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地球上一住就是四十余年，越住越不适应，越住越陌生，越住越茫然，越住越恐慌。以机器和数字为代表的工业文明和现代科技使得生存日益组织化和平均化，削弱了人类对大自然和宇宙的直接感受，重商主义又使得利害大于是非，我们还没有走出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庄园，又在奥尔德斯·赫胥黎预言的美丽新世界里更进一步地失去了自由、快乐和尊严。“自己在人群中消失的日子/人彼此变得十分相似/自己在人群中消失的日子/人还在继续相信未来”，这是一个只获取最大公约数的时代，个体因此而苦闷，斯人而生于斯世，何以解忧？唯有写诗。
　　在这个信心高涨、永远一往无前、总是活在下一个星期的社会里，我羞怯、软弱、犹豫不决、自我否定、懒散、磨磨蹭蹭、个人意志涣散、缺乏强势气场、喜欢躲在边缘和角落、无论如何也“牛”不起来、扮演不了女神或女巫、常常陷于四面楚歌、充满热情地站在十字路口却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去。然而与此同时，又相当矛盾地携带了强烈的对抗型人格，是一个反集体主义者，做梦都不曾“团体”或“流派”过，对于概念化标签和群落划分一直保持着警惕和质疑，不认同归属，不愿站队站成不归于杨即归于墨，反对以任何整齐划一的嘹亮和高亢来消除哪怕是最细微的个体的差异。
　　感谢上天恩赐我写作的能力尤其是写诗的能力，只有与创造相关的事物可以消灭无聊，打败庸俗，超越生存的生物领域，使生活得以过下去，并保持面容清和，甚至或许还能从苦闷中开辟出一条道路来，并使之宽广吧。而近年来我对于所谓“才华”这种莫须有的东西又在内心常常产生疑虑，当缺乏一种至高精神和绝对力量的引导，才华是否会沦为某种“轻浮”？
　　我的社会身份是教书匠，“诗人”相当于我的外号。我生存于把搞学术当成刨地瓜、以发表论文和申请课题来换馍馍吃的新时代的高校环境里，市井之气弥漫六合。在如此背景之下，诗歌自然无法帮助我前进和冲锋，但它却给了我另一番可以任意俯仰的天地，它是我身心内外的旷野，它是我的基立溪，它是我的故园。
　　我苦闷，所以我存在。我写诗，所以我存在。更有死亡和永生的问题一直摆在面前，偶尔可以忘记，但终究还要想起来。有时候，日常生活真的可以简化了再简化，直到简化成：圣经、康德、胡适，当然还有：诗歌，外加一杯咖啡——不加糖不加奶的那种。
　　凉风起天末。在这苦闷的时代，诗人们还在写诗，也许写诗也是背负苦闷的方式之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