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印度的双边贸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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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综合采用贸易密集度指数、行业内贸易指数、出口相似度指数、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等指标,对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印度的贸易结构、贸易关系紧密程度、行业内贸易、贸易竞争性及互补性等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1992—2019年间,两国的双边贸易得到长足发展,出口产品结构升级明显,贸易紧密程度不断变化,行业内贸易水平虽然偏低但在逐渐提高。两国的贸易竞争性较弱、贸易互补性较强,双方在世界市场上的贸易竞争性经历了长期下降后又有所回升的过程。
  关键词:“一带一路”;行业内贸易;出口相似度;贸易竞争性;印度
  中图分类号:F75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21)23-0048-06
  引言
  自2003年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不断深化和发展同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2020年,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货物贸易额1.35万亿美元,占对外贸易的29.1%。其中,印度是“一带一路”沿线经济规模最大的国家,近年来经济增速较快,是正在崛起的地区大国。2019年,中国与印度贸易总额为928.9亿美元,相比2013年的654.0亿美元,增加了42.0%,年均增长6.0%。中印两国双边贸易的良性发展将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产生积极的影响。在此背景下,对过去几十年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印度的双边贸易进行多方位的测度和研究,将为深化中国与印度经贸合作,促进双边贸易发展提供借鉴。
  目前关于中国和印度双边贸易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中国和印度双边贸易的潜力和效率。陈继勇(2019)利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的测算表明,中印两国间贸易潜力巨大,但双方的贸易效率不高。赵青松(2020)认为,两国经贸合作仍有巨大潜力,但中国对印度的进口和出口效率都较低,且出口效率小于进口效率。中印之间可以通过增加进口、扩大投资、达成贸易协议来实现贸易潜力。二是中印自由贸易区的构建及影响。杨宏玲、张志宏(2012)利用引力模型估计了中印自贸区的贸易扩大效应,认为通过构建FTA实现贸易自由化的潜在收益是巨大的。陈淑梅、张思杨(2018)利用全球贸易分析模型(GTAP)的研究显示,中印自贸区能促进中印度贸易的增长,并能提升中国的福利水平。三是中国和印度的贸易竞争力和出口比较优势。杨韶艳等(2017)采用竞争力指标的分析表明,中国在劳动密集、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上的,印度在农产品和资源密集型产品上更有竞争力。彭虹(2019)认为,中国在服务贸易竞争力方面弱于印度,特别是在新兴服务贸易行业,中国亟须进一步扩大服务贸易开放程度并大力发展生产型服务贸易。韩景华、张扬(2019)基于贸易增加值的测算表明,中国在高技术产品上总体具有较强的出口比较优势,印度在部分中低技术产品出口上具有明显的劳动力成本优势。
  区别于已有文献,本文在一个较长的时间跨度内,在四位数行业细分层面上,综合采用贸易密集度指数(TII)、行业内贸易指数(IIT)、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出口相似度指数(ESI)等对中国和印度的贸易结构、贸易关系紧密程度、行业内贸易、贸易竞争性和互补性等的演变进行研究。本文的研究将有助于增进对中国与印度双边贸易的理解,为未来两地经贸合作提供参考。
  一、中印贸易发展概况
  (一)中国和印度的双边贸易发展迅速
  1992—2019年间,中印双边贸易额从3.4亿美元上升到928.9亿美元,年均增长23.1%,远高于同期全球贸易5.6%的增长率(如表1所示)。中国对印度的出口额从1.6亿美元上升到749.2亿美元,年均增长25.6%。中国对印度的进口额从1.8亿美元上升到179.7亿美元,年均增长18.6%。
  (二)中国成长为印度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
  1992—2019年间,中国占印度出口和进口的比重从0.8%和0.6%逐渐上升为5.3%和14.3%(如图1所示)。其中,中国占印度进口的比重一直稳步增长,直到2018年开始有所回落;中國占印度出口的比重在2010年之前持续上升,此后开始不断下降,2017年后又有所回升。至2019年,中国成为印度的第三大出口目的国(仅次于美国和阿联酋)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国。在此期间,印度占中国出口和进口的比重分别从0.2%和0.2%逐渐上升到3.0%和0.9%。其中,印度占中国出口的比重一直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印度占中国进口的比重则出现了先增长后回落的走势,从2008年2.0%的高点逐渐回落到2019年的0.9%。2019年,印度在中国的出口目的国(地)中排第7,但在中国的进口来源国中仅排第26。
  (三)双方的出口产品结构升级明显
  双方贸易构成在过去近30年里变化显著,产品结构升级明显。中国对印度的初级产品出口比重下降,制成品出口比重上升。印度对中国的矿物质产品出口比重上升,制成品比重下降,且出口结构较为单一(如表2所示)。首先,从中国对印度的出口来看,SITC 6(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SITC 7(机械及运输设备)和SITC 8(杂项制品)比重从20世纪90年代平均的12.5%、13.8%和5.4%上升到近10年的平均18.7%、47.3%和11.4%,占比分别增加了6.2、33.5和6个百分点;SITC 0(食品和活动物)、SITC 2(非食用原料)、SITC 3(矿物燃料、润滑油)、和SITC 5(未另列明的化学品)分别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占比分别减少了5.2、16.1、11.2和12.4个百分点。这显示,中国对印度的出口产品结构升级明显,复杂程度较高的制成品出口逐渐取代了复杂程度较低的初级产品的出口。其次,从印度对中国的出口来看,SITC 5(未另列明的化学品)、SITC 6(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SITC 7(机械及运输设备)的出口比重出现了较大上升,从7.2%、29.6%和1.8%分别上升到了14.6%、34.6%和7.2%。SITC 0(食品和活动物)、SITC 2(非食用原料)出现了较大的下降,从20世纪90年代平均的14.6%和41.0%分别下降到近10年来的2.9%和33.2%。这表明印度对中国的出口结构同样存在升级现象。   从产品的要素密集度来看,中国对印度出口产品中,SITC 0—4(资源密集型产品①的出口比重从35.8%下降到近十年来的2.6%,大幅减少了33.2个百分点;劳动密集型产品(SITC 6、8)出口比重从19.9%上升到30.1%,增加了10.2个百分点;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SITC 5、7)比重大幅上升,从46.1%上升到67.2%,增加了21.1个百分点。这表明中国对印度的出口已经从早期的出口资源型产品为主,转变为出口资本技术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印度对中国出口产品中,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比重从60.3%上升为40.3%,劳动密集型产品比重从30.9%下降到37.8%,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比重从8.9%上升到21.9%。这表明,印度对中国的出口从资源密集型产品为主(约占六成),逐渐转变成以劳动密集型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
  二、中印贸易的紧密程度
  两地的贸易紧密程度通常用贸易密集度指数(trade intensity index)加以衡量。该指数由Kojima(1964)发展,可以分为出口贸易密集度指数(XTII)和进口贸易密集度指数(MTII),计算公式为:
  其中,XTIIij是i国对j国的出口密集度指数;Xij/XiW是i国对j国的出口(Xij)占i国对世界出口(XiW)的比例;Mj/(MW-Mi)是j国的进口(Mj)占世界进口(不含i国)的比例,用于衡量j国占世界进口需求(或购买力)的比例。如果XIIij大于(或小于)1,则表明i国对j国的出口占i国的比例高于(或低于)根据j国购买力预期的占比,进而表明i国对j国的出口强度高于它对其他国家的平均出口强度。类似的,MTIIij是i国对j国的进口密集度指数;Mij/MiW是i国从j国的进口占i国总进口的比例,Xj/(XW-Xi)是j国的总出口占世界总出口(不含i国)的比例。如果MTIIij大于(或小于)1,则表明i国对j国的进口强度高于(低于)它对其他国家的平均进口强度。
  中国和印度的贸易密集度指数在1992—2019年间的变化情况如图2所示。从中可以看出以下几点。一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两国的贸易紧密程度较低,显著低于同世界其他国家的平均贸易强度。1992年,中国对印度的出口和进口贸易密集度指数分别为0.27和0.36,印度对中国的出口和进口密集度指数分别为0.34和0.23,均显著低于1。二是1992—2007年,双方的贸易紧密程度不断加强,达到并超过同世界的平均贸易强度。2007年,中国对印度的出口、进口贸易密集度和印度对中国的出口、进口密集度指数分别为1.17、1.36、1.02和1.19,均超过1。三是2008年以来双方的贸易紧密程度总体开始下降。其中,中国对印度的进口和印度对中国的出口密集度指数的下降显著,2019年指数分别为0.40和0.46,基本回落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的水平。这表明,中国对印度的进口以及印度对中国的出口方面表现并不理想,存在较大的贸易潜力。四是中国对印度的出口和印度对中国的进口密集度指数下降后又有所回升,目前在1附近波动,贸易强度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平均水平相当。
  三、中印的行业内贸易
  行业内贸易情况通常用行业内贸易指数(IIT)加以衡量。该指数由Grubel & Lloyd (1975 )提出,也称G-L指数,其计算公式为:
  式中,IITijc是i国和j国c行业的行业内贸易指数;Xijc和Mijc分别是c行业i国向j国的出口额和进口额;|Xijc-Mijc|表示两国c行业的行业间贸易额;Xijc+Mijc-|Xijc-Mijc|表示两国c行业的行业内贸易额;0≤IITijc≤1,值越接近于1,表明行业内贸易所占比重越大。此外,为了衡量两国间行业内贸易的平均水平,Grubel & Lloyd (1975 )提出了加权IIT指数,①计算公式如下:
  (一)总的行业内贸易情况
  图3给出了中国与印度、中国与世界、印度与世界的行业内贸易指数变化情况。从中可以看出,一是中国与世界、印度与世界的行业内贸易指数在走势和大小方面都比较相近,两国与世界的行业内贸易分别从1992年的30.5和28.0逐渐波动上升到2019年的41.3和42.3,且最近5年都上升较快。二是中国与印度的行业内贸易指数相对较小,均显著低于两国与世界的行业内贸易指数。2019年,中国与印度的行业内贸易指数为14.3,显著低于中国、印度分别与世界的41.3和42.3。这意味着中国与印度的贸易以行业间贸易(占比为85.7%)为主,行业内贸易为辅。三是中國与印度的行业内贸易比重总体上在逐渐提高,从1992年的7.0提高到2019年的14.3,提高了7.3个百分比。
  (二)分行业的行业内贸易情况
  本文将1992—2019年划分为三个时期计算中国和印度不同时期分行业的行业内贸易指数(如表3所示)。从表3中可以看出,一是中国和印度各个时期平均的行业内贸易指数都不大,三个时期分别为7.3、10.1和10.0,表明两国之间行业内贸易比重不高。二是两国之间行业内贸易相对较多的是食品和活动物(SITC 0)、未另列明的化学品(SITC 5)和未另分类的其他商品(SITC 8),近10年平均的IIT指数分别为20.7、17.4和24.5。三是在非食用原料(SITC 2)、动植物油、脂和蜡(SITC 4)、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SITC 6)上,几乎没有行业内贸易,近10年平均的IIT指数分别为5.5、1.6和6.1。四是食品和活动物(SITC 0)、饮料及烟草(SITC 1)、矿物燃料、润滑油(SITC 3)和未另分类的其他商品(SITC 8)的行业内贸易比重增加较大。   四、中国和印度的贸易竞争性和互补性
  (一)基于出口相似度指数的衡量
  两国对某一共同市场出口商品结构的相似程度越高,则两国的相互竞争性就越强。两国的出口相似度可以用Michael & Kreinin(1979)提出的出口相似度指数(ESI)衡量。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Sikc和Sjkc分别表示i国和j国的c产品向k市场的出口占各自出口的比例;Xikc和Xjkc分别是i国和j国向k市场出口c产品的出口额,Xik和Xjk分别是i国和j国向k市场出口的总额;0 ≤ESIijk≤100,取值越大,表明i国和j国在k市场的相互竞争性越强。
  图4给出了1992—2019年间中国和印度在欧盟、美国、日本和世界市场的出口相似度指数(ESI)的变化情况。从中可以看出,一是中国和印度在世界市场上的贸易竞争性经历了长期的不断下降后又有所回升的过程,但都低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程度。ESI从1992年的54.0下降到2010年的39.2,此后又逐渐回升到2019年的44.7。二是在欧盟、美国和日本市场的贸易竞争性都经历一个先下降后回升的走势。在欧盟、美国和日本市场上的ESI分别下降到2004、2002和2014年的37.4、26.8和23.4,之后分别上升到2019年的46.2、37.5和33.2。三是中国和印度长期以来在日本市场的相互竞争性低于在美国市场,并进一步低于在欧盟市场。
  (二)基于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的衡量
  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由Balassa(1965)提出,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RCAic是i国在c产品上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分子是i国在c产品上的出口额(Xic)比上i国对世界的出口额(Xiw),分母是c产品的世界出口额(Xcw)比上所有产品的世界总出口额(Xw)。当RCAic>1时,即i国在c产品上的出口比重大于世界在c产品上的出口比重,意味着i国在c产品上有出口比较优势。反之,当RCAic<1时,i国在c产品上有出口比较劣势。
  表4给出了中国和印度各自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及其变化情况。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在SITC 0—4类初级产品(资源密集型产品)和SITC 5(未另列明的化学品)上的RCA指数小于1,且逐渐减小,表明在这些产品上存在显著的比较劣势,而且比较劣势在扩大。在SITC 6—8类工业制成品上,中国的RCA指数大于1,表明存在比较优势。其中,SITC 7(机械及运输设备)由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比较劣势演变为近10年来较强的比较优势(RCA为1.40),反映出中国的出口结构逐渐由资源密集型产品为主,转变为劳动密集型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印度在SITC 3(矿物燃料、润滑油)和SITC 2(非食用原料)上的RCA指数大于1,表明印度在这两类产品上具有出口比较优势,特别是SITC 3(矿物燃料、润滑油)上RCA指数等于4.98,具有很强的出口比较优势;印度在在其他类别产品上大多存在比较劣势,特别是在SITC 7(机械及运输设备)和SITC 8(杂项制品)上;比较劣势相对较大。
  如果中国和印度在同一个行业都具有出口显性比较优势时,表明两国在该行业存在相互出口竞争性。而当中国和印度在某一行业分别具有比较优势和比较劣势时,表明双方在该行业存在贸易互补性。根据表4显示,双方仅在SITC 6(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上RCA指数同时大于1,体现出了一定的贸易竞争性。而双方在SITC 2(非食用原料)、SITC 3(矿物燃料、润滑油)、SITC 7(机械及运输设备)和SITC 8(杂项制品)上体现出了明显的贸易互补性。
  中国和印度存在出口竞争性的二位數行业。在根据SITC二位数分类的66个行业中,总计有为数不多的9个行业存在相互出口竞争性(如表5所示)。其中,SITC 65(纺织纱、织物及有关产品)和SITC 84(各种服装和服饰用品)双方的RCA指数都超过2,相互竞争性很强;SITC 66(未另列明的非金属矿产品)、SITC 83(旅行用具、手提包及类似容器)和SITC 85(鞋类)行业的相互竞争性也相对较强。从表4还可以看到,这9个行业几乎在各个时期都存在出口竞争性,表明中国和印度在这些行业具有长期的出口竞争关系。
  五、结论
  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印度的贸易发生了诸多变化。一是双边贸易得到了长足发展,中国成为印度的第三大出口目的国(仅次于美国和阿联酋)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国。二是双边贸易中的出口产品结构升级明显。在中国对印度的出口中,复杂程度较高的制成品出口逐渐取代了复杂程度较低的初级产品的出口。三是中国和印度的贸易紧密程度在20世纪90年代初显著低于同世界其他国家的平均贸易强度。此后双方的贸易紧密程度不断加强,2007年左右达到并超过了两国同世界的平均贸易强度。但之后中国对印度的进口和印度对中国的出口密集度指数基本回落到了90年代初的水平,这表明中国对印度的进口以及印度对中国的出口方面未来存在较大的贸易潜力。四是中国与印度的行业内贸易指数均相对较小,显著低于两国与世界的行业内贸易指数,双方的贸易以行业间贸易为主,但在逐渐提高。双方各自同世界的行业内贸易指数在走势和大小方面都比较相近。从一位数分类行业层面上看,两国之间行业内贸易相对较多的是食品和活动物(SITC 0)、未另列明的化学品(SITC 5)和未另分类的其他商品(SITC 8)。从二位数分类行业层面上,行业内贸易比重较大的主要是一些相对复杂的资本和技术密集的制成品。五是中国和印度的贸易竞争性较弱、贸易互补性较强。基于出口相似度指数的衡量显示,中国和印度在世界市场上的贸易竞争性经历了长期的不断下降后又有所回升的过程,出口相似度指数总体不高、贸易竞争性不强。基于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的衡量表明,双方仅在SITC 6(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上RCA指数同时大于1,体现出了一定的贸易竞争性;而在SITC 2(非食用原料)、SITC 3(矿物燃料、润滑油)、SITC 7(机械及运输设备)和SITC 8(杂项制品)上,都体现出了明显的贸易互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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