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赴亨茨维尔

　　一月的一个晚上，美国密苏里州乔普林市的天空看不到月亮，一个矮小瘦削的女人走出家门，去观看一个陌生男人死亡的过程。她沿着一条空无一人的街道走到长途汽车客运站，花141美元买了一张去往德克萨斯州亨茨维尔市的灰狗长途巴士往返票。她只带了一个手提袋，背着一个很轻的背包，里面装着一本《圣经》、一把牙刷，还有几块饼干作为旅途口粮。59岁的盖尔·格拉迪斯留着披肩长发，戴着珍珠耳环，准备在48小时内帮助这个世界清除丑恶。
　　她表示，长时间坐巴士会让她感到恶心。前往亨茨维尔市的旅途需要整整15小时，格拉迪斯已经完成了很多次这样的旅行。在弗吉尼亚州贾瑞特市，她看着一个男人拼命挣扎，试图逃离被注射的命运，听到他不停乞求怜悯。在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市，她看到一个做了一辈子恶魔的男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吓得大小便失禁。在亚利桑那州佛罗伦萨市，她亲眼目睹了一个死刑犯如何在被杀死的那一刻呼爹叫娘。
　　而在亨茨维尔市，盖尔·格拉迪斯将第十次成为死刑目击证人。她将看到那个她之前从不相识的男人被皮带环扣住躺在白色担架上。她将细数他胳膊上的针眼，听到他的临终遗言。她是受邀前来的，那封印着星条旗的信上写着“一次死刑处决的公民目击者”的字样。如果没有像她这样的人，没有自愿充当目击证人的公民，美国很多联邦州就不能处决死刑犯。
　　格拉迪斯并不是她真正的姓，她不想公开它。盖尔·格拉迪斯几乎没有告诉任何人她是去哪儿了，在那里做什么。她在乔普林市做秘书工作，申请了为期一周的休假，告诉老板自己想休息休息。她告诉她在教堂俱乐部的朋友自己准备去乡下住两天，告诉邻居她要去拜访自己的儿媳。“天知道他们是否会理解我真正在做的事情。”带着南方口音的格拉迪斯轻轻地说。
　　盖尔·格拉迪斯从她的手提袋中拿出一份报纸，戴上了她的眼镜。报纸上有篇关于16个小时后要在亨茨维尔执行死刑的那个男人的报道。他叫安托尼·索尔，55岁，有过两次婚姻，育有两个孩子，是个强奸犯和连环杀手。“死刑就是为像索尔这样的暴徒准备的。”格拉迪斯念出了文章中的这个句子。
　　她把头靠在窗户上，外面是漆黑的夜。她说，实际上有很长一段时间，她都认为死刑不符合基督精神，认为死刑的存在是错误的。格拉迪斯深吸了一口气，双手握拳紧紧按在膝盖上，指骨有些发白。然后，她开始讲述，自己是如何从一个死刑的反对者变为死神助手的。

成为死神助手

　　她讲述的那个故事开始于13年前的一天。盖尔·格拉迪斯是个寡妇，她的丈夫很早就死于癌症了。她坐在密苏里州的家里，在陽台上等待唯一的儿子、警察斯特芬和4岁的孙子约瑟来访。她的儿子会开车从另一个联邦州前来，但她再也没有等到他们抵达。傍晚，一个陌生城市的警察给她打来了电话，告诉她，她最爱的亲人成为某个加油站一次袭击事件中的受害者，前胸后背中弹身亡。那一瞬间，格拉迪斯无法理解那位警察的话，她只能听到黄昏的鸟鸣。
　　半年后，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法庭上，她和凶手对面相坐。两个凶手都只比她的儿子稍大，穿着橙色的工装裤，说她的亲人是不幸偶尔卷入了这次事件。他们没有表现出一丝悔意，甚至还朝着格拉迪斯和她的儿媳微笑。
　　一名法官判处这两个男人有罪，并要通过注射毒剂处死。她每天都在等待死刑的执行。她等待了3年，然后6年，然后9年。然而那两个男人至今仍然活得好好的。他们处决的日期不断推迟，格拉迪斯从律师那里得知，原因就是没有足够的死刑目击证人。宾夕法尼亚州的法律规定，执行死刑时至少要有6个不直接和案件相关的非国家公职人员到场。但是这6个公民从来没有凑齐过。
　　绝望的格拉迪斯四处分发传单，想找到愿意观看处决的自愿者。她想要这两名凶手获得应有的惩罚，但是有一天，警察打来了电话，告诉她不用再等待公正降临了：本应处死杀死她的儿子和孙子的凶手的宾夕法尼亚州废除了死刑。
　　巴士离开密苏里州，进入俄克拉何马州的地界。格拉迪斯看到车窗外闪亮的加油站广告牌。她说，她想象着那两个凶手是如何继续生活的，他们如何在监狱中得到亲朋拜访，如何给家人写信。而她的儿子却再也不可能给她写信，她的孙子再也不可能来看她了。
　　一年前，她清楚地意识到，她并不是唯一有这种经历的人。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新闻中，她听到了其他受害者家属的呼救，他们和她一样等待着死刑犯被处决。她听说阿肯色州想处死8个男人，但是无法凑够规定的6个证人。她了解到佛罗里达州正在紧急寻找志愿者，在俄亥俄州，只要观看死刑就可以获得300美元的酬劳，以及亚拉巴马州的一所监狱向教堂和乡村俱乐部发送观看死刑的邀请。
　　格拉迪斯读到，至少有一半美国人支持死刑，但是他们中最多只有几十人愿意去观看执行死刑的过程。
　　格拉迪斯独自坐在她的房间中。她说，那些和她经历相似的父母不得不面对杀死自己孩子的凶手得以迂回逃脱死刑的现实。不久，她意识到自己就能阻止这种情况发生，她开始奔赴美国的各大处决现场。
　　在她面前死去的第一个死刑犯是个杀害了一对母女的凶手。在证人室，她的旁边坐着一名牧师、一个校车司机、一个足球教练和一对烟囱清洁工夫妇。处决时长为16分钟，校车司机忍不住吐了，足球教练由于害怕而中途离开。“我想到了我的孙子。”格拉迪斯说，“对凶手的痛苦毫无感觉。” 　　第二次观看时，她的目光不再冰冷。看到一个被捆绑住的男人哭得像个孩子，她也不禁浑身颤抖。第三次处决时，那个死刑犯直视她的眼睛，眼神中满是指责，接下来几周，这一幕在她心头久久徘徊。第六次观看死刑的恐怖噩梦直到今天还伴她如影随形。

唯一的目击证人

　　既然这样，为何她还要这样做？为何她仍然坐上了这辆巴士，去看下一个陌生男人如何走向死亡？
　　早上，巴士进入德克萨斯州。格拉迪斯睡了不到3个小时，她几乎全程都保持清醒的状态。在达拉斯换乘时，她买了杯咖啡作为早餐，买了一包烟让自己平静下来。那张印有死刑犯安托尼·索尔照片的报纸被她全程放在膝头。格拉迪斯说，想到要见到索尔，她就很紧张。她还从来没见过像他那样该死的人执行死刑。
　　4个小时后，日头已经偏西，窗外出现了一栋栋典型的美式住宅，街边竖立着一块牌子——“欢迎来到亨茨维尔”。格拉迪斯下车的车站距离死刑执行地只有不到400米的距离。德克萨斯州监狱高墙耸立，这里是美国的行刑堡垒，位于市中心一家甜甜圈店和一片能看到孩子玩耍的住宅区旁。
　　在亨茨维尔生活着约4万人，其中十分之一为监狱工作。牛仔在一片林间空地上建起了这座监狱，大部分死刑犯都坐上了电椅，共有361次电流通过某个身体，每次都会引起整个地区的街灯闪烁。当地居民称那把橡木电椅为“闪光的老伙计”，因为它总能造出漂亮的火花。如今它被保存在博物馆中，游客可以坐上去自拍。1982年，亨茨维尔一个囚犯被注射毒剂处死，那是世界范围内第一次施行这种“人道的行刑方式”。
　　格拉迪斯抵达监狱。一位官员告诉她，囚犯索尔被送去洗澡了，那之后他将获得自己的最后一顿餐食。格拉迪斯点点头，好像她早就知道了，然后坐在访客等候室的一把椅子上。她是第一次来到这里。实际上，在德克萨斯州，几乎每个月都会有人被处死，州长在仅仅缺乏观众的情况下并不会取消执行死刑，所以根本不需要死刑目击证人。只有当处死者没有家属前来时，才需要至少有一个声誉良好、没有犯罪前科的成年公民来见证处死过程。
　　格拉迪斯说，几个月前她就得到消息称，处决那天，索尔的家人不会露面。她从报纸文章中读到，索尔的亲姐姐希望他死掉，他的父母认为没有他存在的世界会更加美好，他已经成年的女儿们希望他“像一只野兽一样”为他的恶行承受痛苦。
　　格拉迪斯几乎知道他所有的恶行。自从收到请求她为索尔充当唯一中立的死刑目击证人的信件以来，她就夜以继日地搜索相关资料。她在电视上看到了一部讲述索尔生活的纪录片，在网上看到了一本讲述他故事的书，名叫《身边的凶手》。她摘取里面的信息做了笔记，包括受害者的名字、案件发生的时间和行凶方式。

“最该死”的囚犯

　　一切开始于1986年，如今正在等死的索尔当年24岁，是个年轻的丈夫和父亲。一天早上，他在上班路上将一名14岁女孩骗进车内，强奸并掐死了她。格拉迪斯将双手紧紧按在她的《圣经》上，平静地继续讲述着索尔的其他受害者。一个21岁的墨西哥女孩被他在楼梯间勒死。一个16岁的高中女生被他打至昏迷后杀害。格拉迪斯还讲到了一个9岁的小女孩，她和索尔的大女儿同龄。索尔捆绑、虐待她，并对她实施了性侵害，然后用绳套慢慢勒死了她，并将她裸体的尸体扔在她家附近。
　　盖尔·格拉迪斯说，她一生都信奉基督。她脖子上戴着一个十字架项链，手上翻着《圣经》。她常常阅读这本书，封皮已经泛黄，书页已经有些卷曲。她打开书，读着其中的一个句子：“打死别人的人，也应该死去。”她继续翻页：“伤害别人的人，也该受到同样的伤害。”
　　这些句子已有几千年历史。《圣经》中还写着：“你不该杀戮。”
　　格拉迪斯又合上了书。她说，那9个在她面前行刑的男人常常在夜晚进入她的梦，她能看到他们的脸。如果没有她，这些男人还会活着吗？如果她没有千里迢迢赶来，安托尼·索尔还会被杀死吗？
　　在德克萨斯州生活着2800万人，司法机构没有公开有多少人申请成为目击证人，或者是否有人申请。格拉迪斯只知道其他州的志愿者名单有多短，她经常在证人室中坐在同一个人旁边。她说，他们中大部分也像她一样失去了亲人，少数人则是出于好奇心或是想体验恐惧的乐趣。来自弗吉尼亚州的那对夫妻，她第一次观看死刑时认识的那两个烟囱清洁工，她已经遇到4次了。他们也是四处奔波去充当死刑目击证人。格拉迪斯叙述道，有次在俄亥俄州观看完处决之后，他们还一起吃了个汉堡。那个女人建议双方交换电话号码，相约下次见面。那个男人说，观看处死并不是种乐趣，但是必须有人做这种不讨好的活。
　　为使死刑合法化，安托尼·索尔这样的凶手和盖尔·格拉迪斯这样的受害者家属缺一不可：一方犯下罪行——如此残暴，以至于国家要剥夺他的生命权；另一方则努力坚持复仇，直到国家真正夺走罪犯的生命。
　　以前，證人的存在是法律遵循民众意愿的体现，没有一个联邦州需要努力争取自愿观看处死过程的目击证人。1936年，在肯塔基州实施了美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公开处决，一个黑人被绞死。很多人都想看到他上绞刑架的样子，监狱领导甚至还为此收了入场券。1999年，在20个美国联邦州还有约100个男人被处死，目击证人很容易就能找到。但是自那以后，处决数量就直线下降，越来越多的州废除了死刑。
　　格拉迪斯说，像她这样的人被弃之不顾，遗忘在痛苦中，这是一种耻辱。她不知道死刑是否符合基督教教义，是否真的被上帝认可，但她相信，死刑能够帮助她那样悲伤的人找回内心的平和。“报复是个听起来很恐怖的字眼，”格拉迪斯说，“但是，它可能是唯一的出路。”

死刑现场

　　格拉迪斯不明白为何索尔还能获得食物。在她前面几米处，可以看到穿着黑色衣服的几家人，那是被索尔强奸和杀害的女孩的父母和兄弟。在她后面几米处，是即将执行死刑的警官，他们穿着白色的披风，戴着盖住脸的兜帽。
　　处决室位于一栋小小的简易建筑內，阴影中飘扬着国旗。索尔已经在里面的一个小隔间内坐了几个小时，一位牧师在他旁边读着《圣经》。
　　入口处有两扇门敞开着。女孩的家属进入右边那个为受害者家属准备的房间。格拉迪斯进入左边那间为囚犯家属准备的房间。证人房十分狭窄，没有椅子，有股浓重的去污剂的味道，就好像地面经常被洗刷。幕布还下垂着，格拉迪斯听不到任何声音。
　　在几米开外的地方，5个监狱看守将索尔带出了他的小房间。处决室长约3.6米，宽约2.8米。看守命令索尔躺上一个躺椅，他们伸展他的胳膊，固定住他的手腕，然后从脚到脖子用5根皮带环固定住。一名医生测量了他的脉搏和心跳，照了照他的口腔。德克萨斯州必须确认索尔是健康的，只有这样才能处死他。
　　坐在证人室的格拉迪斯看不到这一切，但她能听到自己身后有人关上了门。现在，房间里只剩下她和两名监狱报纸的记者。作为外国记者，我们不能进去观看行刑，但是监狱发言人会出来报告相关进程，而且会出具一份详细的书面记录。
　　17点57分，两边的幕布同时开启，就像剧院的演出开场时那样。格拉迪斯站到窗户边。在她正前方不到两横臂的距离，安托尼·索尔像被钉在了十字架上。他比格拉迪斯想象中要矮小一些，脸如同报纸照片上一样苍白。她盯着他睁大的眼睛，想从中读出恐惧或悔恨，却发现找不到一丝一毫这样的情绪。索尔盯着墙上钟的指针，可能在数秒。
　　索尔的胳膊上埋着两个巨大的针管，工作人员坐在另一个房间等待按下注射按钮的时刻来临。格拉迪斯听到一名监狱看守在念死亡判决书。法院文件中写道，索尔没有对死刑判决提出异议，甚至还主动要求被判处死刑。现在他身边只有一名看守和一名牧师了。看守将麦克风推到他头部问道：“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盖尔·格拉迪斯经常听到这个问题。她已经听到了9名死刑犯的回答，最常出现的有3个词，分别是“原谅”、“安宁”和“爱”。
　　索尔清了清嗓子，然后说：“我想借这个机会，向我的受害者家属道歉。没有什么语言能改变我犯下的罪行，发生的就是发生了。我找到了我的安宁。愿上帝保佑你们所有人，直到我们再次相见。”他没有朝任何一间证人房的方向看，不管是家属的，还是格拉迪斯的。他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对看守说：“我准备好了。”
　　18点06分，看守清晰地点了两下头。几秒钟后，格拉迪斯就看到有液体流进索尔的血管。那是超剂量的戊巴比妥，也用于麻醉动物。5克戊巴比妥被溶在盐水中注射进索尔的血管。
　　索尔最年幼的受害者，那个被他强奸和折磨的9岁女孩，在死去之前呼吸了数小时。格拉迪斯的儿子斯特芬看着自己的小儿子倒在血泊中，不久自己也因失血过多而死。而德克萨斯州处死囚犯的速度很快。索尔突然全身抽搐。他大叫：“我感受到了！”他的眼睛剧烈跳动，大叫：“它在燃烧！”然后，镇静剂让他的肌肉放松下来，他的眼皮变得沉重。有30秒的时间，格拉迪斯听到他在大口喘气拼命呼吸，然后这喘息变成一种类似打鼾的声音。大约两分钟后，索尔失去了意识。格拉迪斯注意到他的胸脯还在缓慢上下浮动。3分钟后，他的肌肉如同陷入瘫痪。4分钟后，他不再有呼吸，最多5分钟后，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牧师继续将手放在了索尔的右腿上15分钟，没有人在此期间离开房间。万籁俱静。格拉迪斯呆呆地站在窗户前。证人房之间的墙壁很薄，她听到了轻轻的声音，好像有人在哭。他们是为什么而哭呢？
　　18点26分，一名医生进入行刑室，宣布安托尼·索尔死亡。幕布落下，格拉迪斯身后的门又打开了。她离开了证人房。处决时，外面下雪了。她双臂交叉，迎着风雪，穿过监狱院子，回到等候室，填写了两份表格。在此期间，她一言不发。
　　监狱长在监狱大门口对着电视台的摄像头说，处决很成功，德克萨斯州又变得更加安全了。一名记者问格拉迪斯情况是怎样的，一个开着SUV的居民从旁边偶然经过，打下车窗大喊道：“观看处决，多酷啊！”一些举着反对死刑牌子的退休人员喊道：“冤冤相报何时了！”格拉迪斯沉默地从他们身边走过。她穿上外套，背上背包。她没有和任何人告别，只想离开这里。她再也看不到杀害他儿子和孙子的那两个男人死去了。她说，如果哪一天她能原谅他们了，她可能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安宁。
　　[编译自德国《明镜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