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电视屏幕上突然兴起了两类节目，一类可以称之为“情感类谈话节目”，另一类则是“法制故事节目”。两类节目的共同之处，均是较多聚焦当前社会家庭内部的矛盾冲突，在这些故事里，情感的龃龉往往因财产的分配而来，经济的问题又易引发伦理的崩塌，直至亲人间闹上法庭，产生法律纠纷甚或导致刑事案件。前一类节目是一种“进行时态”，重在“冲突—和解”，通过当事人的自我叙述和相互对话来试图揭开各自内心的暗角，解开情感的死结；而后一类节目则是一种“过去时态”，重在以引人入胜的案情解析来表达劝诫警示之意。两类节目的收视热，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当前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所带来的道德伦理危机，因此可以说，它们也构成了当代“中国故事”的一种重要的叙事。
　　李师江的小说新作《两个凶手》也演绎了这样一出当代语境下的“拍案惊奇”。一桩卷钱跑路“自杀”案，揭开了一段姐妹爱恨情仇史。小说内在地并置了两条叙事线索和两个叙事视角。一条叙事线索是苏贵媚在准备卷钱跑路前，失手致孪生姐姐苏贵妃跌落悬崖死亡，她制造了是自己畏罪自杀的假象，假扮姐姐回家，企图瞒天过海地逃罪。另一条叙事线索则是苏贵媚的男友钟细伢联同“三姑”、警察李安全追查案件真相，最后真相大白的过程。
　　小说的叙事侧重在前一条线索，即苏贵媚逃罪的过程。这条线索采用了苏贵媚的内视角叙述，从姐姐逼她将110万跑路钱交其保管，激起她的新仇旧恨——多年来一直生活在姐姐的阴影之下，因为双亲故去家境贫寒她不得不辍学供姐姐考大学，自己与钟细伢的爱情也因钟细伢穷而遭到姐姐的阻挠反对——到失手害死姐姐后悲痛欲绝，到决心假冒姐姐回家，到偶然从姐夫邱聪那里得知姐姐确实在帮她安排出国逃难，良心第一次受到拷问，到男友钟细伢因帮她掩罪打伤三姑面临坐牢，良心受到第二次拷问，到外甥奶声奶气地对她唤道：“姨，我要妈妈！”她的内心彻底崩溃，决定认罪伏法。这条线索贯穿着苏贵媚的心理变化，掘进得较为深入。
　　相对于第一条叙事线索，小说对“破案”的这条线索则经营得不够。通常来说，罪案悬疑类小说的叙事魅力在于案情的扑朔迷离、百转千回，在于“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在于犯罪者与破案者之间的心理张力。《两个凶手》在可能出彩的地方，如苏贵媚如何在假扮孪生姐姐时面对姐夫、外甥、家里的阿姨、同小区的姐妹，斗智斗勇，化险为夷，通过苏贵媚假装“失忆症”这一“讨巧”的办法降低了叙事的难度，但同时也就减少了读者的阅读快感。此外，小说一些情节的设计与细节的安排，如公安局轻易定案，警察李安全对钟细伢报案的漠视；苏贵媚在离开犯罪现场时随手扔掉渡船人的名片，苏贵妃同小区的好姐妹景芳提醒邱聪：贵妃可能“在外面有人了”……诸如此类的情节设计感觉较为粗糙；在逻辑上是否成立，也值得琢磨推敲。
　　故而可以说，《两个凶手》主要是一篇犯罪心理小说，它的主题是“罪与罚”——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那部旷世名著《罪与罚》一样，主人公逃罪的过程事实上也是其自我救赎的过程，良心被唤醒的过程。只不过，与陀翁强大的宗教背景下的宗教救赎主题不同的是，《两个凶手》的救赎是世俗意义上的救赎，救赎的动力是亲人间的相互牺牲——姐姐为了解救她不慎送命，姐夫为了解救她（他以为是姐姐）不惜答应离婚，牺牲婚姻家庭；而男友钟细伢为了解救她不惜锒铛入狱，牺牲自由。这些牺牲最终推动了苏贵媚的自我赎罪。对于苏贵媚对姐姐的负疚心理，钟细伢劝道：“这世上，与你相爱相杀的人，不是你负她，就是她负你。从前你为了她上大学，牺牲了自己；现在她为了你能活着，做了牺牲，也算是因果。”但是苏贵媚并不能原谅自己，不能接受这样的因果报应——正如小说也不打算停留在简单的世俗因果报应论说上，正义也许会迟到，但不会缺席，有罪的人最终必要接受惩罚——无论是道德层面的，还是法律层面的。
　　当然，作为一部文学作品，《两个凶手》的內涵还不止于此，作者要挖掘导致这一社会悲剧的深层原因。正如小说篇名所暗示的，到底谁是凶手？苏贵妃在双亲故去后“长姐如母”，从某种程度上包办了妹妹的人生，造成了姐妹间的情感罅隙。与此前一样，在没有与妹妹充分沟通的前提下，她准备再度“包办”妹妹的这次出逃，才引起两人在悬崖边上的争执撕扯，间接导致了自己的死亡。从这个意义上说，她性格上的缺陷也是杀死自己的凶手之一。从更深层来讲，苏贵妃的强势性格是因为贫困的家境造成的，她强势的另一面其实是安全感的缺乏，这决定了她的婚姻选择，也使她想以同样的标准来要求妹妹的婚姻；妹妹因为恋人没钱达不到姐姐的标准，才加入“互助会”，企图靠民间资本来帮恋人建渔场赚钱翻身，最终深陷困局；而“互助会”这一民间的信贷形式由于人心追逐暴利、梦想暴富的疯狂，以及由此心理导致的诚信崩盘与道德沦丧，也都是导致这场悲剧的“凶手”。“互助会”的风靡与异化，其实也暴露了滋生它的土壤——被金钱扭曲的价值观。正是基于这样的人性思考与社会批判，这部现实题材的小说具有了一定的深刻性。
　　责任编辑 林东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