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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邓小平的“不搞运动”思想是逐步形成的，这表现在：民主革命时期，党必须掌握住群众运动的规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加强经常工作，干部甄别平反工作“不要搞运动”；改革开放时期，反复强调“不搞运动”。邓小平“不搞运动”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不搞运动针对各个领域，不搞运动不等于不发动群众，解决思想问题主要靠教育引导，依靠制度改革解决问题，加强经常工作等。邓小平“不搞运动”思想启示我们，必须克服“运动式治理”，加强制度建设，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关键词〕 邓小平，不搞运动，历史维度，内涵维度，现实维度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4）05-0009-04
不搞运动，是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重要特征，也是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重要区别。长期以来，理论界对邓小平这一思想研究得不够，没有阐明邓小平不搞运动思想如何形成、具体内容以及对当代中国发展的启示。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目前学术界只有2篇论文，分别是：阚和庆、陈长生《建国后政治运动的历史反思——兼论邓小平“不搞运动”的政治发展思想》，檀玉玺《从大搞政治运动到不搞政治运动的历史性转变》。这两篇文章分析了政治运动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以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负面影响，认为邓小平不搞政治运动的思想是在反思历史的基础上提出的。其不足在于，把不搞运动视同为不搞政治运动，有失偏颇。且缺少对这一思想的内容、影响及其现实启示的深入分析。在邓小平诞辰110周年之际，研究和梳理邓小平不搞运动思想，不仅可以进一步深入研究邓小平理论，而且对于推进当前全面深化改革、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现实意义。
一、邓小平“不搞运动”思想的形成
任何思想都是历史和时代的产物，不能超脱于历史条件和社会现实。邓小平不搞运动思想的形成，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而是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
（一）民主革命时期：党必须掌握住群众运动的规律。善于总结经验，把握规律，是邓小平的重要领导方法。在革命战争年代，开展群众运动，是党发动群众的主要方式。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可以调动群众的热情，把群众组织起来，打破旧的政治秩序，推翻统治政权。在领导群众运动的实践中，邓小平总结了群众运动的规律。他指出：“群众运动有其自身的规律，党在指导群众运动中，必须掌握住这种规律。” 〔1 〕 （P68 ）邓小平所讲的群众运动规律包括：发动群众中要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发动群众后，要立即注意健全群众组织生活；在发动和组织群众中注意群众的政治教育，把群众运动提高到民主政治和物质斗争阶段；把群众的经济政治斗争控制在统一战线范围。在这里，邓小平在强调发动群众的同时，特别强调要注意对群众的引导和教育，不能超过统一战线的范围。这是因为，群众运动一旦发动起来，容易发生“左”的偏差，导致斗争扩大化。当群众运动发生过“左”行动时，必须予以说服纠正，或出面干涉制止。为了加强党对群众运动的指导，邓小平还主张派干部到群众团体中去做负责工作，把群众运动控制在党的领导之下。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加强经常工作，干部甄别平反工作“不要搞运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范围的执政党。从革命到执政，中共所处的地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缺少治国理政的经验，也受长期以来搞群众运动的路径依赖，面对各种问题，中共习惯地选择比较熟悉的大搞运动的办法。因而，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发动了“三反”、“五反”、“大跃进”等运动。这些运动，一方面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一些问题，同时也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1958年发动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直接导致了1959年～1961年的国民经济困难。面对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邓小平开始反思，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这些思想，集中体现在1961年10月至1962年11月的一系列讲话中。归纳起来，主要如下：第一，群众运动只是群众路线的一种形式。突击运动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的。但是，不能一年到头全搞运动，否则会导致浮夸、形式主义，这样就违反了群众意志，脱离了群众。第二，大搞运动，伤害了干部，冲击了经常工作。第三，要把经常工作建立起来。经常工作是基础，提倡做经常的、细致的、一点一滴的工作，恢复经常工作的制度。妇代会、工作会议，要定期召开。把基层工作建立起来，做好基层干部队伍建设，建立起经常的组织工作和宣传教育工作。把培养和选择干部作为各级党委的经常工作，干部的好坏应从长期工作中鉴别。他指出：“对干部中存在的问题，经常抓就容易解决，搞一次运动费力得很。” 〔1 〕 （P331 ）第四，针对干部被错误对待的情况，明确提出干部“甄别、平反的工作，不要搞运动”，要按照中央的指示实事求是地分别进行处理。这是邓小平首次提出“不搞运动”。不过，这只是专门针对干部甄别、平反工作提出的。
（三）改革开放时期：反复强调“不搞运动”。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结束全国范围的大规模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确定把全党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强调决不允许损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此后，邓小平开始深入总结新中国成立后的正反面经验教训，进一步提出并反复强调“不搞运动”，主要出于以下考虑。第一，搞运动影响到安定团结，“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能安下心来搞建设” 〔2 〕 （P251 ）。第二，靠搞运动解决思想问题，从来都不成功。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发动的各种群众运动，都涉及到解决思想问题。通过上纲上线、大批判、围攻、人人过关等方式，虽然在短期内克服了一些问题，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对此，邓小平说：“历史经验证明，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而不是用透彻说理、从容讨论的办法，去解决群众性的思想教育问题，而不是用扎扎实实、稳步前进的办法，去解决现行制度的改革和新制度的建立问题，从来都是不成功的。” 〔2 〕 （P336 ）第三，搞运动会影响到经常工作。第四，人民群众对大规模的运动感到厌烦。新中国成立后接连不断的群众运动，实际上变成了运动群众，导致官僚主义、命令主义泛滥，党的决策越来越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文化大革命”后期，人民群众对运动已经感到厌烦，对各种所谓的政治口号感到麻木。对此，邓小平深有体会，他说：“人民需要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对大规模的运动厌烦了。” 〔2 〕 （P349 ）鉴于此，在1979年至1987年间，邓小平多次强调不搞运动。这也表明，邓小平不搞运动的思想，不是心血来潮，而是一贯的，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二、邓小平“不搞运动”思想的主要内容
从具体内涵来看，邓小平不搞运动思想的内容非常丰富，主要如下：
（一）“不搞运动”针对各个领域。邓小平不搞运动的思想，是针对各个领域的工作，而不是只针对某一项工作。从1962年2月明确提出干部甄别平反工作“不要搞运动”，到1979年10月提出思想路线讨论“不能搞运动”，1980年1月16日强调为实现安定团结不搞运动，1982年4月10日提出打击经济犯罪活动不搞运动，1987年2月18日提出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搞运动。
（二）“不搞运动”不等于不发动群众。不搞运动，是指不采取发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这种方式。但这不意味着就不发动群众。根据群众路线的逻辑，党全部工作的出发点是“一切为了群众”，任何工作都必须“依靠群众”，路线方针政策必须做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这就要求在实际工作中，要发动群众，调动群众的积极性。邓小平指出：“我们说过不搞运动，但集中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还必须发动群众。” 〔3 〕 （P33 ）这里讲的“发动群众”与改革开放前所谓的“发动群众”在语义上有很大区别，不是说让人民群众直接去打击犯罪活动，而是强调要依靠群众的力量，通过群众举报、监督等间接的方式。
（三）解决思想问题主要靠教育引导。邓小平主张解决思想问题应通过深入讨论、思想政治工作、说服教育、批评和自我批评等方式解决，必要时采取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而不能搞运动。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20世纪80年代，意识形态领域发生过几次大的争论，还出现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中共没有采取过去那种无限上纲上线、开展大批判的做法，而是通过教育引导的方式加以解决，针对极个别极端分子，则通过党纪、法律的手段予以处理。
（四）依靠制度改革解决问题。邓小平提出不搞运动，一个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他认识到过去发生错误的根源在制度。他强调，过去发生错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如果不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的一些严重问题就可能重新出现。因此，要防止发生错误，必须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和其他制度，健全民主集中制，建立一整套具体的制度，实现经济、政治等民主化，调动各方面积极性。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策。
（五）加强经常工作。邓小平提出不搞运动，不等于不作为，而是强调要做好经常工作 〔1 〕 （P293）。所谓经常工作，就是按照规章制度规定的、常规的工作，是一点一滴的日常工作，而不是热热闹闹的、一哄而上的突击工作。早在1961年至1962年，在总结“大跃进”以来经验教训过程中，邓小平就提出要把经常工作建立起来，不要满足于群众运动。改革开放后，在强调不搞运动的同时，针对改革开放中新出现的问题，邓小平主张要把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等作为经常性的工作来抓。
三、邓小平“不搞运动”思想的启示
在邓小平不搞运动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开始摆脱运动治国的方式，走上了制度治国的发展道路，促进了社会的安定、民主法制建设和政党转型，推进了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使社会主义从运动形态向制度形态迈进了一大步。在新的形势下，邓小平不搞运动的思想仍有重要的现实启示。
（一）克服“运动式治理”。改革开放以来，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已不再有。但是，过去搞运动的思维仍然存在，“运动式治理”仍有市场。主要表现在：一是一些地区和部门热衷于各种突击式工作，动辄开展集中整治、专项治理活动，而一旦活动过后则偃旗息鼓，问题又重来。二是忽视基础性、经常性的工作，对于日常性的工作不重视，一到检查评比时，就忙于准备各种材料，检查完后又回归常态。三是工作缺少科学性、预见性和整体性，“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领导重视什么就抓什么，哪里情况紧急就扑到哪，完全没有章法。这些做法，本质上是在变相搞运动，是新形势下搞运动的翻版。只能短期内治标，而无法治本，导致“摁下葫芦起来瓢”，顾此失彼，影响到正常的工作秩序，不利于建立常规化、制度化的工作规范，不符合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基本要求。
克服“运动式治理”，首先要认识到“运动式治理”的危害。表面上看，“运动式治理”没有像过去那样大搞运动，没有对社会秩序造成冲击。但是，在学理上，这种“运动式治理”与大搞运动在逻辑上是一致的，都是由于常规官僚体制组织失败而启动的，最大特点是暂时调停常规机制，表现为非制度化、非常规化、非专业化的特征。〔5 〕这种方式，与中国政治发展的方向背道而驰，不利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其二，要注重常规机制建设。邓小平在反复强调不搞运动的同时，强调要做好经常工作，把运动式的做法纳入日常工作中，经常性地抓好。这一要求的背后，其实质是实现运动治理机制向常规机制的转变。只有做好经常性的工作，把常规机制建立起来，才能够促进中国政治发展，才能够推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其三，限制开展集中性活动。在现有条件下，由于制度的不健全，常规机制无法解决所有问题，在某些领域开展集中性活动是必要的，比如思想教育领域、党的作风建设、应对紧急突发事件等。但是，不能过度依赖于这种做法，必须把集中性活动转化为日常的经常工作，形成一种制度，如此方能取得治理实效。
（二）加强制度建设。邓小平主张不搞运动，不等于说不作为。而是要改革各方面制度，把已经形成的经验做法用制度的形式加以固化，作为党治国理政的基本遵循和行为规范。改革开放以来，党内法规、国家法律不断健全，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但是，这个制度仍然不够完善。邓小平曾经说过：“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 〔3 〕 （P33 ）就当前制度建设来说，还存在着很多不足。表现在：制度缺位仍然存在，一些制度停留在原则性、指导性的规范上，没有具体化，难以执行；制度体系不健全，有的制度相互冲突；重制度建设，轻制度执行，把制度当“稻草人”，没有形成制度的权威；在一些领域，潜规则仍然盛行，明文规定的制度则成了摆设，导致制度形同虚设；等等。 在新的形势下，加强制度建设，务必做好以下几点。一是推进制度改革。只有破除不合理的制度（包括各种潜规则在内的隐性制度），才能够建立起新的制度。必须全面深化各领域改革，建立健全体制机制，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二是加强制度的顶层设计。制度建设是有规律的，必须从总体上规划制度建设，统筹推进，增强制度设计的系统性、协调性。在国家层面建立统一的机构，审核各类具体制度，防止相互冲突，实现各项制度的统一、规范、有序。三是及时把基层好的做法上升为国家层面的制度。及时总结一些经过试点、实践证明有效管用的做法，上升为国家层面的成文制度。这些根据中国经验形成的制度，是最适合中国国情、最有效的治理依据。四是强化制度执行。制度之所以成为制度，其标志不在于文本，而在于内化到行动者的行为，能够得到各方主体的遵循，如此方能称之为制度。否则，即使制定了成文的制度，也是一纸空文。因而，制度在制定之后必须要大力宣传，强化执行，成为各相关主体的自觉行为。在执行过程中，做到制度面前人人平等，使制度成为真正的硬约束。
（三）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在革命战争年代搞运动，其背后的逻辑是，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只有通过搞运动把群众发动起来，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扩大政治参与，冲击既有政治秩序，最后才能夺取政权。在执政条件下，搞运动的做法不再适用。但是，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作用没有改变，仍然需要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邓小平提出不搞运动，是认为群众运动不是群众路线的唯一方式，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可以采取很多办法，如生产责任制、包产到户、下放管理权、发扬民主等等。正是有这样的考虑，邓小平才非常自信地强调不搞运动。有的干部对不搞运动存在认识偏差，认为不搞运动就是不需要发动群众，不需要再依靠群众，甚至害怕群众，一味压制群众的合理诉求，对群众呼声置若罔闻，这就违背了邓小平不搞运动思想的本意。
在新的形势下，坚持邓小平不搞运动的思想，需要更广泛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紧紧依靠人民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一是实现协商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协商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独特形式，是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体现。要制定出台协商民主操作规范，明确必须协商的范围、议题、程序等细则。围绕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将协商置于决策之前和决策之中，提高人民群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度。二是积极培育社会组织。社会组织在维护公民合法权益、促进社会自治方面有重要作用，也是人民群众发挥主体作用的重要载体。在现代社会，公民个人往往是通过具体的组织来发挥作用。事实上，中国的改革就是一个由国家向社会放权，市民社会不断成长、实现国家与社会分离的一个过程。要按照政社分开的原则，加快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提高社会组织自我管理能力，将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交由社会组织承担，不断提高社会组织治理能力。三是从执政党角度来讲，具体就是要实现群众路线的制度化。长期以来，群众路线作为一种传统和作风，主要靠领导的个人素质和自觉，没有形成硬性约束。实践证明，坚持群众路线必须靠制度。要建立健全领导干部调研机制，完善干部直接联系群众和服务群众的制度，对领导干部的生活待遇等各方面作出具体规定，从制度上坚持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这是发挥人民群众积极性的重要前提。
综上所述，邓小平不搞运动的思想可以从三个维度把握。历史维度看，邓小平不搞运动思想是逐步形成的，有一个历史过程。内涵维度看，邓小平不搞运动思想内容丰富，涉及多个方面，强调不搞运动是针对各领域工作，不搞运动不等于不发动群众，解决思想问题主要靠教育，依靠制度改革解决问题，加强经常工作等。从现实维度看，坚持邓小平不搞运动思想，必须克服“运动式治理”、加强制度建设、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邓小平不搞运动思想，内涵丰富，影响深远，对指导当前全面深化改革具有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董必武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5〕周雪光.运动型治理机制：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再思考〔J〕.开放时代，2012（9）.
责任编辑 周 荣
〔关键词〕 邓小平，不搞运动，历史维度，内涵维度，现实维度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4）05-0009-04
不搞运动，是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重要特征，也是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重要区别。长期以来，理论界对邓小平这一思想研究得不够，没有阐明邓小平不搞运动思想如何形成、具体内容以及对当代中国发展的启示。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目前学术界只有2篇论文，分别是：阚和庆、陈长生《建国后政治运动的历史反思——兼论邓小平“不搞运动”的政治发展思想》，檀玉玺《从大搞政治运动到不搞政治运动的历史性转变》。这两篇文章分析了政治运动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以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负面影响，认为邓小平不搞政治运动的思想是在反思历史的基础上提出的。其不足在于，把不搞运动视同为不搞政治运动，有失偏颇。且缺少对这一思想的内容、影响及其现实启示的深入分析。在邓小平诞辰110周年之际，研究和梳理邓小平不搞运动思想，不仅可以进一步深入研究邓小平理论，而且对于推进当前全面深化改革、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现实意义。
一、邓小平“不搞运动”思想的形成
任何思想都是历史和时代的产物，不能超脱于历史条件和社会现实。邓小平不搞运动思想的形成，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而是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
（一）民主革命时期：党必须掌握住群众运动的规律。善于总结经验，把握规律，是邓小平的重要领导方法。在革命战争年代，开展群众运动，是党发动群众的主要方式。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可以调动群众的热情，把群众组织起来，打破旧的政治秩序，推翻统治政权。在领导群众运动的实践中，邓小平总结了群众运动的规律。他指出：“群众运动有其自身的规律，党在指导群众运动中，必须掌握住这种规律。” 〔1 〕 （P68 ）邓小平所讲的群众运动规律包括：发动群众中要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发动群众后，要立即注意健全群众组织生活；在发动和组织群众中注意群众的政治教育，把群众运动提高到民主政治和物质斗争阶段；把群众的经济政治斗争控制在统一战线范围。在这里，邓小平在强调发动群众的同时，特别强调要注意对群众的引导和教育，不能超过统一战线的范围。这是因为，群众运动一旦发动起来，容易发生“左”的偏差，导致斗争扩大化。当群众运动发生过“左”行动时，必须予以说服纠正，或出面干涉制止。为了加强党对群众运动的指导，邓小平还主张派干部到群众团体中去做负责工作，把群众运动控制在党的领导之下。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加强经常工作，干部甄别平反工作“不要搞运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范围的执政党。从革命到执政，中共所处的地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缺少治国理政的经验，也受长期以来搞群众运动的路径依赖，面对各种问题，中共习惯地选择比较熟悉的大搞运动的办法。因而，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发动了“三反”、“五反”、“大跃进”等运动。这些运动，一方面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一些问题，同时也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1958年发动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直接导致了1959年～1961年的国民经济困难。面对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邓小平开始反思，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这些思想，集中体现在1961年10月至1962年11月的一系列讲话中。归纳起来，主要如下：第一，群众运动只是群众路线的一种形式。突击运动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的。但是，不能一年到头全搞运动，否则会导致浮夸、形式主义，这样就违反了群众意志，脱离了群众。第二，大搞运动，伤害了干部，冲击了经常工作。第三，要把经常工作建立起来。经常工作是基础，提倡做经常的、细致的、一点一滴的工作，恢复经常工作的制度。妇代会、工作会议，要定期召开。把基层工作建立起来，做好基层干部队伍建设，建立起经常的组织工作和宣传教育工作。把培养和选择干部作为各级党委的经常工作，干部的好坏应从长期工作中鉴别。他指出：“对干部中存在的问题，经常抓就容易解决，搞一次运动费力得很。” 〔1 〕 （P331 ）第四，针对干部被错误对待的情况，明确提出干部“甄别、平反的工作，不要搞运动”，要按照中央的指示实事求是地分别进行处理。这是邓小平首次提出“不搞运动”。不过，这只是专门针对干部甄别、平反工作提出的。
（三）改革开放时期：反复强调“不搞运动”。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结束全国范围的大规模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确定把全党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强调决不允许损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此后，邓小平开始深入总结新中国成立后的正反面经验教训，进一步提出并反复强调“不搞运动”，主要出于以下考虑。第一，搞运动影响到安定团结，“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能安下心来搞建设” 〔2 〕 （P251 ）。第二，靠搞运动解决思想问题，从来都不成功。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发动的各种群众运动，都涉及到解决思想问题。通过上纲上线、大批判、围攻、人人过关等方式，虽然在短期内克服了一些问题，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对此，邓小平说：“历史经验证明，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而不是用透彻说理、从容讨论的办法，去解决群众性的思想教育问题，而不是用扎扎实实、稳步前进的办法，去解决现行制度的改革和新制度的建立问题，从来都是不成功的。” 〔2 〕 （P336 ）第三，搞运动会影响到经常工作。第四，人民群众对大规模的运动感到厌烦。新中国成立后接连不断的群众运动，实际上变成了运动群众，导致官僚主义、命令主义泛滥，党的决策越来越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文化大革命”后期，人民群众对运动已经感到厌烦，对各种所谓的政治口号感到麻木。对此，邓小平深有体会，他说：“人民需要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对大规模的运动厌烦了。” 〔2 〕 （P349 ）鉴于此，在1979年至1987年间，邓小平多次强调不搞运动。这也表明，邓小平不搞运动的思想，不是心血来潮，而是一贯的，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二、邓小平“不搞运动”思想的主要内容
从具体内涵来看，邓小平不搞运动思想的内容非常丰富，主要如下：
（一）“不搞运动”针对各个领域。邓小平不搞运动的思想，是针对各个领域的工作，而不是只针对某一项工作。从1962年2月明确提出干部甄别平反工作“不要搞运动”，到1979年10月提出思想路线讨论“不能搞运动”，1980年1月16日强调为实现安定团结不搞运动，1982年4月10日提出打击经济犯罪活动不搞运动，1987年2月18日提出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搞运动。
（二）“不搞运动”不等于不发动群众。不搞运动，是指不采取发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这种方式。但这不意味着就不发动群众。根据群众路线的逻辑，党全部工作的出发点是“一切为了群众”，任何工作都必须“依靠群众”，路线方针政策必须做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这就要求在实际工作中，要发动群众，调动群众的积极性。邓小平指出：“我们说过不搞运动，但集中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还必须发动群众。” 〔3 〕 （P33 ）这里讲的“发动群众”与改革开放前所谓的“发动群众”在语义上有很大区别，不是说让人民群众直接去打击犯罪活动，而是强调要依靠群众的力量，通过群众举报、监督等间接的方式。
（三）解决思想问题主要靠教育引导。邓小平主张解决思想问题应通过深入讨论、思想政治工作、说服教育、批评和自我批评等方式解决，必要时采取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而不能搞运动。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20世纪80年代，意识形态领域发生过几次大的争论，还出现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中共没有采取过去那种无限上纲上线、开展大批判的做法，而是通过教育引导的方式加以解决，针对极个别极端分子，则通过党纪、法律的手段予以处理。
（四）依靠制度改革解决问题。邓小平提出不搞运动，一个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他认识到过去发生错误的根源在制度。他强调，过去发生错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如果不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的一些严重问题就可能重新出现。因此，要防止发生错误，必须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和其他制度，健全民主集中制，建立一整套具体的制度，实现经济、政治等民主化，调动各方面积极性。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策。
（五）加强经常工作。邓小平提出不搞运动，不等于不作为，而是强调要做好经常工作 〔1 〕 （P293）。所谓经常工作，就是按照规章制度规定的、常规的工作，是一点一滴的日常工作，而不是热热闹闹的、一哄而上的突击工作。早在1961年至1962年，在总结“大跃进”以来经验教训过程中，邓小平就提出要把经常工作建立起来，不要满足于群众运动。改革开放后，在强调不搞运动的同时，针对改革开放中新出现的问题，邓小平主张要把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等作为经常性的工作来抓。
三、邓小平“不搞运动”思想的启示
在邓小平不搞运动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开始摆脱运动治国的方式，走上了制度治国的发展道路，促进了社会的安定、民主法制建设和政党转型，推进了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使社会主义从运动形态向制度形态迈进了一大步。在新的形势下，邓小平不搞运动的思想仍有重要的现实启示。
（一）克服“运动式治理”。改革开放以来，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已不再有。但是，过去搞运动的思维仍然存在，“运动式治理”仍有市场。主要表现在：一是一些地区和部门热衷于各种突击式工作，动辄开展集中整治、专项治理活动，而一旦活动过后则偃旗息鼓，问题又重来。二是忽视基础性、经常性的工作，对于日常性的工作不重视，一到检查评比时，就忙于准备各种材料，检查完后又回归常态。三是工作缺少科学性、预见性和整体性，“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领导重视什么就抓什么，哪里情况紧急就扑到哪，完全没有章法。这些做法，本质上是在变相搞运动，是新形势下搞运动的翻版。只能短期内治标，而无法治本，导致“摁下葫芦起来瓢”，顾此失彼，影响到正常的工作秩序，不利于建立常规化、制度化的工作规范，不符合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基本要求。
克服“运动式治理”，首先要认识到“运动式治理”的危害。表面上看，“运动式治理”没有像过去那样大搞运动，没有对社会秩序造成冲击。但是，在学理上，这种“运动式治理”与大搞运动在逻辑上是一致的，都是由于常规官僚体制组织失败而启动的，最大特点是暂时调停常规机制，表现为非制度化、非常规化、非专业化的特征。〔5 〕这种方式，与中国政治发展的方向背道而驰，不利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其二，要注重常规机制建设。邓小平在反复强调不搞运动的同时，强调要做好经常工作，把运动式的做法纳入日常工作中，经常性地抓好。这一要求的背后，其实质是实现运动治理机制向常规机制的转变。只有做好经常性的工作，把常规机制建立起来，才能够促进中国政治发展，才能够推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其三，限制开展集中性活动。在现有条件下，由于制度的不健全，常规机制无法解决所有问题，在某些领域开展集中性活动是必要的，比如思想教育领域、党的作风建设、应对紧急突发事件等。但是，不能过度依赖于这种做法，必须把集中性活动转化为日常的经常工作，形成一种制度，如此方能取得治理实效。
（二）加强制度建设。邓小平主张不搞运动，不等于说不作为。而是要改革各方面制度，把已经形成的经验做法用制度的形式加以固化，作为党治国理政的基本遵循和行为规范。改革开放以来，党内法规、国家法律不断健全，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但是，这个制度仍然不够完善。邓小平曾经说过：“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 〔3 〕 （P33 ）就当前制度建设来说，还存在着很多不足。表现在：制度缺位仍然存在，一些制度停留在原则性、指导性的规范上，没有具体化，难以执行；制度体系不健全，有的制度相互冲突；重制度建设，轻制度执行，把制度当“稻草人”，没有形成制度的权威；在一些领域，潜规则仍然盛行，明文规定的制度则成了摆设，导致制度形同虚设；等等。 在新的形势下，加强制度建设，务必做好以下几点。一是推进制度改革。只有破除不合理的制度（包括各种潜规则在内的隐性制度），才能够建立起新的制度。必须全面深化各领域改革，建立健全体制机制，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二是加强制度的顶层设计。制度建设是有规律的，必须从总体上规划制度建设，统筹推进，增强制度设计的系统性、协调性。在国家层面建立统一的机构，审核各类具体制度，防止相互冲突，实现各项制度的统一、规范、有序。三是及时把基层好的做法上升为国家层面的制度。及时总结一些经过试点、实践证明有效管用的做法，上升为国家层面的成文制度。这些根据中国经验形成的制度，是最适合中国国情、最有效的治理依据。四是强化制度执行。制度之所以成为制度，其标志不在于文本，而在于内化到行动者的行为，能够得到各方主体的遵循，如此方能称之为制度。否则，即使制定了成文的制度，也是一纸空文。因而，制度在制定之后必须要大力宣传，强化执行，成为各相关主体的自觉行为。在执行过程中，做到制度面前人人平等，使制度成为真正的硬约束。
（三）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在革命战争年代搞运动，其背后的逻辑是，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只有通过搞运动把群众发动起来，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扩大政治参与，冲击既有政治秩序，最后才能夺取政权。在执政条件下，搞运动的做法不再适用。但是，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作用没有改变，仍然需要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邓小平提出不搞运动，是认为群众运动不是群众路线的唯一方式，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可以采取很多办法，如生产责任制、包产到户、下放管理权、发扬民主等等。正是有这样的考虑，邓小平才非常自信地强调不搞运动。有的干部对不搞运动存在认识偏差，认为不搞运动就是不需要发动群众，不需要再依靠群众，甚至害怕群众，一味压制群众的合理诉求，对群众呼声置若罔闻，这就违背了邓小平不搞运动思想的本意。
在新的形势下，坚持邓小平不搞运动的思想，需要更广泛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紧紧依靠人民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一是实现协商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协商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独特形式，是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体现。要制定出台协商民主操作规范，明确必须协商的范围、议题、程序等细则。围绕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将协商置于决策之前和决策之中，提高人民群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度。二是积极培育社会组织。社会组织在维护公民合法权益、促进社会自治方面有重要作用，也是人民群众发挥主体作用的重要载体。在现代社会，公民个人往往是通过具体的组织来发挥作用。事实上，中国的改革就是一个由国家向社会放权，市民社会不断成长、实现国家与社会分离的一个过程。要按照政社分开的原则，加快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提高社会组织自我管理能力，将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交由社会组织承担，不断提高社会组织治理能力。三是从执政党角度来讲，具体就是要实现群众路线的制度化。长期以来，群众路线作为一种传统和作风，主要靠领导的个人素质和自觉，没有形成硬性约束。实践证明，坚持群众路线必须靠制度。要建立健全领导干部调研机制，完善干部直接联系群众和服务群众的制度，对领导干部的生活待遇等各方面作出具体规定，从制度上坚持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这是发挥人民群众积极性的重要前提。
综上所述，邓小平不搞运动的思想可以从三个维度把握。历史维度看，邓小平不搞运动思想是逐步形成的，有一个历史过程。内涵维度看，邓小平不搞运动思想内容丰富，涉及多个方面，强调不搞运动是针对各领域工作，不搞运动不等于不发动群众，解决思想问题主要靠教育，依靠制度改革解决问题，加强经常工作等。从现实维度看，坚持邓小平不搞运动思想，必须克服“运动式治理”、加强制度建设、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邓小平不搞运动思想，内涵丰富，影响深远，对指导当前全面深化改革具有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董必武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5〕周雪光.运动型治理机制：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再思考〔J〕.开放时代，2012（9）.
责任编辑 周 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