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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功 口述 赵仁珪､章景怀 整理
别叫我爱新觉罗
我叫启功,字元白,也作元伯,是满州族人,简称满族人,属正蓝旗｡自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在满州建立伪满州国后,大多数满州人就不愿意把自己和“满州”这两个字联系在一起了｡但那是日本人造的孽,是他们侵略了满州,分裂了中国,这不能赖满州族人｡日本强行建立伪满州国,想把满州族人变成满州国人,这是对满州人的极大侮辱｡我们是满州族,但不是满州国的族;我们是满州族的人,但不是满州国的人,这是我首先要声明和澄清的｡
我既然叫启功,当然就是姓启名功｡有的人说您不是姓爱新觉罗名启功吗?很多人给我写信都这样写我的名和姓,有的还用新式标点,在爱新觉罗和启功中间加一点｡还有人叫我“金启功”｡对此,我要正名一下｡“爱新”是女贞语,作为姓,自金朝就有了,按意译就是“金”,但那时没有“觉罗”这两个字｡“觉罗”是根据满语jir的音译｡清朝时,把这个“觉罗”当作语尾,加到某一姓上,如著名作家老舍先生,原来姓“舒舒”氏,后来加上“觉罗”,就叫“舒舒觉罗”,而老舍又从“舒舒”中取第一个“舒”字作自己的姓,又把第二个舒字拆成“舍”字和“予”字,作自己的名字,就叫舒舍予｡同样,也把“觉罗”这个语尾,加到“爱新”后面,变成了“爱新觉罗”,作为这一氏族的姓｡也就是说,本没有这个姓,它是后人加改而成的｡再说,觉罗带有宗室的意思,只不过是“大宗”之外的宗室而已,在清朝灭亡之后,再强调这个觉罗,就更没有意义了｡这是从姓氏本身的产生与演变上看,我不愿意以爱新觉罗为姓的原因｡
说到这儿,我想起了一件笑谈:一次,我和朱家溍先生去故宫,他开玩笑地对我说:“到君家故宅了｡”我连忙纠正道:“不,是到‘君’家故宅了｡”因为清朝的故宫是接手明朝朱家旧业的｡说罢,我们俩不由地相视大笑｡其实,这故宫既不是我家的故宅,也不是朱家的故宅,和我们没任何关系｡别人也用不着给我们往上按,我们也用不着往上攀,也根本不想往上攀｡
但偏偏有人喜好这一套｡有人给我写信,爱写“爱新觉罗·启功”收,开始我只是一笑了之｡后来越来越多｡我索性标明“查无此人,请退回｡”确实啊,不信你查查我的身份证､户口本,以及所有正式的档案材料,从来没有“爱新觉罗·启功”那样一个人,而只有启功这样一个人,那“爱新觉罗·启功”当然就不是我了｡
我虽然不愿称自己是爱新觉罗,但我确实是清代皇族后裔｡我是雍正皇帝的第九代孙｡雍正的第四子名弘历,他继承了皇位,这就是乾隆皇帝｡雍正的第五子名弘昼,只比弘历晚出生一个时辰,当然他们是异母兄弟｡乾隆即位后,封弘昼为和亲王｡我们这支就是和亲王的后代｡
家败如山倒
我生于民国元年农历六月十三日,即公元1912年7月26日｡这是一个风云巨变的年代｡前一年(辛亥年)爆发了辛亥革命,清王朝随之灭亡,中国从帝制走向共和｡也就是说,我虽“贵”为帝胄,但从来没做过一天大清王朝的子民,生下来就是民国的国民｡所以我对辛亥革命没有任何亲身的感受,只能承认它是历史的必然｡
我的父亲恒同在我刚刚一周岁的时候,即1913年7月就因肺病去世了｡当时还不到二十岁,所以我对他一点印象也没有｡那是我第一回当丧主,尽管我一点事也不懂｡据说,因为父亲尚未立业,没有任何功名,所以不能在家停灵,只能停在一个小庙里,在那里给他烧香发丧｡如果说我家由我曾祖､祖父时已经开始衰落的话,那从我父亲的死就揭开迅速衰败的序幕｡
家中的顶梁柱突然崩塌,受打击首当其冲的当然是我的母亲｡她在娘家就是孤单一人,后来还不得不寄居在别人家｡好不容易盼到有了自己的家和自己的亲人,不管我父亲日后能取得多大的功名和事业,能挣多少钱,总算有一个踏踏实实的依靠,现在这个属于自己的依靠突然又没了,哭着喊着要自杀,我的祖父怎么劝她也不听,最后只能用我来哀求她:“别的都不想,得想想自己的儿子和我的孙子吧,他还得靠你抚养成人啊!”这样她才最终放弃了一死了之的念头,决心为我而苦熬下来｡
我十二岁才入正规的小学,但这不等于说我十二岁才学文化｡我的启蒙老师是我的姑姑和我的祖父｡
我对姑姑非常尊敬,旗人家没出嫁的姑娘地位很高,而我姑姑又决心终身不嫁,帮助我的寡母抚养我,把自己看成支持这个家的顶梁柱､男人,所以我一直管她叫爹爹｡作为家长,她明白,要改变我和我家的窘状,首先要抓对我的教育和培养,使我学有所成｡我姑姑虽然没有太高的文化,但还是想尽一切办法,尽力教我一些简单的知识,比如把常用字都写在方寸大的纸片上,一个个地教我读写,犹如现在的字卡教学,虽然不十分准确,但常用字总算都学会了｡
我的祖父特别疼爱我,他管我叫“壬哥”｡我从小失去父亲,所以他对我的教育格外用心｡我祖父的字写得很好,他又把常用字用漂亮标准的楷书写在影格上,风格属于欧阳询的九成宫体,我把大字本蒙在上面,一遍一遍地描摹,打下了日后学习书法的基础｡这些字样我现在还留着｡他还教我念诗｡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他用一只手把我搂在膝上,另一只手在桌上轻轻地打着节拍,摇头晃脑地教我吟诵东坡《游金山寺》诗的情景｡
我十岁那年,是家中生活最困难的时候｡大年三十夜,我的曾祖父去世,按虚岁,刚进七十｡本应停灵二十一天,但到第十八天头上,我的二叔祖也死了,结果只停了三天,就和我曾祖一起出殡了,俗称“接三”｡而在我曾祖死后的第五天,即大年初四,他的一位兄弟媳妇也过世了｡三月初三,续弦的祖母又死去,七月初七我祖父也病故｡不到一年,我家连续死了五个人,而且都是各人因各人的病而死的,并非赶上什么温疫,实在是有些奇怪,要说凑巧,也不能这么巧啊!如果说十年前,父亲的死揭开了我家急速衰败的序幕,那么这一年就是我家急速衰败的高潮｡我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呼啦啦如大厦倾”,什么叫“家败如山倒”,什么叫“一发而不可收拾”｡我们不得不变卖家产——房子､字画,用来发丧,偿还债务,那时我家已没有什么特别值钱的东西了,我记得卖钱最多的是一部局版的《二十四史》｡
我的两个老师
溥心畲先生名溥儒,字心畲｡按溥､毓､恒､启的排辈,他属于我的曾祖辈,他家一直袭着王爵｡心畲先生虽为侧室所生,但家资仍很富饶｡所以在我眼中,他自然属于“贵亲”,不敢随便攀附｡
有一回,我在旧书摊上无意发现一套题为清素主人选编的《云林一家集》｡所谓“云林一家”,并非指元代画家倪云林,而是指诗风全都讲“空灵”的唐人诗,书商不知“清素”是谁,卖得挺便宜,其实他就是心畲先生的父亲｡看来他讲空灵是有家学渊源的｡我曾听他说过,这书虽是他父亲选的,但由于时间久远,出版得又少,他家里已找不到此书了｡我赶紧把它买下,恭恭敬敬地送给他｡他非常高兴,问我多少钱买的,要给我钱｡我说这是孝敬您的,他就不断地念叨着:“这可怎么谢谢你呢?”我便乘机说:“您家那幅宋人的手卷(后来我发现只是元明人的作品)能不能借我临一临?”这是我早就看上的作品,他痛快地答应了｡我拿回家后认真地临了两幅,所以花的时间比较长,到后来他不放心了,派听差的来问｡我让他转告:“请老爷子放心,等我一临完,保证完璧归赵｡”他才放心｡
有一回最开眼界的经历令我终生难忘:心畲先生有很多艺术界､学术界的朋友,他们经常光顾翠锦园｡一回,大千先生也应约光临｡当时有“南张北溥”之说,这两位泰斗聚在一起举行笔会,自然是难得的艺坛盛事,大家都前来观摩,二位也特别卖力气｡只见大堂中间摆着一张大案子,二位面对面各坐一边,这边拿起画纸画两笔,即丢给对方,对方也同样｡接过对方丢来的画稿,这方就根据原意再加几笔,然后再丢回去｡没有事先的商定,也没有临时的交谈,完全根据对对方的理解,如此穿梭接力几回,一幅,不,应是一批精美的作品便产生了,而且张张都是神完气足,浑融一体,看不出有任何拼凑的痕迹｡真让人领教了什么叫“心有灵犀一点通”,什么叫信手拈来,挥洒自如｡不到三个小时就画了几十张,中间还给旁观的人画了几幅扇面,我还得了张大千先生的一幅｡最后两人各分了一半,拿回去题款钤印,没画好的再补完｡
再说说齐白石先生｡齐先生最佩服金农(冬心),什么都学他,尤其是字｡金农喜欢称自己的号“金吉金”,又进一步把两个“金”字改用外来语“苏伐罗”,于是变成“苏伐罗吉苏伐罗”｡我常开玩笑说,齐先生如果连称自己的名字也学金农的话,他应该叫“齐——White——Stone”｡
沦陷时期,国立艺专聘他为教授,他在装聘书的信封上写下“齐白石死了”五个字,原信退回｡有一个伪警察想借机索要他一张画,被齐先生严词拒绝｡齐先生画的艺术成就不用我多说,我跟他也确实学到很多东西,开了不少眼界｡比如他善于画虾,没见他亲笔画之前,我不知他那神采飞扬的虾须是怎么画的,及至亲眼所见,才知道他不是转动手,而是转动纸,把纸转向不同的方向,而手总朝着一个方向画,这样更容易掌握手的力量和感觉,这就是窍门,这就是经验｡
但他有些理论比较怪异,至今我都不太理解｡比如有人问:“画树的要领是什么?”他说:“树干､树枝一定都要直,你看大涤子(石涛)的树画得多直｡”怎么能“都”直呢?我现在也想不通,再说他自己和石涛画的也未必“都”直,所以有人让我鉴定齐白石和他欣赏的石涛的画时,我常开玩笑说:“这是假的,为什么呢?因为树画得不直｡”
《启功口述历史》出版前后
竺大文
赵仁珪教授是启功先生的学生和同事,也是《启功口述历史》一书的主要记录者｡2005年7月,记者采访了他,了解了本书出版前后的一些情况｡
记者:您从什么时候开始记录启功先生口述的这段历史?
赵仁珪:是从去年年初开始的吧,到7月份就出版了｡
记者:这件事情,是您提议的吗?
赵仁珪:其实早在10多年前,我已经向启功先生提起过,但当时他并不同意｡
记者:不同意的理由是什么?
赵仁珪:这其中,有些理由是他跟我说了的,也有些是我自己揣摩的｡启功先生呢,是一个很重视家族的人,要说那些往事,他觉得挺为难的,因为,怎么评价他的先人们好呢?启功先生的家族里头,有些不太光彩的事情,难堪的事情,不争气的事情｡这还不仅仅是启功先生他这一房的问题,而是整个满族家庭日益衰败的结果｡去骂他们吧,他觉得作为后辈是不合适的;去表扬他们吧,他又觉得实在不值得夸｡我想,这是他当初不愿意讲述历史的一个重要原因｡
记者:启功先生对于他自己的一生又是怎么看的呢?
赵仁珪:这其实也是他以前不愿意回忆的一个原因｡启功先生一生,很多坎坷,对他来说,回忆常常是痛苦的｡这是有政治上的,他被错划成右派,文革中也备受排斥;也有情感上的,他从小和寡母一起长大,常常遭别人的白眼;后来结婚了,老伴待他很好,但也跟着他受了一辈子的苦｡上世纪80年代后,启功先生的生活有了很大改善,老伴却已经去世了｡启功先生很重情义,每次讲到这些,也都非常伤感｡但还是常常有人要来打听这些事情,他每说一次,就动一次情,也就不愿意多说了｡
记者:读这本书,很明显地感到,这是一个善良的人讲述的历史｡现在这本书讲述的历史,也是以比较早期的为主,是不是也仍然有这个原因在里面?
赵仁珪:是啊,另外,就是我揣摩的,启功先生与人为善,而讲述历史,总要涉及到一些人的评价,他不愿意发表意见｡所以,当初就打算着只讲述比较早的那一段｡
记者:您算是启功先生的大弟子了,平常您和他的交往很多吧｡
赵仁珪:我是他文革后招的第一批研究生｡
记者:您当时是特意投考做他的学生吗?
赵仁珪:不是,当时是分配的｡我很幸运,能跟启功先生学习｡后来就留在北师大任教,又能继续向他请教｡我们两家住得也近,晚年启功先生和一位内侄住在一起,我常常帮他做些零碎的事情,比如借书啦什么的｡
记者:启功去世前的情况,您能介绍一下吗?
赵仁珪:启功先生住院半年多了,春节前住的是一般病房,我常常去陪他｡大年初一开始他昏迷了,进了重症监护室,每周只有3次探望时间,每次一个小时,只能去1个人｡即使这样,到探望的时间,我有空总去看他,在他床前坐坐,虽然他已经认不出人,还是和他说说话｡
记者:将来,有没有打算写一本关于启功先生的书?
赵仁珪:实际上,我写过不少有关启功先生的文章,我正准备收集起来,再补充一些,在近期出一个集子｡内容主要是有关启功先生学术上的介绍,也包括对他生平的评价｡
(据《浙江日报》)
别叫我爱新觉罗
我叫启功,字元白,也作元伯,是满州族人,简称满族人,属正蓝旗｡自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在满州建立伪满州国后,大多数满州人就不愿意把自己和“满州”这两个字联系在一起了｡但那是日本人造的孽,是他们侵略了满州,分裂了中国,这不能赖满州族人｡日本强行建立伪满州国,想把满州族人变成满州国人,这是对满州人的极大侮辱｡我们是满州族,但不是满州国的族;我们是满州族的人,但不是满州国的人,这是我首先要声明和澄清的｡
我既然叫启功,当然就是姓启名功｡有的人说您不是姓爱新觉罗名启功吗?很多人给我写信都这样写我的名和姓,有的还用新式标点,在爱新觉罗和启功中间加一点｡还有人叫我“金启功”｡对此,我要正名一下｡“爱新”是女贞语,作为姓,自金朝就有了,按意译就是“金”,但那时没有“觉罗”这两个字｡“觉罗”是根据满语jir的音译｡清朝时,把这个“觉罗”当作语尾,加到某一姓上,如著名作家老舍先生,原来姓“舒舒”氏,后来加上“觉罗”,就叫“舒舒觉罗”,而老舍又从“舒舒”中取第一个“舒”字作自己的姓,又把第二个舒字拆成“舍”字和“予”字,作自己的名字,就叫舒舍予｡同样,也把“觉罗”这个语尾,加到“爱新”后面,变成了“爱新觉罗”,作为这一氏族的姓｡也就是说,本没有这个姓,它是后人加改而成的｡再说,觉罗带有宗室的意思,只不过是“大宗”之外的宗室而已,在清朝灭亡之后,再强调这个觉罗,就更没有意义了｡这是从姓氏本身的产生与演变上看,我不愿意以爱新觉罗为姓的原因｡
说到这儿,我想起了一件笑谈:一次,我和朱家溍先生去故宫,他开玩笑地对我说:“到君家故宅了｡”我连忙纠正道:“不,是到‘君’家故宅了｡”因为清朝的故宫是接手明朝朱家旧业的｡说罢,我们俩不由地相视大笑｡其实,这故宫既不是我家的故宅,也不是朱家的故宅,和我们没任何关系｡别人也用不着给我们往上按,我们也用不着往上攀,也根本不想往上攀｡
但偏偏有人喜好这一套｡有人给我写信,爱写“爱新觉罗·启功”收,开始我只是一笑了之｡后来越来越多｡我索性标明“查无此人,请退回｡”确实啊,不信你查查我的身份证､户口本,以及所有正式的档案材料,从来没有“爱新觉罗·启功”那样一个人,而只有启功这样一个人,那“爱新觉罗·启功”当然就不是我了｡
我虽然不愿称自己是爱新觉罗,但我确实是清代皇族后裔｡我是雍正皇帝的第九代孙｡雍正的第四子名弘历,他继承了皇位,这就是乾隆皇帝｡雍正的第五子名弘昼,只比弘历晚出生一个时辰,当然他们是异母兄弟｡乾隆即位后,封弘昼为和亲王｡我们这支就是和亲王的后代｡
家败如山倒
我生于民国元年农历六月十三日,即公元1912年7月26日｡这是一个风云巨变的年代｡前一年(辛亥年)爆发了辛亥革命,清王朝随之灭亡,中国从帝制走向共和｡也就是说,我虽“贵”为帝胄,但从来没做过一天大清王朝的子民,生下来就是民国的国民｡所以我对辛亥革命没有任何亲身的感受,只能承认它是历史的必然｡
我的父亲恒同在我刚刚一周岁的时候,即1913年7月就因肺病去世了｡当时还不到二十岁,所以我对他一点印象也没有｡那是我第一回当丧主,尽管我一点事也不懂｡据说,因为父亲尚未立业,没有任何功名,所以不能在家停灵,只能停在一个小庙里,在那里给他烧香发丧｡如果说我家由我曾祖､祖父时已经开始衰落的话,那从我父亲的死就揭开迅速衰败的序幕｡
家中的顶梁柱突然崩塌,受打击首当其冲的当然是我的母亲｡她在娘家就是孤单一人,后来还不得不寄居在别人家｡好不容易盼到有了自己的家和自己的亲人,不管我父亲日后能取得多大的功名和事业,能挣多少钱,总算有一个踏踏实实的依靠,现在这个属于自己的依靠突然又没了,哭着喊着要自杀,我的祖父怎么劝她也不听,最后只能用我来哀求她:“别的都不想,得想想自己的儿子和我的孙子吧,他还得靠你抚养成人啊!”这样她才最终放弃了一死了之的念头,决心为我而苦熬下来｡
我十二岁才入正规的小学,但这不等于说我十二岁才学文化｡我的启蒙老师是我的姑姑和我的祖父｡
我对姑姑非常尊敬,旗人家没出嫁的姑娘地位很高,而我姑姑又决心终身不嫁,帮助我的寡母抚养我,把自己看成支持这个家的顶梁柱､男人,所以我一直管她叫爹爹｡作为家长,她明白,要改变我和我家的窘状,首先要抓对我的教育和培养,使我学有所成｡我姑姑虽然没有太高的文化,但还是想尽一切办法,尽力教我一些简单的知识,比如把常用字都写在方寸大的纸片上,一个个地教我读写,犹如现在的字卡教学,虽然不十分准确,但常用字总算都学会了｡
我的祖父特别疼爱我,他管我叫“壬哥”｡我从小失去父亲,所以他对我的教育格外用心｡我祖父的字写得很好,他又把常用字用漂亮标准的楷书写在影格上,风格属于欧阳询的九成宫体,我把大字本蒙在上面,一遍一遍地描摹,打下了日后学习书法的基础｡这些字样我现在还留着｡他还教我念诗｡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他用一只手把我搂在膝上,另一只手在桌上轻轻地打着节拍,摇头晃脑地教我吟诵东坡《游金山寺》诗的情景｡
我十岁那年,是家中生活最困难的时候｡大年三十夜,我的曾祖父去世,按虚岁,刚进七十｡本应停灵二十一天,但到第十八天头上,我的二叔祖也死了,结果只停了三天,就和我曾祖一起出殡了,俗称“接三”｡而在我曾祖死后的第五天,即大年初四,他的一位兄弟媳妇也过世了｡三月初三,续弦的祖母又死去,七月初七我祖父也病故｡不到一年,我家连续死了五个人,而且都是各人因各人的病而死的,并非赶上什么温疫,实在是有些奇怪,要说凑巧,也不能这么巧啊!如果说十年前,父亲的死揭开了我家急速衰败的序幕,那么这一年就是我家急速衰败的高潮｡我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呼啦啦如大厦倾”,什么叫“家败如山倒”,什么叫“一发而不可收拾”｡我们不得不变卖家产——房子､字画,用来发丧,偿还债务,那时我家已没有什么特别值钱的东西了,我记得卖钱最多的是一部局版的《二十四史》｡
我的两个老师
溥心畲先生名溥儒,字心畲｡按溥､毓､恒､启的排辈,他属于我的曾祖辈,他家一直袭着王爵｡心畲先生虽为侧室所生,但家资仍很富饶｡所以在我眼中,他自然属于“贵亲”,不敢随便攀附｡
有一回,我在旧书摊上无意发现一套题为清素主人选编的《云林一家集》｡所谓“云林一家”,并非指元代画家倪云林,而是指诗风全都讲“空灵”的唐人诗,书商不知“清素”是谁,卖得挺便宜,其实他就是心畲先生的父亲｡看来他讲空灵是有家学渊源的｡我曾听他说过,这书虽是他父亲选的,但由于时间久远,出版得又少,他家里已找不到此书了｡我赶紧把它买下,恭恭敬敬地送给他｡他非常高兴,问我多少钱买的,要给我钱｡我说这是孝敬您的,他就不断地念叨着:“这可怎么谢谢你呢?”我便乘机说:“您家那幅宋人的手卷(后来我发现只是元明人的作品)能不能借我临一临?”这是我早就看上的作品,他痛快地答应了｡我拿回家后认真地临了两幅,所以花的时间比较长,到后来他不放心了,派听差的来问｡我让他转告:“请老爷子放心,等我一临完,保证完璧归赵｡”他才放心｡
有一回最开眼界的经历令我终生难忘:心畲先生有很多艺术界､学术界的朋友,他们经常光顾翠锦园｡一回,大千先生也应约光临｡当时有“南张北溥”之说,这两位泰斗聚在一起举行笔会,自然是难得的艺坛盛事,大家都前来观摩,二位也特别卖力气｡只见大堂中间摆着一张大案子,二位面对面各坐一边,这边拿起画纸画两笔,即丢给对方,对方也同样｡接过对方丢来的画稿,这方就根据原意再加几笔,然后再丢回去｡没有事先的商定,也没有临时的交谈,完全根据对对方的理解,如此穿梭接力几回,一幅,不,应是一批精美的作品便产生了,而且张张都是神完气足,浑融一体,看不出有任何拼凑的痕迹｡真让人领教了什么叫“心有灵犀一点通”,什么叫信手拈来,挥洒自如｡不到三个小时就画了几十张,中间还给旁观的人画了几幅扇面,我还得了张大千先生的一幅｡最后两人各分了一半,拿回去题款钤印,没画好的再补完｡
再说说齐白石先生｡齐先生最佩服金农(冬心),什么都学他,尤其是字｡金农喜欢称自己的号“金吉金”,又进一步把两个“金”字改用外来语“苏伐罗”,于是变成“苏伐罗吉苏伐罗”｡我常开玩笑说,齐先生如果连称自己的名字也学金农的话,他应该叫“齐——White——Stone”｡
沦陷时期,国立艺专聘他为教授,他在装聘书的信封上写下“齐白石死了”五个字,原信退回｡有一个伪警察想借机索要他一张画,被齐先生严词拒绝｡齐先生画的艺术成就不用我多说,我跟他也确实学到很多东西,开了不少眼界｡比如他善于画虾,没见他亲笔画之前,我不知他那神采飞扬的虾须是怎么画的,及至亲眼所见,才知道他不是转动手,而是转动纸,把纸转向不同的方向,而手总朝着一个方向画,这样更容易掌握手的力量和感觉,这就是窍门,这就是经验｡
但他有些理论比较怪异,至今我都不太理解｡比如有人问:“画树的要领是什么?”他说:“树干､树枝一定都要直,你看大涤子(石涛)的树画得多直｡”怎么能“都”直呢?我现在也想不通,再说他自己和石涛画的也未必“都”直,所以有人让我鉴定齐白石和他欣赏的石涛的画时,我常开玩笑说:“这是假的,为什么呢?因为树画得不直｡”
《启功口述历史》出版前后
竺大文
赵仁珪教授是启功先生的学生和同事,也是《启功口述历史》一书的主要记录者｡2005年7月,记者采访了他,了解了本书出版前后的一些情况｡
记者:您从什么时候开始记录启功先生口述的这段历史?
赵仁珪:是从去年年初开始的吧,到7月份就出版了｡
记者:这件事情,是您提议的吗?
赵仁珪:其实早在10多年前,我已经向启功先生提起过,但当时他并不同意｡
记者:不同意的理由是什么?
赵仁珪:这其中,有些理由是他跟我说了的,也有些是我自己揣摩的｡启功先生呢,是一个很重视家族的人,要说那些往事,他觉得挺为难的,因为,怎么评价他的先人们好呢?启功先生的家族里头,有些不太光彩的事情,难堪的事情,不争气的事情｡这还不仅仅是启功先生他这一房的问题,而是整个满族家庭日益衰败的结果｡去骂他们吧,他觉得作为后辈是不合适的;去表扬他们吧,他又觉得实在不值得夸｡我想,这是他当初不愿意讲述历史的一个重要原因｡
记者:启功先生对于他自己的一生又是怎么看的呢?
赵仁珪:这其实也是他以前不愿意回忆的一个原因｡启功先生一生,很多坎坷,对他来说,回忆常常是痛苦的｡这是有政治上的,他被错划成右派,文革中也备受排斥;也有情感上的,他从小和寡母一起长大,常常遭别人的白眼;后来结婚了,老伴待他很好,但也跟着他受了一辈子的苦｡上世纪80年代后,启功先生的生活有了很大改善,老伴却已经去世了｡启功先生很重情义,每次讲到这些,也都非常伤感｡但还是常常有人要来打听这些事情,他每说一次,就动一次情,也就不愿意多说了｡
记者:读这本书,很明显地感到,这是一个善良的人讲述的历史｡现在这本书讲述的历史,也是以比较早期的为主,是不是也仍然有这个原因在里面?
赵仁珪:是啊,另外,就是我揣摩的,启功先生与人为善,而讲述历史,总要涉及到一些人的评价,他不愿意发表意见｡所以,当初就打算着只讲述比较早的那一段｡
记者:您算是启功先生的大弟子了,平常您和他的交往很多吧｡
赵仁珪:我是他文革后招的第一批研究生｡
记者:您当时是特意投考做他的学生吗?
赵仁珪:不是,当时是分配的｡我很幸运,能跟启功先生学习｡后来就留在北师大任教,又能继续向他请教｡我们两家住得也近,晚年启功先生和一位内侄住在一起,我常常帮他做些零碎的事情,比如借书啦什么的｡
记者:启功去世前的情况,您能介绍一下吗?
赵仁珪:启功先生住院半年多了,春节前住的是一般病房,我常常去陪他｡大年初一开始他昏迷了,进了重症监护室,每周只有3次探望时间,每次一个小时,只能去1个人｡即使这样,到探望的时间,我有空总去看他,在他床前坐坐,虽然他已经认不出人,还是和他说说话｡
记者:将来,有没有打算写一本关于启功先生的书?
赵仁珪:实际上,我写过不少有关启功先生的文章,我正准备收集起来,再补充一些,在近期出一个集子｡内容主要是有关启功先生学术上的介绍,也包括对他生平的评价｡
(据《浙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