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其他形式的违法活动有着同样的道理，“利益”是一些外国人在华进行违法活动的驱动器，明明知道违法活动将会让他们付出代价，但违法活动所“创造”的巨额回报仍然让他们趋之若鹜。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一样，尽管中国政府不断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执法部门也在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执法水平，但是，外国人在华违法活动仍然不能绝迹，其中，“三非”问题和“外国妓女”问题呈现愈演愈烈之势。
　　
　　症状一：“三非”问题日趋突出
　　外国人在中国的“三非”问题是指非法入境、非法居留和非法就业，“三非”问题具有很强的内在联系性，除一部分“三非”外国人有其它的犯罪目的，大部分“三非”外国人只是为了“非法就业”。在这些“三非”外国人中，以东南亚和非洲国家国籍的居多，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非恶意非法居留，而是忘记了签证的有效期。
　　外国人在中国打工要遵守中国的法律，这是不可异议的事实。根据我国的相关法律，未取得居留证件的外国人和来中国留学的外国人，未经中国政府主管机关允许，不得在中国就业。但是，由于一些业主雇佣外国人从事短期的工作，忽视了对他们就业资质的考核，导致一些不具备相关工作资质的外国人进入了非法的劳动市场，这些素质不高的外国非法打工者因为缺乏起码的道德或是轻视我国法律，往往会侵害中国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容易与中国雇员甚至与消费者发生冲突，有时还会引发暴力事件，酿成很大的现实危害。
　　在以往的印象中，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人应该是白领中的白领，要么是大学教授，要么是外企高管，他们与不菲的年薪、舒适的工作环境密不可分。可我们应该看到，随着中国加入WTO，外国人在华务工环境的进一步放松，“洋打工”纷纷抢滩我国服务业、教育产业，甚至是纯体力性的工业和手工业都会有他们的身影，享受“洋打工”服务，已成为一些中国公民生活的一部分。
　　一些东南亚国家的机构利用深圳的人文、饮食、气候与香港相近的特点，在深圳开办了专供香港市场的菲律宾、印尼佣人培训班，学员毕业后，立即就能分配到岗位务工。深圳警方调查发现，这些学员是持旅游签证入境的，按我国法律，持旅游签证入境的外国人是不允许参加培训学习的，更不允许务工活动。
　　外国人非法就业还涉及到教育、餐饮、娱乐业。据报道，2004年来华巡演的美国大卫·科波菲尔魔术表演团，曾因多名外籍工作人员工作签证过期而遭到有关部门查处；在广州，有不少的餐厅请了印度厨师专做印度薄饼，这些厨师大多是非法就业的外国人，有的根本不会做印度薄饼，手艺是由中国厨师教的，餐厅请他们只为招徕生意。在珠海，一些大酒店非法雇佣外国人进行演出的行为非常普遍，并且成了一种时尚。在广州，一些外语培训班的老师也是非法就业的外国人。这些培训班为了省钱，请的外教大多是留学生、非法就业的外国人，教学质量没有保证。
　　在辽宁省，外国人在华打工“三非”问题也非常突出。据2005年10月19日《北方晨报》报道，经辽宁省鞍山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核实，“鞍山市某外语学校欲聘请的一名中年男性外籍教师，经检测，感染了艾滋病毒……”
　　这名男子来自非洲某国，在中国已经务工17个月，其中在鞍山市3个月，但他的签证有效期仅为18天，是标准的非法居留。这位外籍男子在接受公安机关的调查时辩解，他非法居留的理由是鞍山某学校正准备聘请他当外教。但是，警方通过调查发现，这名外籍男子并不具有来华执教的专家简历、学校聘用证明和聘用合同。按照中国的法律，外国人在华执教除要由所在国驻华使馆出具体检报告，还要有正规学校招聘外教必需的手续。这些，这名外籍男子并不具备，而他所说的这家外语学校并不承认要聘请他当外教。
　　据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仅有的公布数据表明，截至2003年底，外国人来华在册就业人数已上升到9万余人。而北京市劳动部门发布的统计数字也表明，北京市在2004年为近4000名的外籍人士办理了就业许可证，与2003年比起来增长了29%。据国务院1996年颁布的《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规定：凡是年满18岁，身体健康，无犯罪记录，具有从事其工作所必需的专业技能和相应的工作经历（两年以上），持有有效护照或代替护照的其他国际旅行证件的外国人，都可以来中国工作。可以这样说，外国人在华打工人数的快速增加，与他们来华就业门槛相对较低分不开。由于中国存在着外籍人员入境就业审批多渠道现象，一些相关的配套法律法规滞后，不仅造成了外国人在华就业出现低端涌进的趋势，使外国人在华就业的“三非”问题更加突出。
　　据记者调查，在北京市的三里屯酒吧一条街，外国人在华务工人员最为集中。在这条街上，餐厅、酒吧、美容、娱乐、健身之类的服务性行业里，活跃着一批从外国来的歌手、厨师和美容美发师等。在记者的采访中，辖区政府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毫不讳言地说，由于这些外国服务人员的存在，才造就了三里屯的繁荣和发展。但是，还有一个问题他没有指出来，就是在这些经济繁荣的背后，外国务工人员的“三非”问题也非常突出。
　　
　　症状二：外国妓女暗流涌动
　　在国际社会中，妓女的跨国界流动已成为一种让政府尴尬的力量，冲击着国家之间的政治和外交。在中国，政府对公开的色情服务保持高压政策，采取了坚壁清野的管制措施，但是，对治理半明半暗的色情服务仍然显得力不从心。当组织极为严密、手段极为隐蔽的外国妓女悄悄地进入到中国的“色情市场”后，使当地政府更加头疼。
　　早在2003年8月18日，世界卫生组织的官员表示，中国官方估计目前有600万妓女，中国内地已成为世界上最多妓女的国家之一，中国内地妓女遍布中国台湾地区、日本、欧美等国家和地区，香港更是大陆妓女的重要目的地。但是，在中国内地600万妓女中有多少外国妓女，中国官方没有评估数字。我们可以从俄罗斯《消息报》引用国际反对奴役妇女组织的数字看出其中一点端倪。据这家媒体介绍，在中国境内有大约6000名来自俄罗斯的性从业者，而人们普遍认为实际数字远超过这个统计。
　　清朝末期，中国娼妓业大兴其道，“自五口通商，海禁大开，殖民势力入主内地以来，淫风蔚然，洋妓亦艳帜高扬，成行成市”。在上海的四川路、南京路、同孚路一带都出现过“洋妓院”，多招揽白俄、西班牙籍“西妓”和“日妓”接客卖淫，嫖妓者洋人国人皆有，可谓盛极一时。1917年到1918年间，俄国有七八千妇女来中国卖淫。
　　新中国建立后，从国家公安部门披露的情况看，最早发现有外国妓女的是1989年，一些外国女子在西藏旅游，钱花光了，便卖淫赚钱。在1993年到1994年间，越南、俄罗斯、蒙古等国妓女开始陆续进入中国境内。据全国妇联律师、《中国禁娼》作者刘文彦介绍，“目前俄罗斯妓女在华人数最多，具体多少实难估算”。
　　凤凰周刊的记者调查后说，外国妓女在中国已是普遍现象，目前没有一个部门或专家对此作过专项的调查和研究。这位记者说：“中国的专家和调查机构没有一个敢调查北京的妓女问题，选择的地区多为西南偏远省份。中国妓女问题就够敏感的，在华的外国妓女问题就更没人敢碰了。”
　　从中国媒体对外国妓女从事色情活动被警方抓获的报道来看，外国妓女在华的活动范围非常的广，现在犹以内地省份为甚。据记者搜索有关的媒体报道，哈尔滨在早些時候就成为了俄罗斯妓女的中转地，南亚各国的妓女则云集在广西云南一带。近些年来，由于外国妓女人数猛增，身价已大不如当年，为此她们已不惜路途遥远深入内地腹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都市亦不乏其人，就连西南一隅的成都也频频出现“洋小姐”的身影。在这些地方从事色情活动的外国妓女以俄罗斯藉居多，也不乏来自越南、柬埔寨、泰国和东欧一些国家的女子，其中一些外国妓女竟然还是大学的讲师、教授。在中国东北边境城市图们市，朝鲜妓女云集。据当地人介绍，冬天图们江结冰时，很多饥饿的朝鲜女人偷渡过来卖淫。在一次突击行动中，长春警方竟抓获了60多名朝鲜籍妓女。在她们当中，有的是被骗到中国打工的，大部分则是自愿卖淫。
　　据《贵州都市报》报道，贵州省六盘水市曾发生在浴池从事按摩色相服务和卖淫活动的3名俄罗斯“小姐”突然死亡的事件。经查，三女子于2000年入境后长期非法滞留，先后在黑龙江、重庆、成都等地卖淫。俄罗斯《消息报》报道说，俄国家杜马成员切列普科夫曾指出，俄罗斯滨海边疆区的犯罪团伙与中国黑社会有“输出”妓女的合同。新加坡《联合早报》曾以《北京的夜，有点儿色》为题报道了北京三里屯有外国妓女出没的新闻，《北京晚报》随后也派记者到三里屯调查，证实了这一说法。据报道称，一位专门替某酒吧拉皮条的河南男子说，该酒吧不但有30多名妙龄女子，还有来自俄罗斯、乌克兰等国的女子，一到周末都供不应求。酒吧老板每月为她们的劳动支付600元工资，并包吃包喝包住。
　　大量外国妓女进入中国国境“淘金”，不仅给中国的外交造成了负面影响，也导致诸多的隐患：由于这些妓女不能得到定期的检查，其隐蔽性活动也使有关部门没有办法帮助她们采取预防措施，极大可能地成为了感染和传播艾滋病、性病的高危人群；同时，外国妓女在中国活动的猖獗，也增长了涉外卖淫集团势力的嚣张气焰，给中国打击色情活动带来了一定难度，造成了反复性；外国妓女在中国居无定所，长期非法滞留，会导致人口管理和出入境管理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