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割下来的玉米剥完皮时，父母会将它们编在一起，一嘟噜一嘟噜地挂在梧桐树杈上。那黄的、红的玉米，让已经开始落叶的梧桐树，看起来喜气洋洋。每天看着都觉得高兴、气派，心里满足，让人忍不住想哼一首沂蒙小曲。当然，如果哪天玉米叶被雨水浸泡得朽了、烂了，又被麻雀一啄，忽然挣断，砸了脑袋，就不会哼什么小曲了。父母会发愁，想着赶紧把玉米摊到平房上去晾干，剥下玉米粒来，卖了换钱。
　　于是全家总动员，开始了无休无止的剥玉米粒的浩大工程。有钱人家里会买一个剥玉米的小机器，据说将玉米棒扔进去，就会自动剥下玉米粒。可父母只是聊起时会羡慕一下。每天吃完晚饭，母亲都会将一个大盆放在屋子里，然后，一家人围着大盆子开始埋头剥玉米粒，房间里只剩下噼里啪啦玉米粒打在盆上的声音。没有电视、收音机，也没有节目，唯一的娱乐，大概就是一家人天南海北地闲扯。
　　我知道一斤玉米值多少钱，也知道一斤玉米能换多少油条或馒头，可我无法像父亲要求的，准确快速地算出五十麻袋玉米能换多少件衣服或多少斤大饼。我像任何伟大的数学家那样，支着下巴，紧皱了眉头，苦思冥想。但我不是天才，不能立马算出正确的结果，那些奇怪的数字总离我很远。我不明白父亲噼里啪啦剥着玉米粒的时候，怎么就对玉米换油条的事情那么有兴趣？难道他从小没吃够油条，才加倍地将这种欲望放置在数学一塌糊涂的我身上，认为我能给他慰藉？母亲没有文化，却也一起考我。她不钟情于吃，所以她的考题永远关乎针头线脑。比如，一斤黄豆能买多少尺粗布？一尺粗布能做几个书包？还有十个鸡蛋值多少钱？如果换线箍，能换几个？
　　我觉得那时，父母一定把我当成了全知全能的神，恨不得将肚子里所有对生活的热望，都通过我的嘴得以实现。如果我回答得准确，他们会满意地丢给我一个玉米棒，让我离开纸笔，继续干活。偶尔还会由此扯开话题，谈及针线的价格或粗布的质量。但大部分时候，我没有这样的好运，我总是会被父亲的一声大喝吓得魂飞魄散。父亲还会派姐姐来监督我，让我继续算那永远不跟我亲密的结果。我坐在那里，可怜巴巴地求助姐姐快将那个要命的结果告诉我吧。如果她能帮我一把，我将来一定给她买几斤油条吃。不，哪怕一屋子的、一天井的油条也可以。
　　每次我饿得眼冒金星时，吃完了饭的父母才会想起我，一声恨铁不成钢的抱怨，终于将我解放出牢笼。那时，我总希望秋天快点结束，等冬天来了，玉米都剥完卖掉换成钱了，或变成了玉米面，做成了玉米粥，父母便也不会不停地给我出算术题了。
　　可秋天太长了，除了玉米，还有大豆、棉花、地瓜、芝麻。地里总有收不完的庄稼，我也有千百个理由，被因为收割而疲惫不堪的父母苛责。我永远都是孤独、长不大的那个小孩，行走在秋天的田垄，捡拾着棉花、稻谷，啃咬着一丝微甜的地瓜，想着什么时候秋收能够结束，大雪覆盖了整个田野，一切都寂静下来。而劳累的父母，也终于有大把的時间，可以睡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