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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市崖州区崖城“文明门”，是琼南焦点史迹之一，2008年发生局部垮塌，随后的修复打打停停，不久前才完成。该门真实身份扑朔迷离，向有争议，修复勘探中又引发另一座古城门遗址的意外出土，一时竟成悬案。
崖州是千古华夏最南一州，崖城是其州治，而“文明门”则是仅存的南门，因此堪称华夏史上最南一门，文史意义重大。本文广搜史料，多角度论证该门真实身份，否定了广为流传的成说，力图回复历史原真。
正统丙辰，千户陈政、洪瑜于三门外砌立吊桥；
成化戊戌，千户王增筑拦马墙。
此后，按照《光绪崖州志·卷五》，城门城楼分别在崇祯、顺治、康熙、乾隆及道光年间，各自有过重修的记载。
城垣始末，《正德琼台志》及光绪《崖州志》已几乎涵盖了现存记载。细看两志，明初自洪武甲子（1384）開始扩建州城为“千户所城”，其城垣就是直到近代被拆的那个城垣，其轮廓为“五百十三丈五尺”，一直没有大变化，尤其没有“扩建”。今人说崖城“经元、明、清三代扩建”，只是想当然，其实自洪武扩城以后，城垣规模已经一步到位，很难再扩大了。
崖城在清代曾两次被反政府军攻陷，但城池并没有被摧毁的记载，因此也就排除了“另起炉灶”修筑的可能。
但是南门遗迹的出土是确凿无疑的，为什么就变更了呢？
据记载，崖城唯一曾被改变的城门，是月城。月城又叫瓮城、方城，即在城门外口为防御而加筑的小城，各有城门。以位置而论，南门即使有月城门，也绝不可能在这个出土城门位置，出土城门只能是主城门。
考古发现南门遗迹，值得庆贺，但同时又给我们提出“两个南门”的更替问题：何时更替？因何更替？
二，“文明门”与尊经阁
“文明门是崖城南门”的提法，最早出自海南建省初期某些本土文化工作者。1993年南门第一次重修后，“道光二十一年，知州许梦麟重修南城门，以石匾‘文明门’嵌其上”，“文明门上的城楼为‘尊经阁’”的说法，就流行起来了。
现存崖城南门是历史原物，城楼却只是仿古建筑。更重要的是，根据方志记载，“文明门”历史上并不属于崖州城门。
崖州方志对城池的记载虽然简略，却基本齐全明确，概括如下——
崖城南门从来没有名字。“文明门”并非城门，只是崖州学宫的南门。“尊经阁”也是学宫建筑，不是城楼。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重修及改名文明门”之说，若指城门，则于史无据。这次所谓城门重修，光绪《崖州志》根本没有记载。该志所载城楼最后一次重修是“道光十二年（1832），知府王玉璋、知州秦镛复捐修”，为什么仅仅九年之后，又要“重修”，而且史料不载？
南门一直没有名字，“不匾不名”，或者是“匾而不名”，为什么？
最大的可能性是风水。过去认为北面是上位，南面是下位，崖城“北门不开，南门不名”应该是有意为之。尽管其原因今天不甚明了，却是史实。
崖城自古东西两厢、东西两郊都人烟繁盛，尤其东郊。但是南郊并无村屋，因为出南门不远就是低洼河滩，逢洪必淹，没有民居，再南就是当代已经填埋消失的宁远河北河道，今天热闹的225国道南侧，明清还是无民居的江心洲。
所以，古南门除了是通往码头、州东的交通要道之外，是三门中最显冷清的。当地老人还记得城西南不远的大水塘“儒学塘”，周边有十余株高大的古酸豆树，环境清幽。 那么，历史上的“文明门”是怎么回事？
方志中提及崖城文明门的，只有《光绪崖州志·卷五》“学宫”两段话：
嘉庆二十五年（1820），士民呈请以抚黎同知旧署易参将署，即其地为学基。道光三年（1823）州人孙子麟……等倡捐迁建。开文明门于前，增尊经阁于后。张岳崧、甘在中有记。即今学宫。
同治十一年（1872），合州绅耆吉大文……等倡捐重修。移尊经阁于文明门上，即旧址改建崇圣祠。
学宫里保存一块光绪元年由吉大文撰文的《重修学宫碑记》，碑文为光绪志所未载。其中涉及关于文明门的修建 ：
……道光三年择地城内建造有仪。二十一年改作庙门，开文明门于前，增尊经阁于后，未几就废。同治十一年，合州士民捐金重修……移尊经阁于文明楼……阅四年而后竣工，高深宏丽，气象一新。
按碑记，“开文明门于前，增尊经阁于后”的工程并非光绪志所载的道光三年，而是道光二十一年（1841）。但“未几就废”了，同治十一年的工程就“宏丽”得多，施工整整四年，碑记还列举了若干具体建筑内容，包括移阁上楼。
道光二十一年这次增改，为光绪志所漏载，将文明门、尊经阁之设统归于道光三年了。也可能是故意简化，因为对于州学改造历来太多，举不胜举，不简不行。吉大文碑记，提供了方志记载可能存在错漏的一个例子。
细看文明门石匾，上款的确写着“道光二十一年岁次辛丑仲夏月中”，与吉大文碑记年月吻合，这就是今人“道光二十一年重修及改名文明门”说法的依据。问题在于吉大文从头到尾说的都是学宫，今人却混淆了“门”的位置和性质。
三，铁证：学宫正门
按照记载，文明门是学宫的正门，也可以称为前门、南门，就在现在新修学宫的“万仞高墙”位置，吉大文碑记所载“改作庙门”，改作就是改建，庙就是孔庙。尊经阁原在学宫大殿之后，同治重修时将阁移上门楼，可见尊经阁体量其实并不大，很可能只是一座木楼，省其地以另建崇圣祠。
保护范围：东至崖城小学操场，西至崖城管区办公室，南至文明门后公路，北至崖城小学。占地3403平方米。
这块碑没有年份，但无疑是建省早期的。它记述了学宫维修前的范围：面积只有5亩许，大成殿以北就已是学校，文明门就在今日“万仞高墙”，“文明门后公路”已出了学宫范围。
要证据的话，这是铁证。文明门的位置和性质十分清楚。
1993年重修的南门，移用了州学“文明门”之名及晚清门匾原物。主事者或许出于提振古城的历史分量，作这种改动是可以理解的。2006年重修孔庙的第二期工程，既然文明门已被剥离，就只能安排“万仞高墙”的两个小偏门，南山的视线自然又被挡了。
四，错位的“尊经阁”
“文明门”上的尊经阁，尤其大有疑问。
尊经阁上楼仅存在21年。“光绪十九年（1893），以尊经阁高耸不宜，呈州拆卸”（《光绪崖州志·卷五》），就是说这个安排已被古人自己否定了。今日复制虽然未必合适，却未尝不可，因为它确曾存在过。
不过，尊经阁移上城楼就不妥了，这明显是现代思维的产物。
尊經阁是“尊经”之所。国内现存的尊经阁无一例外，都是学宫或文庙的构成部分，这是皇朝时代的规制。举海南例子，琼州府学于成化“十三年，知府蒋琪重建大成殿、两庑、尊经阁”，乐会县学于成化“四年（1468），建尊经阁”（《正德琼台志·卷十五、十六》），定安县学亦有设“尊经阁……建阁于明伦堂上，以贮经史，一座五间，高三丈许”（《光绪定安县志·卷二》）。
崖城本身，明末清初在城外西南隅的文庙，也有尊经阁，也是高楼，清初曾经在阁上发生过攻城炮战；康熙六年，州儒学再次自城外东南隅（今崖城中学图书馆位置）迁回此地，“尊经阁、魁星楼皆同时並建，规制一新”（《光绪崖州志·卷五》）。
经者，儒家经典，皇朝时代是被当作圣物尊崇的，读书人视为无上珍宝，故在文庙筑高阁以奉。将其远置城楼之上，将会无法保护，何谈尊崇？
提到城楼，人们无疑马上想到天安门。自明永乐以来，这座雄壮的城楼就是皇权威严的体现，新中国作为国徽主体的“国楼”，更是无人不知。
但是“国楼”只有一座。普通城池的城楼又名“敌楼”，远非如此。《光绪崖州志·卷五》开头就“序曰：重门百雉，御侮暴也”，城楼是暴力相抗、兵凶战危之所，雉堞是射击掩体，供更夫、武士等“粗人”守护，一旦有事，就要经受矢石炮火的“血光之灾”，城楼被敌方放火箭烧毁、大炮轰塌的，数不胜数。
吉大文《重修学宫碑记》“移尊经阁于文明楼”，是因为文明门与其上的文明楼都是学宫的一部分。他宁说三个字的“文明楼”，而不说省一个字的“城楼”，含义十分清楚。
笔者推测：道光崖州学开文明门，同治“移阁上楼”，虽都符合古代孔庙之规制，但模仿定安县学的痕迹是清晰的。工程算得上浩大精致，只是忘了崖州朝向是“鳌山”，这种配置遮挡了向鳌山方向的视线，“水土不服”。后来科举成绩未见改善，出现异议，反复参详不得不忍痛割爱。
虽然崖州南城门与学宫文明门相距不过二三十米，但意义大不一样。我们要寻回历史的真相常常不容易，理解错了或是“加工”错了，倒是很容易。
城楼上复制尊经阁，是个遗憾。它与历史矛盾，不但不能为崖城历史文化加分，还造成全国少有的“错位奇观”。要改不难，摘下牌子就行。（待续）
崖州是千古华夏最南一州，崖城是其州治，而“文明门”则是仅存的南门，因此堪称华夏史上最南一门，文史意义重大。本文广搜史料，多角度论证该门真实身份，否定了广为流传的成说，力图回复历史原真。
正统丙辰，千户陈政、洪瑜于三门外砌立吊桥；
成化戊戌，千户王增筑拦马墙。
此后，按照《光绪崖州志·卷五》，城门城楼分别在崇祯、顺治、康熙、乾隆及道光年间，各自有过重修的记载。
城垣始末，《正德琼台志》及光绪《崖州志》已几乎涵盖了现存记载。细看两志，明初自洪武甲子（1384）開始扩建州城为“千户所城”，其城垣就是直到近代被拆的那个城垣，其轮廓为“五百十三丈五尺”，一直没有大变化，尤其没有“扩建”。今人说崖城“经元、明、清三代扩建”，只是想当然，其实自洪武扩城以后，城垣规模已经一步到位，很难再扩大了。
崖城在清代曾两次被反政府军攻陷，但城池并没有被摧毁的记载，因此也就排除了“另起炉灶”修筑的可能。
但是南门遗迹的出土是确凿无疑的，为什么就变更了呢？
据记载，崖城唯一曾被改变的城门，是月城。月城又叫瓮城、方城，即在城门外口为防御而加筑的小城，各有城门。以位置而论，南门即使有月城门，也绝不可能在这个出土城门位置，出土城门只能是主城门。
考古发现南门遗迹，值得庆贺，但同时又给我们提出“两个南门”的更替问题：何时更替？因何更替？
二，“文明门”与尊经阁
“文明门是崖城南门”的提法，最早出自海南建省初期某些本土文化工作者。1993年南门第一次重修后，“道光二十一年，知州许梦麟重修南城门，以石匾‘文明门’嵌其上”，“文明门上的城楼为‘尊经阁’”的说法，就流行起来了。
现存崖城南门是历史原物，城楼却只是仿古建筑。更重要的是，根据方志记载，“文明门”历史上并不属于崖州城门。
崖州方志对城池的记载虽然简略，却基本齐全明确，概括如下——
崖城南门从来没有名字。“文明门”并非城门，只是崖州学宫的南门。“尊经阁”也是学宫建筑，不是城楼。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重修及改名文明门”之说，若指城门，则于史无据。这次所谓城门重修，光绪《崖州志》根本没有记载。该志所载城楼最后一次重修是“道光十二年（1832），知府王玉璋、知州秦镛复捐修”，为什么仅仅九年之后，又要“重修”，而且史料不载？
南门一直没有名字，“不匾不名”，或者是“匾而不名”，为什么？
最大的可能性是风水。过去认为北面是上位，南面是下位，崖城“北门不开，南门不名”应该是有意为之。尽管其原因今天不甚明了，却是史实。
崖城自古东西两厢、东西两郊都人烟繁盛，尤其东郊。但是南郊并无村屋，因为出南门不远就是低洼河滩，逢洪必淹，没有民居，再南就是当代已经填埋消失的宁远河北河道，今天热闹的225国道南侧，明清还是无民居的江心洲。
所以，古南门除了是通往码头、州东的交通要道之外，是三门中最显冷清的。当地老人还记得城西南不远的大水塘“儒学塘”，周边有十余株高大的古酸豆树，环境清幽。 那么，历史上的“文明门”是怎么回事？
方志中提及崖城文明门的，只有《光绪崖州志·卷五》“学宫”两段话：
嘉庆二十五年（1820），士民呈请以抚黎同知旧署易参将署，即其地为学基。道光三年（1823）州人孙子麟……等倡捐迁建。开文明门于前，增尊经阁于后。张岳崧、甘在中有记。即今学宫。
同治十一年（1872），合州绅耆吉大文……等倡捐重修。移尊经阁于文明门上，即旧址改建崇圣祠。
学宫里保存一块光绪元年由吉大文撰文的《重修学宫碑记》，碑文为光绪志所未载。其中涉及关于文明门的修建 ：
……道光三年择地城内建造有仪。二十一年改作庙门，开文明门于前，增尊经阁于后，未几就废。同治十一年，合州士民捐金重修……移尊经阁于文明楼……阅四年而后竣工，高深宏丽，气象一新。
按碑记，“开文明门于前，增尊经阁于后”的工程并非光绪志所载的道光三年，而是道光二十一年（1841）。但“未几就废”了，同治十一年的工程就“宏丽”得多，施工整整四年，碑记还列举了若干具体建筑内容，包括移阁上楼。
道光二十一年这次增改，为光绪志所漏载，将文明门、尊经阁之设统归于道光三年了。也可能是故意简化，因为对于州学改造历来太多，举不胜举，不简不行。吉大文碑记，提供了方志记载可能存在错漏的一个例子。
细看文明门石匾，上款的确写着“道光二十一年岁次辛丑仲夏月中”，与吉大文碑记年月吻合，这就是今人“道光二十一年重修及改名文明门”说法的依据。问题在于吉大文从头到尾说的都是学宫，今人却混淆了“门”的位置和性质。
三，铁证：学宫正门
按照记载，文明门是学宫的正门，也可以称为前门、南门，就在现在新修学宫的“万仞高墙”位置，吉大文碑记所载“改作庙门”，改作就是改建，庙就是孔庙。尊经阁原在学宫大殿之后，同治重修时将阁移上门楼，可见尊经阁体量其实并不大，很可能只是一座木楼，省其地以另建崇圣祠。
保护范围：东至崖城小学操场，西至崖城管区办公室，南至文明门后公路，北至崖城小学。占地3403平方米。
这块碑没有年份，但无疑是建省早期的。它记述了学宫维修前的范围：面积只有5亩许，大成殿以北就已是学校，文明门就在今日“万仞高墙”，“文明门后公路”已出了学宫范围。
要证据的话，这是铁证。文明门的位置和性质十分清楚。
1993年重修的南门，移用了州学“文明门”之名及晚清门匾原物。主事者或许出于提振古城的历史分量，作这种改动是可以理解的。2006年重修孔庙的第二期工程，既然文明门已被剥离，就只能安排“万仞高墙”的两个小偏门，南山的视线自然又被挡了。
四，错位的“尊经阁”
“文明门”上的尊经阁，尤其大有疑问。
尊经阁上楼仅存在21年。“光绪十九年（1893），以尊经阁高耸不宜，呈州拆卸”（《光绪崖州志·卷五》），就是说这个安排已被古人自己否定了。今日复制虽然未必合适，却未尝不可，因为它确曾存在过。
不过，尊经阁移上城楼就不妥了，这明显是现代思维的产物。
尊經阁是“尊经”之所。国内现存的尊经阁无一例外，都是学宫或文庙的构成部分，这是皇朝时代的规制。举海南例子，琼州府学于成化“十三年，知府蒋琪重建大成殿、两庑、尊经阁”，乐会县学于成化“四年（1468），建尊经阁”（《正德琼台志·卷十五、十六》），定安县学亦有设“尊经阁……建阁于明伦堂上，以贮经史，一座五间，高三丈许”（《光绪定安县志·卷二》）。
崖城本身，明末清初在城外西南隅的文庙，也有尊经阁，也是高楼，清初曾经在阁上发生过攻城炮战；康熙六年，州儒学再次自城外东南隅（今崖城中学图书馆位置）迁回此地，“尊经阁、魁星楼皆同时並建，规制一新”（《光绪崖州志·卷五》）。
经者，儒家经典，皇朝时代是被当作圣物尊崇的，读书人视为无上珍宝，故在文庙筑高阁以奉。将其远置城楼之上，将会无法保护，何谈尊崇？
提到城楼，人们无疑马上想到天安门。自明永乐以来，这座雄壮的城楼就是皇权威严的体现，新中国作为国徽主体的“国楼”，更是无人不知。
但是“国楼”只有一座。普通城池的城楼又名“敌楼”，远非如此。《光绪崖州志·卷五》开头就“序曰：重门百雉，御侮暴也”，城楼是暴力相抗、兵凶战危之所，雉堞是射击掩体，供更夫、武士等“粗人”守护，一旦有事，就要经受矢石炮火的“血光之灾”，城楼被敌方放火箭烧毁、大炮轰塌的，数不胜数。
吉大文《重修学宫碑记》“移尊经阁于文明楼”，是因为文明门与其上的文明楼都是学宫的一部分。他宁说三个字的“文明楼”，而不说省一个字的“城楼”，含义十分清楚。
笔者推测：道光崖州学开文明门，同治“移阁上楼”，虽都符合古代孔庙之规制，但模仿定安县学的痕迹是清晰的。工程算得上浩大精致，只是忘了崖州朝向是“鳌山”，这种配置遮挡了向鳌山方向的视线，“水土不服”。后来科举成绩未见改善，出现异议，反复参详不得不忍痛割爱。
虽然崖州南城门与学宫文明门相距不过二三十米，但意义大不一样。我们要寻回历史的真相常常不容易，理解错了或是“加工”错了，倒是很容易。
城楼上复制尊经阁，是个遗憾。它与历史矛盾，不但不能为崖城历史文化加分，还造成全国少有的“错位奇观”。要改不难，摘下牌子就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