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洋杂志》中的政治写实与民主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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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课题:本文为2014年度贵州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黔北文化研究中心研究项目成果,立项编号:JD2014196。
  摘 要:迫于当时的政治压力,黎庶昌《西洋杂志》中采取了比较平实朴素的语言来进行记述,但是作者依旧在其平实叙述中隐晦地表达了自己关于中西方文化的看法,并且在某些章节中,透露出了比较明晰的现代民主思想。
  关键词:黎庶昌;西洋杂志;晚清;旅外游记
  作者简介:陈荣阳(1980-),男,汉族,福建省南安市人,遵义师范学院黔北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18-0-02
  黎庶昌《西洋杂志》是晚清使外游记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作为一位具有非常强烈的匡时救世思想的近代外交家,黎庶昌详细地考察了欧洲各国的政治、文化、经济、军事等各方面设施和制度,并且一反之前旅外游记散漫芜杂的日记体形式,在《西洋杂志》中创造性地进行了分门别类的叙述,让本来只是作为异域奇观的“西方”,成为一个整饬的具有体系的文化“他者”。从《西洋杂志》的编排体例来说,黎庶昌显然是歆慕西学、赞同全面向西方学习的。然而,《西洋杂志》成书的时候,正是郭嵩焘《使西纪程》流传回国、訾议纷纷的时候。郭嵩焘在其《使西纪程》中公开赞扬西方文化的种种优异之处,数次昌言中国应该向西方学习,招来了国内保守势力的攻讦和弹劾,承受了巨大的舆论压力。作为郭嵩焘使团的参赞,黎庶昌在写作《西洋杂志》的时候,就避开了郭嵩焘那种容易引发攻讦的写作方式,转而以较为隐晦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关于中西文化的看法。
  《西洋杂志》中,记述了西洋种种迥异于中国的风俗风物规章制度,但是作者在记述的时候,对于这些充满异质性的文化现象,往往采用平实朴素的语言,很少正面做出具有倾向性的评价。例如“跳舞会”一章:“跳舞者,其源起于男女相配合。西洋之俗,男女婚嫁,虽亦有父母之命,而其许嫁许娶,则须出于本人之所自择。女子将及笄,其父母必为之设跳舞会,盛请亲友宾客临观,或携赴他人之会,一岁中多者至于数十百起。宫庭举行者,只三两次。官绅殷富之家为最多。女服极其艳丽,或袒露胸背,男亦衣履整洁。……”整章的文字雅洁,没有太多枝叶修饰,平平叙之,相继介绍了西方的三种舞会,一个为交谊舞会,一个为假面舞会,一个为芭蕾舞。从晚清士大夫的视角来看,西洋的舞会应该是伤风败俗的,男女杂处,女子袒胸露乳与陌生男人共舞,甚至男女婚嫁出于个人自择,这些都大大颠覆了封建纲常礼法。如果本身是持激烈反对意见的话,对于这样的风俗,黎庶昌可以忽略不计,也可以对之进行讥讽性描写,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平实叙述,不加褒贬,本身就是表明态度的一种形式。从这一点来看,对于西方男女之间较为开放的风俗,《西洋杂志》的作者是带有包容甚至是赞同态度的。
  不仅如此,对于西方的一些民主制度和民主思想,《西洋杂志》中也进行了详细的描写。如《日君主行养老之礼》一章,详细记述1881年耶稣受难日,日国(即西班牙)君主夫妇依照风俗,为穷苦老人洗脚,以表示养老尊老之意。日国君主夫妇,以一国之尊,却能够“屈一膝,滴水于足,而以巾拂拭之,旋即纳履”,又亲手捧菜肴,“而亲设于每坐之前”,上菜结束后,“复亲卷桌布,往来周遭,约一点余钟乃蒇事”,弄得两人“皆汗浃衣”。这样的亲民之礼,在当时皇权至上的中国,是不可能发生的,更遑论邀使节观礼、形诸文字了。对于西方的选举和议会制度,《西洋杂志》也做了较多的记述。如《日国更换宰相》一章,记述了日国宰相干那瓦司由于官制改革受挫、进而带领保党全体内阁成员辞职的事情,在本章开头,黎庶昌特意介绍了西方党派政治:“西洋朋党最甚。无论何国,其各部大臣及议院绅士,皆显然判为两党,相习成风,进则俱进,退则俱退,而于国事无伤,与中国党祸绝异”。这段介绍虽然简略,但是从“于国事无伤”、“与中国党祸绝异”两个判语可以看出,黎庶昌对于西方这种单纯而激烈的党派政见之争,抱有明显的欣赏态度。
  描写党派政争的另外一个篇章是《伯里玺天德辞位》,该章记述了法国伯里玺天德(即总统)马克蒙因为本党(君党)与反对党(民党)在上下议院竞争中屡次失败,最后被迫辞职的前因后果。作为一国国君,政令不能由己,“不主国政,事签押而已”,并最终被迫辞职,这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国内,免不了“白虹贯日”、“沐猴而冠”、“贼臣持国柄”之类的痛加抨击,从黎庶昌所受的传统儒家教育来说,最起码也应该表示一番讶异叹息,但是在《西洋杂志》中,并没有太多的评价,仅仅只是简简单单的记述经过。本章结尾,黎庶昌加了一句貌似同样简简单单的叙述“朝定议,夕已退位矣。巴黎之人,若弗闻也者”,对比一下数年前黎氏还在君主威权之下战战兢兢地称赞“陛下深处法宫之中,尊居九重之上”,这样的简单叙述背后,实际上不免波涛翻滚,隐藏着作者对于西方民主制度下最高权力平静变更的骇异与思考。
  十九世纪末期,正是西方激进民主派与专制主义斗争趋向激烈的时期,《西洋杂志》也记录了这一历史,书中有《开色遇刺》与《俄皇遇刺》两章。在《开色遇刺》中,黎庶昌借友人刘孚翊之信,记述了开色(即德皇威廉一世)遇刺的相关经过,其中特意插入了一段关于索昔阿利司脱党(即socialist音译,社会主义党)的详细介绍,“索昔阿利司脱译言‘平会’也,意谓天之生人,初无岐视,而贫贱者乃胼手胝足,以供富贵人驱使,此极不平之事;而其故实由于国之有君,能富贵人、贫贱人。故结党为会,排日轮值,倘乘隙得逞,不得畏缩;冀尽除各国之君使国无主宰,然后富贵者无所恃,而贫贱者乃得以自伸。彼会之意如此,非有仇于开色也。其党甚众,官绅士庶皆有之,散处各国。”该章其他地方都以记叙事件为主,此处却独独插入了一大段关于社会主义党的详细介绍,可以看出黎庶昌对于西方的民主运动潮流,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注,对于最新的民主思想也保持着清晰的了解。这种关注和了解,不可避免地对他的思想产生影响。在接下来的《俄皇遇刺》一章,黎庶昌终于突破了平实中立的叙述立场,全面倒向激进民主派。在介绍俄皇的时候,黎庶昌采用的是夹叙夹议的形式:“俄皇阿赖克桑得尔第二,即位二十六年,拓土开疆,横徵无度,事皆独断独行,又不设立议院,民情不能上达,素为国人所忌。”短短数言,径自表明了自己对于俄皇的评价和态度。在介绍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派的时候,也一反之前介绍西方风物时候的从容简洁,既绘声绘色地介绍了革命者如何数次设谋刺杀俄皇,如何与俄皇“誓不两立,志在必行”,更是颇有畅快淋漓意味地讲述刺杀成功后的情形,“而该会党竟于是夜遍张示谕,谓俄皇于一千八百七十九年九月初七日已定死罪,今始行诛,若嗣立者仍不革前皇之所为,罚亦不远,可谓猖獗甚矣。俄皇既逝之二日,巡捕兵复于地道掘出地雷数处。噫!如此而俄皇欲无死,得乎?德皇闻之,惊不自安,即召宰相毕司马克入,议增饬左右儆宿云”。[1]P.59-60本章叙述生动,文字恣肆,夹叙夹议,加以感叹句、反问句,几乎可以笔记体传奇小说目之,而其中的民主隐语也就蓬勃而出,不可抑止。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受郭嵩焘事件的影响,作为使团参赞的黎庶昌,不得不在自己的使外游记写作中敛声止息,小心翼翼地回避公开评价东西方文化优劣的问题,尽力以平实中正的语言来记述旅外见闻。但是,作为一个“开眼看世界”的文化先驱者,黎庶昌还是在《西洋杂志》中利用貌似平实的记述,委婉地表达了自己对于中西方文化的看法,并且在某些章节中,透露出了比较明晰的现代民主思想。
  参考文献:
  [1]黎庶昌.西洋杂志[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2]黎庶昌.上穆宗毅皇帝书[A]//拙尊园丛稿[M].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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