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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长一段时期，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
二零一四年深冬的一个傍晚，一个文学座谈会终于进入尾声。窗外夜幕漆黑寒星闪动，与会者倦意满面，一整天的交流让情感、概念、偏见、善良和期待交织在一起，那些形形色色的言词化为体态不一的精灵，低回于天花板下。我因为感冒而沉甸甸的大脑像灌了铅水。到了最后归结部分，突然，一段关于我为什么是我的话语罩住我的耳郭，扯紧我身体里最敏感的一束神经。发言者分析了我为什么是我的原因：既因我的母系血缘，也因我的父系文化。虽为即兴，但剖解到位，推导合理。彼时彼刻，我的“理性之躯”领会着发言者的准确，也为其真切心存感激。但同时，我的“感性的身体”却紧绷成一根沁出冷汗的皮绳，霎时闪回戈壁童年，怔在与此相似的一幕幕图景面前。
不能置疑发言者的好心，这只是我——一个还未为自己是谁准备好的人——本能而简单的生理反应。那一瞬间，时间哗地裂开一条口子，我看见其间纯白的光芒在同一时刻蓄积而落，落成一条白茫茫的长路，徐徐移向我的脚下。
显然，时机已到。它如此明了，又如此自然。它似乎在等待这个让我身体“紧绷成一根沁出冷汗的皮绳”的时刻，让我因为深陷其中而生出一种极度的烦恼，生出极力摆脱这种生理反应的渴望。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烦恼与渴望呢？是你眼睁睁看着别人指认出“你是谁或者不是谁”，而你却不知道自己是谁或者不是谁的尴尬和焦灼。
必须结束这种尴尬和焦灼，必须把自己从身体的仓皇失措中解救出来，必须要在别人指认你之前，首先认出你自己。我对自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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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要退回到我的祖辈一代。
母亲的户籍册页民族一栏里，填写着“维吾尔族”。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母亲都有着一望而知的民族特征。她浓郁而鲜明的形体——头发、眉毛、眼睛及至体型——来自她的母亲，使她不发一声，便彰显着自身的生物和文化基因。但她从中学起便大声而自然地说着汉话，在学校、在办公室、在家里、在食堂、在与邻居的寒暄中。这是因为母亲另有一半汉族血统。
母亲的父亲，一位参加过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山东籍汉族男人。一九三二年十二月至一九三三年一月，在与日军激战不敌之后，吉林东部地区先后有四万余名抗日义勇军及家属泣别祖国，退入苏联境内。我的姥爷便是其中一员。退入苏联后，这批抗日义勇军被解除武装，集中在伊尔库斯克和多木斯克等地。因给养日益艰难，苏联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在最短时间内达成协议，分三种办法将这批包括抗日将领、抗日战士、抗日人员家属在内的抗日难民护送回国。我的姥爷被分配在绕道哈萨克斯坦经新疆塔城回国这批队伍里，最迟至一九三三年十月，经苏联巴克图卡边卡进入新疆，此后或经盛世才宪警学校培训，入政南疆柯坪县警察局，先任督察，后为代理局长，此生再未离开新疆。安定之后，我的姥爷与当地一位维吾尔女子，生下他在新疆唯一的子嗣——我的母亲。
母亲拒绝回忆。对于我的姥爷，她的正面评价只限于“英挺高大相貌堂堂，能讲一口流利的维吾尔语”。剩下的，都是经由一些无意闲聊，片言只语地漏出来。当然，还有我稀薄的记忆。过去仿佛深渊，母亲拒绝回望，所以姥爷——这位山东男人在于我，无论相貌，抑或性格，总是一堆东拼西凑的碎片。但我的姥爷完全接纳了维吾尔人的生活方式确为事实。他与维吾尔女人育有后代；他使用维吾尔人的语言；他拿着小刀，以维吾尔人刀刃朝内削刮骨头的方法吃肉；他不吃猪肉，抽莫合烟，喝浓酽的砖茶；他几乎不提他在山东的亲人，他到死也没有与他们再相见，即使那里还有他的妻子和大女儿。母亲说，她唯一的好日子是在柯平县，那时候她刚刚记事，家境富裕。记忆中她常由警卫看护，骑着我姥爷的高头大马上街玩耍。现在来看，也许就是这段享受荣华的经历，让我母亲及至年老体衰的今天都挥不去性格中那一缕顽固的耀武扬威。可惜好景不长，在母亲曲折模糊的记忆里，穷困一直伴随着她，并留下难以忘怀的痛苦。但她还是勉强上完了初中，而且是在汉族学校。
汉语与维吾尔语皆为母亲的母语，她完成了对它们的共同继承。在与母亲交流时，我的姥爷几乎不用汉语，即使在她嫁人生子之后，他因病被我父亲从库车接来我家之后，仍然在一些私密而细腻的时刻情不自禁与她说起了维吾尔语。
姥爷顽固地用维吾尔语与已用汉话处世的母亲交流，他一再强化母亲有别于他的文化和生物基因，这件事在我心中一直是个谜。为什么我的汉族姥爷如此迷恋维吾尔语？为什么他要强化他与维吾尔族之间的关系？他揪住维吾尔语这根突触丰富的文化经络，是想表达他与维吾尔人的亲近，还是在戳指母亲与维吾尔传统文化的疏远？或者，他要以维吾尔语为脐带，来显现他们父女意味深远的血缘关系，再或者，只是为了纪念他九死一生非同寻常的命运？
无论我的姥爷如何将母亲推向她的维吾尔血统，我都认为，当他们父女在用维吾尔语交谈的时候，支撑这些谈话的，是一种混入了中原汉族的文化心理和思维习惯，这其间的比例分成，大概连他们二人都说不清楚。那些时刻，我的姥爷是不自知的，我的母亲同样无知无觉，但两种文化一定在交汇融合，又日益层压于母亲的意识深处，最终将她带向自身的选择：她将留下什么，抛弃什么，然后形成她自己。
是时代而非我的姥爷将母亲带向她的命运，这也是那个年代大部分人的命运形式。最初，生活在维吾尔传统中的母亲浑然不觉自己还有另外一半汉族血统，到了学龄期，母亲一家从柯平来到库车，姥爷浸染大烟，又身无所长，生活愈发困顿艰辛，用光积蓄，变卖首饰，直到衣食无落居无宁日，母亲身在其中，深尝一个残破的维吾尔族家庭在那个变乱时代所携带的苦楚。母亲没说自己什么时候开始学说汉语，一条稍许清晰的界限立于她离开库车前往焉耆上中学之际。
那是一所汉语学校，母亲与维吾尔族传统渐渐疏远，最为突出的变异应该始于此处。环境永远是基因生变的培养液，人亦如其他物种，在生物和文化两个层面常以变异取胜化解困阻曲折。只是，母亲在学校经历了什么？什么事或者哪个人使她萌生了第一缕稀释维吾尔传统的念头？或者，因为人的从众心理，又因为一个贫穷女孩的孤单和恐惧，她宁愿选择作为人群的大多数——也是她的另一半——的汉族血统？所有这些，母亲拒绝说出，但偶尔会突然愤怒地提到别人动辄让她“跳个舞”。真是奇怪！母亲由衷地喜爱维吾尔音乐与舞蹈，但凡旋律飘来，她都喜上眉梢神色灿然，但凡见到维吾尔女子的绰约舞姿，她都抖肩动脖跃跃欲试，却在做出偏离维吾尔传统的文化选择时，以别人让她跳舞为自辩。母亲不肯细说，我当然不能强究。追查旁人的记忆或者隐衷，无论出于什么目的，都带着一丝野蛮和无情，更何况是我的母亲。母女连心，我多少能够体会到她性格里天生的自尊和骄傲，这些自尊与骄傲既是她的荣耀也是她的羞愧。 3
一九五六年一月，近万名河南籍青壮年即将进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二师决定在库尔勒垦区和焉耆垦区之外增加一个塔里木垦区，以安置这批受就业和粮食压力离开家乡来到新疆垦荒的内地人。塔里木垦区位于古丝绸之路的中道、塔里木河下游两岸古尉犁和古渠犁国一带，《汉书·西域传》记载当时的尉犁城“地广，饶水草，田美”。清《西域水道记》也记载：“塔里木河，河水汪洋东逝，两岸旷邈弥望。”但是二百年后，当时间来到一九五六年，尉犁地区已经因为河水改道而导致田地干涸、家园废弃，因此，那些前往荒原寻找可开垦荒地的勘探人员只发现了极少数生活在“残墙折缝”中的农牧民。
一九五六年六月，兵团二师在勘探结束后，将塔里木垦区规划出七个新农场，分布于今库尔勒—若羌公路沿线，面积近六万公顷。我的出生地，乌鲁克镇三十二团，便是其一。
乌鲁克，维吾尔语，大海子的意思。望文生义，可知这里曾经水天相接湖波荡漾。不知当年最早抵达这里的垦荒者，望着这片已为盐碱干旱毁成荒漠的丝路小镇，心中是否和多年之后的我一样，面对这个名字如汩汩水声的地方频生怀古之情。时光汤汤，人或者物，我们谁都难知自己的未来将往何处去。
农场选址尽量远离民族聚居区。“1990年，全团……汉族5884人，维吾尔族17人，回族256人，蒙古族2人，其他民族5人。”【1】清晰的数据显现着我的生长环境：一个维吾尔人只占极少数的沙漠小镇。
“文革”初期，我的父母从二百公里外的农二师师机关——驻地库尔勒市，下放乌鲁克三十二团劳动。从城市来到农场，其间所意味的不只是每日超体能劳作以及紧缺的食粮，还有丧失维吾尔族文化特征的生活环境。虽然之前母亲的生活圈子以汉族人居多，但是库尔勒城内的维吾尔人仍然进出于她的日常生活。她在师机关的同事中有维吾尔人；她去集市上买维吾尔人的小白杏；下班路上，维吾尔族男人赶着马车从她身旁经过；到了古尔邦节，维吾尔人欢天喜地地聚在广场上，他们打着手鼓，跳起舞来。来到农场，二百多平方公里的荒原上，仅有的十几个维吾尔人散落在十四个自然村里，族群、语言、氛围——维吾尔文化所依赖的生长环境消失殆尽。对于这十几位维吾尔人，我猜母亲听说过他们，但她从不清楚他们住在哪里，更没有寻找过他们。四十年后，临近退休之际，我的母亲才重返库尔勒市。
这是很多内地人难以相信的事。他们从各种途径获得的关于新疆的印象是：哪里都能看见长辫子大眼睛的维吾尔族姑娘，哪里都能听到手鼓和热瓦甫的热烈节奏，随处可见飘着礼赞声的圆顶清真寺，以及做完礼拜回家的维吾尔族男人。所以，当我说出在我十八岁之前，我不了解除我母亲之外的任何维吾尔人，谁都不会相信。
与生俱来的一些事物在流失，虽然面不改色，但母亲肯定有所察觉。她只是不说，或者因为生活的劳累让她无暇他顾，或因无人倾听，或者因为她想随遇而安，或者，仅仅因为她对这件事不以为意。到了我对此有所意识的时候，她已经不再愿意跟我谈论这件事情的复杂内涵了。
母亲接受了这个崭新而荒凉的生息地，接受了维吾尔传统文化从她身体里无可挽回地流失的现实。她只会说不会写，她拒绝在人前表演舞蹈，她从来不是穆斯林，这跟她成为中共党员没有关系，即使后来我的父亲去世、痛苦经久不息地缠绕着她，使她一度试图接近宗教，她也没有考虑过伊斯兰教。她退离了这片疆域，缓慢又不彻底，然后进入血缘的另一半——汉族传统，最终在那里栽植起她的人生与未来，却也是同样的不彻底。
现在看来，这种交汇融合产生的最本质的后果是：汉族与维吾尔族，对于双方而言，我母亲都是一个他者。她哪一个都是，又哪一个都不是。她是一个新的第三者，一个异类，处于他们之间，又超出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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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的变异延续在我身上。当我来到这个世界，我的母亲大声说着浸透新疆本土腔调的汉语，我的父亲缓缓讲着带有湖南湘西口音的汉语，维吾尔语已经像一条消失的河流隐没在我的成长中，潜入我生息的沙漠绿洲，成为一条名副其实的地下暗河，汩汩流动，细小而曲折地寻找或许终将消逝的河道。
公元一九七一年仲秋的一个上午，我的母亲挺着她就要临盆的大肚子，与我扁担般枯瘦的父亲站在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农二师三十二团团部一处家属院的空地上。彼时，秋阳辉煌，蓝天高爽，周遭远远近近的芦苇、大白杨和垂柳正以它们淡金色的宁静吐露着戈壁滩的生机。此情此景给人安宁，我的父亲母亲却忧心忡忡，全不在意留意。他们眉头紧蹙，目生烦忧，一再打量扔在身后的那堆破破烂烂的锅碗铺盖，为眼前突现的麻烦而忐忑不安。
这一日，下放连队劳动的父亲母亲一同调到团部工作。这片团部家属区前前后后只有四五排土坯平房，十几户人家已经住得满满当当，为了安置我的父母，团部领导要求最后一排平房的两户人家各自腾出一间房屋，联并而起，充作我父母的新居。这些建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营房，早已随着第一代军垦战士和全国进疆知青的孩子们的诞生而变得拥挤和紧缺，所以，那两户被要求腾出房间的人家，自然是一边磨磨蹭蹭摔摔打打，一边将满腹牢骚甩在我父母的脸上。
母亲一再强调了这是团部安排，但见对方有意拖延，很快也恼了。母亲个头矮小，却素来强硬，那一日她虽然身怀六甲，却依旧遇强则强。他们——我们家未来的邻居，肯定被当了多年师机关机要员，此前又领导着一个种田“铁娘子班”的母亲的口舌之利给触动了，又见她一副毫不怕生绝无惧意的神情，即便脸越来越黑，手下却是渐渐利索起来。
就在母亲为他们的安身之处与人据理力争的时候，我的父亲，一位从东北某糖厂辗转进入新疆的湖南人，却在一旁忙着追赶那些从鸡笼里惊飞而出的老母鸡。在一片鸡毛腾飞鸡鸣格格的凌乱中，我的父亲东扑西扑，左闪右跳，抓住一只再去摁倒另一只，幸亏从小在湘西翻山越岭练就一副好腿脚，总算在没有惹出一番嘲笑前把它们重新塞回已经破烂的柳条筐里。那些母鸡是为了迎接我的到来而专门饲养的，它们已经被我母亲喂得膏肥脂厚，在经历了一个早晨牛车和拖拉机轮番不休的颠簸之后，此刻又在我母亲忿愤之声的刺激下，再也忍耐不住，便格格架架地添起乱来。当然，这一切只是那一天出其不意的一点小麻烦，它们很快被抹平。到了黄昏，我的父母在他们简陋温暖的小屋安顿下来。二十多天之后，我出生了。 最初的不快似乎并没有影响我父母的邻里关系，至少，在我最早的记忆里，院子里的大人们大多平静友好，我经常被母亲带到某户人家打牌玩乐，也常常一个人因为寻找小伙伴而在邻居家进进出出。我们的邻居——湖南人、四川人、河北人、江苏人、湖北人、山东人、上海人、北京人，更多是河南人——都是来自内地的汉族人，包括我的父亲。
只有我的母亲不同，因为母亲的不同，所以，我和妹妹也与别人不同。但是，除了民族称谓，我们不知道自己如何跟周围的汉族人区别开来。因为我和妹妹说的语言，吃的食物，学习的课本，穿的衣服，心里的渴望……都跟周围的汉族人没有两样。
我们的户籍承袭着父亲的汉族身份，但周围人都知道我和妹妹是半个维吾尔人。他们习惯于先用维吾尔血统将我们区别开来，给我们扣上这只没有实质内容的空壳，然后再否认这只空壳，“她们哪是维吾尔人，她们啥都跟我们一样”，这种十分奇怪的心理一直到许多年后才被我理解。
他们说得没错。母亲以她的容貌、性格、语言显现自己的维吾尔人身份，父亲以他的男方体质显现他的汉族人特征，只有我和妹妹，我们左右都不是。我们不会说维吾尔语，不知道他们怎么布置家居，不跳他们的舞蹈，不了解他们除不食猪肉以外的禁忌。我们被父亲南方人的体貌和气质稀释得就跟汉族人一模一样，却被周围人认为不是汉族人。我们的血统距离父母双方的源头越来越远，被新加入进来的血统混合得哪一个都不是、都不像。我们既不是这一个，也不是那一个，我们似乎不能成为我们新的自己，我们必须借助父母之中的一个民族族别来让别人评论我们。世界就是要为我们命名，我们不能什么也不是。但实际上，我们什么都不是。
关于“你是谁”的问题，童年的我还迷迷瞪瞪，但是已经感应到自己与群体的差异性，已经有一种由之而来的自觉存在下来。它像一根金属天线，亮晶晶伸直臂杆，在戈壁大漠的半空里，遥感和接收着来自周身世界的所有与此相关的生命电波。
生活中，我从母亲那里接收到的有关维吾尔人的信息十分微弱。母亲给我的印象是，她更忧心于我的顽皮，却不认为民族血缘这件事有必要像警告我学好功课、不要爬房上树、不要一个人去大渠玩水这些事情一样，一再对我耳提面命。
记忆零碎，它们一片片被我从时光中艰难找回。
我记得姥爷驼着背趴在床上咯血，记得他从不慈祥地对我说过一句话，所以更不会教我认清我的多民族血缘；我记得母亲为我糟糕的珠算成绩向我的汉族数学老师登门致歉，却不记得她教我说过一句维吾尔语；我记得母亲请人给我织毛衣做棉裤，却不记得我的四季衣裙里有一件维吾尔族传统服饰；我记得母亲睡觉醒来，总会在张口打出第一个哈欠的同时唤一声“胡达啊”（胡达即真主），却不记得她稍许详细地告知我“胡达”的意义，以及为什么她会呼唤“胡达”；我记得母亲从小教我削果皮一定要将刀刃朝内，给我示范如何“动脖子”，却不记得她像故事里的老祖母一样，为我讲述她从哪里来、我从哪里来……似乎有比民族血缘更为紧迫的问题需要母亲面对：工作、收入、晚饭、节日、劳动、入党请求、疲惫、疾病、夫妻关系、鸡瘟……种种不如意，以及微小的快乐，它们都使这件事趋于黯淡幽微，趋于消失为零。
戈壁滩上的春风吹绿了塔河两岸的胡杨林，浩浩荡荡的塔河水经过一个冬天的断流又流进了水渠两旁的棉花地，鱼群如期到来，梨花按时开放，但是自母亲流向我的维吾尔族血统，当抵达我，已经流失殆尽。
许多年后，我试图通过回忆来勘探这一脉血统的流失成因。当记忆零碎又持续地显现时，我尽量使自己细微、理性，在把她想象为一条大河的同时，一并兼顾着水流的大小曲折、河上的航船、岸边的沙土，以及在流动过程中的人为消减和天然损耗。但我的口吻听起来大概太像指责了，所以惹得母亲满心不快。母亲认为我要向她清算和索要，而她反感一切与此相关的企图。所以母亲开始抗议我的记忆，拒绝我的探问。她瞪大眼睛气冲冲地说：你忘了你姥爷整天背着你给你讲故事，你忘了我教你用维吾尔语数数，你忘了你的舌头像根木棍根本发不出一个像样的卷舌音……
记忆仿佛生命最初的冲动，一经启动，便不肯停歇。这一次，我的记忆带我回到某年秋日的一个傍晚，那时我有九岁了。
天刚刚黑下来，家里来了两位客人，一对年轻健康的维吾尔族夫妇。他们的到来没有丝毫预兆。我正在里屋做作业，外屋突然传来一串欢快又陌生的问候声，那声音听起来像是翻着筋斗的音符，有力、卷曲、悠扬。我惊跳着跑出来，立刻傻眼了。家里从来没有出现过维吾尔人，母亲竟然在用维吾尔语说话。年轻的叔叔边说边笑，黑色唇髭使他显得十分强壮，笑声使他显得特别友好。他坐在沙发上，面朝母亲，身体前倾，一连串地说着什么，每段话都用一串笑声结尾。对面的母亲一边点头，一边轻松应答，时不时也被感染得笑起来。此时父亲站在桌旁，只是殷勤激动地望着来客，半个字都插不上嘴。他们后来似乎谈到我，因为年轻的叔叔看见我后，明显针对我问了母亲什么，母亲便回头看了一眼呆立在过道上的我，继续用维吾尔语回了一句，然后惹来年轻叔叔一阵爽朗大笑。这对维吾尔族夫妇的到来和离去都十分突然，没等我从惊讶中醒过神来，他们就要告辞了。出门前，年轻的叔叔将放在脚边的一篮葡萄提起交给父亲，然后右手抚胸面向母亲施礼。
他们离开许久，我还能听见年轻叔叔回荡在我家檐梁间的笑声。他们是我家仅此而止的维吾尔族客人。后来我上了中学，家里来过两个维吾尔族男人，他们不是客人，他们来我家买走了那只跟着爸爸上班下班黑白相间的新疆细毛羊。
在年轻的维吾尔族夫妇之前，我从不知道我生活的团场还有他们存在；从没听过妈妈这么流利自信地说着维吾尔语；从不知道除了春节，还有一个叫作古尔邦节的维吾尔人的节日，这是那对维吾尔族夫妇拜访母亲的原因。
一开始就丧失了本能的亲近，一开始就演示了已经形成的距离。维吾尔人、维吾尔语、维吾尔节日……当这些流淌在我血液里的文化基因逼真地出现在我眼前时，贯通于我的，却只有惊讶与陌生。而母亲与父亲，却早已达成默契，不管我心中有多少疑问，不管我需不需要知道这件事情的前因与后果，他们沉默地站在了一起，站在了我的惊讶与困惑之前，挡住我的视线，一言不发。 让他们为此斟酌权衡吧！让他们带我进入人世和人群，让他们在有意与无意里抹淡我身上的概念、符号与限制，放任我在戈壁滩上的脚步与身影吧！说到底，我该说什么样的语言，该过什么样的节日，是以一个维吾尔人的方式还是以一个汉族女孩的习惯长大，它们中的哪一方，能够保证我有一个更加平坦的未来？能够承诺我的人生幸福？能够帮我建立立身处世的正义与理性？其时其景，父亲和母亲一定没有答案，一定有所质疑，所以他们沉默忽略。而我，我在那天黄昏的诧异平息之后，在太阳重又从沙丘之间跃上蓝天之后，便将这件事扔在潜意识的冰山之下。那个年龄的孩子，刚刚挣脱了父母的臂弯，刚刚被允许闯进世界里撒野，在他们焕发奇光的眼眸中，外部世界宛如乐园，每一块石头都是城堡，每一片叶子都是航船，每一只蜻蜓都是一部童话，世间万物如老鹰、小鸡、泥巴、桑葚子、风、夜晚、鳞光闪闪的鱼、沙漠……无不魔术般赐予他们无限欢乐。他们需要尖叫着奔向前方，他们无暇低头和回头，这是那些开始衰老的人和思想高深的人喜欢纠缠的事。他们只是好奇和快乐，他们还无从理解生命底部的那些事物，即便心有困惑，也顾不上思索。他们来不及思索，还不会思索，他们把困惑要么甩开，要么埋在身体里的一个暗黑之地，好像沤积肥料，不使它见光不给它透气，唯独假以时日，任其漫长发酵。我是他们中的一员。这样说既非开脱自身，也非为父母说项，生命偶然形成，事物奇幻转化，是与非相互缠绕，蒲公英被风卷起时无从知晓自己的未来，种子落进泥土，即便造物降下启示，也不会提前显现最终的结果，所有的遗传与变异，均渗入每一日的生生不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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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是维吾尔人，我便是“二转子”。是汉族的父亲与维吾尔族的母亲结合生下的“二转子”。“二转子”，这个新疆本地用以称呼多民族混血人的称谓落在我身上的时候，至少在那时使我尤其单一地区别于身旁的大多数人。
中学时代，一些公众场合，人群中一直会有那么一两位，会在我毫无准备，也无所意识的时候，以民族的特殊性，以平地惊雷的方式，戳认出我与旁人的不同。他们有的是邻居，有的是同学或者学校老师，有的是父母的同事。那时我不理解他们说话的语气，也看不明白他们脸上的表情，也许其中什么也没有。但此言一旦入耳，多半令我陷入痴呆无措之中，只能怔怔接受周围人同时投向我的目光。这种被猝然静止的气流罩在人群当中，接受众人审视的图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成为我认识自身的第一堵栅墙，令我一再跌入一个异样的体验：头顶掠过一道闪电之后，整个人霎时冰冻。
现在来想，那时我每每被这种指认吓住的原因，多半在于深恐被大多数人排除在外，畏惧被孤立或者被遗弃。这是年长以后我在读了一些心理学知识后才明白的事，才了解集体对于孩童的意味：他们将集体视为世界，以此判断世界对他们的亲近与疏远、接纳与拒绝。也许当年那些惯于指出我的人没有目的或者恶意，也许他们只是随口说着一个事实，但这种使我突然置身于睽睽众目之下的言行，不管用意何在，至少在我离开团场之前，成为我记忆版图内的一块黑色硬核，并且必须要等到多年以后，凭借一种特殊的化合剂，才能渐次析出其间的成分，破译它的生长和变异密码。而当时那个被“霎时冰冻”住的我，只可能无师自通地感受到了什么：融于大众才是安全的，与多数人保持一致才会有伙伴与快乐。
这和一九六二年踏上印度土地的V.S.奈保尔在孟买火车站触发的情绪完全相反：
“在美国，印度人是与众不同的；在埃及，印度人显得更加独特。如今在孟买，每回走进一间商店或餐馆，我总会期待一种独特的、与众不同的反应和接待，但每回大失所望。感觉上，就好像就人剥夺了一部分自我似的……在印度，我是个没脸的人……在印度，我渴望重振我的独特性，但我不晓得如何着手。”
奈保尔渴求独特和差异。他为自己的脸埋没于孟买大街上的无数张印度人的脸而感到失落。他当时多大了？三十岁，一个成熟并有些自负的男人。这么想完全合理。
这么想完全符合此刻年过四十的我——拒绝跟任何人雷同，拒绝被人划入圈子，被贴上标签，被混同；世界可以忽略我，但不可以混同我。
当然，这也符合人的文明，唯个体的觉醒和进步，人才会有存在的意义与价值。所以，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了被抹去个体差异性之后的懊恼，越来越多的人拒绝为同一性的海潮吞没，进而宣示自身，进而强化并夸饰自己的独特性、差异性，进而在显现差异性的过分表达中忽视了人与人的同一性、夸大了人与人的区别，进而在强调差异性的言行中透露出了令人不安的攻击性。
但不管怎样，那时候，那个惯于被“霎时冰冻”的我还只是一个孩子，还远远没有意识到“自我”、“独特”以及“差异”的重要性。我的觉醒是那么迟缓，一直要延迟到我的孩子的到来。而在此之前，那些着意强调我的差异性的人，他们在我眼中，像极了那些令人怀疑的宣道者与审判者，他们的每一句话、每一个眼神和手势都带着无中生有的道德优越感，带着一些企图为我引路的傲慢和自以为是。
当“二转子”这个称谓落在我身上的时候，我不知道如何解决它在听觉上带给我的不适。父亲母亲不曾告诉我我该如何回应：是接纳它，平静地告知并展现我的差异性，还是抵触和刺穿它所含带的一切轻蔑与分别心，抑或彻底消除它，让它像时间一样一去不返。那时候是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也许他们心中还有更难平复的苦恼，也许他们与我处境相同忧惧相似。所以，尽管我一天比一天更像一个汉族女孩，他们依然不提此事，不做回应，任由这个称谓随着我的成长，如戈壁滩上的芦苇，在炽风流沙里，摇荡于我的年少岁月。
父母的缄默与忽略种下了焦虑的种子。时光流淌，后来我离开团场，我无师自通地学会了他们的策略：不提此事，不做回应，任由它跨过我青春的草地，尾随于我的远行、恋爱和理想，直至在我孩子的眠床一侧淤积为一片冰蓝深邃的湖水。这样导致的结果是：许多年过去之后，我仍然没有为自己的差异性而准备妥当，仍旧不知如何塑就自己的立场与态度，更不敢大胆为此放声。暗地里，我只是长久地困惑着：为什么有这么多人，这么多男男女女，这么多老人和孩子，这么多张大大小小颜色不一的嘴巴，一再要强调我与旁人的差异性？为什么他们比我更迫切于我的差异性？为什么他们喜欢对我指指画画？ 万物生长，昼夜不息，连同戈壁滩的流沙，连同所有人内心的须根，连同我的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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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岁，我上初三，夏日里的一天，父亲接到湖南老家的一封来信。写信者记不清了，但是信里附有一张证实我又增加了另一种血统和身份的文件。
文件很像那种张贴在街头的告示，黄纸，红色打印字，盖着公章。后来我查证资料，证实了自己的记忆。一本《湖南侗族百年》的书里这样写道：“（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又相继成立了芷江侗族自治县、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经各级党委和政府认真深入调查，并经湖南省人民政府批准，芷江、会同、靖州、绥宁等县又恢复认定了一批侗族人口。”【2】
我记得父亲举着文件，像是要把每个字敲进墙里似的说了两遍：我是侗族噢！我不是汉族，我们村里乡里姓杨的都是侗族了。接着，转过脑袋，以一副出大事的表情对我和妹妹说：你们俩要把民族改掉，改成侗族。
一旁静立的母亲立刻绷起脸说，要改也得改成维吾尔族。
这时候，我和妹妹的民族身份问题，终于真正进入父亲母亲认真思考和选择的阶段。而在我这里，事情复杂起来，原本我与周围人还有一半同一性，此时又剔除一份，只剩下姥爷那边四分之一汉族血缘。单边的差异性延伸至双亲，独特性由此加倍，但我仍然不知道自己想成为什么。一个我一无所知的民族身份在我出生时掉下来，绑在我身上，许多年过去了，似乎嫌我和妹妹顶着这一只空壳还不够，于是又来了一只。
一再被赋予，一再被加入，生命莫名其妙地一再被添加着未知。我能做什么呢？两只空壳，两坨未知。那时的我当然不是后来的我，当然想不到去填满它们，补充它们，探知它们。我一片茫然。无所谓。把它们交回到父母手中。
身份意识的第二次觉醒更加让我无以应对。顶着一只维吾尔人的空壳，我已经习惯被当作一个汉族女孩，习惯了说汉语，穿汉族人的流行服装，用汉族人的思维处理自己与世界、与他人的关系。然而新的血统事实显示：无论我多么像一个汉族人，我距离汉族人的血缘却越来越远。
父母似乎为此商议了好几天。母亲的意愿一日强似一日，父亲一边沉默地听，一边手脚不停地伺弄他的菜园和满院子的葡萄藤。父亲在想什么呢？他做了半辈子汉族人，现在突然被指认为侗族人，不管那封信里提供的族群普查数据多么严肃确凿，但他与侗族人有哪些存在的关系呢？他在为母亲的强势感到不快，还是试图从记忆与意识的深处，抽取与那张“文件”或者“证明”相关的族源和文化信息？
那些科学数据——他头骨和腿骨的弧度，他的染色体微卫星位点——和现在的他有什么关系呢？他可曾依据过这些科学数据吃吃喝喝出出进进，可曾知道自己的祖先被称为“南蛮”、“百越”、“荆蛮”、“武陵蛮”以及“僚”和“洞苗”？可曾知道自小相伴的干栏屋、糍粑、米酒、酸鱼其实都来自侗族祖先的遗留？作为古代越人的后代，在生物遗传的深层，他还留有什么特征？基因的返祖现象是否哪怕只有短短一瞬重回他的梦境，让他进入这个水稻民族的集体记忆与经验？或者，他能够说出祖辈不经意间口口相传于他潜意识中的一粒原始音素，记起一段不知年月的大歌旋律与创世神话？在湘西密密层层的大山脚下，在干栏木房廊檐相接的村落里，在简陋却热闹的乡间集市里，他一定曾经见过那些用绒绳结辫盘头、身穿左衽无领衣的侗族女孩，还有那些青布包头下打绑腿的侗族男人，那时候，他是否直觉到自己与他们的相似性？是否在见到他们的同时，心中升起过一缕族源上的本能亲近？
父亲一定不会想这么多。他只有小学文化，他木讷、老实、忠厚、懦弱，他拙于与人相处，怯于为自己辩护，更对自己的历史一无所知。许多时候，因为总为他人着想，他没有立场，也少有担当。他出身贫寒，母亲早年改嫁，后来经历过饥荒，遭遇过“文革”，外部世界的混乱加剧了他个人命运的卑微飘摇。和中国大多数百姓一样，他的一生只能顾及眼前的存在，因而人生没有目标，更谈不上理想。他不喜欢了解自己，或者想都不想这个问题；他熟知宋代杨家将三代人的故事，却表现出对自己的历史与文化没有丝毫兴趣。他和我的母亲，以及大多数中国百姓想的一样，认为了解自己的历史与文化远远不如当下每一天的稳定与充实重要，不如每顿有酒有肉、出入平安顺遂、死时体面入葬实在。所以，面对母亲决定将我和妹妹改为维吾尔族的坚决态度，父亲没有抗议，或者，至少他和母亲没有让我看到他的抗议。
母亲将我的民族由汉族改为维吾尔族，除了性格里的傲慢与自尊，还有另一层实用策略：维吾尔族在新疆考大学加分，而侗族无此特殊照顾。仅凭这一点，父亲反对她的任何一条理由都无立锥之地。中国如此之大，边疆如此偏远，谁不想方设法垫高儿女人生的起点呢！并且，我们都清楚，在内心深处，父亲比母亲更巴望着我们为他光宗耀祖。
做出决定之后，那年暑假，母亲带着我前往尉犁县人民政府，为修改民族一事上下奔波。与团场不同，尉犁县县城随处皆有维吾尔人的身影，夏天仍穿毡靴的维吾尔族老奶奶，倒骑驴的维吾尔族老爷爷，商场前蒙头乞讨的维吾尔族女人，在雕着花纹的摇篮里睡觉的维吾尔族婴儿……我第一次置身于如此众多的维吾尔人中间，体会到维吾尔人汇聚之地的风味与情调，觉察到自己将成为他们中的一个。但是我没有稍多耐心去观察他们，更无法走近他们。母亲隔在我与他们之间，我对维吾尔人的亲近感只停留在母亲一人身上，维吾尔人对当时的我而言，只是母亲一个个体，而非一个整体。更何况，那个年龄的我，行走在炽热晃眼的县城街道上，更关心的是街上流行的裙子样式，喇叭里传出的流行音乐，更急于让母亲给我买份鲜奶冰激凌、酸辣凉粉和炒拉条。但母亲气冲冲的，脸上淌着抹不尽的汗水，根本没有心情带我逛逛县城的自由市场和大商场，大概因为父亲不露面协助她而心生怨愤。所以，那个暑假的县城之行，除了母亲找到她的中学同学，与人好言相求的一幕，我不记得更多与维吾尔人相关的画面了。
这次县城之行，按理，能使维吾尔人的世界与我的感官机能发生碰撞，产生一些特别的印象，哪怕是肤浅的，进而引发我对自己民族身份的第三次觉醒，但是它草率地就结束了，在我年少空洞的生命岁月，在那年夏天白花花的天空下，像一条挣破水底网洞的鱼，身体一晃，尾巴一甩，便消失了。 7
维吾尔族，白纸黑字，户籍本上的这四个字，成了一道真正的分界线。从此这个名称不再是一只空壳，它变重了，变得有所指、有实惠的利益——高考加分。母亲高兴地松了口气，她骄傲地想，她站在所有人面前，名正言顺为她女儿的人生垫高了三十分。所有的人都明白怎么回事，我是想沾民族考生的便宜，我根本不是什么真正的维吾尔人。母亲才不管别人怎么说，更不管什么文化和传统，不管我会不会说维吾尔语，会不会跳维吾尔族舞蹈，跟眼前的好处相比，跟实实在在的分数相比，跟离开农场的希望相比，跟人生可能由此被赋予的美好前景相比，那些事情根本不重要！
我的母亲啊！但愿一切都在她的掌握中，但愿她与造物冥冥相通，早就算定我会回来把这只由血缘构成的外壳，缓慢地融化，直至完全融入生命。
高中学习沉闷无趣，我和所有期求离开农场的孩子一样，决心一拼到底，为自己的命运而战。我的学习成绩在高二时爬到中上，渐渐进入了颇有希望的一列。除此之外，我还得为自尊而战。母亲千辛万苦为我垫高的这三十分，比身为维吾尔族却名不副实带给我更多自视与自疚。一些刺耳的声音传过来：三十分的优遇和照顾，从另一个角度看，是宣告你不如别人，是量出了你与别人的差距，是在鄙视你。当时的我并不知道这种理解合不合理，只是在听到这种说法之后，就信以为真了，于是带着少年的负气，咬牙发奋。
一九八九年，那是我在农场的最后一个夏天。没有比那一年更热、更宁静、更令人窒息的夏天了。我记得我和大家坐在课堂里一起流汗，汗珠浸透衬衣的前胸和后背，浸湿头发和脖子，又滴在习题纸上。我的同桌，一位从另一个农场转学过来的汉族女孩，皮肤黝黑，生了一脸豆大的疥疮。她不停用手绢擦着脸上的汗珠，稍不小心就碰破一粒，黄白色的脓液跟着溢出，然后是血。她用卫生纸轻轻擦净，然后继续低头做习题。什么都打不破这种宁静和窒息。我回头再看班级里更多同学，同样冥思苦想，同样沉闷压抑，同样汗湿满面。这时我意识到，在我脚下，那被母亲垫高的三十分，将带给我预料不到的幸运！因为就在我回头看过去的一刻，班里五十多位同学突然呈几何级数增长，眨眼间如山如海，无穷无尽排出戈壁，排到地平线外。那一刻，我还想不到未来的就业竞争与生存压力，我只是感到心虚，面对这堵密不透风的人墙，我根本没有勇气说我一定能够冲出去，而这仅仅只是我所生活的这片戈壁滩。
那三十分要比自尊心切实多了。
当年，学校中榜三人，我是其一。那三十分帮了我。
家里大摆酒宴。我记得父亲从邻居家借来一张方桌，与家里那张拼在一起，摆在外屋中央。凳子也不够，又从隔壁借来长条凳。要请的人太多了，校长，任课老师，同学，邻居，两张桌子根本坐不下，夹菜伸不出胳膊，筷子给碰在地上。家里吵翻天，大人们说什么我全忘了，只记得父亲当大厨，在厨房和宴席之间奔忙不已。母亲坐在里端待客，不停有人向她道贺，她或者回敬一声，或者用她的女中音爽朗一笑。父亲给我和同学们单独在里屋摆了一桌饭菜，我沉浸在喜悦中，顾不得同学们在祝福我时心中滚动的失落感。我们是一群低地里的蝴蝶，被大漠和戈壁围困，我们整天幻想的，都是飞出这片荒远之地，落在内地——某个人口众多的繁华之地，说异乡人的语言，吃异乡人的食物，住进异乡人的房屋，迎接异乡人对我们的改造，从未来到命运，从人生到灵魂。我们美丽而肤浅，我们只想改造和蜕变，只想远离这个对人生和未来毫无意义的出生地，我们把梦想和幸福寄托在某个不知道的远方，因而每一个人的离去都会给另外的人带来撞击。我当然理解，那是一种被世界遗弃的恐慌，微小，带刺，入骨入髓。我记得那天我特意剪了头发，穿了一件新买的蓝白条蝙蝠衫。饭菜撤走后，大家围成一圈，有人提议跳舞，并且特别要求我来跳。那时说跳舞，指的是摇摆舞、太空舞、抽筋舞，即使大家都知道我已经成为维吾尔人，也无人想起民族舞蹈，因为他们知道我不是，因为他们和我一样，从小到大，多数没有见过真正的维吾尔人，更不了解维吾尔人的生活和习惯。音乐从录音机里飘出来，是当时流行的一首名为《巴西狂热》的乐曲，大家都看着我，我站在屋子中间，面红耳赤，跳了一段摇摆舞。没有人加入我，大家好像很尴尬，我停了下来，突然觉得羞愧，就好像自己是个小丑。
一些事情无法说清，它们被层层包裹，要用一些子弹和利刃般的语言，才能破开。
一九八九年十月，我离开农场，这片赋予我地域和民族身份的出生地，随着火车驶离库尔勒，一步步向后退去，直至凝固为一个硬核，然后嗖地一下，又腾空落入我体内，由一个环绕我的外壳，变为我的生命特征，与我合体，再也无法分开。从此，母亲不再挡在我的面前，充当这个生命特征的传递者，从此我得自己来验证和显现我是维吾尔人，尽管我身心空虚，没有任何实在可以拿来验证和显现。
8
我来到银川，一座新建不久的民族学院，一个汉族人不再是绝对多数的新环境。没有绝对多数的环绕，每个充满差异性的个体样态就成为自然与日常，就不再是少数和异数。于我而言，这是个新鲜的体验，我不再被从群体中单独区别开来，不再是少数，不再被强调差异性和独特性。那些贯穿我成长，从一个绝对多数的群体抛向我的“她是维吾尔人”“她才不是维吾尔人”“她跟我们一样”“她不是我们”的外部声嚣终于停止了。这里，每个人都是他自己，每个人都独特，每个人都自然存在，都可以不受外界干扰地成为自己。开学第一周，每天晚饭后，我穿着一件新买的紫白条相间的薄毛衫，在食堂与宿舍的空地间与同学打羽毛球。蒙古族、锡伯族、哈萨克族、维吾尔族、回族、满族、东乡族、俄罗斯族……难以料到下一个从我身旁经过的学子会是什么民族，但哪一个都自然，都独特，都重要同时又不重要。
这是有别于农场戈壁滩的一个新世界，安静又绚烂。我望着他们，就像来到一幕幕自然的奇观之前，他们脚步匆匆，笑声朗朗，突然就会用一句我听不懂的语言抚热我的耳郭，突然就会用一张异常俊美的容颜将我撞得目瞪口呆。我的眼睛看不够，心里秘密地欢喜和激动。 学校正西方就是青黛色的贺兰山。那几日，每天清晨都会从山上飘来一片细雨，校园里地面微湿，空气甜润，我大口大口地呼吸，然后像饱览山川美景一般打量着各个民族的男孩与女孩。有时候，比如早晨去锅炉房打水，中午在食堂排队买饭，突然间，我就会被某个新颖的面孔吸引住。这些吸引无关美丑，无关男女，就因为他们沉浸在自己的独特性中的那种神态。我一眼就盯上了这样一类人。
这种被一个陌生人的面孔吸引的感觉真是令人兴奋，就像小时候父亲带着我在雨后的林带里找蘑菇，走啊走，直到林带尽头，柳条筐里仍然可怜巴巴扔着一两朵，正要泄气返回之时，却眼睛一亮，就在脚边的树根处看见了密密麻麻挤在一起的一大簇。但我生怕自己对他们的窥视惊动了他们，生怕破坏他们的自然状态。他们多完整啊！那个长着一头鬈发和一双蓝眼睛的古丽，那个脸上长满雀斑哼着牧歌的小个子藏族男孩，那个又高又壮对谁都笑眯眯的蒙古族学长……他们在自己的生命里，蓬勃生长，自然呈现，全身上下，每一种神态、每一根线条都举世无双，都是独特的他（她）自己。他们不用因为一再被提醒“你是谁”而对自己产生怀疑，不用因为“你是什么”而特别地显现自己，他们像一株株长在河谷和山岗上的植物，互相都是唯一的，互相又都是共同的。
我终于被忽略和淹没了，在这个充满最多数的差异性的共同体内。
开心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从此可以消失在群体内，不受外部世界的指点，默默找一条路，证实和显现这个在不停混入另一种血液的变异途中，异化得谁都不是的我自己。
那时的我哪里知道，这条变异之途通向何方。
开学没几天，宿舍里来了一位胖乎乎的学姐，双眼皮，头发微黄，自来卷儿，普通话一口湖南腔。“我跟你一样，我也不会说维吾尔语，不仅我不会说，我们家没一个会说。”她是翦伯赞的外孙女，湖南人。
一个月后，同系的一位学姐，介绍我认识她的男朋友，一个叫艾合买江来自新疆阿克苏地区的兵团男孩。“我也不怎么会说维吾尔语，我爸爸是维吾尔族，妈妈是上海人。”他的脸是维吾尔人，他说话的腔调带着浓郁的新疆地方口音。他快乐而简单，对于自己不会说维吾尔语、没有食物禁忌、丧失维吾尔文化传统，似乎全不在意。他的态度与我母亲何其相似。
一种为差异性带来的眼花缭乱的惊喜平息后，校园，这个多民族共同体开始向我呈现它本就存在的内部机制。这与万物竞长的自然界一样，物以类聚，各行其是。我这张缺失维吾尔人特征的脸和我不会说维吾尔语的事实，只能使我与有相似境遇的人来而往之。即使在差异性成为最多数的共同体内，人还是本能地寻找自己的同类。人是天生的群居物种，群体的品质无论大小高低，个体对它的直感与需要，仍使它貌如树荫与沃土。
虽然没有明确地结成团伙，但我能够感到，学校里像我这样的人不在少数，各个民族都有。这多少令我感到安慰，我不再像在戈壁滩上的农场里只是少数，像我这样“谁都不是”的人是一个群体。渴望落身群体的心理一直跟随于我，它使我对此尤其敏感，我打量他们，等同于凝视自己。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群“二转子”“四不像”“中间人”“鸟人”“异形”“变种”“褪变者”，我们被自己的生命特征悬置在半空中；我们谁都不是，谁都不愿意承认我们；多数时间，我们连从上一代继承下来的空洞外壳都不完整，更别提内在与实质；我们令人遗憾地失去血缘和文化特征，蜷缩在一个个无所依托的空壳里，不知如何选择……但是，我们被造物通过父母和时代创造了出来，那么，我们一定有我们自身的必要性吧？
我问自己，虽无解答，但执着于民族身份的这份敏感，赋予了我审视周身事物的习惯。
多数人都接受了自己的缺失，并且要让这种缺失变得更加彻底。那个胖乎乎的学姐说：“没了就没了，我就在没有中做自己；我没错，任何人都没有错；这就是历史，人就是通过变种变过来的。”我羡慕她的态度，至少决绝，不犹豫，也不烦恼。她和艾合买江一样，不在乎自己是什么，不是什么。
大学二年级，宿舍里多了一位女孩，来自新疆若羌，母亲藏族，父亲汉族，说话带着农场孩子特有的口音。她生就一双大眼，长方脸，唇线棱起，一看便知倔强执拗。她行色匆匆，每天早出晚归，总是捧着一摞书，拼命学英语。她住在上铺，似乎有意与所有人保持适当距离，但是偶尔会高兴地给我们唱首歌儿。虽然以藏族身份考入大学，她同样不在意自己跟藏族几乎没什么关系，她对藏族的文化和传统也没什么好奇，她感兴趣的是英语，她认为英语比任何一门民族语言，甚至比汉语都重要。
宿舍窗外的迎春花又开了，槐树枝头挂满了洁白的槐花，我开始学习维吾尔语。我的老师是一位低我一级的维吾尔族男孩，他是那个藏族女孩带到宿舍来的。他真是造物的佳作。一头金发又柔软又蓬松，发梢在白皙的耳根下打着卷儿；淡褐色的眼睫毛仿佛一片椰树林，掩映着一双碧蓝的眼眸；没有比他的嘴唇更像一片花瓣的，他的唇色唯有婴儿可比；他会弹吉他，歌喉动听如情诗。但是造物没有把他造得十全十美，他骨骼纤秀个子矮小，让看见他的人都为他扼腕叹息。他跟随藏族女孩来到我们宿舍，身上背着吉他，次数多了，我们就让他唱歌。他唱的都是维吾尔歌曲，我听不懂歌词，却感到歌词的每一个音节都美妙无比。于是我说，赛里木，你教我说维吾尔语吧。
他就像一个漂亮的小锡兵，善良又温顺，我们说什么他都服从。
课堂就在宿舍里，每周一节。星期天的上午，我们开始洗衣服的时候，小锡兵甩着他的一头金发便站在了我们门前。他坐在我们中间，教我一句维吾尔语，再跟别人闲聊一句，“赛里木，你们家有多少头羊？”“我们家的羊数也数不清，那拉提草原上的羊全是我家的。”“那拉提草原有多大？”“比天都大。”宿舍里飞起一片欢笑。我准备了一个笔记本，把每堂课学过的单词和句子都记下来，上一行汉语，下一行是维吾尔语发音音标。学习过程原始笨拙，但是很快乐。学习效果说不上好，许多句子今天学，明天忘。但几个月过后，一些日常用语能听也能说了。
赛里木漫不经心地教，我漫不经心地学，他不是好老师，我不是好学生。但之前与此后，我都未如此靠近“维吾尔”三字。学习维吾尔语，校园里没有人强迫我，甚至也无人鼓励，但我不时被维吾尔语触动，就像音乐，总有将我掷回某段时光的神性。或许正因为不懂，使得好奇心滋生出我对她的敏感。她的音节像波浪，一道连着一道，势不可当地从远处赶来，再一层层强劲地退回到天际；她听起来柔韧又深邃，似乎有一种强大的吞吐力量，吸卷着事物，再翻滚出意义，层出不穷。还有更关键的，我十分介意自己拥有“维吾尔人”的身份，却“不会说维吾尔语”和“不是维吾尔人”的事实。那时，我当然理解不了我的“不是”其实就是我自己的“是”，正是因为一次次由“不是”向“是”的遥望，才使我由自身走向了他人与外部世界。 校园里的那些维吾尔族姑娘，她们边走边说，不经意间，那些波浪般的音节就让路过的我听见了。那些时刻，我会侧过脸屏住呼吸，让听觉的王国跟随那些句子越走越远。一切就发生在短暂的几十秒钟之内，如此安静，又如此迫切，就好像旋转旋钮突然找到消失的电波。有时，在楼道里的水房，先我而到的两个维吾尔族姑娘碰到一起，她们边洗碗边就聊开了，声音像带着露珠的纤藤，蜿蜒伸至我的耳郭。这是最难得的机会，我心安理得等在她们身后，任由那一粒粒晶润的音节变成一条条细小的波纹，从我的唇间和指尖流过去。
除了赛里木，校园里再没有第二个真正的维吾尔人与我交往，而这个温顺善良的小锡兵也突然消失了。我猜是因为一个传言终止了这个学习过程。
一天晚上，藏族姑娘在登上她的上铺前，突然带着奇怪的笑容问我，都说你和赛里木谈恋爱，是真的吗？我正对着镜子琢磨刘海是不是应该剪短一些，听到藏族姑娘的问话，一只手握着梳子，愣住了。可爱的小锡兵突然成了怪物。怎样才能说明自己呢？大学两年多了，我还没有谈过恋爱，心中对白马王子的想象又虚荣又摇摆，拿不准是高大成熟好，还是温柔多情好。但绝不应该是小锡兵这样的，至少不应该长得如此可爱又貌美。赛里木啊！在我眼里，他更像一个婴儿，因为只有婴儿，我才敢那么大胆放肆地打量和欣赏。今天，我已经不记得自己当时具体说了什么，但坚决否认的态度一定使藏族姑娘领会了我们之间确无其事。那以后，小锡兵就不来我们宿舍了。
回顾这段往事，不免令我遥做假设。假如我和小锡兵谈了场恋爱，现在的我，也许已经如愿以偿，能够让波浪一般的维吾尔语，带我进入一个异于汉语世界的维吾尔文化，并借此向母亲炫耀，我从别人那里，推开了她没有为我打开的那扇门。推开这扇门的意义并非在于我有机会成为真正的维吾尔人，而是我拥有了出入连通两个语言世界的初级技术。我的血统告诉我我的一半来自那里，但是我从来没去过那里，除了满足好奇心，我或许还希望那个语言世界的人能够了解像我这样的维吾尔人的存在，不管他们承不承认，我们都存在着。在人的意义上，我们的存在和他们没有区别。而通过我，一个世界就多了一道被另一个世界了解、阅读和倾听的途径，也许这样，正好可以使我参与治疗两个世界或者更多人之间的隔膜与疏远。
这使我想到约瑟夫·布罗茨基，及其一篇名为《一间半房间》的散文。文章写于一九八五年，彼时，布罗茨基正在美国一所大学任教，他坐在学校出租给他的一间公寓的厨房里，越来越清晰地看见了他的童年时代，一段与父母住在那套一间半房间里的生活，那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俄罗斯。写作这篇文章，说布罗茨基怀着痛恨与愤怒并无不妥，因为“没有任何国家像俄罗斯那样擅于摧毁其国民的灵魂”。身为一位美籍俄罗斯犹太人，布罗茨基说他“随时准备用俄语读、写诗和信”，但回忆和讲述他的父母，他必须用英语。因为只有通过英语世界的阅读，他的父母所遭受的奴役才能得到释放，因为俄罗斯人不会愿意读到这些文字，因为至少是同一代人全都和他父母一样备受摧残；他认为，只有被俄罗斯以外的人阅读，他死去的父母的灵魂才能挣脱囚牢，得到救治。
语言可以使被囚禁的灵魂得到释放，语言可以使生命的感悟更强烈，尽管当时的我并不具备理解语言在社会学、人类学以及灵魂学上的意义的能力，但那段时间我还是下意识往那个方向走了一步。我简单地认为，学会一些维吾尔语，我就能在汉语和维吾尔语两个世界之间穿行，就能使我的“不像维吾尔人”稍稍变得那么“像”一些，就能让更多人接受我，认可我。我真诚地希望自己能够成为维吾尔语这棵大树上的一根新发的枝条，哪怕短细，却构成了她的存在。当然，果真如此的话，我们将互为彼此存在的依据。
但造物并没有安排我去推开那扇门，没有让我从那棵大树的树干探出身来，他稍稍启开一根发丝般的缝隙又立刻合上了，只让我在树皮之下顶出一个小包又将我按了回去。我猜他是看出了我的懒惰和心不在焉，看出了我的好奇和下意识不过是一时兴起，不过是一两滴可有可无的灰色的年轻人的成长情结，看出我的须根根本没有用力扎向维吾尔语的土壤。
语言所具备的识别功能，既显现人的差异性，也消除差异性所导致的禁锢。大学校园里，汉语是一种“世界语”，她使我们通过共同的她，全部或者一部分地讲述着自己的差异性。之所以分出全部和一部分，是指像我这样的“褪变者”只能是“全部”使用汉语，而掌握自己民族语言的“完整人”，他们则骄傲地“一部分”使用，或者尽可能少地使用。“完整人”能够最大程度地回到并显现他们的差异性，褪变如我者，则因此几乎被抹去了个体的差异性。
真是奇怪！在戈壁滩上的农场，无论我怎么和旁人一样，旁人总是视我为“不一样”；来到校园，即使我努力表现出渴望回归“差异性”，但“差异性”始终将我排除在外。
似乎我决定不了自己是谁，似乎得由外部世界认为我是谁。这种感觉太糟糕了。而民族语言成为第一道无法翻越的山丘，是她首先在强调我“是”谁或者“不是”谁，我突然对她产生了微微的敌意。
我依然无法确定自己是谁。校园里似乎没有谁表现出对这个问题感兴趣，或者，因为我从没有试图说出这个疑难，所以它变成一棵向内生长的藤本植物，在我内心的密林里暗昧生长。而它也不出我所料。它真是太喜欢这个不见天日却又纵容它的环境了，所以它横七竖八地长起来，恣肆无惮，越当四周安静，根须拔节的嘶嘶声越是吵闹。
原本我与校园里的维吾尔族同学就是两个世界，小锡兵消失以后，我下意识离他们更远了。初进校园时的莫名感动消失不见，那些不经意间飘过耳郭的波浪般的音节不再使我入迷。这时候我再看他们，校园里来来往往的维吾尔族学子，就如同内地人遥望新疆，一切认知重又因为时空之远而模糊不清，甚至滋生误读。此情此景，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使我感到惋惜。虽然整件事的重大或者微小，不过是一个民族血统“褪变者”的一己之事，但对此敏觉的人都能感受到，此事内部的牵扯远不止于一个个体。
这之后，与我往来密切的，都是一些从不使我追究“你是谁”的各民族同学，他们简单疏放的心怀让我感到，与其纠缠在“我是谁”这件事上，不如去看场电影谈次恋爱。偶尔，清真食堂已经没了饭菜，他们甚至会劝我：去汉灶吃吧，反正你又不是“正宗的”，无所谓！这种想法使我放松，既然我什么都不是，那么我谁都不是，我就是我自己吧！让民族、血统、身份、认同感这些暂且不带给我任何好处和坏处的玄虚之物躲到一边去吧！我才二十一岁，青春不是用来为这种事情发愁的。我要让自己爱上一个令我一见倾心的男子，要去图书馆抢座位看小说，要把那本印着庞德、里尔克、阿赫玛托娃、博尔赫斯诗歌的口袋书《邻笛集》全部背会；要为教工食堂的夜宵省下白天的菜票，不管那道红烧鲤鱼让我的脸像发面馒头一样迅速鼓胀起来；要练习汉字硬笔书法，为了让那些寄给远方同学的书信看起来十分美好…… 9
冬日的银川寒冷干燥，但是一九九四年的冬天我沉浸在崭新人生的暖洋中。
街道两旁的槐树在零下十七度的寒风中抖瑟，我坐在自行车后座上，脑门被严寒浸得隐隐作痛，脚趾则早已又僵又疼像被钳子狠狠夹住。但这些我都顾不上。我正赶往城南一家家具店，心中又激动又紧迫，一种要为自己承担和编织未来的骄傲让我全神贯注，足以将外部世界的一切干扰抛置身后。爱情把手中的拮据烧成了灰烬。我们的钱真是很少啊！但是我们花了半天时间，还是给我们仅有三十平米的婚房买到了满意的家具。
还有什么能够里里外外地吞没一个人呢？除了生活。凡俗的温暖与喧嚣刮起一阵龙卷风，一把将我从校园拽入它的笼中，那升上半空的弥天尘雾根本没有让我看清它的周围都有些什么人，什么事物，更不要说它内部的深浅与远近。而我大口吮吸着大风卷来的爱情浓香，成为一名报社记者的职业荣耀，以及人生初现的完整与幸运，几乎忘了曾被“你是谁”这件事困扰过。
日常的具象世界新颖庞杂，缺乏涉世经验的我像个热情的白痴，在一件件日常的事物之间往来奔跑：不能坐着看报纸让领导进进出出忙忙碌碌；要学会跟同事东拉西扯——新华街上的麻辣烫店哪个味道更好，毛线的含毛量以及一件毛衣得用多少毛线，那个名气最大的理发店剪一次头要多少钱；搂着他的腰一起去吃十字路口的刀削面，一定要加两勺油炸辣椒，然后计算怎么用剩下的二十块钱过完发薪前的最后一周；楼道里的小疯子一再把我的自行车扔下楼去，然后站在我的门口大声咒骂，我吓得不敢出门。她为什么老是骂我呢？也许她喜欢我的他，那么我就是她的情敌了；新刷的墙壁开始掉皮。功夫全白费。重新刷，要用砂纸把墙壁打干净。白墙灰像牛毛细雨，我们像从灰烬里爬出来的白灰鬼……我变成一块煤，被凡俗日常的生活刚刚点燃，一心要把自己燃着，燃成红润的火焰蓝色的火苗。
壮阔而具体的鸡毛蒜皮，我为它忘我地升温，但这仅仅是看似平常的表象。
那件事，“你是谁”——并没有放过我。它虽然被表象覆盖，虽然因此而退在了一个肉眼难见之处，却仍然发出连绵跫音。它从未不在。它只是蹲了下来，蹲在白昼的尽头，成为守在黄昏之后的夜晚，不动声色，却反复持久地以黑暗、静思、遥望、倾听以及梦境来拍击我的生命，以保证它肌体神经的生长，甚至悄然弥补着以往的空缺。它变换了以往——仅仅以语言和相貌——来辨识我的样式，以一种更无声、更有力，也更广阔的手段，一种完全渗入生活和生命的形式，由外而内地修造我。
时光的表面平淡无奇，都是一个普通人的当然和必然，至少我是这样。
一辆白色的桑塔纳轿车将我送进一个纯正的回族家庭。她使我与戈壁滩上那个——想与汉族人一样的——农场女孩区别开来，也使我与大学校园中那个——想与汉族人不一样的——中文系女生自此永别，她一开始就确信我是维吾尔人，毫不怀疑我是他们中的一员，仿佛我从来就是，仿佛他们信心百倍地早就在这里等着我。
一切都因为这种确信而有所不同。从此以后，我不能再纠缠于“是”与“不是”之间，从此我必须“是”。
这是母亲料想不到的。十年前的暑假，当她抬着一张汗津津的脸带着我奔波在尉犁县政府内外，当她看着我户籍民族一栏由“汉族”改为“维吾尔族”时，一定无法想到，正是这次改动，将我推进了她有意避开而我却再也不能置身事外的携带着民族与宗教元素的日常生活中。之前仅仅是一只民族的空壳，从此又加入一份宗教修养。我的母亲啊！在再三斟酌了她的无所意识之后，我反而由衷地感知到她与造物的冥冥相通。她从未刻意让我面对她力图回避的事物，反而使我越来越真切地遇上它们。
婚礼当天我就遇上了它们。尘世的婚姻不仅仅需要一张由当地政府颁发的结婚证，不只需要双方家族的允准与祝福，还需要神明——真主——的告诫、见证与赐福。不管后来有多少家庭并没有因为神明的参与而稳定和圆满，但就如同一个新生儿的诞生，一切生命的开端都带着神启。上午十点，作为新人的我和他，我们肩并肩坐在房屋中央的大床边，家族长辈在我们四周围成一圈。一切都安排妥当，我被告知坐在这里等待一个名为“尼卡哈”【3】的宗教仪式，并将成为这个仪式的中心。我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一坐下来我就开始担心，他教过我的“清真言”【4】我说得还不流利，我不了解仪式的要求和过程，连“尼卡哈”这几个音节都听得模模糊糊。院子里的热闹丝毫没有影响屋内的安静与郑重，但我的心虚吵吵嚷嚷，像打闹的孩童在我身体里横冲直撞。我多么后悔没有为此而有所准备。我不曾对我的他强调过我的不懂，因为他从不介意我不懂，而家族长辈大概认为我一定自小谙熟于此。没等我一一记住围站在我周围的亲友长辈都是谁，门外已经传来一片轻捷又密集的脚步声，接着布帘一掀，一位头戴白帽银须微扬的慈祥老人由人引进。在门前停留的一瞬，老人笑盈盈看了一眼众人，而后径直走来，坐在我们身边。他就是众人一起等待的仪式的主持人——拜阿訇，也是我人生中见到的第一位阿訇。他肤色白皙，身材清瘦，面容慈爱，椭圆形玳瑁镜架之后，望着人的眼睛总是布满信任和喜悦，而一旦开口，每个字音都流动着循循善诱的亲切。拜阿訇由内而外符合一位宗教人士在我心目中的典范形象。也许那时我对人对物的认知还很肤浅，但他的形象与气质以直觉的方式在我心中幻化为“慈爱”的化身，从此无法替换。这便是之后二十年来，坊间一换再换的阿訇，一个比一个让我感到疏远陌生的原因。比起拜阿訇的慈祥面容，总有一种玻璃杯似的冰凉横亘在我和他们之间。拜阿訇给我留下的印象过于深刻，以至于后来当我开始文学创作并触及宗教，他首先被我写进了小说。拜阿訇一口银川话，我依稀记得那天他穿了一套深色服装，在教引我们诵念“清真言”之前，他站了起来，像讲故事一样告诉大家，我是一个来自新疆的维吾尔族姑娘，他是一个银川的回族小伙，两个人虽然民族不同，但都有一个相同的信仰，是真主让我们相遇而结成夫妻，从此我们两个要互相爱悦和体恤。之后，阿訇领着我们念了“清真言”，再之后，便是他诵念一段《古兰经》。整个过程，我小心又慎重，怯生生地跟着念，磕磕绊绊地学着做，当仪式结束时，总算完成了人生的第一堂宗教课。 他们本来就确信我，这一次又有了拜阿訇的宣告，从此，我的身份无可置疑地确立在家族亲友心中，没有人问我“你们那里”是怎样过开斋节的，没有人在意我父亲不是回族或者穆斯林，也没有人问我为什么没有“经名”【5】或者“维吾尔族名字”，不管是疏忽或者有意疏忽，不管质疑有没有在他们心中升起过，他们都保持了一致的友好与缄默，而后宽容又坚定地确立了我的新身份——维吾尔族，穆斯林。
民族身份，从此不仅仅与语言有关，更牵扯了一层宗教的意义。这时的我，当然意识不到生命中这个新的成分，更无法了解这个新的添加所导致的生命变异。
我从不戴盖头，也不像维吾尔族姑娘一样系头巾，他们不问为什么，但在每一次宗教生活时，他们之中，一般是婆婆，会递过来一顶普通的白布帽子，后来随着帽子流行样式的改变，变成了各种颜色绣着丝线或者镶着蕾丝花边的薄纱帽；斋月到来前的“念夜”【6】，全家人一定是要到齐的，偶尔，厨房需要帮忙，不得不离开听经的座位，但如果到了接“都啊”【7】的时刻而无法分身，一向和缓的婆婆便会迅疾低唤一声——“接都啊”；生死婚嫁，儿女日常，婆婆关心和絮叨的都是这些。多数时间，说起某一位远邻或者近亲，她只称呼他们的经名。事实上，直到现在，我仍然记不清楚家族中会有多少位经名为“穆萨”的男子，会有多少位女性经名唤作“阿依莎”。但她讲述他们时就如同我和她一样分得清他们的年龄、姓氏、性别和命运……他们真是把我认作降落他们内部的新生命，一经来到，便不言而喻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便顺理成章进入他们的文化与传统，绝不多言半字。没有一人打破这种缄默和认可，从始至终，至少我连一丝眼神都没有看到。确信，友好，宽豁，他们严谨守约，我因此必须一心一意沿着这条信任之河游向我的新身份。
日升月落，四时更替。在银川，由新一轮的亲人、朋友、同事、同道、泛泛之交及至陌生人构成了一个新的文化生态圈，缘于他们并不了解、也不在意过去的我，缘于民族语言问题在这个回族自治区的首府显现得并不是那么迫切，我作为“维吾尔族，穆斯林”的身份，便轻松并确凿地建立起来，自此再无人置疑。又因为无人置疑，我才得以不受内心自疑，安稳地成为这个拥有新身份之后的我。
但我并不认真，也不彻底，我仅仅做到了一些基本而肤浅的守规。
当阅读宗教典籍，会有一些心领神会的启悟，却从未如醉如痴热忱持久；民族身份是否直接意味着宗教身份？维吾尔人必须是穆斯林吗？回族人必须是穆斯林吗？亲人和朋友们都认为理所应当，但是我犹犹豫豫，既没有胆量否认，也拿不出识见辩解，只能暗自怀疑这些约定俗成是否意味着正确与理性，并且愈发意识到大众认知掺杂了过多的人为偏见；书中以及现实，不仅仅伊斯兰教，总有一些信众，拥有神秘的宗教体验。凭着尊重与好奇，我尝试了解并理解，但类似体验从未降临我，以致我因为无法求证而心灰意懒。就如同一个清醒的人无法重回梦境，不得不认为那都是虚妄之物；我的回族朋友里，有人会因旁人涂黑自己的信仰和同胞而哭泣，有人会因旁人妄言伊斯兰教而与多年挚友决裂，有人会像深爱自己的亲人和生命一样卫护自己的宗教，这些浓烈的情感无法在我心中凝聚，虽然我也会为旁人对穆斯林的诬言而感到不快；还有最常见的一些宗教疑问，譬如妇女如何向阿訇问候并致以敬意，譬如阿訇来家中诵经之后为什么不仔细为一众孩儿讲解这段经文的意涵，譬如独自礼拜时内心与举止的结合与对应，譬如当遭遇质疑和诽谤，教义如何指引，信众怎样应对……我总是没有持久的信心和热忱向身边的家人或者朋友提出疑问。时机总是被我以各种理由与疏懒一再推托。
造物一贯如此，每赋予生命一项新内容，便同时制造了她的充实与匮乏。新加入的宗教身份也出现了问题：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和责任心的缺席，无论我怎样身在其中，都因为最初的空缺而难以弥补。最关键的仍然是——感情，犹如水与鱼，彼此缺乏相依相生的亲密无间。被我一度想要弥补的语言也是如此。
这时候我稍许有些明白：血脉确如河流，尤其在我，她一边向前，一边流失，一边又被补充着。她一直不让我彻底中断，却也不使我具备回归的完整意志和契机，从而彻底地弥补她，完成她。即使到了今天，我仍然觉得这件事十分蹊跷，她以这种方式修造我的神经和人生，以完全有别于我的亲人的方式，不断使我靠近她，又一再地使我后退到一个距离之外，仿佛“你是谁”带给我的生命印记不够重大也不够深刻，仿佛这样来回拖拽我才能使我铭刻不忘，才能让我在最后的选择到来时，再不犹疑，再不心虚。但是，那时候，她要把我变成“谁”呢？
10
一个天使降临了。是个早春的下午，四点半钟。我躺在手术台上，恍恍惚惚，麻药没有完全吞噬我的受体神经元。我感到自己像一只西瓜，在被切开之前，一只手将我在龙头下淋了淋，而后用块湿答答的抹布，潦草地擦了两下。接着我掉了下去，像溺水的人栽进水底，突然离开了外面的世界。再恢复意识时，医生已经切开我的腹部，正从我的体内打捞他。而他仿佛一只吸盘，吸附在我的腹腔一侧，以至于医生的一只手像拔牙前测试牙根的力度一样在我腹内摇动他。晕眩变成了恐惧，我感到自己像一片晃动在波浪上的木板，眼前就是扑面而来的惊涛骇浪。一切如在梦中，幽暗，混沌，玄机重重。突然，他大哭着冲了出来，手舞足蹈，怒发冲冠。他嘹亮的哭声震颤了我的心肺，将正在麻药中沉浮的我一把淋醒。后来，护士把他交给了我们。他躺在我的怀里，眼睛都没睁开，就把他天使的微笑送给了我。他的笑那么突然，那么没有来由和神奇，仿佛经过那声惊天动地的哭声之后，他已经洞悉了这个世界，仿佛秘密的喜悦一阵阵地使他情不自禁。
我小心翼翼抱着他，看着他，听他的呼吸，观察他的皮肤，数他的头发，摸他的骨头，一边感叹生命——他的形成，他不多不少成为这个躺在我怀里的小人儿——神奇得等同于一个未知，一边想象他的未来——他喜欢的人和事物，他以哪种方式与世界相处，并由此显现自身——还为时过早因此也是未知。似乎能够确定的只有此刻——在我一路走来的变异途中，他是我这根链条上的一个新成员。但此时此刻我能为他确定什么呢？当他吸附在我的体内时，我不知道他吸纳了这根链条上的哪些元素，当他离开我，我也难知他在这条链条上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异。他动了起来，又踢又抓，似乎包着他的襁褓让他极不舒服，柔嫩的小下巴因为咧嘴大哭而变得又红又紫。他的哭声立刻在探视的亲友间搅起一阵喜悦的嘈杂，一时间，戴白帽子的奶奶、姨奶奶、二奶奶、舅奶奶、姑妈们忙叨叨走动起来，初春茸亮的阳光透过窗棂，她们朴素的身影就在光束间出出进进。我心满意足地躺在床上，看着她们起起坐坐，听着她们絮絮叨叨，突然间，心里像落下了一块石头：我的天使再也不用在身份的“是”与“不是”之间为难了。 那么，他是谁呢？他的血源和姓氏太确凿了！他还没有出生就已汇入一条清晰的血脉之河，皈依在代代续传的文化与传统里。他是圣人穆罕默德的后裔，是元代大将、回回政治家、云南王赛典赤·赡思丁的后代，是赛典赤·赡思丁长子纳速拉丁的后代，是元朝至元年间由陕西“弃秦移居西夏”的纳速拉丁的一支后裔，是经学者一字一句一地一址考证出的迁居在宁夏银川永宁县纳家户村中纳速拉丁后裔的纳姓族群里的一员。
经历过身份认同的烦恼，我绝不愿意我的天使再重复我的多重民族身份，再如我一般左右为难地拆分自己、确认自己。所以他的民族身份是确定的“回族”这两个字；所以在他出生四十天后的一个上午，阿訇便伏在他耳边为他取下经名“伊尔古白”；所以在他能够顺利说出一个句子之后，就有人教他诵念“清真言”；所以他五岁起就跟随爸爸一起上寺……一种浸润着呼吸、水土、日常以及精神约规的成长氛围，将回族的文化基因渐渐濡染于他的言语行止，他的眉梢与胃腹，或许还有他远未化冻的潜意识，让他一开始就游进一条清晰又确凿的传统之河。至于之后，未来他将游向何方，是否会跃入另一条看似绝不相干的河流，一切还都远未可知。
生命得由多少次确定才得以确立？而在此之前，不可避免的否定与犹疑正是确定的登梯。不管我所经历过的否定和徘徊是否丰富和充实了我，我都希望我的天使直接越过我的“谁也不是”，直接进入自己的“是”，直接在自己的“是”中确立和显现自己的存在。
11
又一个冬天来临，这时候我已经年过三十，面容生锈，内心开始拥堵，性情里总有一种为事物夹击的不安与急切，无论醒或者梦，都感到作为此时此刻的自己远远不够。这时期，一些奇怪的梦境开始重复出现。在梦里，我看见自己的十指如同春天的树干蠢蠢欲动，像是渴望伸出新的枝条，顶出新的叶芽；而另一些梦里，我对着一片阴影，总是想掏出喉咙、肺腑、大脑中窜动的声音、色彩以及电流，总是急于将它们捕获或者镂刻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否则无法安稳。
因为父亲病重，这个冬天尤其寒冷。受煎熬的不只我一人。父亲在恶疾中形销影散，疼痛使他哀号并且愤怒，但当疼痛过去，深凹在眼眶里的双眸则更加清澈明亮，由之迸出的生之渴望也更加强烈，全家人因此都无法与他长久对视。我目睹了死神的残忍，它以一种酷吏般的赏玩心态折磨一位木讷的老实人，直到它再也从他身上榨取不了任何快乐。
痛苦结束在冬天就要结束的一个寒夜。
临终前，父亲留下遗言：叶落归根，葬回湘西。
我护送父亲的骨灰往湘西走。雨从天亮前就下开了。火车驶出长沙车站，由东而西，将近中午，穿过雪峰山脉，进入武陵山区。这里是另一个世界，绿葱葱，湿淋淋，山峰弥望，云雾笼罩。父亲说他三十年前带我来过一次，可是我什么都不记得了。母亲没有教我学习维吾尔语，父亲干脆不说他生于斯长于此的荆楚旧地。他们似乎从不关心我应该成为什么，也不担心我会遇上什么，而由此带来的现实正如此时此刻：我根本不了解我将抵达的那个为山峦环绕的小山村，不认识那些和我有着一个姓氏的亲人们，也无从想象父亲念叨的“叶落归根”中“根”的体积与蕴藏。
火车在嘶鸣中撞开一座座山峦，我坐在车厢边凳上，呆望窗外，扑面而来又飞逝而去的重重山鬟，仿佛次第洞开的无穷门扉。这些门扉的后面都有些什么呢？
葬礼在半山腰上等着父亲的骨灰和我。
半里之外，我才在弯曲的山路上冒了个头，炮竹就在倚山而建的吊脚楼前炸响了。青白的烟气向上飘浮，升上屋后绿蒙蒙的山岗；黑漆漆的棺柩停在阴湿的堂屋正中央，一张与父亲几乎重合的脸出现在墙壁的阴影中；棺柩后面，一个瘦小苍老的女人眼泪汪汪，一边擤鼻涕，一边熟练地点燃纸钱；地理先生抱着罗盘和米袋爬上山坡，他要为父亲寻找入葬的风水宝地，他在蓬乱的草木间快速移动步伐，仿佛探知到了不宜惊动的神灵；停柩开始，道士为父亲作法念经，阎王经，水经，血盆经，一道不够，再来一道，一定要为父亲开通前往极乐世界的道路；我披麻戴孝。叮当呛啷，一道经完，孝子贤孙都相跟着绕老棺；叮当呛啷，又一道经完，跪下来磕头，孝子贤孙们一直跪到屋门外黑蒙蒙的雨幕中；夜里，来了唱丧堂歌的男人，他们坐着唱，围着老棺唱，有击敲，有领唱，有众合，有时悲戚，有时平淡，有时竟然惹起哄堂大笑；出殡清晨，人们静候良辰，突然间炮竹震响，道士猛摇铃铛发出急令，“八大金刚”腰腹一紧随即摆开弓步，一阵狭如针尖的静默之后，忽听“八大金刚”一道猛喝，棺柩轻轻一摆接着稳稳架起。
父亲被送走了……三天三夜，我又做回了父亲的女儿，一个湘西侗家人的后代，由情感而根脉，由血缘而容颜，由饮食而嗜趣，由眼前而记忆，枝枝蔓蔓，毫末锱铢，从未这么彻底和清晰。以至于许多年后，再回想当时，我几乎要将此认作父亲的一场计谋，尽管他根本不是一个会生计谋的人。
葬礼第一夜，凌晨一时，我从父亲灵前退到屋外。夜幕漆黑，湿漉漉贴在脸上，细雨一霎一霎，如潮水，一波又一波。黑暗混入雨中，变成浓黑的水，一缕接一缕，流过我的脑门，肩膀，双手，双腿，再往里渗。我以为自己要给黑浸透了，却不料眼睛愈发明亮起来，突然间如同洞穿了时光，重返当年的戈壁团场，成为十四岁的自己的旁观者。
还记得十四岁时，那张寄自湖南老家证明我的另一半差异性的“文件”吗？还记得父亲以一副出大事的表情说自己是侗族人时的语气吗？在母亲否决了父亲将我和妹妹的民族身份改为侗族的意愿之后，将近二十年的时光里，我们再没有谈过这个问题。全家人都在漠视，都在假装这个问题不存在，因为它与我们的成长与未来毫无关系。父亲对此如何作想，我大致猜得到，无非是每代人都是这么过来的，我们已经是这个样子，因此谁都无所谓是谁，因此从不强调自己是谁。还有他自己，他从来不是一个需要和善于强调自己的人。我的父亲啊！
可是我却感到了委屈，甚至小小的愤怒。夜风大了，细雨扑过来，像密密麻麻的针尖，时间稍长，脸就麻木了。我的脸从下火车就没有干过，已经分不清是雨水还是眼泪。堂屋正对着山，云雨淹没了星光，漆黑中，我看见自己的脑神经活像通了电的钨丝，一瞬亮得刺眼，一瞬又变得猩红。没有任何准备，没有丝毫提示，我被父亲以他的死亡推进了另一半的血统与传统之中。因为我是父亲的女儿，这些陌生的亲人，即使对我一无所知，也认为我是他们。他们为我安排好一切——披麻戴孝，磕头，绕棺，烧纸，守灵……他们不管我现在所属的民族所在的文化传统与他们有多么背离，不问我那里怎样迎生送死，也不嫌弃我心中的疑虑和言行的无知，一把将我整个纳入，而全部过程中，始终没有人主动引导和上前解释，仿佛我和他们一样深知和需要这一切，仿佛他们能够理解我的悲伤、怀念以及愧疚。漆黑的水不仅从头上流下来，又从山里往上升，先是脚，接着是肩膀，很快到了嘴，到了眼睛，终于没过头顶。这么多的水，亲情与血统的水，它淹没了我。
很长一段时期，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
二零一四年深冬的一个傍晚，一个文学座谈会终于进入尾声。窗外夜幕漆黑寒星闪动，与会者倦意满面，一整天的交流让情感、概念、偏见、善良和期待交织在一起，那些形形色色的言词化为体态不一的精灵，低回于天花板下。我因为感冒而沉甸甸的大脑像灌了铅水。到了最后归结部分，突然，一段关于我为什么是我的话语罩住我的耳郭，扯紧我身体里最敏感的一束神经。发言者分析了我为什么是我的原因：既因我的母系血缘，也因我的父系文化。虽为即兴，但剖解到位，推导合理。彼时彼刻，我的“理性之躯”领会着发言者的准确，也为其真切心存感激。但同时，我的“感性的身体”却紧绷成一根沁出冷汗的皮绳，霎时闪回戈壁童年，怔在与此相似的一幕幕图景面前。
不能置疑发言者的好心，这只是我——一个还未为自己是谁准备好的人——本能而简单的生理反应。那一瞬间，时间哗地裂开一条口子，我看见其间纯白的光芒在同一时刻蓄积而落，落成一条白茫茫的长路，徐徐移向我的脚下。
显然，时机已到。它如此明了，又如此自然。它似乎在等待这个让我身体“紧绷成一根沁出冷汗的皮绳”的时刻，让我因为深陷其中而生出一种极度的烦恼，生出极力摆脱这种生理反应的渴望。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烦恼与渴望呢？是你眼睁睁看着别人指认出“你是谁或者不是谁”，而你却不知道自己是谁或者不是谁的尴尬和焦灼。
必须结束这种尴尬和焦灼，必须把自己从身体的仓皇失措中解救出来，必须要在别人指认你之前，首先认出你自己。我对自己说。
2
时间要退回到我的祖辈一代。
母亲的户籍册页民族一栏里，填写着“维吾尔族”。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母亲都有着一望而知的民族特征。她浓郁而鲜明的形体——头发、眉毛、眼睛及至体型——来自她的母亲，使她不发一声，便彰显着自身的生物和文化基因。但她从中学起便大声而自然地说着汉话，在学校、在办公室、在家里、在食堂、在与邻居的寒暄中。这是因为母亲另有一半汉族血统。
母亲的父亲，一位参加过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山东籍汉族男人。一九三二年十二月至一九三三年一月，在与日军激战不敌之后，吉林东部地区先后有四万余名抗日义勇军及家属泣别祖国，退入苏联境内。我的姥爷便是其中一员。退入苏联后，这批抗日义勇军被解除武装，集中在伊尔库斯克和多木斯克等地。因给养日益艰难，苏联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在最短时间内达成协议，分三种办法将这批包括抗日将领、抗日战士、抗日人员家属在内的抗日难民护送回国。我的姥爷被分配在绕道哈萨克斯坦经新疆塔城回国这批队伍里，最迟至一九三三年十月，经苏联巴克图卡边卡进入新疆，此后或经盛世才宪警学校培训，入政南疆柯坪县警察局，先任督察，后为代理局长，此生再未离开新疆。安定之后，我的姥爷与当地一位维吾尔女子，生下他在新疆唯一的子嗣——我的母亲。
母亲拒绝回忆。对于我的姥爷，她的正面评价只限于“英挺高大相貌堂堂，能讲一口流利的维吾尔语”。剩下的，都是经由一些无意闲聊，片言只语地漏出来。当然，还有我稀薄的记忆。过去仿佛深渊，母亲拒绝回望，所以姥爷——这位山东男人在于我，无论相貌，抑或性格，总是一堆东拼西凑的碎片。但我的姥爷完全接纳了维吾尔人的生活方式确为事实。他与维吾尔女人育有后代；他使用维吾尔人的语言；他拿着小刀，以维吾尔人刀刃朝内削刮骨头的方法吃肉；他不吃猪肉，抽莫合烟，喝浓酽的砖茶；他几乎不提他在山东的亲人，他到死也没有与他们再相见，即使那里还有他的妻子和大女儿。母亲说，她唯一的好日子是在柯平县，那时候她刚刚记事，家境富裕。记忆中她常由警卫看护，骑着我姥爷的高头大马上街玩耍。现在来看，也许就是这段享受荣华的经历，让我母亲及至年老体衰的今天都挥不去性格中那一缕顽固的耀武扬威。可惜好景不长，在母亲曲折模糊的记忆里，穷困一直伴随着她，并留下难以忘怀的痛苦。但她还是勉强上完了初中，而且是在汉族学校。
汉语与维吾尔语皆为母亲的母语，她完成了对它们的共同继承。在与母亲交流时，我的姥爷几乎不用汉语，即使在她嫁人生子之后，他因病被我父亲从库车接来我家之后，仍然在一些私密而细腻的时刻情不自禁与她说起了维吾尔语。
姥爷顽固地用维吾尔语与已用汉话处世的母亲交流，他一再强化母亲有别于他的文化和生物基因，这件事在我心中一直是个谜。为什么我的汉族姥爷如此迷恋维吾尔语？为什么他要强化他与维吾尔族之间的关系？他揪住维吾尔语这根突触丰富的文化经络，是想表达他与维吾尔人的亲近，还是在戳指母亲与维吾尔传统文化的疏远？或者，他要以维吾尔语为脐带，来显现他们父女意味深远的血缘关系，再或者，只是为了纪念他九死一生非同寻常的命运？
无论我的姥爷如何将母亲推向她的维吾尔血统，我都认为，当他们父女在用维吾尔语交谈的时候，支撑这些谈话的，是一种混入了中原汉族的文化心理和思维习惯，这其间的比例分成，大概连他们二人都说不清楚。那些时刻，我的姥爷是不自知的，我的母亲同样无知无觉，但两种文化一定在交汇融合，又日益层压于母亲的意识深处，最终将她带向自身的选择：她将留下什么，抛弃什么，然后形成她自己。
是时代而非我的姥爷将母亲带向她的命运，这也是那个年代大部分人的命运形式。最初，生活在维吾尔传统中的母亲浑然不觉自己还有另外一半汉族血统，到了学龄期，母亲一家从柯平来到库车，姥爷浸染大烟，又身无所长，生活愈发困顿艰辛，用光积蓄，变卖首饰，直到衣食无落居无宁日，母亲身在其中，深尝一个残破的维吾尔族家庭在那个变乱时代所携带的苦楚。母亲没说自己什么时候开始学说汉语，一条稍许清晰的界限立于她离开库车前往焉耆上中学之际。
那是一所汉语学校，母亲与维吾尔族传统渐渐疏远，最为突出的变异应该始于此处。环境永远是基因生变的培养液，人亦如其他物种，在生物和文化两个层面常以变异取胜化解困阻曲折。只是，母亲在学校经历了什么？什么事或者哪个人使她萌生了第一缕稀释维吾尔传统的念头？或者，因为人的从众心理，又因为一个贫穷女孩的孤单和恐惧，她宁愿选择作为人群的大多数——也是她的另一半——的汉族血统？所有这些，母亲拒绝说出，但偶尔会突然愤怒地提到别人动辄让她“跳个舞”。真是奇怪！母亲由衷地喜爱维吾尔音乐与舞蹈，但凡旋律飘来，她都喜上眉梢神色灿然，但凡见到维吾尔女子的绰约舞姿，她都抖肩动脖跃跃欲试，却在做出偏离维吾尔传统的文化选择时，以别人让她跳舞为自辩。母亲不肯细说，我当然不能强究。追查旁人的记忆或者隐衷，无论出于什么目的，都带着一丝野蛮和无情，更何况是我的母亲。母女连心，我多少能够体会到她性格里天生的自尊和骄傲，这些自尊与骄傲既是她的荣耀也是她的羞愧。 3
一九五六年一月，近万名河南籍青壮年即将进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二师决定在库尔勒垦区和焉耆垦区之外增加一个塔里木垦区，以安置这批受就业和粮食压力离开家乡来到新疆垦荒的内地人。塔里木垦区位于古丝绸之路的中道、塔里木河下游两岸古尉犁和古渠犁国一带，《汉书·西域传》记载当时的尉犁城“地广，饶水草，田美”。清《西域水道记》也记载：“塔里木河，河水汪洋东逝，两岸旷邈弥望。”但是二百年后，当时间来到一九五六年，尉犁地区已经因为河水改道而导致田地干涸、家园废弃，因此，那些前往荒原寻找可开垦荒地的勘探人员只发现了极少数生活在“残墙折缝”中的农牧民。
一九五六年六月，兵团二师在勘探结束后，将塔里木垦区规划出七个新农场，分布于今库尔勒—若羌公路沿线，面积近六万公顷。我的出生地，乌鲁克镇三十二团，便是其一。
乌鲁克，维吾尔语，大海子的意思。望文生义，可知这里曾经水天相接湖波荡漾。不知当年最早抵达这里的垦荒者，望着这片已为盐碱干旱毁成荒漠的丝路小镇，心中是否和多年之后的我一样，面对这个名字如汩汩水声的地方频生怀古之情。时光汤汤，人或者物，我们谁都难知自己的未来将往何处去。
农场选址尽量远离民族聚居区。“1990年，全团……汉族5884人，维吾尔族17人，回族256人，蒙古族2人，其他民族5人。”【1】清晰的数据显现着我的生长环境：一个维吾尔人只占极少数的沙漠小镇。
“文革”初期，我的父母从二百公里外的农二师师机关——驻地库尔勒市，下放乌鲁克三十二团劳动。从城市来到农场，其间所意味的不只是每日超体能劳作以及紧缺的食粮，还有丧失维吾尔族文化特征的生活环境。虽然之前母亲的生活圈子以汉族人居多，但是库尔勒城内的维吾尔人仍然进出于她的日常生活。她在师机关的同事中有维吾尔人；她去集市上买维吾尔人的小白杏；下班路上，维吾尔族男人赶着马车从她身旁经过；到了古尔邦节，维吾尔人欢天喜地地聚在广场上，他们打着手鼓，跳起舞来。来到农场，二百多平方公里的荒原上，仅有的十几个维吾尔人散落在十四个自然村里，族群、语言、氛围——维吾尔文化所依赖的生长环境消失殆尽。对于这十几位维吾尔人，我猜母亲听说过他们，但她从不清楚他们住在哪里，更没有寻找过他们。四十年后，临近退休之际，我的母亲才重返库尔勒市。
这是很多内地人难以相信的事。他们从各种途径获得的关于新疆的印象是：哪里都能看见长辫子大眼睛的维吾尔族姑娘，哪里都能听到手鼓和热瓦甫的热烈节奏，随处可见飘着礼赞声的圆顶清真寺，以及做完礼拜回家的维吾尔族男人。所以，当我说出在我十八岁之前，我不了解除我母亲之外的任何维吾尔人，谁都不会相信。
与生俱来的一些事物在流失，虽然面不改色，但母亲肯定有所察觉。她只是不说，或者因为生活的劳累让她无暇他顾，或因无人倾听，或者因为她想随遇而安，或者，仅仅因为她对这件事不以为意。到了我对此有所意识的时候，她已经不再愿意跟我谈论这件事情的复杂内涵了。
母亲接受了这个崭新而荒凉的生息地，接受了维吾尔传统文化从她身体里无可挽回地流失的现实。她只会说不会写，她拒绝在人前表演舞蹈，她从来不是穆斯林，这跟她成为中共党员没有关系，即使后来我的父亲去世、痛苦经久不息地缠绕着她，使她一度试图接近宗教，她也没有考虑过伊斯兰教。她退离了这片疆域，缓慢又不彻底，然后进入血缘的另一半——汉族传统，最终在那里栽植起她的人生与未来，却也是同样的不彻底。
现在看来，这种交汇融合产生的最本质的后果是：汉族与维吾尔族，对于双方而言，我母亲都是一个他者。她哪一个都是，又哪一个都不是。她是一个新的第三者，一个异类，处于他们之间，又超出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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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的变异延续在我身上。当我来到这个世界，我的母亲大声说着浸透新疆本土腔调的汉语，我的父亲缓缓讲着带有湖南湘西口音的汉语，维吾尔语已经像一条消失的河流隐没在我的成长中，潜入我生息的沙漠绿洲，成为一条名副其实的地下暗河，汩汩流动，细小而曲折地寻找或许终将消逝的河道。
公元一九七一年仲秋的一个上午，我的母亲挺着她就要临盆的大肚子，与我扁担般枯瘦的父亲站在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农二师三十二团团部一处家属院的空地上。彼时，秋阳辉煌，蓝天高爽，周遭远远近近的芦苇、大白杨和垂柳正以它们淡金色的宁静吐露着戈壁滩的生机。此情此景给人安宁，我的父亲母亲却忧心忡忡，全不在意留意。他们眉头紧蹙，目生烦忧，一再打量扔在身后的那堆破破烂烂的锅碗铺盖，为眼前突现的麻烦而忐忑不安。
这一日，下放连队劳动的父亲母亲一同调到团部工作。这片团部家属区前前后后只有四五排土坯平房，十几户人家已经住得满满当当，为了安置我的父母，团部领导要求最后一排平房的两户人家各自腾出一间房屋，联并而起，充作我父母的新居。这些建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营房，早已随着第一代军垦战士和全国进疆知青的孩子们的诞生而变得拥挤和紧缺，所以，那两户被要求腾出房间的人家，自然是一边磨磨蹭蹭摔摔打打，一边将满腹牢骚甩在我父母的脸上。
母亲一再强调了这是团部安排，但见对方有意拖延，很快也恼了。母亲个头矮小，却素来强硬，那一日她虽然身怀六甲，却依旧遇强则强。他们——我们家未来的邻居，肯定被当了多年师机关机要员，此前又领导着一个种田“铁娘子班”的母亲的口舌之利给触动了，又见她一副毫不怕生绝无惧意的神情，即便脸越来越黑，手下却是渐渐利索起来。
就在母亲为他们的安身之处与人据理力争的时候，我的父亲，一位从东北某糖厂辗转进入新疆的湖南人，却在一旁忙着追赶那些从鸡笼里惊飞而出的老母鸡。在一片鸡毛腾飞鸡鸣格格的凌乱中，我的父亲东扑西扑，左闪右跳，抓住一只再去摁倒另一只，幸亏从小在湘西翻山越岭练就一副好腿脚，总算在没有惹出一番嘲笑前把它们重新塞回已经破烂的柳条筐里。那些母鸡是为了迎接我的到来而专门饲养的，它们已经被我母亲喂得膏肥脂厚，在经历了一个早晨牛车和拖拉机轮番不休的颠簸之后，此刻又在我母亲忿愤之声的刺激下，再也忍耐不住，便格格架架地添起乱来。当然，这一切只是那一天出其不意的一点小麻烦，它们很快被抹平。到了黄昏，我的父母在他们简陋温暖的小屋安顿下来。二十多天之后，我出生了。 最初的不快似乎并没有影响我父母的邻里关系，至少，在我最早的记忆里，院子里的大人们大多平静友好，我经常被母亲带到某户人家打牌玩乐，也常常一个人因为寻找小伙伴而在邻居家进进出出。我们的邻居——湖南人、四川人、河北人、江苏人、湖北人、山东人、上海人、北京人，更多是河南人——都是来自内地的汉族人，包括我的父亲。
只有我的母亲不同，因为母亲的不同，所以，我和妹妹也与别人不同。但是，除了民族称谓，我们不知道自己如何跟周围的汉族人区别开来。因为我和妹妹说的语言，吃的食物，学习的课本，穿的衣服，心里的渴望……都跟周围的汉族人没有两样。
我们的户籍承袭着父亲的汉族身份，但周围人都知道我和妹妹是半个维吾尔人。他们习惯于先用维吾尔血统将我们区别开来，给我们扣上这只没有实质内容的空壳，然后再否认这只空壳，“她们哪是维吾尔人，她们啥都跟我们一样”，这种十分奇怪的心理一直到许多年后才被我理解。
他们说得没错。母亲以她的容貌、性格、语言显现自己的维吾尔人身份，父亲以他的男方体质显现他的汉族人特征，只有我和妹妹，我们左右都不是。我们不会说维吾尔语，不知道他们怎么布置家居，不跳他们的舞蹈，不了解他们除不食猪肉以外的禁忌。我们被父亲南方人的体貌和气质稀释得就跟汉族人一模一样，却被周围人认为不是汉族人。我们的血统距离父母双方的源头越来越远，被新加入进来的血统混合得哪一个都不是、都不像。我们既不是这一个，也不是那一个，我们似乎不能成为我们新的自己，我们必须借助父母之中的一个民族族别来让别人评论我们。世界就是要为我们命名，我们不能什么也不是。但实际上，我们什么都不是。
关于“你是谁”的问题，童年的我还迷迷瞪瞪，但是已经感应到自己与群体的差异性，已经有一种由之而来的自觉存在下来。它像一根金属天线，亮晶晶伸直臂杆，在戈壁大漠的半空里，遥感和接收着来自周身世界的所有与此相关的生命电波。
生活中，我从母亲那里接收到的有关维吾尔人的信息十分微弱。母亲给我的印象是，她更忧心于我的顽皮，却不认为民族血缘这件事有必要像警告我学好功课、不要爬房上树、不要一个人去大渠玩水这些事情一样，一再对我耳提面命。
记忆零碎，它们一片片被我从时光中艰难找回。
我记得姥爷驼着背趴在床上咯血，记得他从不慈祥地对我说过一句话，所以更不会教我认清我的多民族血缘；我记得母亲为我糟糕的珠算成绩向我的汉族数学老师登门致歉，却不记得她教我说过一句维吾尔语；我记得母亲请人给我织毛衣做棉裤，却不记得我的四季衣裙里有一件维吾尔族传统服饰；我记得母亲睡觉醒来，总会在张口打出第一个哈欠的同时唤一声“胡达啊”（胡达即真主），却不记得她稍许详细地告知我“胡达”的意义，以及为什么她会呼唤“胡达”；我记得母亲从小教我削果皮一定要将刀刃朝内，给我示范如何“动脖子”，却不记得她像故事里的老祖母一样，为我讲述她从哪里来、我从哪里来……似乎有比民族血缘更为紧迫的问题需要母亲面对：工作、收入、晚饭、节日、劳动、入党请求、疲惫、疾病、夫妻关系、鸡瘟……种种不如意，以及微小的快乐，它们都使这件事趋于黯淡幽微，趋于消失为零。
戈壁滩上的春风吹绿了塔河两岸的胡杨林，浩浩荡荡的塔河水经过一个冬天的断流又流进了水渠两旁的棉花地，鱼群如期到来，梨花按时开放，但是自母亲流向我的维吾尔族血统，当抵达我，已经流失殆尽。
许多年后，我试图通过回忆来勘探这一脉血统的流失成因。当记忆零碎又持续地显现时，我尽量使自己细微、理性，在把她想象为一条大河的同时，一并兼顾着水流的大小曲折、河上的航船、岸边的沙土，以及在流动过程中的人为消减和天然损耗。但我的口吻听起来大概太像指责了，所以惹得母亲满心不快。母亲认为我要向她清算和索要，而她反感一切与此相关的企图。所以母亲开始抗议我的记忆，拒绝我的探问。她瞪大眼睛气冲冲地说：你忘了你姥爷整天背着你给你讲故事，你忘了我教你用维吾尔语数数，你忘了你的舌头像根木棍根本发不出一个像样的卷舌音……
记忆仿佛生命最初的冲动，一经启动，便不肯停歇。这一次，我的记忆带我回到某年秋日的一个傍晚，那时我有九岁了。
天刚刚黑下来，家里来了两位客人，一对年轻健康的维吾尔族夫妇。他们的到来没有丝毫预兆。我正在里屋做作业，外屋突然传来一串欢快又陌生的问候声，那声音听起来像是翻着筋斗的音符，有力、卷曲、悠扬。我惊跳着跑出来，立刻傻眼了。家里从来没有出现过维吾尔人，母亲竟然在用维吾尔语说话。年轻的叔叔边说边笑，黑色唇髭使他显得十分强壮，笑声使他显得特别友好。他坐在沙发上，面朝母亲，身体前倾，一连串地说着什么，每段话都用一串笑声结尾。对面的母亲一边点头，一边轻松应答，时不时也被感染得笑起来。此时父亲站在桌旁，只是殷勤激动地望着来客，半个字都插不上嘴。他们后来似乎谈到我，因为年轻的叔叔看见我后，明显针对我问了母亲什么，母亲便回头看了一眼呆立在过道上的我，继续用维吾尔语回了一句，然后惹来年轻叔叔一阵爽朗大笑。这对维吾尔族夫妇的到来和离去都十分突然，没等我从惊讶中醒过神来，他们就要告辞了。出门前，年轻的叔叔将放在脚边的一篮葡萄提起交给父亲，然后右手抚胸面向母亲施礼。
他们离开许久，我还能听见年轻叔叔回荡在我家檐梁间的笑声。他们是我家仅此而止的维吾尔族客人。后来我上了中学，家里来过两个维吾尔族男人，他们不是客人，他们来我家买走了那只跟着爸爸上班下班黑白相间的新疆细毛羊。
在年轻的维吾尔族夫妇之前，我从不知道我生活的团场还有他们存在；从没听过妈妈这么流利自信地说着维吾尔语；从不知道除了春节，还有一个叫作古尔邦节的维吾尔人的节日，这是那对维吾尔族夫妇拜访母亲的原因。
一开始就丧失了本能的亲近，一开始就演示了已经形成的距离。维吾尔人、维吾尔语、维吾尔节日……当这些流淌在我血液里的文化基因逼真地出现在我眼前时，贯通于我的，却只有惊讶与陌生。而母亲与父亲，却早已达成默契，不管我心中有多少疑问，不管我需不需要知道这件事情的前因与后果，他们沉默地站在了一起，站在了我的惊讶与困惑之前，挡住我的视线，一言不发。 让他们为此斟酌权衡吧！让他们带我进入人世和人群，让他们在有意与无意里抹淡我身上的概念、符号与限制，放任我在戈壁滩上的脚步与身影吧！说到底，我该说什么样的语言，该过什么样的节日，是以一个维吾尔人的方式还是以一个汉族女孩的习惯长大，它们中的哪一方，能够保证我有一个更加平坦的未来？能够承诺我的人生幸福？能够帮我建立立身处世的正义与理性？其时其景，父亲和母亲一定没有答案，一定有所质疑，所以他们沉默忽略。而我，我在那天黄昏的诧异平息之后，在太阳重又从沙丘之间跃上蓝天之后，便将这件事扔在潜意识的冰山之下。那个年龄的孩子，刚刚挣脱了父母的臂弯，刚刚被允许闯进世界里撒野，在他们焕发奇光的眼眸中，外部世界宛如乐园，每一块石头都是城堡，每一片叶子都是航船，每一只蜻蜓都是一部童话，世间万物如老鹰、小鸡、泥巴、桑葚子、风、夜晚、鳞光闪闪的鱼、沙漠……无不魔术般赐予他们无限欢乐。他们需要尖叫着奔向前方，他们无暇低头和回头，这是那些开始衰老的人和思想高深的人喜欢纠缠的事。他们只是好奇和快乐，他们还无从理解生命底部的那些事物，即便心有困惑，也顾不上思索。他们来不及思索，还不会思索，他们把困惑要么甩开，要么埋在身体里的一个暗黑之地，好像沤积肥料，不使它见光不给它透气，唯独假以时日，任其漫长发酵。我是他们中的一员。这样说既非开脱自身，也非为父母说项，生命偶然形成，事物奇幻转化，是与非相互缠绕，蒲公英被风卷起时无从知晓自己的未来，种子落进泥土，即便造物降下启示，也不会提前显现最终的结果，所有的遗传与变异，均渗入每一日的生生不息中。
5
母亲是维吾尔人，我便是“二转子”。是汉族的父亲与维吾尔族的母亲结合生下的“二转子”。“二转子”，这个新疆本地用以称呼多民族混血人的称谓落在我身上的时候，至少在那时使我尤其单一地区别于身旁的大多数人。
中学时代，一些公众场合，人群中一直会有那么一两位，会在我毫无准备，也无所意识的时候，以民族的特殊性，以平地惊雷的方式，戳认出我与旁人的不同。他们有的是邻居，有的是同学或者学校老师，有的是父母的同事。那时我不理解他们说话的语气，也看不明白他们脸上的表情，也许其中什么也没有。但此言一旦入耳，多半令我陷入痴呆无措之中，只能怔怔接受周围人同时投向我的目光。这种被猝然静止的气流罩在人群当中，接受众人审视的图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成为我认识自身的第一堵栅墙，令我一再跌入一个异样的体验：头顶掠过一道闪电之后，整个人霎时冰冻。
现在来想，那时我每每被这种指认吓住的原因，多半在于深恐被大多数人排除在外，畏惧被孤立或者被遗弃。这是年长以后我在读了一些心理学知识后才明白的事，才了解集体对于孩童的意味：他们将集体视为世界，以此判断世界对他们的亲近与疏远、接纳与拒绝。也许当年那些惯于指出我的人没有目的或者恶意，也许他们只是随口说着一个事实，但这种使我突然置身于睽睽众目之下的言行，不管用意何在，至少在我离开团场之前，成为我记忆版图内的一块黑色硬核，并且必须要等到多年以后，凭借一种特殊的化合剂，才能渐次析出其间的成分，破译它的生长和变异密码。而当时那个被“霎时冰冻”住的我，只可能无师自通地感受到了什么：融于大众才是安全的，与多数人保持一致才会有伙伴与快乐。
这和一九六二年踏上印度土地的V.S.奈保尔在孟买火车站触发的情绪完全相反：
“在美国，印度人是与众不同的；在埃及，印度人显得更加独特。如今在孟买，每回走进一间商店或餐馆，我总会期待一种独特的、与众不同的反应和接待，但每回大失所望。感觉上，就好像就人剥夺了一部分自我似的……在印度，我是个没脸的人……在印度，我渴望重振我的独特性，但我不晓得如何着手。”
奈保尔渴求独特和差异。他为自己的脸埋没于孟买大街上的无数张印度人的脸而感到失落。他当时多大了？三十岁，一个成熟并有些自负的男人。这么想完全合理。
这么想完全符合此刻年过四十的我——拒绝跟任何人雷同，拒绝被人划入圈子，被贴上标签，被混同；世界可以忽略我，但不可以混同我。
当然，这也符合人的文明，唯个体的觉醒和进步，人才会有存在的意义与价值。所以，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了被抹去个体差异性之后的懊恼，越来越多的人拒绝为同一性的海潮吞没，进而宣示自身，进而强化并夸饰自己的独特性、差异性，进而在显现差异性的过分表达中忽视了人与人的同一性、夸大了人与人的区别，进而在强调差异性的言行中透露出了令人不安的攻击性。
但不管怎样，那时候，那个惯于被“霎时冰冻”的我还只是一个孩子，还远远没有意识到“自我”、“独特”以及“差异”的重要性。我的觉醒是那么迟缓，一直要延迟到我的孩子的到来。而在此之前，那些着意强调我的差异性的人，他们在我眼中，像极了那些令人怀疑的宣道者与审判者，他们的每一句话、每一个眼神和手势都带着无中生有的道德优越感，带着一些企图为我引路的傲慢和自以为是。
当“二转子”这个称谓落在我身上的时候，我不知道如何解决它在听觉上带给我的不适。父亲母亲不曾告诉我我该如何回应：是接纳它，平静地告知并展现我的差异性，还是抵触和刺穿它所含带的一切轻蔑与分别心，抑或彻底消除它，让它像时间一样一去不返。那时候是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也许他们心中还有更难平复的苦恼，也许他们与我处境相同忧惧相似。所以，尽管我一天比一天更像一个汉族女孩，他们依然不提此事，不做回应，任由这个称谓随着我的成长，如戈壁滩上的芦苇，在炽风流沙里，摇荡于我的年少岁月。
父母的缄默与忽略种下了焦虑的种子。时光流淌，后来我离开团场，我无师自通地学会了他们的策略：不提此事，不做回应，任由它跨过我青春的草地，尾随于我的远行、恋爱和理想，直至在我孩子的眠床一侧淤积为一片冰蓝深邃的湖水。这样导致的结果是：许多年过去之后，我仍然没有为自己的差异性而准备妥当，仍旧不知如何塑就自己的立场与态度，更不敢大胆为此放声。暗地里，我只是长久地困惑着：为什么有这么多人，这么多男男女女，这么多老人和孩子，这么多张大大小小颜色不一的嘴巴，一再要强调我与旁人的差异性？为什么他们比我更迫切于我的差异性？为什么他们喜欢对我指指画画？ 万物生长，昼夜不息，连同戈壁滩的流沙，连同所有人内心的须根，连同我的差异性。
6
十四岁，我上初三，夏日里的一天，父亲接到湖南老家的一封来信。写信者记不清了，但是信里附有一张证实我又增加了另一种血统和身份的文件。
文件很像那种张贴在街头的告示，黄纸，红色打印字，盖着公章。后来我查证资料，证实了自己的记忆。一本《湖南侗族百年》的书里这样写道：“（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又相继成立了芷江侗族自治县、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经各级党委和政府认真深入调查，并经湖南省人民政府批准，芷江、会同、靖州、绥宁等县又恢复认定了一批侗族人口。”【2】
我记得父亲举着文件，像是要把每个字敲进墙里似的说了两遍：我是侗族噢！我不是汉族，我们村里乡里姓杨的都是侗族了。接着，转过脑袋，以一副出大事的表情对我和妹妹说：你们俩要把民族改掉，改成侗族。
一旁静立的母亲立刻绷起脸说，要改也得改成维吾尔族。
这时候，我和妹妹的民族身份问题，终于真正进入父亲母亲认真思考和选择的阶段。而在我这里，事情复杂起来，原本我与周围人还有一半同一性，此时又剔除一份，只剩下姥爷那边四分之一汉族血缘。单边的差异性延伸至双亲，独特性由此加倍，但我仍然不知道自己想成为什么。一个我一无所知的民族身份在我出生时掉下来，绑在我身上，许多年过去了，似乎嫌我和妹妹顶着这一只空壳还不够，于是又来了一只。
一再被赋予，一再被加入，生命莫名其妙地一再被添加着未知。我能做什么呢？两只空壳，两坨未知。那时的我当然不是后来的我，当然想不到去填满它们，补充它们，探知它们。我一片茫然。无所谓。把它们交回到父母手中。
身份意识的第二次觉醒更加让我无以应对。顶着一只维吾尔人的空壳，我已经习惯被当作一个汉族女孩，习惯了说汉语，穿汉族人的流行服装，用汉族人的思维处理自己与世界、与他人的关系。然而新的血统事实显示：无论我多么像一个汉族人，我距离汉族人的血缘却越来越远。
父母似乎为此商议了好几天。母亲的意愿一日强似一日，父亲一边沉默地听，一边手脚不停地伺弄他的菜园和满院子的葡萄藤。父亲在想什么呢？他做了半辈子汉族人，现在突然被指认为侗族人，不管那封信里提供的族群普查数据多么严肃确凿，但他与侗族人有哪些存在的关系呢？他在为母亲的强势感到不快，还是试图从记忆与意识的深处，抽取与那张“文件”或者“证明”相关的族源和文化信息？
那些科学数据——他头骨和腿骨的弧度，他的染色体微卫星位点——和现在的他有什么关系呢？他可曾依据过这些科学数据吃吃喝喝出出进进，可曾知道自己的祖先被称为“南蛮”、“百越”、“荆蛮”、“武陵蛮”以及“僚”和“洞苗”？可曾知道自小相伴的干栏屋、糍粑、米酒、酸鱼其实都来自侗族祖先的遗留？作为古代越人的后代，在生物遗传的深层，他还留有什么特征？基因的返祖现象是否哪怕只有短短一瞬重回他的梦境，让他进入这个水稻民族的集体记忆与经验？或者，他能够说出祖辈不经意间口口相传于他潜意识中的一粒原始音素，记起一段不知年月的大歌旋律与创世神话？在湘西密密层层的大山脚下，在干栏木房廊檐相接的村落里，在简陋却热闹的乡间集市里，他一定曾经见过那些用绒绳结辫盘头、身穿左衽无领衣的侗族女孩，还有那些青布包头下打绑腿的侗族男人，那时候，他是否直觉到自己与他们的相似性？是否在见到他们的同时，心中升起过一缕族源上的本能亲近？
父亲一定不会想这么多。他只有小学文化，他木讷、老实、忠厚、懦弱，他拙于与人相处，怯于为自己辩护，更对自己的历史一无所知。许多时候，因为总为他人着想，他没有立场，也少有担当。他出身贫寒，母亲早年改嫁，后来经历过饥荒，遭遇过“文革”，外部世界的混乱加剧了他个人命运的卑微飘摇。和中国大多数百姓一样，他的一生只能顾及眼前的存在，因而人生没有目标，更谈不上理想。他不喜欢了解自己，或者想都不想这个问题；他熟知宋代杨家将三代人的故事，却表现出对自己的历史与文化没有丝毫兴趣。他和我的母亲，以及大多数中国百姓想的一样，认为了解自己的历史与文化远远不如当下每一天的稳定与充实重要，不如每顿有酒有肉、出入平安顺遂、死时体面入葬实在。所以，面对母亲决定将我和妹妹改为维吾尔族的坚决态度，父亲没有抗议，或者，至少他和母亲没有让我看到他的抗议。
母亲将我的民族由汉族改为维吾尔族，除了性格里的傲慢与自尊，还有另一层实用策略：维吾尔族在新疆考大学加分，而侗族无此特殊照顾。仅凭这一点，父亲反对她的任何一条理由都无立锥之地。中国如此之大，边疆如此偏远，谁不想方设法垫高儿女人生的起点呢！并且，我们都清楚，在内心深处，父亲比母亲更巴望着我们为他光宗耀祖。
做出决定之后，那年暑假，母亲带着我前往尉犁县人民政府，为修改民族一事上下奔波。与团场不同，尉犁县县城随处皆有维吾尔人的身影，夏天仍穿毡靴的维吾尔族老奶奶，倒骑驴的维吾尔族老爷爷，商场前蒙头乞讨的维吾尔族女人，在雕着花纹的摇篮里睡觉的维吾尔族婴儿……我第一次置身于如此众多的维吾尔人中间，体会到维吾尔人汇聚之地的风味与情调，觉察到自己将成为他们中的一个。但是我没有稍多耐心去观察他们，更无法走近他们。母亲隔在我与他们之间，我对维吾尔人的亲近感只停留在母亲一人身上，维吾尔人对当时的我而言，只是母亲一个个体，而非一个整体。更何况，那个年龄的我，行走在炽热晃眼的县城街道上，更关心的是街上流行的裙子样式，喇叭里传出的流行音乐，更急于让母亲给我买份鲜奶冰激凌、酸辣凉粉和炒拉条。但母亲气冲冲的，脸上淌着抹不尽的汗水，根本没有心情带我逛逛县城的自由市场和大商场，大概因为父亲不露面协助她而心生怨愤。所以，那个暑假的县城之行，除了母亲找到她的中学同学，与人好言相求的一幕，我不记得更多与维吾尔人相关的画面了。
这次县城之行，按理，能使维吾尔人的世界与我的感官机能发生碰撞，产生一些特别的印象，哪怕是肤浅的，进而引发我对自己民族身份的第三次觉醒，但是它草率地就结束了，在我年少空洞的生命岁月，在那年夏天白花花的天空下，像一条挣破水底网洞的鱼，身体一晃，尾巴一甩，便消失了。 7
维吾尔族，白纸黑字，户籍本上的这四个字，成了一道真正的分界线。从此这个名称不再是一只空壳，它变重了，变得有所指、有实惠的利益——高考加分。母亲高兴地松了口气，她骄傲地想，她站在所有人面前，名正言顺为她女儿的人生垫高了三十分。所有的人都明白怎么回事，我是想沾民族考生的便宜，我根本不是什么真正的维吾尔人。母亲才不管别人怎么说，更不管什么文化和传统，不管我会不会说维吾尔语，会不会跳维吾尔族舞蹈，跟眼前的好处相比，跟实实在在的分数相比，跟离开农场的希望相比，跟人生可能由此被赋予的美好前景相比，那些事情根本不重要！
我的母亲啊！但愿一切都在她的掌握中，但愿她与造物冥冥相通，早就算定我会回来把这只由血缘构成的外壳，缓慢地融化，直至完全融入生命。
高中学习沉闷无趣，我和所有期求离开农场的孩子一样，决心一拼到底，为自己的命运而战。我的学习成绩在高二时爬到中上，渐渐进入了颇有希望的一列。除此之外，我还得为自尊而战。母亲千辛万苦为我垫高的这三十分，比身为维吾尔族却名不副实带给我更多自视与自疚。一些刺耳的声音传过来：三十分的优遇和照顾，从另一个角度看，是宣告你不如别人，是量出了你与别人的差距，是在鄙视你。当时的我并不知道这种理解合不合理，只是在听到这种说法之后，就信以为真了，于是带着少年的负气，咬牙发奋。
一九八九年，那是我在农场的最后一个夏天。没有比那一年更热、更宁静、更令人窒息的夏天了。我记得我和大家坐在课堂里一起流汗，汗珠浸透衬衣的前胸和后背，浸湿头发和脖子，又滴在习题纸上。我的同桌，一位从另一个农场转学过来的汉族女孩，皮肤黝黑，生了一脸豆大的疥疮。她不停用手绢擦着脸上的汗珠，稍不小心就碰破一粒，黄白色的脓液跟着溢出，然后是血。她用卫生纸轻轻擦净，然后继续低头做习题。什么都打不破这种宁静和窒息。我回头再看班级里更多同学，同样冥思苦想，同样沉闷压抑，同样汗湿满面。这时我意识到，在我脚下，那被母亲垫高的三十分，将带给我预料不到的幸运！因为就在我回头看过去的一刻，班里五十多位同学突然呈几何级数增长，眨眼间如山如海，无穷无尽排出戈壁，排到地平线外。那一刻，我还想不到未来的就业竞争与生存压力，我只是感到心虚，面对这堵密不透风的人墙，我根本没有勇气说我一定能够冲出去，而这仅仅只是我所生活的这片戈壁滩。
那三十分要比自尊心切实多了。
当年，学校中榜三人，我是其一。那三十分帮了我。
家里大摆酒宴。我记得父亲从邻居家借来一张方桌，与家里那张拼在一起，摆在外屋中央。凳子也不够，又从隔壁借来长条凳。要请的人太多了，校长，任课老师，同学，邻居，两张桌子根本坐不下，夹菜伸不出胳膊，筷子给碰在地上。家里吵翻天，大人们说什么我全忘了，只记得父亲当大厨，在厨房和宴席之间奔忙不已。母亲坐在里端待客，不停有人向她道贺，她或者回敬一声，或者用她的女中音爽朗一笑。父亲给我和同学们单独在里屋摆了一桌饭菜，我沉浸在喜悦中，顾不得同学们在祝福我时心中滚动的失落感。我们是一群低地里的蝴蝶，被大漠和戈壁围困，我们整天幻想的，都是飞出这片荒远之地，落在内地——某个人口众多的繁华之地，说异乡人的语言，吃异乡人的食物，住进异乡人的房屋，迎接异乡人对我们的改造，从未来到命运，从人生到灵魂。我们美丽而肤浅，我们只想改造和蜕变，只想远离这个对人生和未来毫无意义的出生地，我们把梦想和幸福寄托在某个不知道的远方，因而每一个人的离去都会给另外的人带来撞击。我当然理解，那是一种被世界遗弃的恐慌，微小，带刺，入骨入髓。我记得那天我特意剪了头发，穿了一件新买的蓝白条蝙蝠衫。饭菜撤走后，大家围成一圈，有人提议跳舞，并且特别要求我来跳。那时说跳舞，指的是摇摆舞、太空舞、抽筋舞，即使大家都知道我已经成为维吾尔人，也无人想起民族舞蹈，因为他们知道我不是，因为他们和我一样，从小到大，多数没有见过真正的维吾尔人，更不了解维吾尔人的生活和习惯。音乐从录音机里飘出来，是当时流行的一首名为《巴西狂热》的乐曲，大家都看着我，我站在屋子中间，面红耳赤，跳了一段摇摆舞。没有人加入我，大家好像很尴尬，我停了下来，突然觉得羞愧，就好像自己是个小丑。
一些事情无法说清，它们被层层包裹，要用一些子弹和利刃般的语言，才能破开。
一九八九年十月，我离开农场，这片赋予我地域和民族身份的出生地，随着火车驶离库尔勒，一步步向后退去，直至凝固为一个硬核，然后嗖地一下，又腾空落入我体内，由一个环绕我的外壳，变为我的生命特征，与我合体，再也无法分开。从此，母亲不再挡在我的面前，充当这个生命特征的传递者，从此我得自己来验证和显现我是维吾尔人，尽管我身心空虚，没有任何实在可以拿来验证和显现。
8
我来到银川，一座新建不久的民族学院，一个汉族人不再是绝对多数的新环境。没有绝对多数的环绕，每个充满差异性的个体样态就成为自然与日常，就不再是少数和异数。于我而言，这是个新鲜的体验，我不再被从群体中单独区别开来，不再是少数，不再被强调差异性和独特性。那些贯穿我成长，从一个绝对多数的群体抛向我的“她是维吾尔人”“她才不是维吾尔人”“她跟我们一样”“她不是我们”的外部声嚣终于停止了。这里，每个人都是他自己，每个人都独特，每个人都自然存在，都可以不受外界干扰地成为自己。开学第一周，每天晚饭后，我穿着一件新买的紫白条相间的薄毛衫，在食堂与宿舍的空地间与同学打羽毛球。蒙古族、锡伯族、哈萨克族、维吾尔族、回族、满族、东乡族、俄罗斯族……难以料到下一个从我身旁经过的学子会是什么民族，但哪一个都自然，都独特，都重要同时又不重要。
这是有别于农场戈壁滩的一个新世界，安静又绚烂。我望着他们，就像来到一幕幕自然的奇观之前，他们脚步匆匆，笑声朗朗，突然就会用一句我听不懂的语言抚热我的耳郭，突然就会用一张异常俊美的容颜将我撞得目瞪口呆。我的眼睛看不够，心里秘密地欢喜和激动。 学校正西方就是青黛色的贺兰山。那几日，每天清晨都会从山上飘来一片细雨，校园里地面微湿，空气甜润，我大口大口地呼吸，然后像饱览山川美景一般打量着各个民族的男孩与女孩。有时候，比如早晨去锅炉房打水，中午在食堂排队买饭，突然间，我就会被某个新颖的面孔吸引住。这些吸引无关美丑，无关男女，就因为他们沉浸在自己的独特性中的那种神态。我一眼就盯上了这样一类人。
这种被一个陌生人的面孔吸引的感觉真是令人兴奋，就像小时候父亲带着我在雨后的林带里找蘑菇，走啊走，直到林带尽头，柳条筐里仍然可怜巴巴扔着一两朵，正要泄气返回之时，却眼睛一亮，就在脚边的树根处看见了密密麻麻挤在一起的一大簇。但我生怕自己对他们的窥视惊动了他们，生怕破坏他们的自然状态。他们多完整啊！那个长着一头鬈发和一双蓝眼睛的古丽，那个脸上长满雀斑哼着牧歌的小个子藏族男孩，那个又高又壮对谁都笑眯眯的蒙古族学长……他们在自己的生命里，蓬勃生长，自然呈现，全身上下，每一种神态、每一根线条都举世无双，都是独特的他（她）自己。他们不用因为一再被提醒“你是谁”而对自己产生怀疑，不用因为“你是什么”而特别地显现自己，他们像一株株长在河谷和山岗上的植物，互相都是唯一的，互相又都是共同的。
我终于被忽略和淹没了，在这个充满最多数的差异性的共同体内。
开心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从此可以消失在群体内，不受外部世界的指点，默默找一条路，证实和显现这个在不停混入另一种血液的变异途中，异化得谁都不是的我自己。
那时的我哪里知道，这条变异之途通向何方。
开学没几天，宿舍里来了一位胖乎乎的学姐，双眼皮，头发微黄，自来卷儿，普通话一口湖南腔。“我跟你一样，我也不会说维吾尔语，不仅我不会说，我们家没一个会说。”她是翦伯赞的外孙女，湖南人。
一个月后，同系的一位学姐，介绍我认识她的男朋友，一个叫艾合买江来自新疆阿克苏地区的兵团男孩。“我也不怎么会说维吾尔语，我爸爸是维吾尔族，妈妈是上海人。”他的脸是维吾尔人，他说话的腔调带着浓郁的新疆地方口音。他快乐而简单，对于自己不会说维吾尔语、没有食物禁忌、丧失维吾尔文化传统，似乎全不在意。他的态度与我母亲何其相似。
一种为差异性带来的眼花缭乱的惊喜平息后，校园，这个多民族共同体开始向我呈现它本就存在的内部机制。这与万物竞长的自然界一样，物以类聚，各行其是。我这张缺失维吾尔人特征的脸和我不会说维吾尔语的事实，只能使我与有相似境遇的人来而往之。即使在差异性成为最多数的共同体内，人还是本能地寻找自己的同类。人是天生的群居物种，群体的品质无论大小高低，个体对它的直感与需要，仍使它貌如树荫与沃土。
虽然没有明确地结成团伙，但我能够感到，学校里像我这样的人不在少数，各个民族都有。这多少令我感到安慰，我不再像在戈壁滩上的农场里只是少数，像我这样“谁都不是”的人是一个群体。渴望落身群体的心理一直跟随于我，它使我对此尤其敏感，我打量他们，等同于凝视自己。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群“二转子”“四不像”“中间人”“鸟人”“异形”“变种”“褪变者”，我们被自己的生命特征悬置在半空中；我们谁都不是，谁都不愿意承认我们；多数时间，我们连从上一代继承下来的空洞外壳都不完整，更别提内在与实质；我们令人遗憾地失去血缘和文化特征，蜷缩在一个个无所依托的空壳里，不知如何选择……但是，我们被造物通过父母和时代创造了出来，那么，我们一定有我们自身的必要性吧？
我问自己，虽无解答，但执着于民族身份的这份敏感，赋予了我审视周身事物的习惯。
多数人都接受了自己的缺失，并且要让这种缺失变得更加彻底。那个胖乎乎的学姐说：“没了就没了，我就在没有中做自己；我没错，任何人都没有错；这就是历史，人就是通过变种变过来的。”我羡慕她的态度，至少决绝，不犹豫，也不烦恼。她和艾合买江一样，不在乎自己是什么，不是什么。
大学二年级，宿舍里多了一位女孩，来自新疆若羌，母亲藏族，父亲汉族，说话带着农场孩子特有的口音。她生就一双大眼，长方脸，唇线棱起，一看便知倔强执拗。她行色匆匆，每天早出晚归，总是捧着一摞书，拼命学英语。她住在上铺，似乎有意与所有人保持适当距离，但是偶尔会高兴地给我们唱首歌儿。虽然以藏族身份考入大学，她同样不在意自己跟藏族几乎没什么关系，她对藏族的文化和传统也没什么好奇，她感兴趣的是英语，她认为英语比任何一门民族语言，甚至比汉语都重要。
宿舍窗外的迎春花又开了，槐树枝头挂满了洁白的槐花，我开始学习维吾尔语。我的老师是一位低我一级的维吾尔族男孩，他是那个藏族女孩带到宿舍来的。他真是造物的佳作。一头金发又柔软又蓬松，发梢在白皙的耳根下打着卷儿；淡褐色的眼睫毛仿佛一片椰树林，掩映着一双碧蓝的眼眸；没有比他的嘴唇更像一片花瓣的，他的唇色唯有婴儿可比；他会弹吉他，歌喉动听如情诗。但是造物没有把他造得十全十美，他骨骼纤秀个子矮小，让看见他的人都为他扼腕叹息。他跟随藏族女孩来到我们宿舍，身上背着吉他，次数多了，我们就让他唱歌。他唱的都是维吾尔歌曲，我听不懂歌词，却感到歌词的每一个音节都美妙无比。于是我说，赛里木，你教我说维吾尔语吧。
他就像一个漂亮的小锡兵，善良又温顺，我们说什么他都服从。
课堂就在宿舍里，每周一节。星期天的上午，我们开始洗衣服的时候，小锡兵甩着他的一头金发便站在了我们门前。他坐在我们中间，教我一句维吾尔语，再跟别人闲聊一句，“赛里木，你们家有多少头羊？”“我们家的羊数也数不清，那拉提草原上的羊全是我家的。”“那拉提草原有多大？”“比天都大。”宿舍里飞起一片欢笑。我准备了一个笔记本，把每堂课学过的单词和句子都记下来，上一行汉语，下一行是维吾尔语发音音标。学习过程原始笨拙，但是很快乐。学习效果说不上好，许多句子今天学，明天忘。但几个月过后，一些日常用语能听也能说了。
赛里木漫不经心地教，我漫不经心地学，他不是好老师，我不是好学生。但之前与此后，我都未如此靠近“维吾尔”三字。学习维吾尔语，校园里没有人强迫我，甚至也无人鼓励，但我不时被维吾尔语触动，就像音乐，总有将我掷回某段时光的神性。或许正因为不懂，使得好奇心滋生出我对她的敏感。她的音节像波浪，一道连着一道，势不可当地从远处赶来，再一层层强劲地退回到天际；她听起来柔韧又深邃，似乎有一种强大的吞吐力量，吸卷着事物，再翻滚出意义，层出不穷。还有更关键的，我十分介意自己拥有“维吾尔人”的身份，却“不会说维吾尔语”和“不是维吾尔人”的事实。那时，我当然理解不了我的“不是”其实就是我自己的“是”，正是因为一次次由“不是”向“是”的遥望，才使我由自身走向了他人与外部世界。 校园里的那些维吾尔族姑娘，她们边走边说，不经意间，那些波浪般的音节就让路过的我听见了。那些时刻，我会侧过脸屏住呼吸，让听觉的王国跟随那些句子越走越远。一切就发生在短暂的几十秒钟之内，如此安静，又如此迫切，就好像旋转旋钮突然找到消失的电波。有时，在楼道里的水房，先我而到的两个维吾尔族姑娘碰到一起，她们边洗碗边就聊开了，声音像带着露珠的纤藤，蜿蜒伸至我的耳郭。这是最难得的机会，我心安理得等在她们身后，任由那一粒粒晶润的音节变成一条条细小的波纹，从我的唇间和指尖流过去。
除了赛里木，校园里再没有第二个真正的维吾尔人与我交往，而这个温顺善良的小锡兵也突然消失了。我猜是因为一个传言终止了这个学习过程。
一天晚上，藏族姑娘在登上她的上铺前，突然带着奇怪的笑容问我，都说你和赛里木谈恋爱，是真的吗？我正对着镜子琢磨刘海是不是应该剪短一些，听到藏族姑娘的问话，一只手握着梳子，愣住了。可爱的小锡兵突然成了怪物。怎样才能说明自己呢？大学两年多了，我还没有谈过恋爱，心中对白马王子的想象又虚荣又摇摆，拿不准是高大成熟好，还是温柔多情好。但绝不应该是小锡兵这样的，至少不应该长得如此可爱又貌美。赛里木啊！在我眼里，他更像一个婴儿，因为只有婴儿，我才敢那么大胆放肆地打量和欣赏。今天，我已经不记得自己当时具体说了什么，但坚决否认的态度一定使藏族姑娘领会了我们之间确无其事。那以后，小锡兵就不来我们宿舍了。
回顾这段往事，不免令我遥做假设。假如我和小锡兵谈了场恋爱，现在的我，也许已经如愿以偿，能够让波浪一般的维吾尔语，带我进入一个异于汉语世界的维吾尔文化，并借此向母亲炫耀，我从别人那里，推开了她没有为我打开的那扇门。推开这扇门的意义并非在于我有机会成为真正的维吾尔人，而是我拥有了出入连通两个语言世界的初级技术。我的血统告诉我我的一半来自那里，但是我从来没去过那里，除了满足好奇心，我或许还希望那个语言世界的人能够了解像我这样的维吾尔人的存在，不管他们承不承认，我们都存在着。在人的意义上，我们的存在和他们没有区别。而通过我，一个世界就多了一道被另一个世界了解、阅读和倾听的途径，也许这样，正好可以使我参与治疗两个世界或者更多人之间的隔膜与疏远。
这使我想到约瑟夫·布罗茨基，及其一篇名为《一间半房间》的散文。文章写于一九八五年，彼时，布罗茨基正在美国一所大学任教，他坐在学校出租给他的一间公寓的厨房里，越来越清晰地看见了他的童年时代，一段与父母住在那套一间半房间里的生活，那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俄罗斯。写作这篇文章，说布罗茨基怀着痛恨与愤怒并无不妥，因为“没有任何国家像俄罗斯那样擅于摧毁其国民的灵魂”。身为一位美籍俄罗斯犹太人，布罗茨基说他“随时准备用俄语读、写诗和信”，但回忆和讲述他的父母，他必须用英语。因为只有通过英语世界的阅读，他的父母所遭受的奴役才能得到释放，因为俄罗斯人不会愿意读到这些文字，因为至少是同一代人全都和他父母一样备受摧残；他认为，只有被俄罗斯以外的人阅读，他死去的父母的灵魂才能挣脱囚牢，得到救治。
语言可以使被囚禁的灵魂得到释放，语言可以使生命的感悟更强烈，尽管当时的我并不具备理解语言在社会学、人类学以及灵魂学上的意义的能力，但那段时间我还是下意识往那个方向走了一步。我简单地认为，学会一些维吾尔语，我就能在汉语和维吾尔语两个世界之间穿行，就能使我的“不像维吾尔人”稍稍变得那么“像”一些，就能让更多人接受我，认可我。我真诚地希望自己能够成为维吾尔语这棵大树上的一根新发的枝条，哪怕短细，却构成了她的存在。当然，果真如此的话，我们将互为彼此存在的依据。
但造物并没有安排我去推开那扇门，没有让我从那棵大树的树干探出身来，他稍稍启开一根发丝般的缝隙又立刻合上了，只让我在树皮之下顶出一个小包又将我按了回去。我猜他是看出了我的懒惰和心不在焉，看出了我的好奇和下意识不过是一时兴起，不过是一两滴可有可无的灰色的年轻人的成长情结，看出我的须根根本没有用力扎向维吾尔语的土壤。
语言所具备的识别功能，既显现人的差异性，也消除差异性所导致的禁锢。大学校园里，汉语是一种“世界语”，她使我们通过共同的她，全部或者一部分地讲述着自己的差异性。之所以分出全部和一部分，是指像我这样的“褪变者”只能是“全部”使用汉语，而掌握自己民族语言的“完整人”，他们则骄傲地“一部分”使用，或者尽可能少地使用。“完整人”能够最大程度地回到并显现他们的差异性，褪变如我者，则因此几乎被抹去了个体的差异性。
真是奇怪！在戈壁滩上的农场，无论我怎么和旁人一样，旁人总是视我为“不一样”；来到校园，即使我努力表现出渴望回归“差异性”，但“差异性”始终将我排除在外。
似乎我决定不了自己是谁，似乎得由外部世界认为我是谁。这种感觉太糟糕了。而民族语言成为第一道无法翻越的山丘，是她首先在强调我“是”谁或者“不是”谁，我突然对她产生了微微的敌意。
我依然无法确定自己是谁。校园里似乎没有谁表现出对这个问题感兴趣，或者，因为我从没有试图说出这个疑难，所以它变成一棵向内生长的藤本植物，在我内心的密林里暗昧生长。而它也不出我所料。它真是太喜欢这个不见天日却又纵容它的环境了，所以它横七竖八地长起来，恣肆无惮，越当四周安静，根须拔节的嘶嘶声越是吵闹。
原本我与校园里的维吾尔族同学就是两个世界，小锡兵消失以后，我下意识离他们更远了。初进校园时的莫名感动消失不见，那些不经意间飘过耳郭的波浪般的音节不再使我入迷。这时候我再看他们，校园里来来往往的维吾尔族学子，就如同内地人遥望新疆，一切认知重又因为时空之远而模糊不清，甚至滋生误读。此情此景，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使我感到惋惜。虽然整件事的重大或者微小，不过是一个民族血统“褪变者”的一己之事，但对此敏觉的人都能感受到，此事内部的牵扯远不止于一个个体。
这之后，与我往来密切的，都是一些从不使我追究“你是谁”的各民族同学，他们简单疏放的心怀让我感到，与其纠缠在“我是谁”这件事上，不如去看场电影谈次恋爱。偶尔，清真食堂已经没了饭菜，他们甚至会劝我：去汉灶吃吧，反正你又不是“正宗的”，无所谓！这种想法使我放松，既然我什么都不是，那么我谁都不是，我就是我自己吧！让民族、血统、身份、认同感这些暂且不带给我任何好处和坏处的玄虚之物躲到一边去吧！我才二十一岁，青春不是用来为这种事情发愁的。我要让自己爱上一个令我一见倾心的男子，要去图书馆抢座位看小说，要把那本印着庞德、里尔克、阿赫玛托娃、博尔赫斯诗歌的口袋书《邻笛集》全部背会；要为教工食堂的夜宵省下白天的菜票，不管那道红烧鲤鱼让我的脸像发面馒头一样迅速鼓胀起来；要练习汉字硬笔书法，为了让那些寄给远方同学的书信看起来十分美好…… 9
冬日的银川寒冷干燥，但是一九九四年的冬天我沉浸在崭新人生的暖洋中。
街道两旁的槐树在零下十七度的寒风中抖瑟，我坐在自行车后座上，脑门被严寒浸得隐隐作痛，脚趾则早已又僵又疼像被钳子狠狠夹住。但这些我都顾不上。我正赶往城南一家家具店，心中又激动又紧迫，一种要为自己承担和编织未来的骄傲让我全神贯注，足以将外部世界的一切干扰抛置身后。爱情把手中的拮据烧成了灰烬。我们的钱真是很少啊！但是我们花了半天时间，还是给我们仅有三十平米的婚房买到了满意的家具。
还有什么能够里里外外地吞没一个人呢？除了生活。凡俗的温暖与喧嚣刮起一阵龙卷风，一把将我从校园拽入它的笼中，那升上半空的弥天尘雾根本没有让我看清它的周围都有些什么人，什么事物，更不要说它内部的深浅与远近。而我大口吮吸着大风卷来的爱情浓香，成为一名报社记者的职业荣耀，以及人生初现的完整与幸运，几乎忘了曾被“你是谁”这件事困扰过。
日常的具象世界新颖庞杂，缺乏涉世经验的我像个热情的白痴，在一件件日常的事物之间往来奔跑：不能坐着看报纸让领导进进出出忙忙碌碌；要学会跟同事东拉西扯——新华街上的麻辣烫店哪个味道更好，毛线的含毛量以及一件毛衣得用多少毛线，那个名气最大的理发店剪一次头要多少钱；搂着他的腰一起去吃十字路口的刀削面，一定要加两勺油炸辣椒，然后计算怎么用剩下的二十块钱过完发薪前的最后一周；楼道里的小疯子一再把我的自行车扔下楼去，然后站在我的门口大声咒骂，我吓得不敢出门。她为什么老是骂我呢？也许她喜欢我的他，那么我就是她的情敌了；新刷的墙壁开始掉皮。功夫全白费。重新刷，要用砂纸把墙壁打干净。白墙灰像牛毛细雨，我们像从灰烬里爬出来的白灰鬼……我变成一块煤，被凡俗日常的生活刚刚点燃，一心要把自己燃着，燃成红润的火焰蓝色的火苗。
壮阔而具体的鸡毛蒜皮，我为它忘我地升温，但这仅仅是看似平常的表象。
那件事，“你是谁”——并没有放过我。它虽然被表象覆盖，虽然因此而退在了一个肉眼难见之处，却仍然发出连绵跫音。它从未不在。它只是蹲了下来，蹲在白昼的尽头，成为守在黄昏之后的夜晚，不动声色，却反复持久地以黑暗、静思、遥望、倾听以及梦境来拍击我的生命，以保证它肌体神经的生长，甚至悄然弥补着以往的空缺。它变换了以往——仅仅以语言和相貌——来辨识我的样式，以一种更无声、更有力，也更广阔的手段，一种完全渗入生活和生命的形式，由外而内地修造我。
时光的表面平淡无奇，都是一个普通人的当然和必然，至少我是这样。
一辆白色的桑塔纳轿车将我送进一个纯正的回族家庭。她使我与戈壁滩上那个——想与汉族人一样的——农场女孩区别开来，也使我与大学校园中那个——想与汉族人不一样的——中文系女生自此永别，她一开始就确信我是维吾尔人，毫不怀疑我是他们中的一员，仿佛我从来就是，仿佛他们信心百倍地早就在这里等着我。
一切都因为这种确信而有所不同。从此以后，我不能再纠缠于“是”与“不是”之间，从此我必须“是”。
这是母亲料想不到的。十年前的暑假，当她抬着一张汗津津的脸带着我奔波在尉犁县政府内外，当她看着我户籍民族一栏由“汉族”改为“维吾尔族”时，一定无法想到，正是这次改动，将我推进了她有意避开而我却再也不能置身事外的携带着民族与宗教元素的日常生活中。之前仅仅是一只民族的空壳，从此又加入一份宗教修养。我的母亲啊！在再三斟酌了她的无所意识之后，我反而由衷地感知到她与造物的冥冥相通。她从未刻意让我面对她力图回避的事物，反而使我越来越真切地遇上它们。
婚礼当天我就遇上了它们。尘世的婚姻不仅仅需要一张由当地政府颁发的结婚证，不只需要双方家族的允准与祝福，还需要神明——真主——的告诫、见证与赐福。不管后来有多少家庭并没有因为神明的参与而稳定和圆满，但就如同一个新生儿的诞生，一切生命的开端都带着神启。上午十点，作为新人的我和他，我们肩并肩坐在房屋中央的大床边，家族长辈在我们四周围成一圈。一切都安排妥当，我被告知坐在这里等待一个名为“尼卡哈”【3】的宗教仪式，并将成为这个仪式的中心。我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一坐下来我就开始担心，他教过我的“清真言”【4】我说得还不流利，我不了解仪式的要求和过程，连“尼卡哈”这几个音节都听得模模糊糊。院子里的热闹丝毫没有影响屋内的安静与郑重，但我的心虚吵吵嚷嚷，像打闹的孩童在我身体里横冲直撞。我多么后悔没有为此而有所准备。我不曾对我的他强调过我的不懂，因为他从不介意我不懂，而家族长辈大概认为我一定自小谙熟于此。没等我一一记住围站在我周围的亲友长辈都是谁，门外已经传来一片轻捷又密集的脚步声，接着布帘一掀，一位头戴白帽银须微扬的慈祥老人由人引进。在门前停留的一瞬，老人笑盈盈看了一眼众人，而后径直走来，坐在我们身边。他就是众人一起等待的仪式的主持人——拜阿訇，也是我人生中见到的第一位阿訇。他肤色白皙，身材清瘦，面容慈爱，椭圆形玳瑁镜架之后，望着人的眼睛总是布满信任和喜悦，而一旦开口，每个字音都流动着循循善诱的亲切。拜阿訇由内而外符合一位宗教人士在我心目中的典范形象。也许那时我对人对物的认知还很肤浅，但他的形象与气质以直觉的方式在我心中幻化为“慈爱”的化身，从此无法替换。这便是之后二十年来，坊间一换再换的阿訇，一个比一个让我感到疏远陌生的原因。比起拜阿訇的慈祥面容，总有一种玻璃杯似的冰凉横亘在我和他们之间。拜阿訇给我留下的印象过于深刻，以至于后来当我开始文学创作并触及宗教，他首先被我写进了小说。拜阿訇一口银川话，我依稀记得那天他穿了一套深色服装，在教引我们诵念“清真言”之前，他站了起来，像讲故事一样告诉大家，我是一个来自新疆的维吾尔族姑娘，他是一个银川的回族小伙，两个人虽然民族不同，但都有一个相同的信仰，是真主让我们相遇而结成夫妻，从此我们两个要互相爱悦和体恤。之后，阿訇领着我们念了“清真言”，再之后，便是他诵念一段《古兰经》。整个过程，我小心又慎重，怯生生地跟着念，磕磕绊绊地学着做，当仪式结束时，总算完成了人生的第一堂宗教课。 他们本来就确信我，这一次又有了拜阿訇的宣告，从此，我的身份无可置疑地确立在家族亲友心中，没有人问我“你们那里”是怎样过开斋节的，没有人在意我父亲不是回族或者穆斯林，也没有人问我为什么没有“经名”【5】或者“维吾尔族名字”，不管是疏忽或者有意疏忽，不管质疑有没有在他们心中升起过，他们都保持了一致的友好与缄默，而后宽容又坚定地确立了我的新身份——维吾尔族，穆斯林。
民族身份，从此不仅仅与语言有关，更牵扯了一层宗教的意义。这时的我，当然意识不到生命中这个新的成分，更无法了解这个新的添加所导致的生命变异。
我从不戴盖头，也不像维吾尔族姑娘一样系头巾，他们不问为什么，但在每一次宗教生活时，他们之中，一般是婆婆，会递过来一顶普通的白布帽子，后来随着帽子流行样式的改变，变成了各种颜色绣着丝线或者镶着蕾丝花边的薄纱帽；斋月到来前的“念夜”【6】，全家人一定是要到齐的，偶尔，厨房需要帮忙，不得不离开听经的座位，但如果到了接“都啊”【7】的时刻而无法分身，一向和缓的婆婆便会迅疾低唤一声——“接都啊”；生死婚嫁，儿女日常，婆婆关心和絮叨的都是这些。多数时间，说起某一位远邻或者近亲，她只称呼他们的经名。事实上，直到现在，我仍然记不清楚家族中会有多少位经名为“穆萨”的男子，会有多少位女性经名唤作“阿依莎”。但她讲述他们时就如同我和她一样分得清他们的年龄、姓氏、性别和命运……他们真是把我认作降落他们内部的新生命，一经来到，便不言而喻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便顺理成章进入他们的文化与传统，绝不多言半字。没有一人打破这种缄默和认可，从始至终，至少我连一丝眼神都没有看到。确信，友好，宽豁，他们严谨守约，我因此必须一心一意沿着这条信任之河游向我的新身份。
日升月落，四时更替。在银川，由新一轮的亲人、朋友、同事、同道、泛泛之交及至陌生人构成了一个新的文化生态圈，缘于他们并不了解、也不在意过去的我，缘于民族语言问题在这个回族自治区的首府显现得并不是那么迫切，我作为“维吾尔族，穆斯林”的身份，便轻松并确凿地建立起来，自此再无人置疑。又因为无人置疑，我才得以不受内心自疑，安稳地成为这个拥有新身份之后的我。
但我并不认真，也不彻底，我仅仅做到了一些基本而肤浅的守规。
当阅读宗教典籍，会有一些心领神会的启悟，却从未如醉如痴热忱持久；民族身份是否直接意味着宗教身份？维吾尔人必须是穆斯林吗？回族人必须是穆斯林吗？亲人和朋友们都认为理所应当，但是我犹犹豫豫，既没有胆量否认，也拿不出识见辩解，只能暗自怀疑这些约定俗成是否意味着正确与理性，并且愈发意识到大众认知掺杂了过多的人为偏见；书中以及现实，不仅仅伊斯兰教，总有一些信众，拥有神秘的宗教体验。凭着尊重与好奇，我尝试了解并理解，但类似体验从未降临我，以致我因为无法求证而心灰意懒。就如同一个清醒的人无法重回梦境，不得不认为那都是虚妄之物；我的回族朋友里，有人会因旁人涂黑自己的信仰和同胞而哭泣，有人会因旁人妄言伊斯兰教而与多年挚友决裂，有人会像深爱自己的亲人和生命一样卫护自己的宗教，这些浓烈的情感无法在我心中凝聚，虽然我也会为旁人对穆斯林的诬言而感到不快；还有最常见的一些宗教疑问，譬如妇女如何向阿訇问候并致以敬意，譬如阿訇来家中诵经之后为什么不仔细为一众孩儿讲解这段经文的意涵，譬如独自礼拜时内心与举止的结合与对应，譬如当遭遇质疑和诽谤，教义如何指引，信众怎样应对……我总是没有持久的信心和热忱向身边的家人或者朋友提出疑问。时机总是被我以各种理由与疏懒一再推托。
造物一贯如此，每赋予生命一项新内容，便同时制造了她的充实与匮乏。新加入的宗教身份也出现了问题：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和责任心的缺席，无论我怎样身在其中，都因为最初的空缺而难以弥补。最关键的仍然是——感情，犹如水与鱼，彼此缺乏相依相生的亲密无间。被我一度想要弥补的语言也是如此。
这时候我稍许有些明白：血脉确如河流，尤其在我，她一边向前，一边流失，一边又被补充着。她一直不让我彻底中断，却也不使我具备回归的完整意志和契机，从而彻底地弥补她，完成她。即使到了今天，我仍然觉得这件事十分蹊跷，她以这种方式修造我的神经和人生，以完全有别于我的亲人的方式，不断使我靠近她，又一再地使我后退到一个距离之外，仿佛“你是谁”带给我的生命印记不够重大也不够深刻，仿佛这样来回拖拽我才能使我铭刻不忘，才能让我在最后的选择到来时，再不犹疑，再不心虚。但是，那时候，她要把我变成“谁”呢？
10
一个天使降临了。是个早春的下午，四点半钟。我躺在手术台上，恍恍惚惚，麻药没有完全吞噬我的受体神经元。我感到自己像一只西瓜，在被切开之前，一只手将我在龙头下淋了淋，而后用块湿答答的抹布，潦草地擦了两下。接着我掉了下去，像溺水的人栽进水底，突然离开了外面的世界。再恢复意识时，医生已经切开我的腹部，正从我的体内打捞他。而他仿佛一只吸盘，吸附在我的腹腔一侧，以至于医生的一只手像拔牙前测试牙根的力度一样在我腹内摇动他。晕眩变成了恐惧，我感到自己像一片晃动在波浪上的木板，眼前就是扑面而来的惊涛骇浪。一切如在梦中，幽暗，混沌，玄机重重。突然，他大哭着冲了出来，手舞足蹈，怒发冲冠。他嘹亮的哭声震颤了我的心肺，将正在麻药中沉浮的我一把淋醒。后来，护士把他交给了我们。他躺在我的怀里，眼睛都没睁开，就把他天使的微笑送给了我。他的笑那么突然，那么没有来由和神奇，仿佛经过那声惊天动地的哭声之后，他已经洞悉了这个世界，仿佛秘密的喜悦一阵阵地使他情不自禁。
我小心翼翼抱着他，看着他，听他的呼吸，观察他的皮肤，数他的头发，摸他的骨头，一边感叹生命——他的形成，他不多不少成为这个躺在我怀里的小人儿——神奇得等同于一个未知，一边想象他的未来——他喜欢的人和事物，他以哪种方式与世界相处，并由此显现自身——还为时过早因此也是未知。似乎能够确定的只有此刻——在我一路走来的变异途中，他是我这根链条上的一个新成员。但此时此刻我能为他确定什么呢？当他吸附在我的体内时，我不知道他吸纳了这根链条上的哪些元素，当他离开我，我也难知他在这条链条上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异。他动了起来，又踢又抓，似乎包着他的襁褓让他极不舒服，柔嫩的小下巴因为咧嘴大哭而变得又红又紫。他的哭声立刻在探视的亲友间搅起一阵喜悦的嘈杂，一时间，戴白帽子的奶奶、姨奶奶、二奶奶、舅奶奶、姑妈们忙叨叨走动起来，初春茸亮的阳光透过窗棂，她们朴素的身影就在光束间出出进进。我心满意足地躺在床上，看着她们起起坐坐，听着她们絮絮叨叨，突然间，心里像落下了一块石头：我的天使再也不用在身份的“是”与“不是”之间为难了。 那么，他是谁呢？他的血源和姓氏太确凿了！他还没有出生就已汇入一条清晰的血脉之河，皈依在代代续传的文化与传统里。他是圣人穆罕默德的后裔，是元代大将、回回政治家、云南王赛典赤·赡思丁的后代，是赛典赤·赡思丁长子纳速拉丁的后代，是元朝至元年间由陕西“弃秦移居西夏”的纳速拉丁的一支后裔，是经学者一字一句一地一址考证出的迁居在宁夏银川永宁县纳家户村中纳速拉丁后裔的纳姓族群里的一员。
经历过身份认同的烦恼，我绝不愿意我的天使再重复我的多重民族身份，再如我一般左右为难地拆分自己、确认自己。所以他的民族身份是确定的“回族”这两个字；所以在他出生四十天后的一个上午，阿訇便伏在他耳边为他取下经名“伊尔古白”；所以在他能够顺利说出一个句子之后，就有人教他诵念“清真言”；所以他五岁起就跟随爸爸一起上寺……一种浸润着呼吸、水土、日常以及精神约规的成长氛围，将回族的文化基因渐渐濡染于他的言语行止，他的眉梢与胃腹，或许还有他远未化冻的潜意识，让他一开始就游进一条清晰又确凿的传统之河。至于之后，未来他将游向何方，是否会跃入另一条看似绝不相干的河流，一切还都远未可知。
生命得由多少次确定才得以确立？而在此之前，不可避免的否定与犹疑正是确定的登梯。不管我所经历过的否定和徘徊是否丰富和充实了我，我都希望我的天使直接越过我的“谁也不是”，直接进入自己的“是”，直接在自己的“是”中确立和显现自己的存在。
11
又一个冬天来临，这时候我已经年过三十，面容生锈，内心开始拥堵，性情里总有一种为事物夹击的不安与急切，无论醒或者梦，都感到作为此时此刻的自己远远不够。这时期，一些奇怪的梦境开始重复出现。在梦里，我看见自己的十指如同春天的树干蠢蠢欲动，像是渴望伸出新的枝条，顶出新的叶芽；而另一些梦里，我对着一片阴影，总是想掏出喉咙、肺腑、大脑中窜动的声音、色彩以及电流，总是急于将它们捕获或者镂刻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否则无法安稳。
因为父亲病重，这个冬天尤其寒冷。受煎熬的不只我一人。父亲在恶疾中形销影散，疼痛使他哀号并且愤怒，但当疼痛过去，深凹在眼眶里的双眸则更加清澈明亮，由之迸出的生之渴望也更加强烈，全家人因此都无法与他长久对视。我目睹了死神的残忍，它以一种酷吏般的赏玩心态折磨一位木讷的老实人，直到它再也从他身上榨取不了任何快乐。
痛苦结束在冬天就要结束的一个寒夜。
临终前，父亲留下遗言：叶落归根，葬回湘西。
我护送父亲的骨灰往湘西走。雨从天亮前就下开了。火车驶出长沙车站，由东而西，将近中午，穿过雪峰山脉，进入武陵山区。这里是另一个世界，绿葱葱，湿淋淋，山峰弥望，云雾笼罩。父亲说他三十年前带我来过一次，可是我什么都不记得了。母亲没有教我学习维吾尔语，父亲干脆不说他生于斯长于此的荆楚旧地。他们似乎从不关心我应该成为什么，也不担心我会遇上什么，而由此带来的现实正如此时此刻：我根本不了解我将抵达的那个为山峦环绕的小山村，不认识那些和我有着一个姓氏的亲人们，也无从想象父亲念叨的“叶落归根”中“根”的体积与蕴藏。
火车在嘶鸣中撞开一座座山峦，我坐在车厢边凳上，呆望窗外，扑面而来又飞逝而去的重重山鬟，仿佛次第洞开的无穷门扉。这些门扉的后面都有些什么呢？
葬礼在半山腰上等着父亲的骨灰和我。
半里之外，我才在弯曲的山路上冒了个头，炮竹就在倚山而建的吊脚楼前炸响了。青白的烟气向上飘浮，升上屋后绿蒙蒙的山岗；黑漆漆的棺柩停在阴湿的堂屋正中央，一张与父亲几乎重合的脸出现在墙壁的阴影中；棺柩后面，一个瘦小苍老的女人眼泪汪汪，一边擤鼻涕，一边熟练地点燃纸钱；地理先生抱着罗盘和米袋爬上山坡，他要为父亲寻找入葬的风水宝地，他在蓬乱的草木间快速移动步伐，仿佛探知到了不宜惊动的神灵；停柩开始，道士为父亲作法念经，阎王经，水经，血盆经，一道不够，再来一道，一定要为父亲开通前往极乐世界的道路；我披麻戴孝。叮当呛啷，一道经完，孝子贤孙都相跟着绕老棺；叮当呛啷，又一道经完，跪下来磕头，孝子贤孙们一直跪到屋门外黑蒙蒙的雨幕中；夜里，来了唱丧堂歌的男人，他们坐着唱，围着老棺唱，有击敲，有领唱，有众合，有时悲戚，有时平淡，有时竟然惹起哄堂大笑；出殡清晨，人们静候良辰，突然间炮竹震响，道士猛摇铃铛发出急令，“八大金刚”腰腹一紧随即摆开弓步，一阵狭如针尖的静默之后，忽听“八大金刚”一道猛喝，棺柩轻轻一摆接着稳稳架起。
父亲被送走了……三天三夜，我又做回了父亲的女儿，一个湘西侗家人的后代，由情感而根脉，由血缘而容颜，由饮食而嗜趣，由眼前而记忆，枝枝蔓蔓，毫末锱铢，从未这么彻底和清晰。以至于许多年后，再回想当时，我几乎要将此认作父亲的一场计谋，尽管他根本不是一个会生计谋的人。
葬礼第一夜，凌晨一时，我从父亲灵前退到屋外。夜幕漆黑，湿漉漉贴在脸上，细雨一霎一霎，如潮水，一波又一波。黑暗混入雨中，变成浓黑的水，一缕接一缕，流过我的脑门，肩膀，双手，双腿，再往里渗。我以为自己要给黑浸透了，却不料眼睛愈发明亮起来，突然间如同洞穿了时光，重返当年的戈壁团场，成为十四岁的自己的旁观者。
还记得十四岁时，那张寄自湖南老家证明我的另一半差异性的“文件”吗？还记得父亲以一副出大事的表情说自己是侗族人时的语气吗？在母亲否决了父亲将我和妹妹的民族身份改为侗族的意愿之后，将近二十年的时光里，我们再没有谈过这个问题。全家人都在漠视，都在假装这个问题不存在，因为它与我们的成长与未来毫无关系。父亲对此如何作想，我大致猜得到，无非是每代人都是这么过来的，我们已经是这个样子，因此谁都无所谓是谁，因此从不强调自己是谁。还有他自己，他从来不是一个需要和善于强调自己的人。我的父亲啊！
可是我却感到了委屈，甚至小小的愤怒。夜风大了，细雨扑过来，像密密麻麻的针尖，时间稍长，脸就麻木了。我的脸从下火车就没有干过，已经分不清是雨水还是眼泪。堂屋正对着山，云雨淹没了星光，漆黑中，我看见自己的脑神经活像通了电的钨丝，一瞬亮得刺眼，一瞬又变得猩红。没有任何准备，没有丝毫提示，我被父亲以他的死亡推进了另一半的血统与传统之中。因为我是父亲的女儿，这些陌生的亲人，即使对我一无所知，也认为我是他们。他们为我安排好一切——披麻戴孝，磕头，绕棺，烧纸，守灵……他们不管我现在所属的民族所在的文化传统与他们有多么背离，不问我那里怎样迎生送死，也不嫌弃我心中的疑虑和言行的无知，一把将我整个纳入，而全部过程中，始终没有人主动引导和上前解释，仿佛我和他们一样深知和需要这一切，仿佛他们能够理解我的悲伤、怀念以及愧疚。漆黑的水不仅从头上流下来，又从山里往上升，先是脚，接着是肩膀，很快到了嘴，到了眼睛，终于没过头顶。这么多的水，亲情与血统的水，它淹没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