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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为中国人民的抗日事业无私奉献、鞠躬尽瘁,广受敬仰。加拿大格雷文赫斯特的白求恩纪念馆建立起来后,人们才渐渐知道了他更多的事情。
陶行知帮他做出援华决定
1937年,白求恩偶然得知中国抗日战争爆发,萌生了出国进行志愿医疗救援的想法。
这年7月30日,在美国洛杉矶的一个医友晚餐会上,白求恩遇到了中国人陶行知。陶行知当时是中国著名教育家,也是一腔热血的爱国义士,他先后跑了20多个国家,发动华侨和国际进步人士支持国内抗战。
白求恩当时的身份是加拿大蒙特利尔皇家维多利亚医院胸外科主任。经人介绍,得知陶行知先生来自中国,他显得很激动,主动向陶先生询问中国战场的情形。当听到“七·七事变”后,中国军人伤亡严重,医疗条件很差,救护人员严重不足这些情况后,他紧紧握住陶行知的手说:“谢谢你告诉我这些情况,你们那里需要我这样的医生,我打算很快去中国!”陶行知先生也紧紧地握住白求恩瘦长而有力的手说:“谢谢白求恩先生,谢谢您对中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随后他掏出那个记录援华国际人士名单的特殊的笔记本,很快地把白求恩的名字写了上去,并记下了与白求恩初步约定的一些事宜。
告别了陶行知先生,白求恩立即回国着手组织医疗队,准备随身携带的器械和药品。1938年1月8日,白求恩等医护人员一行,以美国和加拿大共产党派遣援华医疗队的名义登程赴中国。到中国后,由周恩来安排护送,从汉口直达延安。当晚,毛泽东高兴地接见了他,并请他留在八路军边区医院工作,但白求恩坚决要求去晋察冀前线。
悲欢离合的婚姻
人们知道白求恩来中国时是独身,无妻室无子女。其实,白求恩年轻时有过一段婚姻,爱得情真意切,又充满了传奇色彩。
白求恩曾经的妻子,是一位美丽的英国姑娘,叫弗朗西斯·坎贝尔·彭尼,是他33岁到爱丁堡参加外科医学会会员考试时认识的。当时的弗朗西斯22岁,有一双美丽温柔的大眼睛,说一口悦耳动听的爱丁堡语,天真而聪慧。双方一见钟情,考试一结束便相约一起去旅游,度过了难忘的20天美好时光。又经过一年书信来往的异地热恋,他们于次年正式结婚,并迁至美国底特律,生活在了一起。
婚后的白求恩选择了私人医生的职业。因为他一向同情穷人,常常为付不起费用的病人免费治病。他的病人一天比一天多,不久他染上了肺结核病。
在当时肺结核病是绝症,没有治愈的希望,这对刚沉浸在幸福和甜蜜之中的一对年轻人来说,打击太沉重了!开始,白求恩还瞒着妻子,但很快被弗朗西斯发现了,她没有嫌弃,更周到细致地为白求恩调理,希望能让丈夫减轻一些痛苦,这让白求恩心中十分不安和内疚。一天,他对弗朗西斯说:“亲爱的,你已经知道,死神已来召唤我,而你才25岁,我不能把病传染给你……我们离婚吧!”但弗朗西斯坚决不肯。几个星期后,白求恩要求回到故乡去疗养,实际上他是想趁此与弗朗西斯分开。弗朗西斯陪他去火车站,说:“不论发生什么事,我都要在你身边……”白求恩不答应,真诚地解释道:“因为我爱你,才不能不顾及你的生命和一生幸福。”弗朗西斯哭着说:“无论如何,我们生死都在一起!”白求恩只好坚决地说:“如果你不同意离婚,我就不再治疗!”弗朗西斯终于拗不过丈夫,一脸泪水地望着白求恩离去……一年后,法院的离婚判决下来了,弗朗西斯伤心欲绝,只好回到家乡爱丁堡。
白求恩与妻子分手后,以超人的毅力与病魔抗争,同时发明并冒着危险在自己身上试用了“人工气胸疗法”,不料竟获得成功,只一年时间他的病竟痊愈了。出院后,他立即给弗朗西斯发了电报,弗朗西斯惊喜地马上赶回来,他们立即去教堂,举行了第二次婚礼。
这时,白求恩被聘为蒙特利尔皇家维多利亚医院外科医生,后又升任圣心医院胸外科主任,并被选为美国胸外科学会理事,成为著名的胸外科专家。白求恩事业心非常强,成天埋头于工作和研究,竟常常忽略自己的生活和弗朗西斯的感情需求,让弗朗西斯感觉他渐渐变得不通人情了。后来,被长时间冷落的弗朗西斯,终于忍受不了生活的孤寂,提出与白求恩再度分手。白求恩感到很意外,却很快表示理解和同意,既然她在自己这里不快乐,就不应该让自己爱的人得不到幸福。于是,他们又友好地办理了离婚手续。
虽然分手了,但他们仍是好朋友,时常见面。来中国途经香港时,他还给弗朗西斯写信去。
直到病危时刻,白求恩还惦念着弗朗西斯,他在遗嘱中写道:“请求国际援华委员会给我的离婚妻子拨一笔生活的款子……我应负的责任很重……向她说明,我是十分抱歉的,也告诉她,我曾经是很愉快的。”
生命最后时刻的知音
1938年,白求恩来到曲阳,听到一个叫凯瑟琳·霍尔的名字。这是一位新西兰女人。1923年凯瑟琳·霍尔受新西兰圣公会委派来中国行医,曾在安国县圣公会医院任护士长。1937年为支持抗日,她在曲阳县宋家庄建起一座诊疗所,为当地老百姓和受伤的八路军治病疗伤,很受当地人尊敬。她有美国护照,出入北京不受日军检查。当时,白求恩所在的晋察冀军区医院和医疗队,非常缺少医药器械的补给,他便想通过认识凯瑟琳以便得到她的帮助。
没想到一见面,凯瑟琳非常友好和痛快,答应一定帮他。白求恩非常感激,寒暄之后,发现这是一位爽朗坚强、值得尊敬的女士。之后,凯瑟琳以安国县教会医院的名义,多次往返于北平与曲阳之间,为八路军购运药品和医疗器械,最多的时候一年去北平采购多达30多次。白求恩羡慕她诊所齐全的仪器和设备,凯瑟琳便让医生把诊所的手术器械和外科用药全装到箱子里,让白求恩带走。凯瑟琳还先后动员和引导40多位爱国知识分子和医务人员奔赴晋察冀边区。安国县圣公会医院的院长杜场曾等十多名医务人员在凯瑟琳的动员下也投奔八路军,参加白求恩的医疗队。教会医院做不了的手术,凯瑟琳请白求恩替他们做;白求恩有伤员需要去北京敌占区医院治疗,凯瑟琳接送一手操办。后来,他们还商量要在晋察冀边区建立一所医疗卫生学校,为八路军培养更多的医护人员。
由于在抗战中结下很深的友谊,生活上他们也互有关照。凯瑟琳为八路军运送药品和治伤,后来引起日本人注意,白求恩担心她的安全,在自己的地图上标出宋家庄的位置,一遇日军“扫荡”,就提前通知她隐蔽和转移。凯瑟琳住地比较潮,白求恩送给她一张行军床,还有罐头等战利品。凯瑟琳知道白求恩在加拿大生活优裕,常请白求恩来她处喝羊奶喝咖啡,还从北平为他买来他喜欢的英国烟。
后来,日本鬼子追捕凯瑟琳,烧了凯瑟琳的诊所。她便离开了宋家庄。不久,白求恩收到了凯瑟琳托人转送来的又一批药品和器械,知道她仍在为八路军工作,又是思念又是感激。
瑟琳离开曲阳后去了香港,但她无法忘记曲阳的老百姓和战友白求恩,无法忘记与白求恩共事的那些岁月,还有建立医疗卫生学校那个计划……于是,她又毅然离开香港,绕道西南至西安,又东进来到河北。但令她没想到的是,白求恩已不幸染病去世了,她仰天长叹,失望与内心的痛苦交集,与老战友老朋友重逢再合作的期望,瞬间变成了悲痛而长久的思念!
后来她回到新西兰,从事新中友好工作。上世纪60年代,她有机会访华,专程到石家庄烈士陵园为白求恩祭扫了陵墓。
名医的文学才华
作为一个忙碌于战火纷飞之中的战地医生,白求恩在中国抗日前线边救治伤员,边抽空写下了大量战场救治教材和见闻笔记,而很少有人知道他还抽空写过短篇小说,并寄回加拿大和美国发表,以期唤起更多国际进步人士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持和声援。
1939年11月白求恩在救治伤员中因感染丹毒殉职后不久,人们发现他生前援华期间曾在美国《进步周刊》上发表过一篇以中国抗日战争为题材的小说,题为《中国肥田里的秽草》。因为白求恩是中国抗战中著名的国际主义战士,殉职后产生了很大影响,于是,1940年5月出版的香港《大路》杂志便将这篇小说重新转载刊出,使人们对这位高尚的医生另一面的才华和精神品质有所了解。
这篇小说,通过讲述日本人在华北施行“三光政策”,激起贫苦农民憎恨和愤怒的故事,描写和塑造了华北平原一位朴实而爱国的乡村农夫形象,表达了一个国际人士对中国人民的同情和对其爱国之心的敬重。小说故事并不复杂,写的是一位老农夫,庄稼成熟被日本人所抢,后又在田里发现了一颗炮弹,赶着毛驴一路冒险送到儿子所在的部队。在那里他看到毛头儿子已经变成了成熟而刚毅的战士,认定日本人一定会被八路军赶走。老头笑了,觉得自己为铲除日本鬼子这棵大秽草也做了一件事情。
小说笔触细腻,感情真挚,故事委婉感人,显示了作者的观察能力和文学造诣。在《大路》杂志重新刊出后,当时香港文化界的一些进步人士和作家,欣然阅读,认为这篇小说不仅充满了真挚高尚的情感,带有很强的战时即时性,而且文字功力很好,“堪称中国抗战的纪实力作”,与当时一些不熟悉敌后边区实况作者的作品相比,更显真实自然,更有典型性。
通过这篇小说,我们可以看出,白求恩作为一个国际援华人士,不仅在医术上为中国的抗日做着贡献,而且他还不忘从文化道义方面声援中国人民的正义战争。
据加拿大格雷文赫斯特白求恩纪念馆的史料显示,白求恩少年时受到过家族良好的文化教育,喜欢写作,中学时期在校园和当地报刊上发表过诗歌和小说;在一战时期随皇家医疗队先后两次赴法、赴英进行战场救护,其间写下大量文笔很好的战场见闻笔记;后与英国爱丁堡姑娘弗朗西斯相识相知后,写下过40多封堪称散文的激情洋溢的情书为当时学界称道。白求恩又是一位品行高尚,责任心和同情心特别强的人,所以来到中国后,在救治伤员之余,通过写一些小说表达自己的内心情感,呼吁社会正义,是很自然的。据曾在白求恩身边工作过的人说,白求恩写的小说不止这一篇,在美国和加拿大还有别的小说发表。□
陶行知帮他做出援华决定
1937年,白求恩偶然得知中国抗日战争爆发,萌生了出国进行志愿医疗救援的想法。
这年7月30日,在美国洛杉矶的一个医友晚餐会上,白求恩遇到了中国人陶行知。陶行知当时是中国著名教育家,也是一腔热血的爱国义士,他先后跑了20多个国家,发动华侨和国际进步人士支持国内抗战。
白求恩当时的身份是加拿大蒙特利尔皇家维多利亚医院胸外科主任。经人介绍,得知陶行知先生来自中国,他显得很激动,主动向陶先生询问中国战场的情形。当听到“七·七事变”后,中国军人伤亡严重,医疗条件很差,救护人员严重不足这些情况后,他紧紧握住陶行知的手说:“谢谢你告诉我这些情况,你们那里需要我这样的医生,我打算很快去中国!”陶行知先生也紧紧地握住白求恩瘦长而有力的手说:“谢谢白求恩先生,谢谢您对中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随后他掏出那个记录援华国际人士名单的特殊的笔记本,很快地把白求恩的名字写了上去,并记下了与白求恩初步约定的一些事宜。
告别了陶行知先生,白求恩立即回国着手组织医疗队,准备随身携带的器械和药品。1938年1月8日,白求恩等医护人员一行,以美国和加拿大共产党派遣援华医疗队的名义登程赴中国。到中国后,由周恩来安排护送,从汉口直达延安。当晚,毛泽东高兴地接见了他,并请他留在八路军边区医院工作,但白求恩坚决要求去晋察冀前线。
悲欢离合的婚姻
人们知道白求恩来中国时是独身,无妻室无子女。其实,白求恩年轻时有过一段婚姻,爱得情真意切,又充满了传奇色彩。
白求恩曾经的妻子,是一位美丽的英国姑娘,叫弗朗西斯·坎贝尔·彭尼,是他33岁到爱丁堡参加外科医学会会员考试时认识的。当时的弗朗西斯22岁,有一双美丽温柔的大眼睛,说一口悦耳动听的爱丁堡语,天真而聪慧。双方一见钟情,考试一结束便相约一起去旅游,度过了难忘的20天美好时光。又经过一年书信来往的异地热恋,他们于次年正式结婚,并迁至美国底特律,生活在了一起。
婚后的白求恩选择了私人医生的职业。因为他一向同情穷人,常常为付不起费用的病人免费治病。他的病人一天比一天多,不久他染上了肺结核病。
在当时肺结核病是绝症,没有治愈的希望,这对刚沉浸在幸福和甜蜜之中的一对年轻人来说,打击太沉重了!开始,白求恩还瞒着妻子,但很快被弗朗西斯发现了,她没有嫌弃,更周到细致地为白求恩调理,希望能让丈夫减轻一些痛苦,这让白求恩心中十分不安和内疚。一天,他对弗朗西斯说:“亲爱的,你已经知道,死神已来召唤我,而你才25岁,我不能把病传染给你……我们离婚吧!”但弗朗西斯坚决不肯。几个星期后,白求恩要求回到故乡去疗养,实际上他是想趁此与弗朗西斯分开。弗朗西斯陪他去火车站,说:“不论发生什么事,我都要在你身边……”白求恩不答应,真诚地解释道:“因为我爱你,才不能不顾及你的生命和一生幸福。”弗朗西斯哭着说:“无论如何,我们生死都在一起!”白求恩只好坚决地说:“如果你不同意离婚,我就不再治疗!”弗朗西斯终于拗不过丈夫,一脸泪水地望着白求恩离去……一年后,法院的离婚判决下来了,弗朗西斯伤心欲绝,只好回到家乡爱丁堡。
白求恩与妻子分手后,以超人的毅力与病魔抗争,同时发明并冒着危险在自己身上试用了“人工气胸疗法”,不料竟获得成功,只一年时间他的病竟痊愈了。出院后,他立即给弗朗西斯发了电报,弗朗西斯惊喜地马上赶回来,他们立即去教堂,举行了第二次婚礼。
这时,白求恩被聘为蒙特利尔皇家维多利亚医院外科医生,后又升任圣心医院胸外科主任,并被选为美国胸外科学会理事,成为著名的胸外科专家。白求恩事业心非常强,成天埋头于工作和研究,竟常常忽略自己的生活和弗朗西斯的感情需求,让弗朗西斯感觉他渐渐变得不通人情了。后来,被长时间冷落的弗朗西斯,终于忍受不了生活的孤寂,提出与白求恩再度分手。白求恩感到很意外,却很快表示理解和同意,既然她在自己这里不快乐,就不应该让自己爱的人得不到幸福。于是,他们又友好地办理了离婚手续。
虽然分手了,但他们仍是好朋友,时常见面。来中国途经香港时,他还给弗朗西斯写信去。
直到病危时刻,白求恩还惦念着弗朗西斯,他在遗嘱中写道:“请求国际援华委员会给我的离婚妻子拨一笔生活的款子……我应负的责任很重……向她说明,我是十分抱歉的,也告诉她,我曾经是很愉快的。”
生命最后时刻的知音
1938年,白求恩来到曲阳,听到一个叫凯瑟琳·霍尔的名字。这是一位新西兰女人。1923年凯瑟琳·霍尔受新西兰圣公会委派来中国行医,曾在安国县圣公会医院任护士长。1937年为支持抗日,她在曲阳县宋家庄建起一座诊疗所,为当地老百姓和受伤的八路军治病疗伤,很受当地人尊敬。她有美国护照,出入北京不受日军检查。当时,白求恩所在的晋察冀军区医院和医疗队,非常缺少医药器械的补给,他便想通过认识凯瑟琳以便得到她的帮助。
没想到一见面,凯瑟琳非常友好和痛快,答应一定帮他。白求恩非常感激,寒暄之后,发现这是一位爽朗坚强、值得尊敬的女士。之后,凯瑟琳以安国县教会医院的名义,多次往返于北平与曲阳之间,为八路军购运药品和医疗器械,最多的时候一年去北平采购多达30多次。白求恩羡慕她诊所齐全的仪器和设备,凯瑟琳便让医生把诊所的手术器械和外科用药全装到箱子里,让白求恩带走。凯瑟琳还先后动员和引导40多位爱国知识分子和医务人员奔赴晋察冀边区。安国县圣公会医院的院长杜场曾等十多名医务人员在凯瑟琳的动员下也投奔八路军,参加白求恩的医疗队。教会医院做不了的手术,凯瑟琳请白求恩替他们做;白求恩有伤员需要去北京敌占区医院治疗,凯瑟琳接送一手操办。后来,他们还商量要在晋察冀边区建立一所医疗卫生学校,为八路军培养更多的医护人员。
由于在抗战中结下很深的友谊,生活上他们也互有关照。凯瑟琳为八路军运送药品和治伤,后来引起日本人注意,白求恩担心她的安全,在自己的地图上标出宋家庄的位置,一遇日军“扫荡”,就提前通知她隐蔽和转移。凯瑟琳住地比较潮,白求恩送给她一张行军床,还有罐头等战利品。凯瑟琳知道白求恩在加拿大生活优裕,常请白求恩来她处喝羊奶喝咖啡,还从北平为他买来他喜欢的英国烟。
后来,日本鬼子追捕凯瑟琳,烧了凯瑟琳的诊所。她便离开了宋家庄。不久,白求恩收到了凯瑟琳托人转送来的又一批药品和器械,知道她仍在为八路军工作,又是思念又是感激。
瑟琳离开曲阳后去了香港,但她无法忘记曲阳的老百姓和战友白求恩,无法忘记与白求恩共事的那些岁月,还有建立医疗卫生学校那个计划……于是,她又毅然离开香港,绕道西南至西安,又东进来到河北。但令她没想到的是,白求恩已不幸染病去世了,她仰天长叹,失望与内心的痛苦交集,与老战友老朋友重逢再合作的期望,瞬间变成了悲痛而长久的思念!
后来她回到新西兰,从事新中友好工作。上世纪60年代,她有机会访华,专程到石家庄烈士陵园为白求恩祭扫了陵墓。
名医的文学才华
作为一个忙碌于战火纷飞之中的战地医生,白求恩在中国抗日前线边救治伤员,边抽空写下了大量战场救治教材和见闻笔记,而很少有人知道他还抽空写过短篇小说,并寄回加拿大和美国发表,以期唤起更多国际进步人士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持和声援。
1939年11月白求恩在救治伤员中因感染丹毒殉职后不久,人们发现他生前援华期间曾在美国《进步周刊》上发表过一篇以中国抗日战争为题材的小说,题为《中国肥田里的秽草》。因为白求恩是中国抗战中著名的国际主义战士,殉职后产生了很大影响,于是,1940年5月出版的香港《大路》杂志便将这篇小说重新转载刊出,使人们对这位高尚的医生另一面的才华和精神品质有所了解。
这篇小说,通过讲述日本人在华北施行“三光政策”,激起贫苦农民憎恨和愤怒的故事,描写和塑造了华北平原一位朴实而爱国的乡村农夫形象,表达了一个国际人士对中国人民的同情和对其爱国之心的敬重。小说故事并不复杂,写的是一位老农夫,庄稼成熟被日本人所抢,后又在田里发现了一颗炮弹,赶着毛驴一路冒险送到儿子所在的部队。在那里他看到毛头儿子已经变成了成熟而刚毅的战士,认定日本人一定会被八路军赶走。老头笑了,觉得自己为铲除日本鬼子这棵大秽草也做了一件事情。
小说笔触细腻,感情真挚,故事委婉感人,显示了作者的观察能力和文学造诣。在《大路》杂志重新刊出后,当时香港文化界的一些进步人士和作家,欣然阅读,认为这篇小说不仅充满了真挚高尚的情感,带有很强的战时即时性,而且文字功力很好,“堪称中国抗战的纪实力作”,与当时一些不熟悉敌后边区实况作者的作品相比,更显真实自然,更有典型性。
通过这篇小说,我们可以看出,白求恩作为一个国际援华人士,不仅在医术上为中国的抗日做着贡献,而且他还不忘从文化道义方面声援中国人民的正义战争。
据加拿大格雷文赫斯特白求恩纪念馆的史料显示,白求恩少年时受到过家族良好的文化教育,喜欢写作,中学时期在校园和当地报刊上发表过诗歌和小说;在一战时期随皇家医疗队先后两次赴法、赴英进行战场救护,其间写下大量文笔很好的战场见闻笔记;后与英国爱丁堡姑娘弗朗西斯相识相知后,写下过40多封堪称散文的激情洋溢的情书为当时学界称道。白求恩又是一位品行高尚,责任心和同情心特别强的人,所以来到中国后,在救治伤员之余,通过写一些小说表达自己的内心情感,呼吁社会正义,是很自然的。据曾在白求恩身边工作过的人说,白求恩写的小说不止这一篇,在美国和加拿大还有别的小说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