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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老出生于1906年1月13日，今年应是他109岁生日，但老先生一直按照“做九不做十”的惯例，当为110岁大寿。
他早年主要从事经济、金融工作，做过经济学教授，1955年开始专职从事语言文字研究，参加并主持拟定《汉语拼音方案》。在他主导下，中国建立了汉语拼音系统。
50岁：一头扎进语言学
在周有光50岁的时候，他扔下经济学，半路出家一头扎进语言学中。改行后，周有光到北京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参加拟定拼音方案的工作，该方案于1958年正式公布。
“当时拼音方案委员会一共有15个人，由几个大学的语言学家组成，不过主要是开会参加讨论。文改会制定具体工作由三个人来做：叶籁士、陆志伟和我。他俩都很忙，我没有旁的事情，就一心搞这个。我们三人就起草了第一个草案：汉语拼音文字方案。我提出三点原则：拉丁化、音素化、口语化。事实上，我们三个人都共同提出要用26个拉丁字母，没有新字母。看法基本一致，没有什么不同的对立思想，只有一些技术性的不同。”周有光回忆道。
“有人曾给我们讲笑话：你们太笨了，26个字母干三年。”周有光回想起这段往事仍不忘调侃，但他认为，“这三年时间花得还是很值得”。“事实上，直到今天还有人在提意见，而他们提的意见我们都研究过，几乎没有新的意见。今天就得到了这么点安慰。假如当初没研究好，有漏洞，就遗憾了，毕竟要弥补就很麻烦了。”
1958年，周有光开始在北京大学和人民大学讲授汉字改革课程，讲义《汉字改革概论》也于1961年出版。
在周有光看来，自己50岁之后的主要工作“意义很重要”。“文字改革的意义很重要。解放后，上世纪五十年代制定了‘汉语拼音方案’，现代年轻人都学了。这个拼音方案，用字母表示‘音’，用处很大。
或许今天的年轻人无法体会到汉语拼音、文字改革的重大作用，但在“世纪老人”周有光眼中，中国的“语言现代化”让如今的普通话成为了中国人共同的语言。
“一个国家要做到现代化，需要达到很多指标，其中一个指标就是讲话大家都懂，如果讲话都不懂，怎么能算现代化国家？我们这一指标虽然还没有达到，但是逐步在接近之中。我个人的感觉，九十年代我们的语言现代化工作发展得较快，是一个很好的现象。文字改革、语文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方面，重要性也就体现在这个地方。”周有光说。
80岁：让生命重新开始
周有光曾有“周百科”的外号，拜其连襟沈从文所赐。1980年开始，他成为翻译《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和顾问委员会中方三委员之一。“周百科”的外号也算是“名至实归”。
80岁时，周有光决定让生命重新开始。他把80岁当作0岁，由此递加计算年龄。92岁那年，收到一份贺卡，上面写着：祝贺12岁的老爷爷新春快乐！至今提起，老先生还乐不可支。1989年，周有光离休，继续在家中研究和著述。
周有光83岁时，日本夏普公司送来一份礼物，是WL—1000C中西文文字处理机。从此，周有光便用它写文章、写信。高龄“换笔”之后，他开始关注汉字在计算机中的输入输出问题。在周有光看来，汉语拼音输入法，不用编码，就可以输出汉字，值得大力推广。“改进电脑输入方法，效率可以提高5倍，这是件大事。”
周有光的重孙周安迪自幼在美国读书，会说汉语，却几乎不会书写。于是，在98岁时，周有光倡导发起了“基础华文”运动。
“开阔的世界眼光和深邃的历史眼光”，这是后学者对周有光的评价。当世界各地出现了“汉语热”时，一些人推断21世纪将是汉语的世纪，周有光保持了相当的冷静：“汉语的国际地位，应当作恰如其分的正确估计。汉语的国际性最弱，这是很多中国人不愿意承认的，但是，不承认并不能改变事实。要想改变事实，只有改变汉语本身，提高汉语的规范化水平。”
“世纪老人”也新潮
如今的周有光已走过了一个多世纪，但这位“世纪老人”仍然笔耕不辍。百岁过后，周有光又先后出版《百岁新稿》《朝闻道集》等数部新作。
2013年，周有光曾在纪念自己华诞的座谈会上通过视频向大家问好。他在视频中说到读书，称读书要和生活发生关系，如果读了书不能立言，就白读了。他还幽默地说：“上帝太忙，把我忘掉了。”
如今的周有光虽年逾百岁，却仍关心着时下最热门的事情，在看似随性的言谈中，说得最多的也是他对这些新鲜事的看法。
在他看来，正是因为仰仗着电脑的高效率，自己才能在八十岁高龄之后重新修订了《比较文字学初探》等学术著作，又创作出了《百岁新稿》、《朝闻道集》等新作。他认为，汉字书写能力的退化，并不应当归咎于电脑，毕竟电脑的好处多于坏处，“电脑用来处理文字是好事情。”
2015年，周有光迎来了110岁大寿。在旁人眼中，老人依然在“与时俱进”。
他早年主要从事经济、金融工作，做过经济学教授，1955年开始专职从事语言文字研究，参加并主持拟定《汉语拼音方案》。在他主导下，中国建立了汉语拼音系统。
50岁：一头扎进语言学
在周有光50岁的时候，他扔下经济学，半路出家一头扎进语言学中。改行后，周有光到北京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参加拟定拼音方案的工作，该方案于1958年正式公布。
“当时拼音方案委员会一共有15个人，由几个大学的语言学家组成，不过主要是开会参加讨论。文改会制定具体工作由三个人来做：叶籁士、陆志伟和我。他俩都很忙，我没有旁的事情，就一心搞这个。我们三人就起草了第一个草案：汉语拼音文字方案。我提出三点原则：拉丁化、音素化、口语化。事实上，我们三个人都共同提出要用26个拉丁字母，没有新字母。看法基本一致，没有什么不同的对立思想，只有一些技术性的不同。”周有光回忆道。
“有人曾给我们讲笑话：你们太笨了，26个字母干三年。”周有光回想起这段往事仍不忘调侃，但他认为，“这三年时间花得还是很值得”。“事实上，直到今天还有人在提意见，而他们提的意见我们都研究过，几乎没有新的意见。今天就得到了这么点安慰。假如当初没研究好，有漏洞，就遗憾了，毕竟要弥补就很麻烦了。”
1958年，周有光开始在北京大学和人民大学讲授汉字改革课程，讲义《汉字改革概论》也于1961年出版。
在周有光看来，自己50岁之后的主要工作“意义很重要”。“文字改革的意义很重要。解放后，上世纪五十年代制定了‘汉语拼音方案’，现代年轻人都学了。这个拼音方案，用字母表示‘音’，用处很大。
或许今天的年轻人无法体会到汉语拼音、文字改革的重大作用，但在“世纪老人”周有光眼中，中国的“语言现代化”让如今的普通话成为了中国人共同的语言。
“一个国家要做到现代化，需要达到很多指标，其中一个指标就是讲话大家都懂，如果讲话都不懂，怎么能算现代化国家？我们这一指标虽然还没有达到，但是逐步在接近之中。我个人的感觉，九十年代我们的语言现代化工作发展得较快，是一个很好的现象。文字改革、语文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方面，重要性也就体现在这个地方。”周有光说。
80岁：让生命重新开始
周有光曾有“周百科”的外号，拜其连襟沈从文所赐。1980年开始，他成为翻译《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和顾问委员会中方三委员之一。“周百科”的外号也算是“名至实归”。
80岁时，周有光决定让生命重新开始。他把80岁当作0岁，由此递加计算年龄。92岁那年，收到一份贺卡，上面写着：祝贺12岁的老爷爷新春快乐！至今提起，老先生还乐不可支。1989年，周有光离休，继续在家中研究和著述。
周有光83岁时，日本夏普公司送来一份礼物，是WL—1000C中西文文字处理机。从此，周有光便用它写文章、写信。高龄“换笔”之后，他开始关注汉字在计算机中的输入输出问题。在周有光看来，汉语拼音输入法，不用编码，就可以输出汉字，值得大力推广。“改进电脑输入方法，效率可以提高5倍，这是件大事。”
周有光的重孙周安迪自幼在美国读书，会说汉语，却几乎不会书写。于是，在98岁时，周有光倡导发起了“基础华文”运动。
“开阔的世界眼光和深邃的历史眼光”，这是后学者对周有光的评价。当世界各地出现了“汉语热”时，一些人推断21世纪将是汉语的世纪，周有光保持了相当的冷静：“汉语的国际地位，应当作恰如其分的正确估计。汉语的国际性最弱，这是很多中国人不愿意承认的，但是，不承认并不能改变事实。要想改变事实，只有改变汉语本身，提高汉语的规范化水平。”
“世纪老人”也新潮
如今的周有光已走过了一个多世纪，但这位“世纪老人”仍然笔耕不辍。百岁过后，周有光又先后出版《百岁新稿》《朝闻道集》等数部新作。
2013年，周有光曾在纪念自己华诞的座谈会上通过视频向大家问好。他在视频中说到读书，称读书要和生活发生关系，如果读了书不能立言，就白读了。他还幽默地说：“上帝太忙，把我忘掉了。”
如今的周有光虽年逾百岁，却仍关心着时下最热门的事情，在看似随性的言谈中，说得最多的也是他对这些新鲜事的看法。
在他看来，正是因为仰仗着电脑的高效率，自己才能在八十岁高龄之后重新修订了《比较文字学初探》等学术著作，又创作出了《百岁新稿》、《朝闻道集》等新作。他认为，汉字书写能力的退化，并不应当归咎于电脑，毕竟电脑的好处多于坏处，“电脑用来处理文字是好事情。”
2015年，周有光迎来了110岁大寿。在旁人眼中，老人依然在“与时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