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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伊丽莎白鼠打电话，问她有没有时间陪我去趟大洼。伊丽莎白鼠问我去大洼干啥，我说散散心。大洼的万亩稻田变成了万亩荷塘，我在微信上看到了图片。伊丽莎白鼠当然想和我一起去，可她分身乏术，正看孙女呢。
“你去看大象的母亲了？”她问。
我问她咋知道。她说听大姐说的。是大象的姐姐。两个人都看孩子，在游乐园门口见了面，叙谈了几句。她不是听大象说的，而是听大象的姐姐说的。也好。大象的姐姐离娘家近，应该比大象跑得勤一些。我去看老太太已经有两个月了，大象的哥嫂接待了我。
“你还给留钱了。”伊丽莎白鼠又说。
我跟大象的哥嫂不熟。我留钱的事，有点矛盾。既想让大象知道，又不想让她知道。但大象一直没有跟我联系，那段时间，我甚至心有惴惴。伊丽莎白鼠透露的这个信息很重要，我心里的那块石头一下落了地。
“我一直也没去看老太太，总是没时间。”
我能想像伊丽莎白鼠的忙乱和紧张。她的孙女两岁半，是儿子在她猝不及防的时候送给她的礼物。那小子中专毕业实习去了一家贸易公司，三个月就让一个女孩怀孕了。伊丽莎白鼠曾经疯了似的让儿子远离那个乡村女孩，结果是，那个女孩被带回了家。
我们又谈了一些别的，伊丽莎白鼠那端总是被孙女打扰。最后手机还是被抢了过去，奶声奶气地问我：“你是谁啊？”
我已经有很多年没见到大象了，她在H市生活。相比我们居住的埙城来说，那是一座很大的城市。当年她走的时候，我曾经开玩笑说，你是我们三人中第一个去大城市的，希望将来有一天我去H市开会时，你能开着宝马去车站接我。那天是2001年的春天，是我们相识的第十六个5.19，每年的这一天我们都要聚一聚。开始是我们三个人，后来是我们六个人。三个女人，带三个孩子。大象走了以后，聚会就自然终止了。我和伊丽莎白鼠同住一座城市，我们很少见面。大象没走的时候，我和大象也很少见面。我们三个人的关系有点古怪，用大象的话说，她跟伊丽莎白鼠是一种物质关系，跟我则是精神关系。那我和伊丽莎白鼠算什么关系呢，物质加精神？当然说这话的时候，我们还是小姑娘。大象结婚早，我们仍叫她小姑娘，因为我们三人中，她年纪最小。每年春节前我都要去H市开会，经常试图联系她，可十有八九联系不上，或者，联系上了她没时间出来，也没空接待我。十几年都是这样，自从她举家搬走，有关她的信息，就比流星还少。我们甚至一次也没有碰过面。换成别人，这种友情早就落花流水了。但我们之间不至于。即便一百年都不见，我心里依然有她，她心里依然有我，这毫无疑义。有一次，电话打到手抽筋，万千言语都堵塞到那根细细的电话线里。说好了她过来，我在酒店把水果洗好，把咖啡冲好，心情激动得像等初恋情人一样。最终还是让我等了个空。
其实她经常回我们家乡的这座小城，来看母亲。可这么多年，她都没找过我。当然，我也没有找过她。我问伊丽莎白鼠，你见过大象么？伊丽莎白鼠说，见过，但也是三年前了。
到底物质和精神不一样。我暗下思忖。
2
这些年，不止一次，我从邮局出来都想走进那条胡同。那条胡同的中间部分，有一条横向的石头胡同。很窄，两边都砌了石头墙，肩膀高，白灰勾缝，有些历史久远的味道。石头墙上开了一道门，就是大象的家，应该叫娘家。这里是城市的腹地，胡同的尽头就是几栋豪华的行政办公大楼。能在这样的黄金地段闹中取静，该是多么有幸。大象的母亲安老太，是这座城市的名人。不只因为她会做旗袍和西服，还因为别的。和大象认识以后，我们经常跑到这里来，赶上饭就吃，渴了就喝。菜园里的黄瓜、西红柿随便摘，从来都不客气。我们不客气，别人也不客气。她家总是高朋满座，年长的、年少的时尚女人，叽叽喳喳，像一屋子开屏的孔雀。我在这里认识了三五个人，关系相当好，请我去家里做客，或者送些小礼物。当然后来关系都失落了，我已经记不清她们谁是谁了。后来我们把聚会的地点改在了大象家里，在城北的鱼山脚下，是方方正正的一个大院落。我们理所当然不到这里来了。大象再搬到H市，我们逐渐就把这里忘了。
也只有去邮局我才会想起往事。步行最容易让人胡思乱想，尤其是，从那个胡同口经过的时候。可从邮局出来，看到人力车，我就把那条胡同忘了。得承认，这条胡同仍在我的心里有位置，但已经没那么重要了。
我从邮局出来下了牛毛细雨。人力车仿佛约好了，都隐匿到了城市的某个角落。我在街旁的报刊亭的廊下站了会儿，想下一步应该干点什么，是逛商场，还是去书店？这个报刊亭，许多年前我经常光顾，买全国各地的文学刊物。后来它卖磁带和光盘，再后来是卖冰棍、汽水和香烟。现在则上着门板，早就关门大吉了。对面那条胡同口的槐树荫里有卖鸟的、卖花的、卖杂粮的，都不是正经买卖人。货物都只有一点点。这些都是在此地有祖家宅的人，做买卖是为消遣。我往那边走是受了一只鹦鹉的吸引，它在笼子里上蹿下跳，扯着脖子喊叫。我有点想听清楚它的叫声。牛毛细雨没有让那个群体改变现状，他们都安静地在台阶上坐着，像一群不会移动的文物。我往那边走，那些眼睛一齐望向我。我不想让他们当我是顾客，还隔着几步远，我说，跟您几位打听个人。他们几乎同时说，你说。我夸赞了几句鹦鹉，才说出安秀珍的名字。显然他们都被难住了，几个脑袋同时沉思同时摇。我说，她年轻的时候是个裁缝，有两女一儿，小女儿名叫安慧。安慧就是大象的名字，大象的姐姐叫安静。安慧和安静中间，还有一个儿子叫赵玉德。这多么奇怪。没有比这更奇怪的了。果然，那些老头都恍然大悟，几乎一起仰起脸，你说的是安老太吧？我赶忙点头，说这个安老太，她还好吧？鹦鹉的主人是一个瘦筋巴。这几个老头其实都是瘦筋巴。鹦鹉的主人说，她还那样。另几个人附和说，她还那样。我放了心。不管那样是哪样，我都应该去看看她，只要她还活着，就是我上门的理由。她比我母亲大三岁，已经八十五岁高龄了。去看这么高龄的老人，贸然登门是有风险的。我往胡同深处走，走了两步，又回来了。我说，她家闺女都姓安，她家儿子却姓赵，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看着那个瘦筋巴。他们却都沉默了，眼睛平和地望着前方。车流、人流和不知姓名的风，都在街上穿行。没人看我，仿佛我是他们身边的一棵树。这样的沉默有一点点欲盖弥彰。我看着这几个飘着少许白发的头颅，猜测他们可能有的心事。不想说，或者不愿说，或者无话可说。我要走了，鹦鹉的主人叹息了一句：“谁知道呢，她家的事情，神仙也说不清楚。” 我自己解围说：“闺女随妈的姓，儿子随爸的姓……自古就有。”
胡同口是一个样，胡同里面是另一个样。我说的就是这条张相公胡同。张相公是明朝人，曾出任山西绛州学正。在家丁忧期间恰逢天降大雨，七七四十九日天不见晴。张学正率人在城内构筑引水工程，使雨水得以顺畅排出。
当时人们为了纪念他，便为他修了一座庙。胡同因庙而得名。庙毁于“文革”。1970年代末期，庙址一分两半，成了两户人家的宅基。
右边临街，是大象家。
在临近大象
家的位置，我又向一位妇人打听，可她不是本地人。那条横向的石头胡同也不见了，一座高大的水泥建筑旁，隔出一条更小的胡同，与张相公胡同平行。我走几步，就走进了一户人家的院子。一个老头拄着拐棍蹒跚着往外走，手里提着马扎。他仰脸看我一眼，从我的身边过去了。擦肩而过，我打量了他一眼，这张面孔我有印象。
我试探地问：“安慧妈妈是住在这里吧？”
他停下脚步，回身说：“屋里躺着呢。”语音很平和。
我没问他认不认识我。他过去也不怎么认识我。这幢房子有个耳房，印象中，他一直就住在耳房里。此刻，那个耳房的门大敞着，门帘还在摆动。他也不关心我是谁，为什么要到这里来。他说完那句话，就拐出了这所宅院。
很有那么几年，这个老头就像谜一样让人解不开。我们频繁出入大象的家，但几乎没见过她爸，饭桌上也见不到。他总是盛一碗饭，去耳房吃。有时候在院子里撞见了，就像陌生人在大街上撞见一样，没人向我们介绍他，也没人向他介绍我们。他是一个容貌丑陋的男人，大鼻子，深眼窝，只会经营菜园。我们吃的黄瓜西红柿都是他的成果。但他在这个家里就像影子，远不如那些蔬菜有影响。
我认识大象不久，有一次大象去单位找我。这是她第一次去单位找我，给我的感觉，甚至称得上惊艳。以后的许多年，我和大象在一起只谈文学和绘画。我谈萧红和庐隐，她谈列宾。然后我们一起谈安娜·卡列尼娜。我们从不谈家庭、生活、委屈、痛苦诸如此类。所以在彼此的眼中，我们都不食人间烟火。那天我发现大象的眼睛红肿，她进门来就抱住了我。脸放到我的肩膀上，让我的衣服以及衣服下面的皮肉堵住了嘴，哭声节制而沉闷，浑身都在颤抖，眼泪把我耳边的头发都打湿了。我一动不动，就那样让她伏在肩头。不问为什么，也不劝慰。我知道，这些她都用不着。她只需要暂时有个肩膀让她停顿一下。这个过程大约有十五分钟，我的手臂都酸麻了。大象终于停止了哭泣，用我递过去的毛巾擦脸，抽噎着叹了口气：“我连我爸是谁都不知道……”
是半句话。永远的半句话。
我没有接话茬。是这样的话茬让我震撼，且超出了我的人生体验。
直到现在，我仍然不知道大象为什么哭，以及，她为什么要说那半句话。还有，那半句话到底想表达什么。她从没对我解释过。她说的那句话，我也没告诉过任何人，连伊丽莎白鼠都没告诉。
伊丽莎白鼠是个好美的女孩。小款的收腰西服，或者立领的盘扣旗袍，她有好几件，都是安老太的杰作。她的手艺可真好，一分一寸的宽窄都拿捏得恰到好处。我认识大象那么多年，一件衣服也没有做过。我也有过蠢蠢欲动的时候，想那些漂亮衣服穿在身上的感觉。可知道安老太不收费，我就不敢张口了。所以大象说她与伊丽莎白鼠的关系是物质关系。既然是物质，交往的层面就多些。伊丽莎白鼠新婚时曾经住在大象的家里，他们两家像一家人一样。
有一次，伊丽莎白鼠问我：“知道安慧为什么不姓赵么？”
我问为什么。
伊丽莎白鼠说：“她爸不同意。她爸只同意赵玉德姓赵。”
我很惊讶。这个家里不是安老太说了算么？
伊丽莎白鼠说：“那得看是什么事。在安静和安慧的姓氏问题上，她爸一点都不通融。”
“他不许她们姓赵！”
我睁大了眼睛看她，脑子里无论如何转不过弯儿来。
院子像天井一样窄小，是因为前面的房屋太高大了。我猜，那应该是赵玉德的房子。似乎什么时候听大象说起过。赵玉德把自己的房子给了儿子，在父母的院子里又盖起了一座大房。城市寸土寸金，现在若想要宅基，可没那么容易了。只是，我没想到房子是这样的盖法。按照乡俗经验和逻辑，前后院落应该是递进式，前院低于后院。像糖葫芦一样，门对着门，窗对着窗，后院要穿堂而过。这座房子却像铁桶一样，既不留后门也没留后窗，外墙体是厚厚的水泥掩体，就像防御工事。只在旁边留出一道胡同供后宅出入，我用眼睛丈量，大概能过轮椅。能过轮椅的想法近乎病态，我心底有一丝悲凉，想这样的姿态不像儿子对父母，到有点像对仇家，老死不相往来。印象中那个大院落，菜畦都有十几丈长。早春的塑料薄膜白汪汪，像水塘一样。这样的房子盖起来，不知安老太的心情如何。凭她的心性和对民俗的掌握，断不会喜欢这样的房子，这其中不知有怎样的波折。唯一眼熟的是那棵石榴树，把右半边院子都遮满了，石榴拳头大，红彤彤，当年曾经酸倒过我们的牙齿。掀开竹帘，印象中的堂屋又瘦又小，靠右侧支着一张木板床，左侧是碗柜之类的杂物。过去这是一个缝纫车间，一台缝纫机，一台包缝机，彻夜不停。成品衣服挂在后墙体上，县长出国访问的西服都出自安老太的手。靠窗一溜转角沙发，披着大红的外套。无论这里有多少人，都不影响安老太做活计。安老太无论怎样忙，也不影响来客来访。到饭点了，大家摘菜的摘菜，和面的和面，西红柿凉拌一个热炒一个，眨眼就能捣鼓出一桌子。我曾经非常羡慕这里的人气，有一点女性沙龙的味道。
虽然缺一点诗文，但这里的女士都时尚优雅。
屋里出来一个女人，头发花白，有六十几岁。我盯着看了几眼，几乎要认为她是安老太返老还童，可又觉得眉目一点都不像。她问：“你找谁？”
我说：“安慧的妈妈……”
她把里屋的门帘打开，“躺着呢。”
“病了？”我问。
她说：“没病，前几天闹感冒，这两天刚好。” 我走了进去，脑子里掠过安老太的样子。大身量，白胖白胖，俊眉俊眼。我认识她的时候，她已经有五十几岁了，可一点也不缺少女人的妩媚和凤仪。偶尔丢一个眼风，还像年轻人那样俏皮。她这一辈子的苦，没人说起。男人不中用，家里家外都靠她一双手。我曾经听说过她许多闲话。比如，她家租房子，得是能买得起煤的。因为那时的煤金贵，一般人家买不来。她给人做西服，须是某个级别的领导干部。一般的人她只做中山装。但她对朋友仗义，那些出入她家门的女士，几乎都得过她的好处。她的花边新闻多了去了。否则凭他们一家人的能量，怎么可能在庙址上盖房子——另外一家，是大队书记。这里又是故事……她不单让自己住得好，还能给女儿要到宅基。那时安慧已经参加工作了，非农业户口在村里盖房子，得书记县长点头才行……只是这一切都没影响我和安慧的友谊，也没影响我对安老太的看法。我觉得她是一个聪明的务实女人，有一双世事洞明的眼睛，有一双灵巧的手。她的手真是怎样形容都不为过。丰腴、白皙、修长、秀美。与她的大身量根本不是一套。她有条不紊地把布边抻到缝纫机的针头下，脚下一踩，“咔哒咔哒”一阵声响，后面是一溜匀称的针脚，像她的人生一样平实齐整。我也做过缝纫工，做布边我都缝不出她的水准。
屋里有两张床，一张大床，一张小床。小床上躺着的人似乎只是一个大孩子，盖一个花布单，一只脚撇到外面，就像骨骼标本。眼睛一落到她脸上，我就跳了起来。
3
“你知道安老太出事了么？”
回到家里，我忙不迭地给乔打电话。乔就是伊丽莎白鼠，她姓乔。我实在是让安老太的样子吓着了。那哪里是个人，分明是具骷髅。
乔一点也不惊讶地告诉我，“我早就知道。”
“早到什么时候？”我牙疼似的吸了一口气。
乔说，安老太发病的时候，在H市开颅，乔和丈夫就去医院探望过。安老太在那里住了三个月，安慧整整陪了三个月。
我本想抱怨一句，转念，又觉得抱怨毫无意义。
更多的消息，保姆已经告诉了我。安老太这样仰面朝天躺三年多了。她唯一会做的事就是翻动眼皮。我把手在她眼前晃，她一点意识也没有。脑顶上的头发比雪还白，堆积在枕头上，左侧面却是个拳头大小的坑，薄薄的头皮随着呼吸起伏，就像个气泡一样。鼻子里插着氧气管，嘴巴微张，似乎不会闭合。我只在她床前站片刻，就匆忙出来了。我受不了她的样子。保姆在身后告诉我，她在这里伺候两年多了，老太太一点褥疮都没长。每天三餐都是她亲自喂，早晨喝了半杯牛奶，半杯蔬菜汁。保姆问我是谁，我说是安慧的朋友。保姆搬了把椅子让我坐，我却坐不下。我的手一直在抖，甚至握不拢拳头。知道我想干什么吗？我想把那根氧气管扯下来。我不想看着她那么受罪。许多年前她都不忌惮生死，说要给自己准备耗子药，一旦身体出现状况，也好不麻烦别人。她曾经认真地对安慧说，到那时你别拦着我。
“放心吧，我不会拦着。”安慧在帮忙钉纽扣。
安老太在给一件西服锁扣眼，她的针脚比后来的机器锁眼都细密。此刻她扭头对我说：“小琴你做个证，我愿意早死早托生。”
“标准呢？”安慧漫不经心地问，“你说个标准。”
“只要我不知道拉屎撒尿，你就用绳儿勒死我。”
安慧对我说：“刚才还说耗子药呢，这么一会儿又变了。”
我喜欢听她们之间的对话，这种对话让我觉得她们不普通。
她甚至让我帮忙写字据，执行她的遗嘱。安慧不耐烦地说，写它干啥，到时我不拦着就是了。
眼下她真的是求死不能啊！
我用手抹了一把脸，眼睑潮乎乎的。她说那些话时，发丝还是黑的，脸上是与年龄不相衬的美丽。肩上搭一条软尺，有一点帕金森，头不时摇一下。
“这三年的一切费用都是安慧在负担，每个月的月底准时来送工钱。这个老闺女可是没白养，谁都没有她孝顺。”保姆感慨。
“她就这样躺了三年？”我还是难以置信。
从安家出来，我没有走那条张相公胡同。而是斜里往东插，穿越了整个城中村。胡同没有一条是直的，曲里拐弯，房屋都从地面往天空延伸。这个世界日益喧哗躁动和狭窄，曾经让安老太孜孜以求，现在却已经不属于她了。牛毛细雨早就停了，天光明晃晃。我在大太阳底下一阵一阵地起冷痱子，周身都冒寒气。我没想到局面是这样，她老了，她病了，她死了，我都不吃惊。只是想不到她会成为植物人，已经三年多了，而且还将继续植物下去。这是活着么？这样的活着她情愿么？
她应该体面地活着或体面地去死！命运不该这样对她严苛！
我想起安慧曾经对我说过的话，她家曾经请道士去看阴宅，顺便给全家看了前世。老爷子（安慧的父亲）的前世是黄鼠狼；安老太的前世是北山的荆树疙瘩成精了；安慧的前世则是庙里的玉女，给主家插花掸尘。“你说巧不巧，我出生那天正好红卫兵捣毁了张相公庙，把泥像拉倒了。张相公像的前边站着金童玉女，有老人说，这多像安老太家的二丫头啊。”
我应该是个无神论者。我看着安慧。
安慧又说：“十几年以后，我家在庙址上盖房子，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我妈不在乎，她说她修炼千年，刀劈不坏，火烧不着，神鬼都奈何不了。可我总觉得不那么简单。有一段时间我经常做相同的梦，一个人走夜路，突然就有人在身后用一只大手拍我的肩膀。”
我喜欢听安慧的故事。
安慧叹了一口气，说：“神鬼也许奈何不了她，但不会奈何不了我。”
“那只大手是谁？”我问。
安慧摇了摇头，说若是知道是谁就好了。那一段，她每天都去十字路口烧纸钱，就为了那只大手不再拍她的肩膀，让她能睡个安稳觉。
我无力地看着安慧。
安慧烦躁地说：“我也知道这些都是鬼扯，是我心里不干净。”
4
我先认识乔，然后通过乔认识了安慧。
我们原本都是不相干的人，有一天，我接到了一封信。展开信纸，有一句话斜着写在格子纸上：“你能来看看我么？” 安慧说：“我本来想过一过再告诉你。”
我说我知道。
安慧说：“除了女儿和一座空房子，我连一双筷子和一只灯泡都没有。”
我点了点头。
第二天，我一上午都心神不宁。快下班的时候，我还是拨通了安慧家里的电话。接电话的正是安慧的丈夫，想是正在收拾东西。我没说话眼泪先流了出来。我说，别欺负安慧好吗？她是女人。男人哭着说，不是我欺负她，是她欺负我。
我听不得男人说这种话。道了珍重，就把电话挂了。
晚上我去了安慧家。安慧的家真得很凄凉，我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家徒四壁，除了蜘蛛网，什么都没有。墙上到处都是浅白色的印子。柜子的，镜子的，箱子的。它们走了，却把影子留下了。安慧是协议离婚，因为男人不愿意上法院。房子是娘家盖的，自然给了安慧，安慧又争来了孩子的抚养权，剩下所有的东西包括存款都给了男人，还有一座房子的建筑材料。本来他们是准备翻修房屋的。
房梁上电线都被剪走了。剩下的唯一一件家具是一只小板凳，三条腿。眼下板凳就放在了屋子中央，上面坐着安慧。
安慧告诉我，离婚是因为两件事。第一，她发现了男人有私房钱，是好大的一笔数目。这笔数目对于安慧来说甚至称得上天文数字。男人辩解说因为钱来路不正所以不敢告诉安慧，可这也是安慧不能容忍的，她不喜欢来路不正的钱。第二，男人经常撒谎。对自己，对别人，撒谎成了日常的生活方式。比如，单位有人找他，他明明在家里，却一定会说正在外喝酒。还有一次，他误了单位的事，居然说穿山甲在发烧，他在医院陪了一天的床。
安慧问我：“这样的人，你能容忍么？”
我果断地说不能。
我那时还没有接触官场，不知道那几乎是公家人的说话方式，而非某个人的恶习。
我为我的“果断”后悔了很多年。
我问，你没有留一点钱？
安慧说，我连买个包子的钱都没有。
我说，房子是你家盖的，算婚前财产。你完全可以争取些别的财产，既然他有那么多私房钱。
安慧说，可那样他就打我女儿的主意，他知道我不会放弃穿山甲。
我叹了口气，说，他将来也许会当政治家。
安慧说，他现在已经是政治家了。否则，我妈不会跟我断绝关系。
朋友和同事帮了安慧不少忙。谁家有用不着的暖壶，给她提了来。有用不着的单人床，给她搬了来。有多余的毛巾被，给她送了来。一个同事会木匠，给她打了小饭桌和小木椅。我想给安慧留些钱，安慧说什么也不要。
可我知道安慧到处筹钱给女儿买电视。女儿不能没有电视看。安慧买就会买最好的，这是风格。安慧不用我的钱，这也是风格。
我懂安慧。安慧无论做什么，我都懂。
日子像风一样刮了过去，乔像只候鸟一样被风刮了回来。
6
关于安老太的传奇，完全可以写一本书。乔用赞赏的口气谈到她，说她的一生，大小打了无数个战役，每一个战役都艰苦卓绝。但最后都以胜利而告终。
我让乔详细说说。
乔掰着指头算：“张相公庙旧址做宅基，甚至都不用挖地基。花岗岩石阶都被沉到了地槽里，怕碍别人的眼。那庙是公共产品，安老太能变更到自己名下，还不人脑袋打出狗脑袋？”
“还有什么？”我问。
乔说：“招工。安静、赵玉德、安慧，每一次招工都是安老太拚出来的。她的手段和招法比孙悟空都多，总是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否则这种好事哪里总轮到他们。一家能招出一个就不错了，他们家却能出去仨，你到村里访访就知道了，他们家有多遭嫉恨。”
我说：“安老太神通广大。”
乔说：“还不止这些。侄子当兵，侄女考学，大舅转干，小姨转非。三亲六故都沾光。你记得她们家总是高朋满座吧？那些时尚女人为啥都像飞蛾扑火一样扑向安老太？”
我看着乔。
乔说：“安老太能说会道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她们都是来抱团取暖的。”
我默默地想着那具像枯树一样的躯干，想像不出她在岁月的更迭中散发了怎样的能量。
乔说：“安慧的宅基仍然这样。女儿结婚陪送一套房，是最近些年的流行吧？可安老太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就已经这么做了，你说她有多超前！那时城市的土地也吃紧，再加上安慧是非农业户口，根本不符合政策。鱼山脚下又是风水宝地，在那里盖房子的人都有特殊背景。有人把告状信写到了国务院，联合调查组驻扎在宾馆，事情搞得沸沸扬扬。结果怎么样，他们仍然都把宅基拿到了手，其中也包括安慧的。”
“可却被安慧轻易卖掉了。”我端起茶杯喝了口水。想起那个方方正正的大院落，我都有些心疼。
“你知道安慧为什么要去H市？”
我赶忙伸长了耳朵，“难道不是因为爱情？”
安慧的恋爱谈得诡秘，至今我也不认识她先生，我只见过一个背影，有一次去她家，正好有位男士从门口出来。安慧出来送，面孔含了羞怯。就几步路，她也没有把人喊回来，介绍给我。
那天安慧告诉我，男人是H市的人，他们是通过网络认识的。
“我觉得她是一直想逃离。逃离这个家，这座城，甚至逃离所有的人。如果不是这个理由，安慧完全可以在这里过一份安逸的日子。”
我心里一跳，想起若干年前安慧跟我说过的一些话，与她的身世有关，或与她的婚姻有关，都足够伤筋动骨。我脑子里经常出现一个画面，在石头墙砌的胡同里，穿着漂亮裙子的安慧背着书包蹦蹦跳跳去上学，墙角一个花白的头颅侧出来窥视，目光里满是慈祥和歉疚。为什么是花白的头颅？我也不能解释。那时胡同对面的不远处是几排整齐的红砖房，被人称为高干房，掌管这座城市的人大部分住在那里。每次从那里经过我都会这样想，也许哪一扇窗子里就有与安慧相关的故事。
“她在这里有房子，有工作，有亲人，有朋友，有我们。”乔像是在说灌口，显见得有些激动，“生活在这里，或者生活在H市，对于男人来说有什么不同么？肯定没有什么不同。是她执意要走，而且要连根拔。她离婚要了安老太半条命，卖房又要了安老太半条命。她宁可要了老娘的性命也要去H市，能是为了爱情这么简单？” 大嫂是个健谈的人，没容我问什么，就开始数说这些年的不容易。自己不容易，安老太更不容易。她往耳房方向指了指，说老爷子一辈子一点功劳也没立，就会找老太太的茬儿，总是嫌这个嫌那个。我默默地听，她说的这些与我的记忆对不上号，或者说，刚好相反。当然，我是二十几年前的记忆。她又说：“老爷子就是自私，老太太在屋里躺三年多了，他连脚印都不送，他说他害怕。你说说，哪有这样做夫妻的啊！人没死呢他就说害怕……一分钱都不舍得花，一点情谊也不讲。不是我做儿媳妇的说他，他就是个冷血动物！”
赵玉德在一旁默默地听。
我说：“上次来我见到他了，拿着马扎往外走，腿脚也不利索……他大概也顾不得别人了。他好像没有工资吧？”
我的意思是，他一辈子不挣钱，手里大概也没什么积蓄。
大嫂说：“家里卖地的钱有一部分在他手里，八万多。当初分钱他就把自己的一份捏紧了，说出大天来也不往外掏。老太太做手术时想让他支援一下，你猜怎么着，他说老太太的手术根本就多余做，活着还不如死了——这是人话么？老太太真是白跟他过一辈子，早知道这样，当初就该跟他离婚。不是我当儿媳妇的嘴损，摊上这么个老爷们儿，大妹子让你说说，有跟没有有啥区别……”
赵玉德咳嗽了一声，大概觉得媳妇话扯得太远了。
那些往事涵盖了多少是非与岁月，我不愿多琢磨。说到了安老太，我忍不住要问根由：“这样大的刀口，到底是怎么了？”
8
上午没有上班，碰巧家里来了客人。做菜时听到了手机短信的提示音，跑过来看了看，是一个不熟悉的号码，写了不着四六的几句话。
饭菜就绪的时候，脑子里还是飘过了那个短信，写些什么忘了，只记得不是普通的拜年短信，好像有一点暧昧。在招呼大家吃饭前，我抽空下了个结论：不是套话费的，就是发错了。或者是无聊的人随便拣了个号码发过来，希望有点艳遇，也未可知。
午后的家里空荡荡的。客人都走光了，翻看手机时，无意又看到了那则短信，竟看出了另外一种味道：
夜里梦见你了，你家住在一个有南北溪流的地方，水深厚，深绿，清透。我们拉着手边走边说话，醒后很想你。祝你身体好。拥抱你，久一点。
我坐了起来，怔怔的。水的颜色和情态，久一点的拥抱，都不是随便什么人随随便便就能表达出来的。我的心就在这一刻有了滋润的感觉，凭空生出了山光水色。我知道这些话不会是写给我的，我的生活中，没有男男女女的过往——假如这可以称为情书的话。好奇心促使我用家里的电话拨通了那个号码。
手机的彩铃很好听，但许久没有人接。就在我决定放弃的时候，电话突然接通了。里面问：“你找谁？”
第一印象，是个年轻男孩的声音。这让我坚信了自己的判断。
我说：“你给我的手机发短信了。”
他说：“是我发的吗？”
我念了那串号码。
他说，是我发的。
我呵呵笑了两声，说你不小心发到了我的手机上，你发错了。
对面沉默了片刻，忽然说，没发错。我夜里确实是做梦了。醒来的时候是七点多，原本想给你写封信，却发现不记得你的地址了。
我淡淡地“哦”了一声，其实内心是激动的。我听出了对方是大象，我居然把她的声音听成了年轻的男孩子。
我避免大呼小叫喊她的名字，我努力装得很平淡，免得让她笑话。
快乐像一面小鼓敲打着我的心。面前没有镜子，可我知道此刻我一脸的阳光灿烂。这个世界除了大象没有任何一个人能给我这样的感觉，伊丽莎白鼠也不行。
我们林林总总谈了许多，但没涉及彼此的生活，安老太，以及我去看安老太的事。虽然我很想知道她在H市的生活，可因为她不说，我也没问。
她不想说的话，我从来不问。
这是一个梦中梦，场景逼真，心理活动纤毫毕现，醒来我怔忪很久，不明白那样庞杂的故事线索怎么一下都进入到了我的梦里，而且彼此纠结牵扯，像现实中正在演绎的一样。窗帘没有拉严，外面的星光映到玻璃窗上，是狭长的一道弧线。翻开手机看了下时间，才深夜一点多。有一个未读短信：
夜里梦见你了，你家住在一个有南北溪流的地方，水深厚，深绿，清透。我们拉着手边走边说话，醒后很想你。祝你身体好。拥抱你，久一点。
我一下翻身坐了起来，查看时间，是五分钟之前。我把电话拨了出去，大象在那端沉沉地说：“继续睡吧，做个好梦。”
9
“是莫小琴么？猜猜我是谁。”
脑子里飞快地转，谁的声音这么柔和而磁性，一定是熟悉的陌生人；又显得从容做作，该是个傲娇的人。
“我是高众。”电话里清晰地说。
我傻傻地张大了嘴巴，然后结巴了一下：“高，高书记，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
高众说：“想请你喝个茶……”
我身上骤然阴冷了一下，“喝茶”不是好词，我经常上网，知道喝茶代表你有事情了，有关方面要找你约谈。可……我不是党员干部，似乎不应该归纪委管。
人聪明起来就鬼使神差，他大笑了一声，说就喝个茶，我让司机去接你。
我赶忙说，不用不用，你说地址，我自己开车过去。
也好。他说，就去逍遥居吧。
一路走，我在想高众找我干什么。他跟安慧离婚这么多年，从没找过我。有一次去矿山采访，是他的小爱人接待了我，小他八九岁，面容姣好，是个性格活泼的南方人。很显然，她不单知道我，还知道我与安慧的关系。这个世界真小，就像老话说的，两座山碰不到一起，彼此相关的人迟早都能碰到。吃了饭去招待所午休，她执意不回家，而是躺在我对面的单人床上，迫不及待地说：我想问你两个问题，不知道你介不介意。我说，你问吧。她说，我想知道安慧离婚后悔么？安慧现在幸福么？我侧过身来看着她，她眼巴巴的样子显得特别可笑。我努力让语气轻松而柔软，然后斩钉截铁告诉她，安慧做任何事都不后悔，她现在很幸福。我笑眯眯地，一点都不想把话说得让她如愿。不管从哪个角度讲，他们都应该比安慧过得好，可却对安慧念念不忘，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安慧对高众还有影响。那时高众和小妻子的儿子已经一岁半了，高众是农经委的副主任。而现在，高众是这个八十万人口县份的五巨头之一，是春节前走马上任的。 安慧除了仗义，还有愧疚。我猜，她觉得母亲的健康出问题根子在自己。
只是这些我不会对高众说。我只告诉他，安老太得了一场大病，一动不动躺在床上，已经三年半了。
说这些时我一直没有看他。我看眼前的茶杯。龙井的芽片在沸水中站立着，然后又倒下身去。像一排排士兵一样。
我想，如果可能，他可以去看看安老太——也许，他也是这样想的，安老太当年对他就像对儿子一样，寄予了莫大的希望。否则，他为什么找我？
他用毛巾擦了擦手，随手往桌上一扔——“你该谈穿山甲了。”
我骂自己笨。他除了关心穿山甲，哪会关心别人。
“穿山甲已经结婚了，嫁给了初中同学。如今在家里自己带孩子，是个女孩，大概一岁多了。”我介绍得简明扼要。事实是，我就知道这么多。
“穿山甲没有参加工作？”他拧着眉头问。
我想说，就业大军浩浩荡荡，穿山甲学的电子商务，也不好找合适的工作。
“安慧就是太任性！”他突然变得怒气冲冲，“她怎么可以让孩子与社会脱节、与时代脱节，年纪轻轻就待在家里！她没有能力帮孩子，就该让孩子来找我！”
“也许我的消息不准确。”我小心地喝了口水。
他说：“她们都是有病的人！”
我继续喝水。却在想有病的都是谁。
“包括你！”
吓了我一跳。我吃惊地看着他。怎么觉得他的口风开始不对了。
“当年要不是因为你们，安慧可能不会离婚。就是你们这些死党每天在她耳边叽叽咕咕，让安慧不知道天高地厚，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整天拿个破笔写呀画呀，她画出名堂了么？就把自己搞得高不成低不就，像个贵族一样不食人间烟火，以为自己是太阳能充电的！”
他说话频率很快，有点语无伦次。
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我想，我凭什么在这儿听他训斥？
“你给我约安慧，我要找她谈谈！”
我从包里拿纸，刷刷写了串电话号码，推给他：“你自己约。”
说完，我站起了身，要走。
他呼哧呼哧地喘粗气，蛮横地说：“你坐下！”
我想我为什么坐下，你没有权力命令我。可我还是情不自禁坐下了，虽然心里懊恼得不行。
沉默了好一会儿，他说：“你知道我们当初为什么离婚么？”
我冷冷地说：“我挑唆的。”
他噗嗤笑了，直视着我，郑重说：“我是过继给高家的，我跟高家没血缘。”
我回了下神，吃惊地说：“你想说什么？”
“怎么，你不知道？”他偏着身子跷二郎腿，面露嘲讽，“你跟安慧这么好，她没有对你说起我们为什么离婚？”
遥远的往事扑面而来，我当然记得安慧说的话。高众说谎，明明在家偏说在外喝酒。高众有不干净的钱，而且是天文数字。安慧当时问我，这样的人你能容忍么？
不能！我果断回答。
许多年后，我经常想起这两个字，自己都觉得震耳膜。是因为这两样都成了家常便饭。说谎，或者拿不干净的钱，甚至成了一种风气、时尚或荣光。
“安慧到底有没有对你说起过？她是怎么说的？”高众盯问。
我想，他是被这个疑团憋坏了，一直都想知道答案。难道他还在乎安慧？我摇了摇头，怎么可能。他只不过是对当年的事情耿耿于怀，到现在也没放下。我不知该怎样回答他。显而易见地，我不能把安慧的话告诉他，我不能找不自在。我紧张的样子他大概都不忍看，摆了摆手说：“算了，我们不谈那些了。”
看我还在那里发愣，他诡秘地笑了下，说：“你们别以为安慧是我亲妹妹！”
10
不行，我要发疯了。我躺在伊丽莎白鼠家的沙发上，身上像被抽去了所有的筋骨。高众频繁给我打电话，打听安慧以及安慧家庭的种种，尤其是酒后，有一天居然痛哭失声。他说他当年为安家做了很多事，帮她家打官司，给她家安各种装置，偷水偷电。甚至为了赵玉德的儿子去送礼，因为他想去“一小”。就在安慧提出离婚前，他还把安家的室内线路改造了，安老太的眼睛越来越不好，看不清缝制衣服的针脚。高众把屋子的各个角落都装上了节能灯，让整个房间都没暗影。他把心都给了安慧，就是没想到安慧那么没人性，一脚把他踢出了门，让他很有几年没脸见人。
我想起离婚那天我给高众打过一个电话，让他别欺负安慧。高众哭着说，不是我欺负她，是她欺负我。
高众还是个爱哭的人，识别多年，我才有了别一种滋味。
我虽不至于动摇，但真的有一丝柔软。如果事情可以重来，我会让安慧自己选择离还是不离，而不会那么高调支持她。尤其是，安老太制定的那些计谋，都被我私藏了。想起这些，我心里很不安，这种不安不是现在才有……如果安老太知道真实情况，不知会如何看我。真想能有人告诉我，年轻时的所作所为是否正确……时隔多年，这个万恶的高众，又搅翻了我心中所有的平静，让我对往事重又有了审慎和猜度。
面对我的问题乔却很冷静。她边给我倒水边说，她不知道安慧的身世问题，但她知道有关安老太的种种，女儿随她的姓，不会没有缘由。我这才想起赵玉德，竟然印象模糊，那天我光顾听大嫂讲故事，没能看清他的脸。
“你以为安慧是高众的亲妹妹？”
“我没以为。”
“那他以为谁以为？”
“谁知道。”
难道是他以为安慧这样以为？他妈的！这个邪恶的高众，他为什么要说这么恶心的话，让人受不了！
“他官当大了，就放开了，以为什么都可以说了。”乔越来越一针见血。
事实证明乔的看法准确。我参加了由高众组织的一个酒局，大家都对他毕恭毕敬，任由他调笑。谈起我，他说我是他前妻的老闺蜜，当年就是在我的帮衬下，前妻把他一脚踹出了家门。似乎这是资本，被高众当作功绩反复宣传。
我给伊丽莎白鼠打电话，问她有没有时间陪我去趟大洼。伊丽莎白鼠问我去大洼干啥，我说散散心。大洼的万亩稻田变成了万亩荷塘，我在微信上看到了图片。伊丽莎白鼠当然想和我一起去，可她分身乏术，正看孙女呢。
“你去看大象的母亲了？”她问。
我问她咋知道。她说听大姐说的。是大象的姐姐。两个人都看孩子，在游乐园门口见了面，叙谈了几句。她不是听大象说的，而是听大象的姐姐说的。也好。大象的姐姐离娘家近，应该比大象跑得勤一些。我去看老太太已经有两个月了，大象的哥嫂接待了我。
“你还给留钱了。”伊丽莎白鼠又说。
我跟大象的哥嫂不熟。我留钱的事，有点矛盾。既想让大象知道，又不想让她知道。但大象一直没有跟我联系，那段时间，我甚至心有惴惴。伊丽莎白鼠透露的这个信息很重要，我心里的那块石头一下落了地。
“我一直也没去看老太太，总是没时间。”
我能想像伊丽莎白鼠的忙乱和紧张。她的孙女两岁半，是儿子在她猝不及防的时候送给她的礼物。那小子中专毕业实习去了一家贸易公司，三个月就让一个女孩怀孕了。伊丽莎白鼠曾经疯了似的让儿子远离那个乡村女孩，结果是，那个女孩被带回了家。
我们又谈了一些别的，伊丽莎白鼠那端总是被孙女打扰。最后手机还是被抢了过去，奶声奶气地问我：“你是谁啊？”
我已经有很多年没见到大象了，她在H市生活。相比我们居住的埙城来说，那是一座很大的城市。当年她走的时候，我曾经开玩笑说，你是我们三人中第一个去大城市的，希望将来有一天我去H市开会时，你能开着宝马去车站接我。那天是2001年的春天，是我们相识的第十六个5.19，每年的这一天我们都要聚一聚。开始是我们三个人，后来是我们六个人。三个女人，带三个孩子。大象走了以后，聚会就自然终止了。我和伊丽莎白鼠同住一座城市，我们很少见面。大象没走的时候，我和大象也很少见面。我们三个人的关系有点古怪，用大象的话说，她跟伊丽莎白鼠是一种物质关系，跟我则是精神关系。那我和伊丽莎白鼠算什么关系呢，物质加精神？当然说这话的时候，我们还是小姑娘。大象结婚早，我们仍叫她小姑娘，因为我们三人中，她年纪最小。每年春节前我都要去H市开会，经常试图联系她，可十有八九联系不上，或者，联系上了她没时间出来，也没空接待我。十几年都是这样，自从她举家搬走，有关她的信息，就比流星还少。我们甚至一次也没有碰过面。换成别人，这种友情早就落花流水了。但我们之间不至于。即便一百年都不见，我心里依然有她，她心里依然有我，这毫无疑义。有一次，电话打到手抽筋，万千言语都堵塞到那根细细的电话线里。说好了她过来，我在酒店把水果洗好，把咖啡冲好，心情激动得像等初恋情人一样。最终还是让我等了个空。
其实她经常回我们家乡的这座小城，来看母亲。可这么多年，她都没找过我。当然，我也没有找过她。我问伊丽莎白鼠，你见过大象么？伊丽莎白鼠说，见过，但也是三年前了。
到底物质和精神不一样。我暗下思忖。
2
这些年，不止一次，我从邮局出来都想走进那条胡同。那条胡同的中间部分，有一条横向的石头胡同。很窄，两边都砌了石头墙，肩膀高，白灰勾缝，有些历史久远的味道。石头墙上开了一道门，就是大象的家，应该叫娘家。这里是城市的腹地，胡同的尽头就是几栋豪华的行政办公大楼。能在这样的黄金地段闹中取静，该是多么有幸。大象的母亲安老太，是这座城市的名人。不只因为她会做旗袍和西服，还因为别的。和大象认识以后，我们经常跑到这里来，赶上饭就吃，渴了就喝。菜园里的黄瓜、西红柿随便摘，从来都不客气。我们不客气，别人也不客气。她家总是高朋满座，年长的、年少的时尚女人，叽叽喳喳，像一屋子开屏的孔雀。我在这里认识了三五个人，关系相当好，请我去家里做客，或者送些小礼物。当然后来关系都失落了，我已经记不清她们谁是谁了。后来我们把聚会的地点改在了大象家里，在城北的鱼山脚下，是方方正正的一个大院落。我们理所当然不到这里来了。大象再搬到H市，我们逐渐就把这里忘了。
也只有去邮局我才会想起往事。步行最容易让人胡思乱想，尤其是，从那个胡同口经过的时候。可从邮局出来，看到人力车，我就把那条胡同忘了。得承认，这条胡同仍在我的心里有位置，但已经没那么重要了。
我从邮局出来下了牛毛细雨。人力车仿佛约好了，都隐匿到了城市的某个角落。我在街旁的报刊亭的廊下站了会儿，想下一步应该干点什么，是逛商场，还是去书店？这个报刊亭，许多年前我经常光顾，买全国各地的文学刊物。后来它卖磁带和光盘，再后来是卖冰棍、汽水和香烟。现在则上着门板，早就关门大吉了。对面那条胡同口的槐树荫里有卖鸟的、卖花的、卖杂粮的，都不是正经买卖人。货物都只有一点点。这些都是在此地有祖家宅的人，做买卖是为消遣。我往那边走是受了一只鹦鹉的吸引，它在笼子里上蹿下跳，扯着脖子喊叫。我有点想听清楚它的叫声。牛毛细雨没有让那个群体改变现状，他们都安静地在台阶上坐着，像一群不会移动的文物。我往那边走，那些眼睛一齐望向我。我不想让他们当我是顾客，还隔着几步远，我说，跟您几位打听个人。他们几乎同时说，你说。我夸赞了几句鹦鹉，才说出安秀珍的名字。显然他们都被难住了，几个脑袋同时沉思同时摇。我说，她年轻的时候是个裁缝，有两女一儿，小女儿名叫安慧。安慧就是大象的名字，大象的姐姐叫安静。安慧和安静中间，还有一个儿子叫赵玉德。这多么奇怪。没有比这更奇怪的了。果然，那些老头都恍然大悟，几乎一起仰起脸，你说的是安老太吧？我赶忙点头，说这个安老太，她还好吧？鹦鹉的主人是一个瘦筋巴。这几个老头其实都是瘦筋巴。鹦鹉的主人说，她还那样。另几个人附和说，她还那样。我放了心。不管那样是哪样，我都应该去看看她，只要她还活着，就是我上门的理由。她比我母亲大三岁，已经八十五岁高龄了。去看这么高龄的老人，贸然登门是有风险的。我往胡同深处走，走了两步，又回来了。我说，她家闺女都姓安，她家儿子却姓赵，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看着那个瘦筋巴。他们却都沉默了，眼睛平和地望着前方。车流、人流和不知姓名的风，都在街上穿行。没人看我，仿佛我是他们身边的一棵树。这样的沉默有一点点欲盖弥彰。我看着这几个飘着少许白发的头颅，猜测他们可能有的心事。不想说，或者不愿说，或者无话可说。我要走了，鹦鹉的主人叹息了一句：“谁知道呢，她家的事情，神仙也说不清楚。” 我自己解围说：“闺女随妈的姓，儿子随爸的姓……自古就有。”
胡同口是一个样，胡同里面是另一个样。我说的就是这条张相公胡同。张相公是明朝人，曾出任山西绛州学正。在家丁忧期间恰逢天降大雨，七七四十九日天不见晴。张学正率人在城内构筑引水工程，使雨水得以顺畅排出。
当时人们为了纪念他，便为他修了一座庙。胡同因庙而得名。庙毁于“文革”。1970年代末期，庙址一分两半，成了两户人家的宅基。
右边临街，是大象家。
在临近大象
家的位置，我又向一位妇人打听，可她不是本地人。那条横向的石头胡同也不见了，一座高大的水泥建筑旁，隔出一条更小的胡同，与张相公胡同平行。我走几步，就走进了一户人家的院子。一个老头拄着拐棍蹒跚着往外走，手里提着马扎。他仰脸看我一眼，从我的身边过去了。擦肩而过，我打量了他一眼，这张面孔我有印象。
我试探地问：“安慧妈妈是住在这里吧？”
他停下脚步，回身说：“屋里躺着呢。”语音很平和。
我没问他认不认识我。他过去也不怎么认识我。这幢房子有个耳房，印象中，他一直就住在耳房里。此刻，那个耳房的门大敞着，门帘还在摆动。他也不关心我是谁，为什么要到这里来。他说完那句话，就拐出了这所宅院。
很有那么几年，这个老头就像谜一样让人解不开。我们频繁出入大象的家，但几乎没见过她爸，饭桌上也见不到。他总是盛一碗饭，去耳房吃。有时候在院子里撞见了，就像陌生人在大街上撞见一样，没人向我们介绍他，也没人向他介绍我们。他是一个容貌丑陋的男人，大鼻子，深眼窝，只会经营菜园。我们吃的黄瓜西红柿都是他的成果。但他在这个家里就像影子，远不如那些蔬菜有影响。
我认识大象不久，有一次大象去单位找我。这是她第一次去单位找我，给我的感觉，甚至称得上惊艳。以后的许多年，我和大象在一起只谈文学和绘画。我谈萧红和庐隐，她谈列宾。然后我们一起谈安娜·卡列尼娜。我们从不谈家庭、生活、委屈、痛苦诸如此类。所以在彼此的眼中，我们都不食人间烟火。那天我发现大象的眼睛红肿，她进门来就抱住了我。脸放到我的肩膀上，让我的衣服以及衣服下面的皮肉堵住了嘴，哭声节制而沉闷，浑身都在颤抖，眼泪把我耳边的头发都打湿了。我一动不动，就那样让她伏在肩头。不问为什么，也不劝慰。我知道，这些她都用不着。她只需要暂时有个肩膀让她停顿一下。这个过程大约有十五分钟，我的手臂都酸麻了。大象终于停止了哭泣，用我递过去的毛巾擦脸，抽噎着叹了口气：“我连我爸是谁都不知道……”
是半句话。永远的半句话。
我没有接话茬。是这样的话茬让我震撼，且超出了我的人生体验。
直到现在，我仍然不知道大象为什么哭，以及，她为什么要说那半句话。还有，那半句话到底想表达什么。她从没对我解释过。她说的那句话，我也没告诉过任何人，连伊丽莎白鼠都没告诉。
伊丽莎白鼠是个好美的女孩。小款的收腰西服，或者立领的盘扣旗袍，她有好几件，都是安老太的杰作。她的手艺可真好，一分一寸的宽窄都拿捏得恰到好处。我认识大象那么多年，一件衣服也没有做过。我也有过蠢蠢欲动的时候，想那些漂亮衣服穿在身上的感觉。可知道安老太不收费，我就不敢张口了。所以大象说她与伊丽莎白鼠的关系是物质关系。既然是物质，交往的层面就多些。伊丽莎白鼠新婚时曾经住在大象的家里，他们两家像一家人一样。
有一次，伊丽莎白鼠问我：“知道安慧为什么不姓赵么？”
我问为什么。
伊丽莎白鼠说：“她爸不同意。她爸只同意赵玉德姓赵。”
我很惊讶。这个家里不是安老太说了算么？
伊丽莎白鼠说：“那得看是什么事。在安静和安慧的姓氏问题上，她爸一点都不通融。”
“他不许她们姓赵！”
我睁大了眼睛看她，脑子里无论如何转不过弯儿来。
院子像天井一样窄小，是因为前面的房屋太高大了。我猜，那应该是赵玉德的房子。似乎什么时候听大象说起过。赵玉德把自己的房子给了儿子，在父母的院子里又盖起了一座大房。城市寸土寸金，现在若想要宅基，可没那么容易了。只是，我没想到房子是这样的盖法。按照乡俗经验和逻辑，前后院落应该是递进式，前院低于后院。像糖葫芦一样，门对着门，窗对着窗，后院要穿堂而过。这座房子却像铁桶一样，既不留后门也没留后窗，外墙体是厚厚的水泥掩体，就像防御工事。只在旁边留出一道胡同供后宅出入，我用眼睛丈量，大概能过轮椅。能过轮椅的想法近乎病态，我心底有一丝悲凉，想这样的姿态不像儿子对父母，到有点像对仇家，老死不相往来。印象中那个大院落，菜畦都有十几丈长。早春的塑料薄膜白汪汪，像水塘一样。这样的房子盖起来，不知安老太的心情如何。凭她的心性和对民俗的掌握，断不会喜欢这样的房子，这其中不知有怎样的波折。唯一眼熟的是那棵石榴树，把右半边院子都遮满了，石榴拳头大，红彤彤，当年曾经酸倒过我们的牙齿。掀开竹帘，印象中的堂屋又瘦又小，靠右侧支着一张木板床，左侧是碗柜之类的杂物。过去这是一个缝纫车间，一台缝纫机，一台包缝机，彻夜不停。成品衣服挂在后墙体上，县长出国访问的西服都出自安老太的手。靠窗一溜转角沙发，披着大红的外套。无论这里有多少人，都不影响安老太做活计。安老太无论怎样忙，也不影响来客来访。到饭点了，大家摘菜的摘菜，和面的和面，西红柿凉拌一个热炒一个，眨眼就能捣鼓出一桌子。我曾经非常羡慕这里的人气，有一点女性沙龙的味道。
虽然缺一点诗文，但这里的女士都时尚优雅。
屋里出来一个女人，头发花白，有六十几岁。我盯着看了几眼，几乎要认为她是安老太返老还童，可又觉得眉目一点都不像。她问：“你找谁？”
我说：“安慧的妈妈……”
她把里屋的门帘打开，“躺着呢。”
“病了？”我问。
她说：“没病，前几天闹感冒，这两天刚好。” 我走了进去，脑子里掠过安老太的样子。大身量，白胖白胖，俊眉俊眼。我认识她的时候，她已经有五十几岁了，可一点也不缺少女人的妩媚和凤仪。偶尔丢一个眼风，还像年轻人那样俏皮。她这一辈子的苦，没人说起。男人不中用，家里家外都靠她一双手。我曾经听说过她许多闲话。比如，她家租房子，得是能买得起煤的。因为那时的煤金贵，一般人家买不来。她给人做西服，须是某个级别的领导干部。一般的人她只做中山装。但她对朋友仗义，那些出入她家门的女士，几乎都得过她的好处。她的花边新闻多了去了。否则凭他们一家人的能量，怎么可能在庙址上盖房子——另外一家，是大队书记。这里又是故事……她不单让自己住得好，还能给女儿要到宅基。那时安慧已经参加工作了，非农业户口在村里盖房子，得书记县长点头才行……只是这一切都没影响我和安慧的友谊，也没影响我对安老太的看法。我觉得她是一个聪明的务实女人，有一双世事洞明的眼睛，有一双灵巧的手。她的手真是怎样形容都不为过。丰腴、白皙、修长、秀美。与她的大身量根本不是一套。她有条不紊地把布边抻到缝纫机的针头下，脚下一踩，“咔哒咔哒”一阵声响，后面是一溜匀称的针脚，像她的人生一样平实齐整。我也做过缝纫工，做布边我都缝不出她的水准。
屋里有两张床，一张大床，一张小床。小床上躺着的人似乎只是一个大孩子，盖一个花布单，一只脚撇到外面，就像骨骼标本。眼睛一落到她脸上，我就跳了起来。
3
“你知道安老太出事了么？”
回到家里，我忙不迭地给乔打电话。乔就是伊丽莎白鼠，她姓乔。我实在是让安老太的样子吓着了。那哪里是个人，分明是具骷髅。
乔一点也不惊讶地告诉我，“我早就知道。”
“早到什么时候？”我牙疼似的吸了一口气。
乔说，安老太发病的时候，在H市开颅，乔和丈夫就去医院探望过。安老太在那里住了三个月，安慧整整陪了三个月。
我本想抱怨一句，转念，又觉得抱怨毫无意义。
更多的消息，保姆已经告诉了我。安老太这样仰面朝天躺三年多了。她唯一会做的事就是翻动眼皮。我把手在她眼前晃，她一点意识也没有。脑顶上的头发比雪还白，堆积在枕头上，左侧面却是个拳头大小的坑，薄薄的头皮随着呼吸起伏，就像个气泡一样。鼻子里插着氧气管，嘴巴微张，似乎不会闭合。我只在她床前站片刻，就匆忙出来了。我受不了她的样子。保姆在身后告诉我，她在这里伺候两年多了，老太太一点褥疮都没长。每天三餐都是她亲自喂，早晨喝了半杯牛奶，半杯蔬菜汁。保姆问我是谁，我说是安慧的朋友。保姆搬了把椅子让我坐，我却坐不下。我的手一直在抖，甚至握不拢拳头。知道我想干什么吗？我想把那根氧气管扯下来。我不想看着她那么受罪。许多年前她都不忌惮生死，说要给自己准备耗子药，一旦身体出现状况，也好不麻烦别人。她曾经认真地对安慧说，到那时你别拦着我。
“放心吧，我不会拦着。”安慧在帮忙钉纽扣。
安老太在给一件西服锁扣眼，她的针脚比后来的机器锁眼都细密。此刻她扭头对我说：“小琴你做个证，我愿意早死早托生。”
“标准呢？”安慧漫不经心地问，“你说个标准。”
“只要我不知道拉屎撒尿，你就用绳儿勒死我。”
安慧对我说：“刚才还说耗子药呢，这么一会儿又变了。”
我喜欢听她们之间的对话，这种对话让我觉得她们不普通。
她甚至让我帮忙写字据，执行她的遗嘱。安慧不耐烦地说，写它干啥，到时我不拦着就是了。
眼下她真的是求死不能啊！
我用手抹了一把脸，眼睑潮乎乎的。她说那些话时，发丝还是黑的，脸上是与年龄不相衬的美丽。肩上搭一条软尺，有一点帕金森，头不时摇一下。
“这三年的一切费用都是安慧在负担，每个月的月底准时来送工钱。这个老闺女可是没白养，谁都没有她孝顺。”保姆感慨。
“她就这样躺了三年？”我还是难以置信。
从安家出来，我没有走那条张相公胡同。而是斜里往东插，穿越了整个城中村。胡同没有一条是直的，曲里拐弯，房屋都从地面往天空延伸。这个世界日益喧哗躁动和狭窄，曾经让安老太孜孜以求，现在却已经不属于她了。牛毛细雨早就停了，天光明晃晃。我在大太阳底下一阵一阵地起冷痱子，周身都冒寒气。我没想到局面是这样，她老了，她病了，她死了，我都不吃惊。只是想不到她会成为植物人，已经三年多了，而且还将继续植物下去。这是活着么？这样的活着她情愿么？
她应该体面地活着或体面地去死！命运不该这样对她严苛！
我想起安慧曾经对我说过的话，她家曾经请道士去看阴宅，顺便给全家看了前世。老爷子（安慧的父亲）的前世是黄鼠狼；安老太的前世是北山的荆树疙瘩成精了；安慧的前世则是庙里的玉女，给主家插花掸尘。“你说巧不巧，我出生那天正好红卫兵捣毁了张相公庙，把泥像拉倒了。张相公像的前边站着金童玉女，有老人说，这多像安老太家的二丫头啊。”
我应该是个无神论者。我看着安慧。
安慧又说：“十几年以后，我家在庙址上盖房子，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我妈不在乎，她说她修炼千年，刀劈不坏，火烧不着，神鬼都奈何不了。可我总觉得不那么简单。有一段时间我经常做相同的梦，一个人走夜路，突然就有人在身后用一只大手拍我的肩膀。”
我喜欢听安慧的故事。
安慧叹了一口气，说：“神鬼也许奈何不了她，但不会奈何不了我。”
“那只大手是谁？”我问。
安慧摇了摇头，说若是知道是谁就好了。那一段，她每天都去十字路口烧纸钱，就为了那只大手不再拍她的肩膀，让她能睡个安稳觉。
我无力地看着安慧。
安慧烦躁地说：“我也知道这些都是鬼扯，是我心里不干净。”
4
我先认识乔，然后通过乔认识了安慧。
我们原本都是不相干的人，有一天，我接到了一封信。展开信纸，有一句话斜着写在格子纸上：“你能来看看我么？” 安慧说：“我本来想过一过再告诉你。”
我说我知道。
安慧说：“除了女儿和一座空房子，我连一双筷子和一只灯泡都没有。”
我点了点头。
第二天，我一上午都心神不宁。快下班的时候，我还是拨通了安慧家里的电话。接电话的正是安慧的丈夫，想是正在收拾东西。我没说话眼泪先流了出来。我说，别欺负安慧好吗？她是女人。男人哭着说，不是我欺负她，是她欺负我。
我听不得男人说这种话。道了珍重，就把电话挂了。
晚上我去了安慧家。安慧的家真得很凄凉，我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家徒四壁，除了蜘蛛网，什么都没有。墙上到处都是浅白色的印子。柜子的，镜子的，箱子的。它们走了，却把影子留下了。安慧是协议离婚，因为男人不愿意上法院。房子是娘家盖的，自然给了安慧，安慧又争来了孩子的抚养权，剩下所有的东西包括存款都给了男人，还有一座房子的建筑材料。本来他们是准备翻修房屋的。
房梁上电线都被剪走了。剩下的唯一一件家具是一只小板凳，三条腿。眼下板凳就放在了屋子中央，上面坐着安慧。
安慧告诉我，离婚是因为两件事。第一，她发现了男人有私房钱，是好大的一笔数目。这笔数目对于安慧来说甚至称得上天文数字。男人辩解说因为钱来路不正所以不敢告诉安慧，可这也是安慧不能容忍的，她不喜欢来路不正的钱。第二，男人经常撒谎。对自己，对别人，撒谎成了日常的生活方式。比如，单位有人找他，他明明在家里，却一定会说正在外喝酒。还有一次，他误了单位的事，居然说穿山甲在发烧，他在医院陪了一天的床。
安慧问我：“这样的人，你能容忍么？”
我果断地说不能。
我那时还没有接触官场，不知道那几乎是公家人的说话方式，而非某个人的恶习。
我为我的“果断”后悔了很多年。
我问，你没有留一点钱？
安慧说，我连买个包子的钱都没有。
我说，房子是你家盖的，算婚前财产。你完全可以争取些别的财产，既然他有那么多私房钱。
安慧说，可那样他就打我女儿的主意，他知道我不会放弃穿山甲。
我叹了口气，说，他将来也许会当政治家。
安慧说，他现在已经是政治家了。否则，我妈不会跟我断绝关系。
朋友和同事帮了安慧不少忙。谁家有用不着的暖壶，给她提了来。有用不着的单人床，给她搬了来。有多余的毛巾被，给她送了来。一个同事会木匠，给她打了小饭桌和小木椅。我想给安慧留些钱，安慧说什么也不要。
可我知道安慧到处筹钱给女儿买电视。女儿不能没有电视看。安慧买就会买最好的，这是风格。安慧不用我的钱，这也是风格。
我懂安慧。安慧无论做什么，我都懂。
日子像风一样刮了过去，乔像只候鸟一样被风刮了回来。
6
关于安老太的传奇，完全可以写一本书。乔用赞赏的口气谈到她，说她的一生，大小打了无数个战役，每一个战役都艰苦卓绝。但最后都以胜利而告终。
我让乔详细说说。
乔掰着指头算：“张相公庙旧址做宅基，甚至都不用挖地基。花岗岩石阶都被沉到了地槽里，怕碍别人的眼。那庙是公共产品，安老太能变更到自己名下，还不人脑袋打出狗脑袋？”
“还有什么？”我问。
乔说：“招工。安静、赵玉德、安慧，每一次招工都是安老太拚出来的。她的手段和招法比孙悟空都多，总是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否则这种好事哪里总轮到他们。一家能招出一个就不错了，他们家却能出去仨，你到村里访访就知道了，他们家有多遭嫉恨。”
我说：“安老太神通广大。”
乔说：“还不止这些。侄子当兵，侄女考学，大舅转干，小姨转非。三亲六故都沾光。你记得她们家总是高朋满座吧？那些时尚女人为啥都像飞蛾扑火一样扑向安老太？”
我看着乔。
乔说：“安老太能说会道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她们都是来抱团取暖的。”
我默默地想着那具像枯树一样的躯干，想像不出她在岁月的更迭中散发了怎样的能量。
乔说：“安慧的宅基仍然这样。女儿结婚陪送一套房，是最近些年的流行吧？可安老太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就已经这么做了，你说她有多超前！那时城市的土地也吃紧，再加上安慧是非农业户口，根本不符合政策。鱼山脚下又是风水宝地，在那里盖房子的人都有特殊背景。有人把告状信写到了国务院，联合调查组驻扎在宾馆，事情搞得沸沸扬扬。结果怎么样，他们仍然都把宅基拿到了手，其中也包括安慧的。”
“可却被安慧轻易卖掉了。”我端起茶杯喝了口水。想起那个方方正正的大院落，我都有些心疼。
“你知道安慧为什么要去H市？”
我赶忙伸长了耳朵，“难道不是因为爱情？”
安慧的恋爱谈得诡秘，至今我也不认识她先生，我只见过一个背影，有一次去她家，正好有位男士从门口出来。安慧出来送，面孔含了羞怯。就几步路，她也没有把人喊回来，介绍给我。
那天安慧告诉我，男人是H市的人，他们是通过网络认识的。
“我觉得她是一直想逃离。逃离这个家，这座城，甚至逃离所有的人。如果不是这个理由，安慧完全可以在这里过一份安逸的日子。”
我心里一跳，想起若干年前安慧跟我说过的一些话，与她的身世有关，或与她的婚姻有关，都足够伤筋动骨。我脑子里经常出现一个画面，在石头墙砌的胡同里，穿着漂亮裙子的安慧背着书包蹦蹦跳跳去上学，墙角一个花白的头颅侧出来窥视，目光里满是慈祥和歉疚。为什么是花白的头颅？我也不能解释。那时胡同对面的不远处是几排整齐的红砖房，被人称为高干房，掌管这座城市的人大部分住在那里。每次从那里经过我都会这样想，也许哪一扇窗子里就有与安慧相关的故事。
“她在这里有房子，有工作，有亲人，有朋友，有我们。”乔像是在说灌口，显见得有些激动，“生活在这里，或者生活在H市，对于男人来说有什么不同么？肯定没有什么不同。是她执意要走，而且要连根拔。她离婚要了安老太半条命，卖房又要了安老太半条命。她宁可要了老娘的性命也要去H市，能是为了爱情这么简单？” 大嫂是个健谈的人，没容我问什么，就开始数说这些年的不容易。自己不容易，安老太更不容易。她往耳房方向指了指，说老爷子一辈子一点功劳也没立，就会找老太太的茬儿，总是嫌这个嫌那个。我默默地听，她说的这些与我的记忆对不上号，或者说，刚好相反。当然，我是二十几年前的记忆。她又说：“老爷子就是自私，老太太在屋里躺三年多了，他连脚印都不送，他说他害怕。你说说，哪有这样做夫妻的啊！人没死呢他就说害怕……一分钱都不舍得花，一点情谊也不讲。不是我做儿媳妇的说他，他就是个冷血动物！”
赵玉德在一旁默默地听。
我说：“上次来我见到他了，拿着马扎往外走，腿脚也不利索……他大概也顾不得别人了。他好像没有工资吧？”
我的意思是，他一辈子不挣钱，手里大概也没什么积蓄。
大嫂说：“家里卖地的钱有一部分在他手里，八万多。当初分钱他就把自己的一份捏紧了，说出大天来也不往外掏。老太太做手术时想让他支援一下，你猜怎么着，他说老太太的手术根本就多余做，活着还不如死了——这是人话么？老太太真是白跟他过一辈子，早知道这样，当初就该跟他离婚。不是我当儿媳妇的嘴损，摊上这么个老爷们儿，大妹子让你说说，有跟没有有啥区别……”
赵玉德咳嗽了一声，大概觉得媳妇话扯得太远了。
那些往事涵盖了多少是非与岁月，我不愿多琢磨。说到了安老太，我忍不住要问根由：“这样大的刀口，到底是怎么了？”
8
上午没有上班，碰巧家里来了客人。做菜时听到了手机短信的提示音，跑过来看了看，是一个不熟悉的号码，写了不着四六的几句话。
饭菜就绪的时候，脑子里还是飘过了那个短信，写些什么忘了，只记得不是普通的拜年短信，好像有一点暧昧。在招呼大家吃饭前，我抽空下了个结论：不是套话费的，就是发错了。或者是无聊的人随便拣了个号码发过来，希望有点艳遇，也未可知。
午后的家里空荡荡的。客人都走光了，翻看手机时，无意又看到了那则短信，竟看出了另外一种味道：
夜里梦见你了，你家住在一个有南北溪流的地方，水深厚，深绿，清透。我们拉着手边走边说话，醒后很想你。祝你身体好。拥抱你，久一点。
我坐了起来，怔怔的。水的颜色和情态，久一点的拥抱，都不是随便什么人随随便便就能表达出来的。我的心就在这一刻有了滋润的感觉，凭空生出了山光水色。我知道这些话不会是写给我的，我的生活中，没有男男女女的过往——假如这可以称为情书的话。好奇心促使我用家里的电话拨通了那个号码。
手机的彩铃很好听，但许久没有人接。就在我决定放弃的时候，电话突然接通了。里面问：“你找谁？”
第一印象，是个年轻男孩的声音。这让我坚信了自己的判断。
我说：“你给我的手机发短信了。”
他说：“是我发的吗？”
我念了那串号码。
他说，是我发的。
我呵呵笑了两声，说你不小心发到了我的手机上，你发错了。
对面沉默了片刻，忽然说，没发错。我夜里确实是做梦了。醒来的时候是七点多，原本想给你写封信，却发现不记得你的地址了。
我淡淡地“哦”了一声，其实内心是激动的。我听出了对方是大象，我居然把她的声音听成了年轻的男孩子。
我避免大呼小叫喊她的名字，我努力装得很平淡，免得让她笑话。
快乐像一面小鼓敲打着我的心。面前没有镜子，可我知道此刻我一脸的阳光灿烂。这个世界除了大象没有任何一个人能给我这样的感觉，伊丽莎白鼠也不行。
我们林林总总谈了许多，但没涉及彼此的生活，安老太，以及我去看安老太的事。虽然我很想知道她在H市的生活，可因为她不说，我也没问。
她不想说的话，我从来不问。
这是一个梦中梦，场景逼真，心理活动纤毫毕现，醒来我怔忪很久，不明白那样庞杂的故事线索怎么一下都进入到了我的梦里，而且彼此纠结牵扯，像现实中正在演绎的一样。窗帘没有拉严，外面的星光映到玻璃窗上，是狭长的一道弧线。翻开手机看了下时间，才深夜一点多。有一个未读短信：
夜里梦见你了，你家住在一个有南北溪流的地方，水深厚，深绿，清透。我们拉着手边走边说话，醒后很想你。祝你身体好。拥抱你，久一点。
我一下翻身坐了起来，查看时间，是五分钟之前。我把电话拨了出去，大象在那端沉沉地说：“继续睡吧，做个好梦。”
9
“是莫小琴么？猜猜我是谁。”
脑子里飞快地转，谁的声音这么柔和而磁性，一定是熟悉的陌生人；又显得从容做作，该是个傲娇的人。
“我是高众。”电话里清晰地说。
我傻傻地张大了嘴巴，然后结巴了一下：“高，高书记，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
高众说：“想请你喝个茶……”
我身上骤然阴冷了一下，“喝茶”不是好词，我经常上网，知道喝茶代表你有事情了，有关方面要找你约谈。可……我不是党员干部，似乎不应该归纪委管。
人聪明起来就鬼使神差，他大笑了一声，说就喝个茶，我让司机去接你。
我赶忙说，不用不用，你说地址，我自己开车过去。
也好。他说，就去逍遥居吧。
一路走，我在想高众找我干什么。他跟安慧离婚这么多年，从没找过我。有一次去矿山采访，是他的小爱人接待了我，小他八九岁，面容姣好，是个性格活泼的南方人。很显然，她不单知道我，还知道我与安慧的关系。这个世界真小，就像老话说的，两座山碰不到一起，彼此相关的人迟早都能碰到。吃了饭去招待所午休，她执意不回家，而是躺在我对面的单人床上，迫不及待地说：我想问你两个问题，不知道你介不介意。我说，你问吧。她说，我想知道安慧离婚后悔么？安慧现在幸福么？我侧过身来看着她，她眼巴巴的样子显得特别可笑。我努力让语气轻松而柔软，然后斩钉截铁告诉她，安慧做任何事都不后悔，她现在很幸福。我笑眯眯地，一点都不想把话说得让她如愿。不管从哪个角度讲，他们都应该比安慧过得好，可却对安慧念念不忘，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安慧对高众还有影响。那时高众和小妻子的儿子已经一岁半了，高众是农经委的副主任。而现在，高众是这个八十万人口县份的五巨头之一，是春节前走马上任的。 安慧除了仗义，还有愧疚。我猜，她觉得母亲的健康出问题根子在自己。
只是这些我不会对高众说。我只告诉他，安老太得了一场大病，一动不动躺在床上，已经三年半了。
说这些时我一直没有看他。我看眼前的茶杯。龙井的芽片在沸水中站立着，然后又倒下身去。像一排排士兵一样。
我想，如果可能，他可以去看看安老太——也许，他也是这样想的，安老太当年对他就像对儿子一样，寄予了莫大的希望。否则，他为什么找我？
他用毛巾擦了擦手，随手往桌上一扔——“你该谈穿山甲了。”
我骂自己笨。他除了关心穿山甲，哪会关心别人。
“穿山甲已经结婚了，嫁给了初中同学。如今在家里自己带孩子，是个女孩，大概一岁多了。”我介绍得简明扼要。事实是，我就知道这么多。
“穿山甲没有参加工作？”他拧着眉头问。
我想说，就业大军浩浩荡荡，穿山甲学的电子商务，也不好找合适的工作。
“安慧就是太任性！”他突然变得怒气冲冲，“她怎么可以让孩子与社会脱节、与时代脱节，年纪轻轻就待在家里！她没有能力帮孩子，就该让孩子来找我！”
“也许我的消息不准确。”我小心地喝了口水。
他说：“她们都是有病的人！”
我继续喝水。却在想有病的都是谁。
“包括你！”
吓了我一跳。我吃惊地看着他。怎么觉得他的口风开始不对了。
“当年要不是因为你们，安慧可能不会离婚。就是你们这些死党每天在她耳边叽叽咕咕，让安慧不知道天高地厚，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整天拿个破笔写呀画呀，她画出名堂了么？就把自己搞得高不成低不就，像个贵族一样不食人间烟火，以为自己是太阳能充电的！”
他说话频率很快，有点语无伦次。
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我想，我凭什么在这儿听他训斥？
“你给我约安慧，我要找她谈谈！”
我从包里拿纸，刷刷写了串电话号码，推给他：“你自己约。”
说完，我站起了身，要走。
他呼哧呼哧地喘粗气，蛮横地说：“你坐下！”
我想我为什么坐下，你没有权力命令我。可我还是情不自禁坐下了，虽然心里懊恼得不行。
沉默了好一会儿，他说：“你知道我们当初为什么离婚么？”
我冷冷地说：“我挑唆的。”
他噗嗤笑了，直视着我，郑重说：“我是过继给高家的，我跟高家没血缘。”
我回了下神，吃惊地说：“你想说什么？”
“怎么，你不知道？”他偏着身子跷二郎腿，面露嘲讽，“你跟安慧这么好，她没有对你说起我们为什么离婚？”
遥远的往事扑面而来，我当然记得安慧说的话。高众说谎，明明在家偏说在外喝酒。高众有不干净的钱，而且是天文数字。安慧当时问我，这样的人你能容忍么？
不能！我果断回答。
许多年后，我经常想起这两个字，自己都觉得震耳膜。是因为这两样都成了家常便饭。说谎，或者拿不干净的钱，甚至成了一种风气、时尚或荣光。
“安慧到底有没有对你说起过？她是怎么说的？”高众盯问。
我想，他是被这个疑团憋坏了，一直都想知道答案。难道他还在乎安慧？我摇了摇头，怎么可能。他只不过是对当年的事情耿耿于怀，到现在也没放下。我不知该怎样回答他。显而易见地，我不能把安慧的话告诉他，我不能找不自在。我紧张的样子他大概都不忍看，摆了摆手说：“算了，我们不谈那些了。”
看我还在那里发愣，他诡秘地笑了下，说：“你们别以为安慧是我亲妹妹！”
10
不行，我要发疯了。我躺在伊丽莎白鼠家的沙发上，身上像被抽去了所有的筋骨。高众频繁给我打电话，打听安慧以及安慧家庭的种种，尤其是酒后，有一天居然痛哭失声。他说他当年为安家做了很多事，帮她家打官司，给她家安各种装置，偷水偷电。甚至为了赵玉德的儿子去送礼，因为他想去“一小”。就在安慧提出离婚前，他还把安家的室内线路改造了，安老太的眼睛越来越不好，看不清缝制衣服的针脚。高众把屋子的各个角落都装上了节能灯，让整个房间都没暗影。他把心都给了安慧，就是没想到安慧那么没人性，一脚把他踢出了门，让他很有几年没脸见人。
我想起离婚那天我给高众打过一个电话，让他别欺负安慧。高众哭着说，不是我欺负她，是她欺负我。
高众还是个爱哭的人，识别多年，我才有了别一种滋味。
我虽不至于动摇，但真的有一丝柔软。如果事情可以重来，我会让安慧自己选择离还是不离，而不会那么高调支持她。尤其是，安老太制定的那些计谋，都被我私藏了。想起这些，我心里很不安，这种不安不是现在才有……如果安老太知道真实情况，不知会如何看我。真想能有人告诉我，年轻时的所作所为是否正确……时隔多年，这个万恶的高众，又搅翻了我心中所有的平静，让我对往事重又有了审慎和猜度。
面对我的问题乔却很冷静。她边给我倒水边说，她不知道安慧的身世问题，但她知道有关安老太的种种，女儿随她的姓，不会没有缘由。我这才想起赵玉德，竟然印象模糊，那天我光顾听大嫂讲故事，没能看清他的脸。
“你以为安慧是高众的亲妹妹？”
“我没以为。”
“那他以为谁以为？”
“谁知道。”
难道是他以为安慧这样以为？他妈的！这个邪恶的高众，他为什么要说这么恶心的话，让人受不了！
“他官当大了，就放开了，以为什么都可以说了。”乔越来越一针见血。
事实证明乔的看法准确。我参加了由高众组织的一个酒局，大家都对他毕恭毕敬，任由他调笑。谈起我，他说我是他前妻的老闺蜜，当年就是在我的帮衬下，前妻把他一脚踹出了家门。似乎这是资本，被高众当作功绩反复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