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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底，我结束了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期一年的实习。
联合国教科文总部设在法国巴黎，在全球不同国家也设有办公室。我工作的机构是位于德国波恩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职业技术教育中心（UNESCO International Centre of Technical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这是联合国教科文专门针对职业技术教育这一教育类别设置的专门机构，旨在通过开展研究，对成员国官员和教育工作者开展培训，帮助成员国提升职业技术教育水平。同时，机构也经营着联合国教科文全球职业技术教育学校网络，鼓励职业教育国际合作。
我在伦敦大学学院攻读研究生的时候，对技能培训对国家发展的影响产生浓厚兴趣。我的专业是教育规划、经济与国际发展，在大学期间我曾经在非洲做关于中非经济合作的调研，在采访中资公司时我了解技术工人短缺是在非洲投资遇到的比较普遍的问题。因此毕业论文定题的时候，选择了中国与埃塞俄比亚的职业技术教育合作为研究题目。通过文献分析和线上采访，研究中国目前对埃塞俄比亚职业技术教育的合作方式，例如对口学校援助，中资公司为技术工人提供赴华留学机会等。在选择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岗位的时候，我选择了这个与我专业相关的岗位。我所在的部门相当于机构的智库，负责与职业技术教育领域的专家学者合作，针对当下职业技术教育的热点话题开展研究，研究成果连同政策建议以公开报告的方式供成员国参考，也为联合国教科文的其他落地项目提供理论框架支持。联合国教科文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也对我们的工作提出了极高的要求，我们的研究成果不仅要体现出学术上的专业水平，也要考虑到其在不同国家的普适性，以及与联合国工作目标的切合度，如性别平等、气候变化等，这意味着研究项目每一小步推进的背后，都是成堆的文献整理，逐字逐句的反复推敲和一遍遍的激烈讨论。
我加入团队后我接手的第一个项目是关于职业技术教育领域的创新趋势研究（Trends Mapping Study in Innovation in Technical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我的主要工作是研究助理和编辑，虽然工作内容听起来简单，但实际上对沟通能力和词汇使用敏感度也有十分严格的专业要求。在研究前期，我需要根据老板开出的阅读清单，通过大量的文献阅读和与学者的反复讨论，整理出研究背景供团队进行下一步的讨论。初稿形成以后，我和老板要一遍一遍阅读，保证其词汇和用语符合联合国教科文的规范。例如，在英语中有时会有 “man”一词代指人们，而在联合国教科文的出版物中为了体现性别平等的理念，须避免针对某一性别的词汇的使用。例如企业家“businessman”，应表述为“entrepreneur”;手艺人”craftman”，也应表述为“craftworker”。这不起眼又枯燥的工序，却是保证这个庞大机构在全球的出版物保持一致的重要步骤。
实习三个月后，新鲜感褪去，面对这份平凡甚至枯燥的工作，我开始思考这份工作的意义。我现在所做的，似乎与我想象中的在联合国会议上对着来自数十个国家的代表侃侃而谈的模样相距甚远。每天坐在舒适的办公室整理着极端贫困和战乱地区的案例材料，我有点心虚。实习生每三个月會有一次与机构“大老板”面聊反馈实习体验的机会，趁着这个机会，我向他表达了我的疑惑。
“大老板” 是我非常敬佩的一个人，他生于战乱时的印度，整个童年几乎都在逃亡和颠沛流离中度过。也正因为他经历过贫困和战乱，更深知教育对每一个年轻人的重要性，从一线职业技术教育教师，投身到国际组织。如今已是65岁的他，每次说起青年教育、贫穷问题，他眼里会闪着光，他的整个职业生涯都在致力于为贫困地区的年轻人提供更好的受教育机会。
面对我的疑惑，他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而是跟我讲起他选择职业技术教育的初心。与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不同，职业技术教育，也就是“专科”，往往是容易被忽视的一个教育分支。在许多人的印象中，专科生就是那些读书不好的“差等生”。但是于很多青年人而言，特别是在落后地区、战乱地区的女性，职业技术教育能让他们有机会掌握一门技术，掌握一门能让他们维持生计的技术，意味着他们能够重新夺回对自己命运的控制权。
继而，他开始回应我的问题。他在一线（field）工作过，十年的一线教师经验，让他更清楚职业技术教育的难题，包括支持力度低，学生生源不稳定，和国际合作机会较少等。又在国际组织工作了三十余年，非常理解我的疑惑。联合国的工作，并不是立竿见影的，需要经过漫长的过程，这也是联合国这个庞大的机构有时受人诟病的一个原因。但实际情况是，这里的工作往往需要全面地考虑到一百多个成员国的不同情况，有时也会涉及到不同国家的利益，一个项目从设计到落实到初现成效，可能需要五年十年。虽然时间更长，但是受众也更广，影响力也更持久。“一线（field）的工作可能更容易获得满足感，但做理论研究和政策建议的工作，则需要强烈的使命感支撑。”大老板最后说道。
经历了10个月的反复讨论修改，我负责的第一份报告终于出版了。拿着这份我已经阅读了不下20遍的报告，我也第一次想明白了过去十个月一点点琐碎的工作的意义。大多数年轻人会想着自己如何在职场上叱咤风云，但是实际上大部分人都是庞大机器中的一颗螺丝钉。然而，也正是一颗颗螺丝钉的共同努力，才让庞大的机器顺利运转。
在多元化环境下的工作体验，大概是这份平凡的工作最不平凡的地方。我的二十几位同事来自十几个国家，每天与肤色不同，国籍不同，说着各种不同语言的同事们一起工作，有机会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团。
大学时期，我经常利用寒暑假去不同国家旅游或实习，一直自认为很有国际视野。直到在联合国教科文工作了一段时间，我才意识到并不是去不同国家旅游一下，体验一下不同文化风俗，就可以有国际视野，你还需有非常强的同理心，关注不同国家正在发生的事情，把自己带入情景，关注这些事情对当地人造成的影响。
我关系很好的一个同事，来自加勒比海一个岛国，名叫安提瓜和巴布达，在认识她以前，我都不知道地球上还有这么一个国家。她是一个环保主义者，并以身作则，只吃素食，除工作需要以外尽量不坐飞机。作为一个小岛屿国家的居民，她真切感受到气候变化带来的危机感。如果全球变暖继续下去，随着海平面上升，我好朋友的家就没了。在她的影响下，我在租车时会有意识选择碳排放低的型号，购物时选择绿色产品。2019年5月，喀麦隆英语区和法语区发生武装冲突，我的喀麦隆同事联系不上她的家人，急得直掉眼泪。我一边安慰她，一边第一次感受到，战争离我这么近。
在这个像小小地球村一样的办公室里，我通过我的同事们去了解不同国家正在发生的事情。同时，我的同事们也通过我去重新认识日新月异的中国。具有国际视野的同时，也要学会讲好中国故事，让别人能够认识我的国家。同事们都对我们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家非常感兴趣，我在家里办火锅宴招待我的同事们并向他们分享火锅文化，带他们去参加德国华人的春节联欢晚会和科隆中国节。在离职前的欢送会上，我把古老的中国甲骨文介绍融入到我的离职感言中，并以甲骨文的“爱”表达对他们的感谢——两只手把我的心交给你，就是“爱”字的原型。
在这个复杂的世界中，多一分理解，就多一分和平。讲好中国故事，架起沟通的桥梁，让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认识你的国家，也是一個中国公民的义务。
联合国教科文的一年实习又重新构建我对联合国的新的认识。褪去光环后，联合国的工作这也只是由不同琐事堆叠而成的平凡工作，每个人是庞大机构里面的一颗螺丝钉。这份平凡的工作的不平凡之处在于，其实现和平和共同发展的使命，也在于其工作体验。联合国需要更多青年人的参与，我希望有更多的中国青年人活跃在联合国的舞台上。
责任编辑：陈晓丽
在高大上的平台做一个专业的搬砖工
联合国教科文总部设在法国巴黎，在全球不同国家也设有办公室。我工作的机构是位于德国波恩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职业技术教育中心（UNESCO International Centre of Technical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这是联合国教科文专门针对职业技术教育这一教育类别设置的专门机构，旨在通过开展研究，对成员国官员和教育工作者开展培训，帮助成员国提升职业技术教育水平。同时，机构也经营着联合国教科文全球职业技术教育学校网络，鼓励职业教育国际合作。
我在伦敦大学学院攻读研究生的时候，对技能培训对国家发展的影响产生浓厚兴趣。我的专业是教育规划、经济与国际发展，在大学期间我曾经在非洲做关于中非经济合作的调研，在采访中资公司时我了解技术工人短缺是在非洲投资遇到的比较普遍的问题。因此毕业论文定题的时候，选择了中国与埃塞俄比亚的职业技术教育合作为研究题目。通过文献分析和线上采访，研究中国目前对埃塞俄比亚职业技术教育的合作方式，例如对口学校援助，中资公司为技术工人提供赴华留学机会等。在选择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岗位的时候，我选择了这个与我专业相关的岗位。我所在的部门相当于机构的智库，负责与职业技术教育领域的专家学者合作，针对当下职业技术教育的热点话题开展研究，研究成果连同政策建议以公开报告的方式供成员国参考，也为联合国教科文的其他落地项目提供理论框架支持。联合国教科文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也对我们的工作提出了极高的要求，我们的研究成果不仅要体现出学术上的专业水平，也要考虑到其在不同国家的普适性，以及与联合国工作目标的切合度，如性别平等、气候变化等，这意味着研究项目每一小步推进的背后，都是成堆的文献整理，逐字逐句的反复推敲和一遍遍的激烈讨论。
我加入团队后我接手的第一个项目是关于职业技术教育领域的创新趋势研究（Trends Mapping Study in Innovation in Technical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我的主要工作是研究助理和编辑，虽然工作内容听起来简单，但实际上对沟通能力和词汇使用敏感度也有十分严格的专业要求。在研究前期，我需要根据老板开出的阅读清单，通过大量的文献阅读和与学者的反复讨论，整理出研究背景供团队进行下一步的讨论。初稿形成以后，我和老板要一遍一遍阅读，保证其词汇和用语符合联合国教科文的规范。例如，在英语中有时会有 “man”一词代指人们，而在联合国教科文的出版物中为了体现性别平等的理念，须避免针对某一性别的词汇的使用。例如企业家“businessman”，应表述为“entrepreneur”;手艺人”craftman”，也应表述为“craftworker”。这不起眼又枯燥的工序，却是保证这个庞大机构在全球的出版物保持一致的重要步骤。
一颗螺丝钉的使命感
实习三个月后，新鲜感褪去，面对这份平凡甚至枯燥的工作，我开始思考这份工作的意义。我现在所做的，似乎与我想象中的在联合国会议上对着来自数十个国家的代表侃侃而谈的模样相距甚远。每天坐在舒适的办公室整理着极端贫困和战乱地区的案例材料，我有点心虚。实习生每三个月會有一次与机构“大老板”面聊反馈实习体验的机会，趁着这个机会，我向他表达了我的疑惑。
“大老板” 是我非常敬佩的一个人，他生于战乱时的印度，整个童年几乎都在逃亡和颠沛流离中度过。也正因为他经历过贫困和战乱，更深知教育对每一个年轻人的重要性，从一线职业技术教育教师，投身到国际组织。如今已是65岁的他，每次说起青年教育、贫穷问题，他眼里会闪着光，他的整个职业生涯都在致力于为贫困地区的年轻人提供更好的受教育机会。
面对我的疑惑，他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而是跟我讲起他选择职业技术教育的初心。与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不同，职业技术教育，也就是“专科”，往往是容易被忽视的一个教育分支。在许多人的印象中，专科生就是那些读书不好的“差等生”。但是于很多青年人而言，特别是在落后地区、战乱地区的女性，职业技术教育能让他们有机会掌握一门技术，掌握一门能让他们维持生计的技术，意味着他们能够重新夺回对自己命运的控制权。
继而，他开始回应我的问题。他在一线（field）工作过，十年的一线教师经验，让他更清楚职业技术教育的难题，包括支持力度低，学生生源不稳定，和国际合作机会较少等。又在国际组织工作了三十余年，非常理解我的疑惑。联合国的工作，并不是立竿见影的，需要经过漫长的过程，这也是联合国这个庞大的机构有时受人诟病的一个原因。但实际情况是，这里的工作往往需要全面地考虑到一百多个成员国的不同情况，有时也会涉及到不同国家的利益，一个项目从设计到落实到初现成效，可能需要五年十年。虽然时间更长，但是受众也更广，影响力也更持久。“一线（field）的工作可能更容易获得满足感，但做理论研究和政策建议的工作，则需要强烈的使命感支撑。”大老板最后说道。
经历了10个月的反复讨论修改，我负责的第一份报告终于出版了。拿着这份我已经阅读了不下20遍的报告，我也第一次想明白了过去十个月一点点琐碎的工作的意义。大多数年轻人会想着自己如何在职场上叱咤风云，但是实际上大部分人都是庞大机器中的一颗螺丝钉。然而，也正是一颗颗螺丝钉的共同努力，才让庞大的机器顺利运转。
培养国际视野，讲好中国故事
在多元化环境下的工作体验，大概是这份平凡的工作最不平凡的地方。我的二十几位同事来自十几个国家，每天与肤色不同，国籍不同，说着各种不同语言的同事们一起工作，有机会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团。
大学时期，我经常利用寒暑假去不同国家旅游或实习，一直自认为很有国际视野。直到在联合国教科文工作了一段时间，我才意识到并不是去不同国家旅游一下，体验一下不同文化风俗，就可以有国际视野，你还需有非常强的同理心，关注不同国家正在发生的事情，把自己带入情景，关注这些事情对当地人造成的影响。
我关系很好的一个同事，来自加勒比海一个岛国，名叫安提瓜和巴布达，在认识她以前，我都不知道地球上还有这么一个国家。她是一个环保主义者，并以身作则，只吃素食，除工作需要以外尽量不坐飞机。作为一个小岛屿国家的居民，她真切感受到气候变化带来的危机感。如果全球变暖继续下去，随着海平面上升，我好朋友的家就没了。在她的影响下，我在租车时会有意识选择碳排放低的型号，购物时选择绿色产品。2019年5月，喀麦隆英语区和法语区发生武装冲突，我的喀麦隆同事联系不上她的家人，急得直掉眼泪。我一边安慰她，一边第一次感受到，战争离我这么近。
在这个像小小地球村一样的办公室里，我通过我的同事们去了解不同国家正在发生的事情。同时，我的同事们也通过我去重新认识日新月异的中国。具有国际视野的同时，也要学会讲好中国故事，让别人能够认识我的国家。同事们都对我们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家非常感兴趣，我在家里办火锅宴招待我的同事们并向他们分享火锅文化，带他们去参加德国华人的春节联欢晚会和科隆中国节。在离职前的欢送会上，我把古老的中国甲骨文介绍融入到我的离职感言中，并以甲骨文的“爱”表达对他们的感谢——两只手把我的心交给你，就是“爱”字的原型。
在这个复杂的世界中，多一分理解，就多一分和平。讲好中国故事，架起沟通的桥梁，让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认识你的国家，也是一個中国公民的义务。
联合国教科文的一年实习又重新构建我对联合国的新的认识。褪去光环后，联合国的工作这也只是由不同琐事堆叠而成的平凡工作，每个人是庞大机构里面的一颗螺丝钉。这份平凡的工作的不平凡之处在于，其实现和平和共同发展的使命，也在于其工作体验。联合国需要更多青年人的参与，我希望有更多的中国青年人活跃在联合国的舞台上。
责任编辑：陈晓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