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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人类用上了电，煤、电“爱恨情仇”的纠结似乎就未曾停息过。
其实，煤炭和电力本是处在上下游相互依存的同一生存链条上，煤企采出煤卖给电厂，电厂用煤发电供应企业和居民。在计划经济的统配调拨时期，双方相濡以沫，尽管日子过得都不是很红火，但也算其乐融融。
感情的裂变发生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嬗变后，出现了“计划电”和“市场煤”两个词汇。
1993年，国家部分放开煤炭价格，采取重点电煤合同价和市场煤价的“价格双轨”制。也正是从这一年起，煤电两大产业之间的关系就由原来的“煤从属于电”转变为“煤电互相博弈”。
起初的博弈也并不像现在如此惨烈。因为国家在每年的年终岁尾都要搞一次煤炭订货会，国家“有形的手”促动电力部门与煤炭企业以国家重点电煤合同的形式签订供应合同，重点合同价远低于市场煤价——有数据显示，1993年～2006年，煤炭企业因此实际少收入约328亿元。
有人说，这是煤企牺牲部分利益来保证电厂赢利，煤电双方开始互有怨气。
在2003年的长沙煤炭订货会上，这一多年的“积怨”终于全面爆发：由于电力部门咬牙坚持“三个不能改变”——“按2002年煤炭订货合同价格不能改变、合同条款不能改变、订货基数不能改变”，尽管国家发改委从中协调，提出以上一年的合同价格为基准，每吨煤炭上涨5元，但其建议未被采纳。订货会上只按原定价签订了40%的国家计划安排购煤合同，双方不欢而散。
看到煤电关系僵持到几乎“仇人相见分外眼红”的地步，为避免双方矛盾升级，另一个折衷方式出炉——“煤电联动”：2005年5月和2006年6月，国家两次实行了联动机制，即上网电价和煤炭价格联动，销售电价和上网电价联动。实行煤电联动后，虽然暂时缓解了煤电双方的矛盾，但实践证明，电价上涨后随之而来的是电煤新一轮涨价，电力企业再次提出涨价要求，最终促成煤电轮番涨价，引发社会性物价上涨，联动机制被迫放弃。2009年度福州的煤炭订货会上，煤电双方再度顶牛：五大中央发电企业最终没和煤企签署一单合同！
煤电爱恨情仇的症结，归根结底便是两个字：价格。电厂拚命压低煤价，降低发电成本，追求发电效益；而煤价低了，煤炭企业的经营受损，自然不情愿。双方都想让对方完全顺从自己的意愿，都站在自己的角度让对方付出、自己获益，于是就出现了煤炭价格下滑时，电厂的日子红红火火；而煤炭价格高企时，电厂的生存步履蹒跚。一对欢喜冤家似乎永远找不到共同利益的结合点。
2013年5月25日，山西省煤炭运销集团和山西省国际电力集团合并重组，成立山西晋能（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这是山西综合能源基地转变煤电矛盾、推进煤电一体化发展、构建和谐煤电关系迈出的历史性步伐。
山西省省长李小鹏指出，晋能集团的成立，标志着山西省综改试验迈出了新步伐，综合能源基地建设迈出了新步伐，煤电一体化和构建煤电和谐关系迈出了新步伐，做强做大国有企业迈出了新步伐，也同时体现了改革创新精神和山西的效率。
众所周知，为了缓解“市场煤”和“计划电”日益激化的矛盾，保证电力供给和电力行业持续发展，我国一直积极推进煤电一体化进程，目的是实现煤、电两大行业的共同利益，有利于煤、电企业的优势互补，解决双方根本矛盾，使煤、电行业健康稳定的发展。
早在上世纪80年代，煤电一体化的概念就进入人们的视野。随后，在政府的支持下，五大发电集团都提出了提高电煤自给率、发展煤电一体化、建设大型综合能源集团的战略目标，使煤电一体化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然而，前些年，随着煤炭价格不断上涨，赢利状况好，一体化后的企业或多或少都会发生由于电力部门亏损而导致企业整体赢利水平下降的情况发生，煤电双方围绕“多卖煤还是多卖电”的争执也使双方在合作时达成的平衡难以持续。
就是在煤电一体化进程步履维艰的情况下，2012年7月13日，山西省人民政府印发 《山西省促进煤炭电力企业协调发展实施方案》。不同的是，该《方案》要求到2015年，山西省火电企业全部实现电煤长期协作合同管理，部分火电企业和煤炭企业实现以股权为纽带的煤电联营，实施方案内容包括推动煤炭联营和建立电煤长期供需协作机制等。
换句话说，山西省煤电联营方式以股权联营为主，通过资本金注入、股权交换等方式，实现煤炭企业和省调现役火电企业的相互参股、控股或通过资产重组的方式成立新的煤电联营企业。煤电联营后，可仍按照原有的专业化分工，独立经营管理，同时推动煤电企业签订长期战略性供需协作合同，并建立长期协作合同全覆盖的省内电煤供需管理模式。
晋能公司的成立，是煤电一体化的一次深度涉水。
这种整合带来的好处很多，煤电双方将减少不必要的成本和开支，煤和电的成本也会低于社会平均水平，同时也会让双方实现利益最大化。
而对于这样的煤电一体化，其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提高了市场的抗风险能力。而重组后成立新的集煤炭、电力、新能源、煤炭物流于一体的综合能源集团，除了煤电之外，运输、资源规划、产业布局等方面都有优势。
真正的煤电一体化，并不是电力企业有几个煤矿，煤炭企业有几个电厂，而应是资产和运营的融合。
其实，这样由表及里的煤电一体化进程，是所有煤、电企业都愿意看到的景象。
2013年5月23日，中国煤市崛起的太原煤炭交易价格指数（以下简称太原指数）引起万众瞩目。
这一天，首期太原指数在太原正式发布。这是目前国内唯一的煤炭主产地价格指数。
独特的太原指数，在国内煤炭市场喊出了响亮的“太原声音”，有望实现国内外煤炭市场接轨，这对形成国际煤炭市场的“中国价格”具有重大意义。
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指出，“煤炭交易要迅速做强做大，要以现代的交易模式替代传统的销售模式，减少利益流失。”
山西省省长李小鹏指出，“中国（太原）煤炭交易中心担负着改革煤炭订货机制、建立健全煤炭交易体制机制以及搭建第三方服务平台的重要任务。”
在加速推进煤炭市场化进程中，煤炭交易中心无疑是时代的弄潮儿。而让“中国价格”现身国内外煤炭市场，则是它成立之日起就担负的神圣使命。
2012年2月，交易中心煤炭现货交易开市。这种新型交易模式下，煤炭供需主体通过电子交易平台可以自主选择交易对象，直接协商议价，更快捷地发现最佳运输流向的商品，形成最优价格，减少了传统销售模式下的某些中间环节，节约了交易双方的时间成本和交易成本。
由此可见，煤炭生产、消费企业和经营商在进入中心进行大量交易时，交易中心“价格发现”的特性顿时凸显出来。
山西作为我国一个重要的煤炭主产地，发布煤炭价格指数具有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
“谁拥有了科学准确、权威性强、公信度高的指数，谁就拥有了更强大的市场定价权和引领权，谁就占据了市场竞争的制高点。”
2013年5月23日，新华社经济信息编辑部副主任、国家金融信息中心总编辑曹文忠代表指数发布方之一指出，指数作为高端信息产品，是衡量市场交易波动幅度和景气状况的重要依据，具有影响投资决策、引导资本流向等诸多功能。
按照山西省委、省政府对转型跨越和综改试验区建设的安排部署，交易中心着力打造“一核三系”四位一体的煤炭现货交易服务体系，将逐步形成以交易服务为核心、信息服务为基础、物流服务为保障、金融服务为延伸的有机整体。
在取代传统的煤炭订货方式之后，高起点、高标准、高效率地发展煤炭中远期交易和期货交易，真正实现资源金融化，不失为资源型地区多一条腿走路的良策。
其实，煤炭和电力本是处在上下游相互依存的同一生存链条上，煤企采出煤卖给电厂，电厂用煤发电供应企业和居民。在计划经济的统配调拨时期，双方相濡以沫，尽管日子过得都不是很红火，但也算其乐融融。
感情的裂变发生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嬗变后，出现了“计划电”和“市场煤”两个词汇。
1993年，国家部分放开煤炭价格，采取重点电煤合同价和市场煤价的“价格双轨”制。也正是从这一年起，煤电两大产业之间的关系就由原来的“煤从属于电”转变为“煤电互相博弈”。
起初的博弈也并不像现在如此惨烈。因为国家在每年的年终岁尾都要搞一次煤炭订货会，国家“有形的手”促动电力部门与煤炭企业以国家重点电煤合同的形式签订供应合同，重点合同价远低于市场煤价——有数据显示，1993年～2006年，煤炭企业因此实际少收入约328亿元。
有人说，这是煤企牺牲部分利益来保证电厂赢利，煤电双方开始互有怨气。
在2003年的长沙煤炭订货会上，这一多年的“积怨”终于全面爆发：由于电力部门咬牙坚持“三个不能改变”——“按2002年煤炭订货合同价格不能改变、合同条款不能改变、订货基数不能改变”，尽管国家发改委从中协调，提出以上一年的合同价格为基准，每吨煤炭上涨5元，但其建议未被采纳。订货会上只按原定价签订了40%的国家计划安排购煤合同，双方不欢而散。
看到煤电关系僵持到几乎“仇人相见分外眼红”的地步，为避免双方矛盾升级，另一个折衷方式出炉——“煤电联动”：2005年5月和2006年6月，国家两次实行了联动机制，即上网电价和煤炭价格联动，销售电价和上网电价联动。实行煤电联动后，虽然暂时缓解了煤电双方的矛盾，但实践证明，电价上涨后随之而来的是电煤新一轮涨价，电力企业再次提出涨价要求，最终促成煤电轮番涨价，引发社会性物价上涨，联动机制被迫放弃。2009年度福州的煤炭订货会上，煤电双方再度顶牛：五大中央发电企业最终没和煤企签署一单合同！
煤电爱恨情仇的症结，归根结底便是两个字：价格。电厂拚命压低煤价，降低发电成本，追求发电效益；而煤价低了，煤炭企业的经营受损，自然不情愿。双方都想让对方完全顺从自己的意愿，都站在自己的角度让对方付出、自己获益，于是就出现了煤炭价格下滑时，电厂的日子红红火火；而煤炭价格高企时，电厂的生存步履蹒跚。一对欢喜冤家似乎永远找不到共同利益的结合点。
2013年5月25日，山西省煤炭运销集团和山西省国际电力集团合并重组，成立山西晋能（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这是山西综合能源基地转变煤电矛盾、推进煤电一体化发展、构建和谐煤电关系迈出的历史性步伐。
山西省省长李小鹏指出，晋能集团的成立，标志着山西省综改试验迈出了新步伐，综合能源基地建设迈出了新步伐，煤电一体化和构建煤电和谐关系迈出了新步伐，做强做大国有企业迈出了新步伐，也同时体现了改革创新精神和山西的效率。
众所周知，为了缓解“市场煤”和“计划电”日益激化的矛盾，保证电力供给和电力行业持续发展，我国一直积极推进煤电一体化进程，目的是实现煤、电两大行业的共同利益，有利于煤、电企业的优势互补，解决双方根本矛盾，使煤、电行业健康稳定的发展。
早在上世纪80年代，煤电一体化的概念就进入人们的视野。随后，在政府的支持下，五大发电集团都提出了提高电煤自给率、发展煤电一体化、建设大型综合能源集团的战略目标，使煤电一体化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然而，前些年，随着煤炭价格不断上涨，赢利状况好，一体化后的企业或多或少都会发生由于电力部门亏损而导致企业整体赢利水平下降的情况发生，煤电双方围绕“多卖煤还是多卖电”的争执也使双方在合作时达成的平衡难以持续。
就是在煤电一体化进程步履维艰的情况下，2012年7月13日，山西省人民政府印发 《山西省促进煤炭电力企业协调发展实施方案》。不同的是，该《方案》要求到2015年，山西省火电企业全部实现电煤长期协作合同管理，部分火电企业和煤炭企业实现以股权为纽带的煤电联营，实施方案内容包括推动煤炭联营和建立电煤长期供需协作机制等。
换句话说，山西省煤电联营方式以股权联营为主，通过资本金注入、股权交换等方式，实现煤炭企业和省调现役火电企业的相互参股、控股或通过资产重组的方式成立新的煤电联营企业。煤电联营后，可仍按照原有的专业化分工，独立经营管理，同时推动煤电企业签订长期战略性供需协作合同，并建立长期协作合同全覆盖的省内电煤供需管理模式。
晋能公司的成立，是煤电一体化的一次深度涉水。
这种整合带来的好处很多，煤电双方将减少不必要的成本和开支，煤和电的成本也会低于社会平均水平，同时也会让双方实现利益最大化。
而对于这样的煤电一体化，其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提高了市场的抗风险能力。而重组后成立新的集煤炭、电力、新能源、煤炭物流于一体的综合能源集团，除了煤电之外，运输、资源规划、产业布局等方面都有优势。
真正的煤电一体化，并不是电力企业有几个煤矿，煤炭企业有几个电厂，而应是资产和运营的融合。
其实，这样由表及里的煤电一体化进程，是所有煤、电企业都愿意看到的景象。
2013年5月23日，中国煤市崛起的太原煤炭交易价格指数（以下简称太原指数）引起万众瞩目。
这一天，首期太原指数在太原正式发布。这是目前国内唯一的煤炭主产地价格指数。
独特的太原指数，在国内煤炭市场喊出了响亮的“太原声音”，有望实现国内外煤炭市场接轨，这对形成国际煤炭市场的“中国价格”具有重大意义。
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指出，“煤炭交易要迅速做强做大，要以现代的交易模式替代传统的销售模式，减少利益流失。”
山西省省长李小鹏指出，“中国（太原）煤炭交易中心担负着改革煤炭订货机制、建立健全煤炭交易体制机制以及搭建第三方服务平台的重要任务。”
在加速推进煤炭市场化进程中，煤炭交易中心无疑是时代的弄潮儿。而让“中国价格”现身国内外煤炭市场，则是它成立之日起就担负的神圣使命。
2012年2月，交易中心煤炭现货交易开市。这种新型交易模式下，煤炭供需主体通过电子交易平台可以自主选择交易对象，直接协商议价，更快捷地发现最佳运输流向的商品，形成最优价格，减少了传统销售模式下的某些中间环节，节约了交易双方的时间成本和交易成本。
由此可见，煤炭生产、消费企业和经营商在进入中心进行大量交易时，交易中心“价格发现”的特性顿时凸显出来。
山西作为我国一个重要的煤炭主产地，发布煤炭价格指数具有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
“谁拥有了科学准确、权威性强、公信度高的指数，谁就拥有了更强大的市场定价权和引领权，谁就占据了市场竞争的制高点。”
2013年5月23日，新华社经济信息编辑部副主任、国家金融信息中心总编辑曹文忠代表指数发布方之一指出，指数作为高端信息产品，是衡量市场交易波动幅度和景气状况的重要依据，具有影响投资决策、引导资本流向等诸多功能。
按照山西省委、省政府对转型跨越和综改试验区建设的安排部署，交易中心着力打造“一核三系”四位一体的煤炭现货交易服务体系，将逐步形成以交易服务为核心、信息服务为基础、物流服务为保障、金融服务为延伸的有机整体。
在取代传统的煤炭订货方式之后，高起点、高标准、高效率地发展煤炭中远期交易和期货交易，真正实现资源金融化，不失为资源型地区多一条腿走路的良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