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从右耳进去，被左耳堵住
　　作为印度尼西亚日惹市加札马达大学医学院里的一名学生，开始几个学期我整天待在教室里，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学习上，从来没有和医院里的病人直接打过交道，直到最后一学年，我才到萨德吉托医院的神经科病区去实习。
　　我需要在医院里采集病人的临床数据，为我的毕业论文作准备。那是十月一个阴冷的傍晚，我在病房里眼巴巴地寻找着我的临床资料，只要再采集到三个病人的相关数据，我的论文就大功告成。我从住院记录中了解到最近来了一位43岁的中风病人，我称她为A女士，眼下这位A女士就住在病房里。
　　A女士孤零零地躺在4号病床上，可能因为中风突然发作，一时难以恢复，所以她显得很虚弱。她身边没有亲友陪伴，旁边那些病床也都空着，暂时还没有人住。我在她病床旁边的椅子上坐下来，压低嗓门问她感觉如何。她轻声慢语地回答：“好多了，就是感觉左半身还使不上劲。”我告诉她我需要问她一些问题，要做一项专门的调查，她同意了。
　　调查表上有三个问题，我问完了问题以后，打算离开。我还没来得及从椅子上站起来，A女士突然提高嗓门问我：“医生，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你，你是新来的吧？”
　　“呵呵，夫人，其实我也算不上是新来的，只不过不是每天都来这里而已。”我这样告诉她。于是她和我攀谈起来。她的身体状况这么差，竟然还主动找我聊天，这让我感到很诧异。
　　“医生，你觉得我还能够回去过正常人的生活吗？”A女士忽然单刀直入地问。
　　我在心里暗暗叫苦，我要是她的主治医生就好了，立马就能够回答这个问题。
　　我告诉她因为我对她的病情还不了解，所以不大好说。我把我学到的有关中风病人康复的情况大致对她说了一下，告诉她中风病人康复的情况要依据病情的轻重程度而定，有相当一部分患者恢复得很好，没留后遗症。
　　A女士与我唠起了家常。她告诉我她有三个正在读小学的孩子。目前都靠邻居照料着：“我丈夫一年前去世了，我是家里唯一扛大梁的。我们家境十分不好，我在外面做保洁员，挣来的工资只够养家糊口。”
　　听她说起这些，我不知道该对她说些什么好。我不知不觉地握住了A女士的手。因为我不知道自己该说些什么，干脆就安静地坐在那里听她一个人说。我甚至能感觉到A女士其实并不真正指望我回答什么，她就想我坐在那里听她倾诉。
　　这种一边倒式的谈话差不多进行了二十多分钟。她叙述了她受过的苦难，谈起了因车祸而丧生的丈夫，告诉我养家糊口的艰辛。她还告诉我她非常担惊受怕：一旦她这次生病有什么不测或者常年卧床，她的那些孩子们就受苦了。这个时候我所能做的就是不断地点头，问或说几句简短的话，以表示我对她的同情。
　　最后，A女士止住了话头：“真对不起，让你待在这里听我倒苦水，不过，我现在感觉轻松多了，我就想找个人说说这些心里话。”
　　一滴眼泪从她的眼角溢了出来。我紧紧地握着她的手没有放开，用另一只手轻轻地为她拢了拢头发。后来，我终于觉得应该说点什么了：“夫人，没事，这是我的职责。”
　　“医生，谢谢您！太感谢您啦！”她把手缩回去了。
　　我站起身来，为她盖好被子，朝她挥挥手，说了声“再见”，然后就离开了，剩下她一个人安静地躺在病床上。
　　几天以后，我又来到了这个病区，发现A女士已经办理了出院手续，说是恢复得比较好，不过按常规她应该还要继续待在医院里接受一段时间的康复治疗。
　　A女士给我这做医生的上了至关重要的一课：有时候，病人需要的并不是什么昂贵的好药和高超的医疗技术，他们需要的仅仅是你能够抽出一点时间，非常耐心地坐在他们面前，心甘情愿地聆听他们诉说，分享他们内心的酸甜苦辣。
　　对我这个医学院的学生来说，当时正好这样做了，我的行为恰恰是一个医生最好的表现。
　　编辑 张金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