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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从历史文化，还是从地理与地缘政治方面看，日本都是一个很独特的国家。尤其是近代以来，经过历次变革与图强，形成了其富有特色的近代化特征。
一、幕藩体制下的统治危机
江户时代的日本自上而下设有幕府和藩国两级统治机构，等级制度严格，社会分化为士、农、工、商四个等级，士阶层掌握实权，土地归领主所有。至幕府统治后期，日本国内的阶级矛盾已十分尖锐。
与中国相类似，日本的资本主义萌芽同样是随着国内商品经济的发展而自发产生，产生了资本主义因素。而同样与中国类似的是，日本统治阶层所采取的重农抑商政策使得资本主义萌芽无法获得发展的政治、法律空间，但由于日本土地相对稀少，封建统治阶层无法像中国那样形成绝对的专制力量，而是需要通过利益分配的方式，培养武士这一中间阶层来形成稳定的社会秩序，这导致了日本封建统治的相对薄弱。资本主义因素一旦萌芽，便开始从底层平民向中下层武士群体发展，这从根本上动摇了幕府统治的基础。
在世界近代化的进程中，日本与其他西方国家相比，在起步阶段处于相对落后的地位。当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进行了工业革命，并走上扩张道路时，日本仍然在幕府统治下继续沿着农业社会的轨迹发展，这一落差导致日本受到西方列强的冲击。1853年美国以武力强制打破了日本的闭关锁国政策，与之签订了日本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日本面临沦为殖民地的危机。
与中国不同的是，由于日本中下层武士群体的存在，日本社会客观上具备了自下而上打破旧有政治经济体制的力量，而西学的传播，也推波助澜地使人们认识到日本的落后。中下级武士阶层的民族意识开始觉醒，提出改革幕政，学习西方，维护民族独立的主张。而统治阶层必然对此采取高压政策，这更进一步地激化了矛盾。而此时，中国的反体制力量仍然是农民阶层，这一阶层仅具有改变社会分配的要求，但不具备学习、吸收乃至发展先进生产力的能力，除了实施暴力以夺取社会资源的分配权力以外，并不能组织实施先进的社会生产。如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等皆属此类，本质上只是封建政权周期更替变化的活动，与日本中下阶层武士这一代表新的生产
方式、学习先进文化技术并具有明确政治诉求的集团具有本质性的区别。
二、日本近代化的改革进程
在国家面临存亡危机而幕府继续采取保守政策的形势下，部分中下级武士逐渐从统治阶层中分化而出，以王政复古为政治口号，公开反对幕府统治。改革派自身在政治上尚未完全成熟，经济、军事势力薄弱，且一旦改革派得势，领导日本朝独立自主的方向发展，对幕府与西方列强而言都意味着完全针锋相对的利益冲突，因而必然地遭到幕府和西方列强的联合绞杀与镇压，这一情形与中国晚清社会如出一辙。改革派最终失败的结果也就不言而喻了。
但与中国有着本质不同的是，由于封建体制基础的相对薄弱，日本的改革派与专制政府之间的力量对比并不如中国这般悬殊，日本改革派在经历失败后，转而确立了武装倒幕的方针，建立了由农民和商人阶层组成的武装力量。而最关键的是，由起初狭隘民族主义的盲目排外转变为向西方学习。
1868年，改革派通过政变确立了以天皇为核心的新统治模式，而这也为之后的维新变法提供了政治基础。幕府势力经过一年多的内战被彻底消灭，德川时代宣告结束。
在新政府颁布的施政纲领中，明确规定了废藩置县、废除等级制度、士农工商四民平等，并宣布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大日本帝国宪法》规定日本的政体形式是君主立宪制。新政府所建立的实质上仍然是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形式上尽管实现了民族国家的统一，但实际上形成了藩阀专制，藩阀以天皇的名义掌握着政权。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因素的冲击，这一体制在日后还将继续面临调整。
对日本未来的发展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则是土地改革。废除领主土地所有制，确立地主土地所有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为工业化提供了原料和劳动力。而值得提出的是，随着工业化的深入，农民因生活贫困而逐渐转向工业生产，从而导致了工业实力增强而缺乏相应的大容量国内市场以及消费对象的问题，这是决定日本日后走向向外扩张道路的根源。
三、日本近代化的文化基础
与外儒内法的中国不同，日本在其历史进程中，较为系统地保留了儒家、墨家等思想文化体系，并与本土文化特色相结合，武士道精神即为其中的典型代表。诚信、忠勇等社会行为准则在作为新型阶层的中下层武士集团中普遍树立，这为市场化、工业化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社会基础。反观中国，尽管一干有识之士及所谓精英集团持续地开展洋务、提倡维新，终因封建保守力量过于强大而归于失败。其根源在于中国作为一个地大物博的自足型国家，自成一体的自然经济体系决定了政治上趋于保守专制的诉求。以儒家为例，其在自称“独尊儒术”的中国，事实上却只是被作为政治旗帜，实际上在长期的绥靖政治中已被完全异化、腐化。到晚清时期，社会道德风气已经完全沦丧，根本不具备发展自由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在半殖民地化以后，经过权利寻租，中国迅速发展起了庞大的官僚资本主义体系。而日本、韩国等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国家，却在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籍此确立了生产体系与市场规范，此类 “墙内开花墙外香”现象曾出不穷，这无疑是具有极大的讽刺意味的。
四、日本近代化的教育发展
当代国家的发展，教育无疑起到火车头的带动引领作用。而社会的形态和政权的更迭又决定了相应的教育形式和体制。教育要育人，要发展，要领先，要超越，首先得有完善的教育体制和政策规划，以及强有力贯彻执行此政策的机制和手段。
在日本近代化的过程中，有两次重大的教育改革。其一是明治维新时期，明治维新领袖对教育立国有高度自觉的认识。政府的领导人有极高的远见，他们英明地把发展教育看做是文明开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富国强兵的基础。重视教育立法，把当时对涉及教育的方方面面都有强制性的法律规定。而且，各类教育全面重视，不偏废，教育改革覆盖了小学普及教育、中高等教育、实业教育、师范教育等各类教育。在对教育的投入上，明治政府尽管财政上有不少困难，仍不惜拿出巨额资金用于学校教育。日本的明治维新，做到了教育为本，特别认真地学西方，大办近代教育，广泛而深入地摄取吸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物制度和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洋为日用”。通过教育对吸收来的西方先进经验和科技成果加以消化、运用。其二是“二战”结束后的教育改革。“二战”结束后，在美国占领军的监督下，日本进行了历史上第二次教育改革。通过教育改革，培养了一大批中、高级科技人员，以及适应技术革新需要的熟练劳动力，这不仅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推动日本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同时，也为日本经济起飞，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日本当代的教育体制是以前两次重大改革为基础，主要的东西没有变动，只是做局部的修正，渐进的更改，承上启下。教育改革脉络前后相连，做到不脱节。教育法制不断完备健全，法律上做到明确规定，这样决策清晰，流程健全清楚，易于操作。教育一直应时而动，重视个性化原则，积极且弹性地与变化的环境互动，重视个人品格、尊重人权、自由与自律，适应国际化，做到不脱离国际先进之轨。
日本作为岛国，在封建统治方面相对薄弱，故而在近代化历程得以以较小的成本完成政治体制的调整。以天皇为核心的新政府的建立，将巩固统治的政治利益诉求与发展新兴生产力的经济诉求有效地结合到一起。但需要指出的是，日本的近代化进程在低成本、高效率的同时，也必然地具有不彻底的特点。农民贫困、内需萎缩、政治专制，导致了日本逐渐走上海外扩张的道路。
（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一、幕藩体制下的统治危机
江户时代的日本自上而下设有幕府和藩国两级统治机构，等级制度严格，社会分化为士、农、工、商四个等级，士阶层掌握实权，土地归领主所有。至幕府统治后期，日本国内的阶级矛盾已十分尖锐。
与中国相类似，日本的资本主义萌芽同样是随着国内商品经济的发展而自发产生，产生了资本主义因素。而同样与中国类似的是，日本统治阶层所采取的重农抑商政策使得资本主义萌芽无法获得发展的政治、法律空间，但由于日本土地相对稀少，封建统治阶层无法像中国那样形成绝对的专制力量，而是需要通过利益分配的方式，培养武士这一中间阶层来形成稳定的社会秩序，这导致了日本封建统治的相对薄弱。资本主义因素一旦萌芽，便开始从底层平民向中下层武士群体发展，这从根本上动摇了幕府统治的基础。
在世界近代化的进程中，日本与其他西方国家相比，在起步阶段处于相对落后的地位。当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进行了工业革命，并走上扩张道路时，日本仍然在幕府统治下继续沿着农业社会的轨迹发展，这一落差导致日本受到西方列强的冲击。1853年美国以武力强制打破了日本的闭关锁国政策，与之签订了日本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日本面临沦为殖民地的危机。
与中国不同的是，由于日本中下层武士群体的存在，日本社会客观上具备了自下而上打破旧有政治经济体制的力量，而西学的传播，也推波助澜地使人们认识到日本的落后。中下级武士阶层的民族意识开始觉醒，提出改革幕政，学习西方，维护民族独立的主张。而统治阶层必然对此采取高压政策，这更进一步地激化了矛盾。而此时，中国的反体制力量仍然是农民阶层，这一阶层仅具有改变社会分配的要求，但不具备学习、吸收乃至发展先进生产力的能力，除了实施暴力以夺取社会资源的分配权力以外，并不能组织实施先进的社会生产。如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等皆属此类，本质上只是封建政权周期更替变化的活动，与日本中下阶层武士这一代表新的生产
方式、学习先进文化技术并具有明确政治诉求的集团具有本质性的区别。
二、日本近代化的改革进程
在国家面临存亡危机而幕府继续采取保守政策的形势下，部分中下级武士逐渐从统治阶层中分化而出，以王政复古为政治口号，公开反对幕府统治。改革派自身在政治上尚未完全成熟，经济、军事势力薄弱，且一旦改革派得势，领导日本朝独立自主的方向发展，对幕府与西方列强而言都意味着完全针锋相对的利益冲突，因而必然地遭到幕府和西方列强的联合绞杀与镇压，这一情形与中国晚清社会如出一辙。改革派最终失败的结果也就不言而喻了。
但与中国有着本质不同的是，由于封建体制基础的相对薄弱，日本的改革派与专制政府之间的力量对比并不如中国这般悬殊，日本改革派在经历失败后，转而确立了武装倒幕的方针，建立了由农民和商人阶层组成的武装力量。而最关键的是，由起初狭隘民族主义的盲目排外转变为向西方学习。
1868年，改革派通过政变确立了以天皇为核心的新统治模式，而这也为之后的维新变法提供了政治基础。幕府势力经过一年多的内战被彻底消灭，德川时代宣告结束。
在新政府颁布的施政纲领中，明确规定了废藩置县、废除等级制度、士农工商四民平等，并宣布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大日本帝国宪法》规定日本的政体形式是君主立宪制。新政府所建立的实质上仍然是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形式上尽管实现了民族国家的统一，但实际上形成了藩阀专制，藩阀以天皇的名义掌握着政权。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因素的冲击，这一体制在日后还将继续面临调整。
对日本未来的发展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则是土地改革。废除领主土地所有制，确立地主土地所有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为工业化提供了原料和劳动力。而值得提出的是，随着工业化的深入，农民因生活贫困而逐渐转向工业生产，从而导致了工业实力增强而缺乏相应的大容量国内市场以及消费对象的问题，这是决定日本日后走向向外扩张道路的根源。
三、日本近代化的文化基础
与外儒内法的中国不同，日本在其历史进程中，较为系统地保留了儒家、墨家等思想文化体系，并与本土文化特色相结合，武士道精神即为其中的典型代表。诚信、忠勇等社会行为准则在作为新型阶层的中下层武士集团中普遍树立，这为市场化、工业化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社会基础。反观中国，尽管一干有识之士及所谓精英集团持续地开展洋务、提倡维新，终因封建保守力量过于强大而归于失败。其根源在于中国作为一个地大物博的自足型国家，自成一体的自然经济体系决定了政治上趋于保守专制的诉求。以儒家为例，其在自称“独尊儒术”的中国，事实上却只是被作为政治旗帜，实际上在长期的绥靖政治中已被完全异化、腐化。到晚清时期，社会道德风气已经完全沦丧，根本不具备发展自由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在半殖民地化以后，经过权利寻租，中国迅速发展起了庞大的官僚资本主义体系。而日本、韩国等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国家，却在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籍此确立了生产体系与市场规范，此类 “墙内开花墙外香”现象曾出不穷，这无疑是具有极大的讽刺意味的。
四、日本近代化的教育发展
当代国家的发展，教育无疑起到火车头的带动引领作用。而社会的形态和政权的更迭又决定了相应的教育形式和体制。教育要育人，要发展，要领先，要超越，首先得有完善的教育体制和政策规划，以及强有力贯彻执行此政策的机制和手段。
在日本近代化的过程中，有两次重大的教育改革。其一是明治维新时期，明治维新领袖对教育立国有高度自觉的认识。政府的领导人有极高的远见，他们英明地把发展教育看做是文明开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富国强兵的基础。重视教育立法，把当时对涉及教育的方方面面都有强制性的法律规定。而且，各类教育全面重视，不偏废，教育改革覆盖了小学普及教育、中高等教育、实业教育、师范教育等各类教育。在对教育的投入上，明治政府尽管财政上有不少困难，仍不惜拿出巨额资金用于学校教育。日本的明治维新，做到了教育为本，特别认真地学西方，大办近代教育，广泛而深入地摄取吸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物制度和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洋为日用”。通过教育对吸收来的西方先进经验和科技成果加以消化、运用。其二是“二战”结束后的教育改革。“二战”结束后，在美国占领军的监督下，日本进行了历史上第二次教育改革。通过教育改革，培养了一大批中、高级科技人员，以及适应技术革新需要的熟练劳动力，这不仅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推动日本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同时，也为日本经济起飞，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日本当代的教育体制是以前两次重大改革为基础，主要的东西没有变动，只是做局部的修正，渐进的更改，承上启下。教育改革脉络前后相连，做到不脱节。教育法制不断完备健全，法律上做到明确规定，这样决策清晰，流程健全清楚，易于操作。教育一直应时而动，重视个性化原则，积极且弹性地与变化的环境互动，重视个人品格、尊重人权、自由与自律，适应国际化，做到不脱离国际先进之轨。
日本作为岛国，在封建统治方面相对薄弱，故而在近代化历程得以以较小的成本完成政治体制的调整。以天皇为核心的新政府的建立，将巩固统治的政治利益诉求与发展新兴生产力的经济诉求有效地结合到一起。但需要指出的是，日本的近代化进程在低成本、高效率的同时，也必然地具有不彻底的特点。农民贫困、内需萎缩、政治专制，导致了日本逐渐走上海外扩张的道路。
（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