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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法才(化名)个头不高，圆脸，神情机警，言谈间不时地用余光扫视四周。他的鼻梁左侧有道凸起的疤痕，那是曾经的“钩头”生涯留下的印记。
3年前被迫离开这个行当后，他重新做回了个体老板，但对这份营生仍有怀念之意：“还想继续做，来钱快啊!”
他向《瞭望东方周刊》叙述了自己长达6年的特殊生涯：
当上“钧头”
我在上世纪80年代下海，做过许多小生意，修摩托、开商店，也跑过运输，从没正式上过班。
2001年前后，几个朋友常常带着“钩头”蒋国辉(据媒体报道，“断指示清白”的河南司机孙中界，就是被蒋国辉手下的钩子引入埋伏圈的)，到我店里玩，有时也问我愿不愿意一起去“钩车”。跟着去了几次以后，我就入了行。
蒋国辉是奉贤柘林镇人，东海村2组的，原来就在奉贤做“钩子”。那时他还是新手，但因为拜了奉贤“山东帮”的老二做师傅，而当时奉贤最老资格的“钩头”蔡大明(化名)需要帮派保护，蒋国辉的地位也就变得重要了。
1997～1998年，闵行区成立了第八稽查中队，也需要人抓黑车，就到较早开始打黑车的奉贤来招募“钩头”。蒋国辉就带着一帮安徽的黑车司机到了闵行区，做了“钩头”。认识蒋国辉以后，我也被带了过去。
“9·11”那一年，也就是2001年，发生了一件事。蒋国辉拿着执法文书扣车，敲诈勒索、养黑车，被手下一名“钩子”和30多名黑车司机联名状告，结果被判刑3年。实际服刑一年半。闵行区八中队的队长被调离工作岗位并降职，副队长被开除。
当时向蒋国辉交“保护费”的黑车有50辆，每辆车每个月交300～500块钱，其中有11辆奉贤车，20几辆安徽车。
蒋国辉被判刑后，闵行区的稽查中队就找到我，因为我之前做过，抓黑车有过笔录的。我就取代蒋国辉成了“钩头”。
新老“钩头”内讧
当时我手下招了十几个人。
2005年，遇上“严打”，说黑车多了，需要人打。当时蒋国辉也出来了，又回到闵行。为了把我赶走，他就天天叫黑车司机到区政府举报我，说我养黑车。执法大队说既然你们是冤家，你说他养黑车，那你也一起来打。到后来，吴泾地区一个吃官司刚刚出来的外号叫“龙头”的，还有安徽蚌埠的“敢闯”——不知道是名字还是外号，原来在青浦做“钩子”的，也是“两劳”人员，都参与进来了。
到了2005年底，后来的几伙人为了把我挤掉，很多黑车在挡风玻璃上贴了标志牌，然后再让人打恐吓电话给我，说贴了标志的不能抓，抓了就把我搞死。
那些标志，最早是一条龙的图案，后来还有贴“寿”、“忍”等字，不同的图案代表着不同的帮派。后来黑车司机开始找人，交200元做个标志牌，就不会被抓。黑车就越来越多了。
情况很乱，区里叫停，让大家都不要做了。2006年2月，又换了河南一个姓伍的“钩头”。另外还有一帮，也是从奉贤过去的蔡大明的手下。到了2009年，蒋国辉又回到了闵行。
南汇区也是蒋国辉的地盘，那里只有他一家。
以暴制暴
上海的“钩子”多了，奉贤就有三伙。最早的时候，是蔡大明一个人。到了2005年以后，黑车多了，想出一招，以暴制暴——你说抓黑车的养黑车，就让其他不认识的人也来抓黑车。
这是执法大队想出来的点子，他们以为这样效果会好一点。但这些势力都勾结在一起，都是跟着蔡大明做过的，互相都通着气。
蔡大明现在已经不亲自出面了，让手下人出面。他现在去松江做了。2005年～2006年，奉贤有其他人加入，市场小了，正好松江那里也需要人打黑车，他就去了。
我当时也想去松江，但他让人打电话恐吓我，我就没去。
闵行区的黑车很多是蒋国辉带过去的，安徽帮，亳州利辛的比较多。
全上海做“钩子”的40％都是奉贤过去的，现在外地人也多了。
因为做“钩子”来钱比较稳定，每月二三千元，又是和执法大队在一起，感觉是个不错的工作，所以最早在奉贤做过钩子的，又逐渐到其他区。就像传销一样，一个带一个出去，把“市场”占住。
“钩子”经常会自己跑到执法大队，要求到哪个区做“钩头”。如果这个区有人了，有时还去不了。
为什么新闻上提到“钩子”大多在宝山、南汇和闵行?这三个区都是黑车的重灾区。宝山的外来人口比较多，四川司机多，南汇和闵行，本地、安徽的司机比较多。
奉贤现在不算重灾区了，南桥镇上的出租车多了，正规了，黑车就少了。
“金牌钧头”
全上海最早的“钩子”就是蔡大明，他是奉贤区柘林镇南宅村5组的村民，是“金牌钩头”。1994、1995年，他有朋友在上海公共交通客運管理处第一稽查中队，介绍他人了行。
蔡大明当时在奉贤南桥的古华宾馆开出租车。那时候出租车很少，黑车刚刚出现，都是奥拓车，满大街跑来跑去。
当时的黑车车主都是本地人，是那种有点钱、其他生意不想做也不想上班的。第一次打击黑车的时候，奉贤的稽查大队还没成立，市里派人来抓了二三十辆，每辆罚3000块放车。
当时蔡大明一个人逮黑车，逮住了就罚款、开单子。拔钥匙、踩刹车，这些“钩子”的常用手段，他从那时候就已经这么做了。
慢慢地，蔡大明开始在社会上招一些人做“钩子”，有时甚至还有警察“客串”“钩子”。
1999～2001年期间，蔡大明自己打击黑车的同时，他的亲弟弟却在开黑车。2000年时，蒋国辉保护的一辆车被蔡大明抓走了。为了报复蔡大明，蒋国辉找了个女“钩子”，天天付十块钱把他弟弟“钩”到闵行，“钩了”一段时间后，让执法人员专门在那设了一个圈套，把他弟弟的车“钩”走了。被抓后，蔡大明的弟弟也不开黑车了。
大家都估计，蔡大明每年的收入至少有四五十万。
以黑养黑
“钩头”就是一边打击黑车，一边养活黑车。
做“钩子”风险蛮大的，做“钩头”也有风险。
2003年4月，我手下的一个女“钩子”被吴泾一辆黑车跟踪绑架，被绑到吴泾通海路。后来我们报警了，他们没办法只好放人。“钩子”被打了一顿。
2003年8月，我的手下被人绑架，开口要3万，否则就收尸。后来谈到1万。这个事情到现在还没解决。知道是谁绑架的，但是抓不到。
绑架就是因为打击黑车，抓了他，“黑吃黑”。
我也被打伤过。2005年7月，我手下的“钩子”在闵行北桥的马路上等执法大队过来的时候，被路过的黑车司机认出来了。我去解围，也被打了一拳，你看看我鼻子这边。
最近抓过的车牌，“钩子”一般都会记住。那次太巧了，正好站在马路当中被认了出来。
基本上“钩头”都是“两劳”人员，不然站不住脚。执法大队找人不会查你身份，一般就是找跟着蔡大明做过、有
3年前被迫离开这个行当后，他重新做回了个体老板，但对这份营生仍有怀念之意：“还想继续做，来钱快啊!”
他向《瞭望东方周刊》叙述了自己长达6年的特殊生涯：
当上“钧头”
我在上世纪80年代下海，做过许多小生意，修摩托、开商店，也跑过运输，从没正式上过班。
2001年前后，几个朋友常常带着“钩头”蒋国辉(据媒体报道，“断指示清白”的河南司机孙中界，就是被蒋国辉手下的钩子引入埋伏圈的)，到我店里玩，有时也问我愿不愿意一起去“钩车”。跟着去了几次以后，我就入了行。
蒋国辉是奉贤柘林镇人，东海村2组的，原来就在奉贤做“钩子”。那时他还是新手，但因为拜了奉贤“山东帮”的老二做师傅，而当时奉贤最老资格的“钩头”蔡大明(化名)需要帮派保护，蒋国辉的地位也就变得重要了。
1997～1998年，闵行区成立了第八稽查中队，也需要人抓黑车，就到较早开始打黑车的奉贤来招募“钩头”。蒋国辉就带着一帮安徽的黑车司机到了闵行区，做了“钩头”。认识蒋国辉以后，我也被带了过去。
“9·11”那一年，也就是2001年，发生了一件事。蒋国辉拿着执法文书扣车，敲诈勒索、养黑车，被手下一名“钩子”和30多名黑车司机联名状告，结果被判刑3年。实际服刑一年半。闵行区八中队的队长被调离工作岗位并降职，副队长被开除。
当时向蒋国辉交“保护费”的黑车有50辆，每辆车每个月交300～500块钱，其中有11辆奉贤车，20几辆安徽车。
蒋国辉被判刑后，闵行区的稽查中队就找到我，因为我之前做过，抓黑车有过笔录的。我就取代蒋国辉成了“钩头”。
新老“钩头”内讧
当时我手下招了十几个人。
2005年，遇上“严打”，说黑车多了，需要人打。当时蒋国辉也出来了，又回到闵行。为了把我赶走，他就天天叫黑车司机到区政府举报我，说我养黑车。执法大队说既然你们是冤家，你说他养黑车，那你也一起来打。到后来，吴泾地区一个吃官司刚刚出来的外号叫“龙头”的，还有安徽蚌埠的“敢闯”——不知道是名字还是外号，原来在青浦做“钩子”的，也是“两劳”人员，都参与进来了。
到了2005年底，后来的几伙人为了把我挤掉，很多黑车在挡风玻璃上贴了标志牌，然后再让人打恐吓电话给我，说贴了标志的不能抓，抓了就把我搞死。
那些标志，最早是一条龙的图案，后来还有贴“寿”、“忍”等字，不同的图案代表着不同的帮派。后来黑车司机开始找人，交200元做个标志牌，就不会被抓。黑车就越来越多了。
情况很乱，区里叫停，让大家都不要做了。2006年2月，又换了河南一个姓伍的“钩头”。另外还有一帮，也是从奉贤过去的蔡大明的手下。到了2009年，蒋国辉又回到了闵行。
南汇区也是蒋国辉的地盘，那里只有他一家。
以暴制暴
上海的“钩子”多了，奉贤就有三伙。最早的时候，是蔡大明一个人。到了2005年以后，黑车多了，想出一招，以暴制暴——你说抓黑车的养黑车，就让其他不认识的人也来抓黑车。
这是执法大队想出来的点子，他们以为这样效果会好一点。但这些势力都勾结在一起，都是跟着蔡大明做过的，互相都通着气。
蔡大明现在已经不亲自出面了，让手下人出面。他现在去松江做了。2005年～2006年，奉贤有其他人加入，市场小了，正好松江那里也需要人打黑车，他就去了。
我当时也想去松江，但他让人打电话恐吓我，我就没去。
闵行区的黑车很多是蒋国辉带过去的，安徽帮，亳州利辛的比较多。
全上海做“钩子”的40％都是奉贤过去的，现在外地人也多了。
因为做“钩子”来钱比较稳定，每月二三千元，又是和执法大队在一起，感觉是个不错的工作，所以最早在奉贤做过钩子的，又逐渐到其他区。就像传销一样，一个带一个出去，把“市场”占住。
“钩子”经常会自己跑到执法大队，要求到哪个区做“钩头”。如果这个区有人了，有时还去不了。
为什么新闻上提到“钩子”大多在宝山、南汇和闵行?这三个区都是黑车的重灾区。宝山的外来人口比较多，四川司机多，南汇和闵行，本地、安徽的司机比较多。
奉贤现在不算重灾区了，南桥镇上的出租车多了，正规了，黑车就少了。
“金牌钧头”
全上海最早的“钩子”就是蔡大明，他是奉贤区柘林镇南宅村5组的村民，是“金牌钩头”。1994、1995年，他有朋友在上海公共交通客運管理处第一稽查中队，介绍他人了行。
蔡大明当时在奉贤南桥的古华宾馆开出租车。那时候出租车很少，黑车刚刚出现，都是奥拓车，满大街跑来跑去。
当时的黑车车主都是本地人，是那种有点钱、其他生意不想做也不想上班的。第一次打击黑车的时候，奉贤的稽查大队还没成立，市里派人来抓了二三十辆，每辆罚3000块放车。
当时蔡大明一个人逮黑车，逮住了就罚款、开单子。拔钥匙、踩刹车，这些“钩子”的常用手段，他从那时候就已经这么做了。
慢慢地，蔡大明开始在社会上招一些人做“钩子”，有时甚至还有警察“客串”“钩子”。
1999～2001年期间，蔡大明自己打击黑车的同时，他的亲弟弟却在开黑车。2000年时，蒋国辉保护的一辆车被蔡大明抓走了。为了报复蔡大明，蒋国辉找了个女“钩子”，天天付十块钱把他弟弟“钩”到闵行，“钩了”一段时间后，让执法人员专门在那设了一个圈套，把他弟弟的车“钩”走了。被抓后，蔡大明的弟弟也不开黑车了。
大家都估计，蔡大明每年的收入至少有四五十万。
以黑养黑
“钩头”就是一边打击黑车，一边养活黑车。
做“钩子”风险蛮大的，做“钩头”也有风险。
2003年4月，我手下的一个女“钩子”被吴泾一辆黑车跟踪绑架，被绑到吴泾通海路。后来我们报警了，他们没办法只好放人。“钩子”被打了一顿。
2003年8月，我的手下被人绑架，开口要3万，否则就收尸。后来谈到1万。这个事情到现在还没解决。知道是谁绑架的，但是抓不到。
绑架就是因为打击黑车，抓了他，“黑吃黑”。
我也被打伤过。2005年7月，我手下的“钩子”在闵行北桥的马路上等执法大队过来的时候，被路过的黑车司机认出来了。我去解围，也被打了一拳，你看看我鼻子这边。
最近抓过的车牌，“钩子”一般都会记住。那次太巧了，正好站在马路当中被认了出来。
基本上“钩头”都是“两劳”人员，不然站不住脚。执法大队找人不会查你身份，一般就是找跟着蔡大明做过、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