴在实物上，使他们看实物认字。其次教他们简单的单字，如数字一至千、万，及人、手、头、脚等，因为这些字、词都是他们熟悉的，很容易记住，大大提高了士兵的学习兴趣。
第二项任务是向人民群众做宣传组织工作，其难度更胜于给士兵上文化课。我们驻地在信阳附近，河南地区经过军阀多年混战，农村凋敝，田园荒芜，虽非饿殍在野，却是饿狗成群。农村的男子为逃兵役，大多避入深山老林，只有妇女在田间劳动。她们衣衫破旧，满面愁容。一幅“田园寥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的景象。由于绝大多数男子外出，我们一张张红红绿绿的传单，只好送到婆婆、姥姥的手中，她们不识字，不知传单中写的什么。我们向她们解释，由于语言隔阂，我们讲得喉干舌燥，她们仍然一无所知。我们只好念给她们听。传单的末尾，大都有“打倒军阀”、“国民革命军胜利万岁”等口号。她们听到“万岁”两字，便似有所领悟地说“万岁爷又要坐龙庭了”。这岂不是做了反宣传，弄得我们啼笑皆非。我们经过研究，只有改变办法，与她们同吃同住，帮她们做家务，闲时便互相谈笑，逐渐建立了感情，消除她们对北伐军的误解，使他们明白北伐军与军阀的军队不相同。通过用行动逐渐改变她们对革命军的看法后，部分男子慢慢回家了。我们便开展组织工作，逐渐组织了救护队、运输队、通讯队，并对各个队进行了基础训练。这些组织，在未来的漯河大战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漯河激战
我和蔡以典同去驻马店公干，动身之前，团领导交给我们写着“绝密”的档案，再三告诫无论遇到任何危险，也要保证密件的安全。我们明白自己身上的责任重大，立即整顿行装，把密件缝在贴身的内衣上，马上出发，次日取了回条，赶着回团交差。战乱时河南农村凋敝，人烟稀少，天气阴森，四五里地也碰不到一个行人。我们提着胆往回赶，可是人生地不熟，走了许多弯路，天色渐黑，我们越害怕越走不快。赶到小商桥，看见破坏的铁路站台上挂着一盏马灯，光线闪忽，我们非常高兴地往亮处跑，跑近站台，那里的哨兵高喊“口令”，我们便用昨天的口令相答。哨兵认为不对，又大喝一声“口令”，我们以为他没听清楚，又以昨天的口令相答。哨兵听清了不是当天的口令，便扳动枪机，砰砰两枪打在站台的油桶上，声音很刺耳，更是吓人。我们猫着身子滚到站台下隐蔽，并颤抖地说：“我们是35军2师6团的政工人员，昨日出差，没有今天的口令。”哨兵要我们上去检查一遍，认为是本团人，才予以放行。如果不是站台上那些油桶挡着，我们两个年轻人早成了孤魂野鬼。
不久我们就奉命上了战场。队伍自夜晚十时出发，正是星月无光之夜，官兵牵衣而行，直到凌晨我们赶到漯河阵地。奉军在漯河南岸败阵之后，撤到北岸，凭河挖壕，企图顽抗。他们退走时破坏了铁桥，在南岸两个桥墩上各绑一个俘获我军的战士，用汽油浇身，燃火点天灯，烧得那两个战士面目焦黑，五官不辨，现状十分凄惨。我们趁此机会，向战士宣传北洋军阀残忍的暴行，大大鼓舞了士气。
我们六团担任正面攻击，刘团长把一营安排在敌人重兵的右翼，二营绕过河湾掩蔽体，顶住敌人的进攻，自率三营正面进攻。初战时敌人的攻势勇猛，枪弹密集，一颗大炮弹落在团长、夏指导员和我们身边不到5米之处，响声震耳，尘土飞扬。团长的望远镜被摔在地上，勤务员喻某挂彩。当时军械落后，最大的火力是迫击炮，如果像现在有核弹、火箭，我们便早已血肉横飞了。刘团长拂去身上的尘土，若无其事地从警卫手中夺过望远镜，向对岸观察敌情。他的镇定，使我军士气更加高昂，英勇还击。经过两个多小时的炮轰枪击，加上机关枪猛射，敌人伤亡惨重，渐渐不支。团长见敌人的枪声稍见稀落，便命令特务连指导员率领的运输队用木板绑着的木筏和早已准备好的隐蔽在河湾的小船，载着八连战士迅速渡河，并命七连掩护。敌人趁我军渡河之际，企图消灭我军渡河勇士于水中，迫击炮、机枪、步枪齐发，水中浪花翻滚，不少炮弹击中木筏和小船，我军仍不顾一切，奋勇前进。好在水面不宽，我渡河部队纷纷上岸，跳入战壕，与敌人肉搏。我军的冲锋号声和官兵“冲呀，冲呀”的喊声，响彻战场，敌军抵抗不住，纷纷退却。但在逃窜时，敌人又在离河500米处布置了一套防线，战斗人员是200多人的地主武装红枪会，他们受着“刀砍不入，枪打不进”的迷信宣传，赤膊上阵，手持系着红缨的梭标，挺身前进，横冲直撞。与我军接战时，他们真以为自己是刀枪不入的神兵，当我军机枪、步枪扫射过去时，他们纷纷倒下，尸横遍野。余下的幸存者四处逃跑，我军一口气追了40里，才在几个村落宿营。
漯河之战是中路北伐军进驻郑州最关键的一役，张作霖的奉军损失惨重，在以后零星的战斗中，连吃败仗，精神防线完全崩溃。敌军沿途散落的被服、枪械、食品等遍地皆是。
过了漯河，部队进驻许昌郊外。许昌是中原重镇，城墙高大坚固，但久经战乱，墙壁上弹痕累累，我们进入城内，居民稀少，一片荒凉，街道上到处都是牛溲马粪。离城墙五里便是灞桥，桥宽不到十米，不要轻视这小桥，千多年前关公用青龙偃月刀挑过曹操所赠锦袍正是这个地方。
过了许昌，我军进入无人之境，很快便进驻郑州。
郑州回师
郑州是中原的大都市，我们的部队驻在英国教士已经逃跑的教堂里。各地农民大多到郑州抢门面、开铺子，四方杂处。那里苍蝇扑面，连炸油条的油锅里，也可以找到它们的尸体。于是，我军发动了一次清洁卫生运动，将垃圾运到城外，驱赶杀灭苍蝇，经过几天的整顿，市面才稍见整洁。
我们的部队在郑州休整，闲时我们几个小鬼常到市上闲逛。郑州离黄河60里，市上的名菜是“黄河鲤鱼”，我们四个打得火热的年轻人，都想尝尝滋味，但都囊中羞涩，谁也不敢做东，只好言定共付餐费。我们走进餐馆，报了菜名，堂倌拿出一条鲤鱼来，问我们大小如何？那鲤鱼约两斤多，活蹦乱跳，肚皮一段呈浅黄色，鳞片闪闪发光，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不久堂倌端上烧好的鱼羹，我们举筷一尝，鱼味果然鲜美，不腥不腻，肉嫩胜似豆腐。我们面对佳肴，猜拳行令，不亦乐乎，直到酒干肴尽，才东倒西歪回到住处。可惜以后数十年，再也未尝此美味。
到了5月初，师政治部正副主任、秘书、科长、团营指导员都纷纷先后辞职。我们年轻人都觉得奇怪，不知原因所在，到6月12日，惟一未走的第一科科长召集师内全体政工人员开会，由他作报告，内容有4点：
1、蒋介石于4月12日在上海袭击工人纠察队，双方战斗，纠察队战死120余人，伤180余人，被解除全副武装，开始清除共产党。
2、汪精卫、冯玉祥6月10日在郑州开会，决议公开反共。
3、驻扎在长沙的许克祥与教导团团长王东原于5月21日率部袭击共产党湖南省党部，捕杀共产党员，发动马日事变。唐生智也转变态度，站在蒋介石一边，反对共产党。
4、我们的部队，停止北进，回师广水。
散会之后，我们才体会到师政治部的主要领导为什么辞职的原因。国共合作，共同北伐，现在已成为国共分裂了。
第三天，三十五军军长何键下令师部退驻湖北广水，何键是跟着唐生智走的，看风使舵，他后来成了反共健将。国民革命的中部北伐大业，到此便算告终了。
我离职赶回长沙，正在中秋节之前，长沙一片荒凉，家家闭户，不敢外出，垃圾成堆，野狗狂奔，教育会坪被枪杀的共产党员尸首不全，到处成堆，惨不忍睹。国民党湖南省党校的学生，挨家挨户搜索共产党员。我是从部队回家的，自然逃不脱他们的怀疑。一个急风暴雨的早晨，我被他们绳捆索绑塞进了监狱，坐了66天牢。当时驻守长沙是何键的部队，但程潜率队赶走何键，于1928年元旦进驻长沙，对何键捕捉的囚犯大多从轻处理。我于当年元月交保释放。我个人的北伐征程也从此结束了。
（作者为湖南生物机电学院教师）
责任编辑 张 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