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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五四”以来，国人常以科学和民主并举，因为二者都是现代性中最重要的价值，也是相对来说我国比较稀缺的资源。所以，近百年来这二者至少在口头上赢得了国人的普遍推崇。然而两者之间的关系却非常复杂，不仅各有各的适用范围，不可越界使用；而且两者也有交会之所，有时也会出现紧张和冲突，需要我们认真协调处理。
一方面，科学事业作为现代社会动用大量社会资源的活动，涉及到公民的利益分配和平衡，必须要受到相应的民主调控和制约，不能以科学天然合理的名义，自外于民主政治的管理。对此，笔者在本刊２００５年第 ５期“民主社会中科学的社会控制”一文中已有简要论述。另一方面，在科学技术举足轻重的现代社会中，民主决策和管理现在虽然具有不可质疑的政治正确性，也必须在相关参与者正确理解科学以及运作规律的条件下，才具有实际的可操作性，科学传播便成为民主社会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了。
从启蒙运动以来，几乎所有西方乃至全球的进步思潮都是与科学的价值携手并进的。当年伏尔泰真诚地认为，只要法国人民都能理解并接受牛顿力学，那么就再也不会为暴君和教士所愚弄欺骗。就连学究气很浓的逻辑经验主义运动，也把科学文化普及当作是改造社会，争取社会进步的主要手段。在中国也不例外，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后来能够在旧中国流行的各种思潮中脱颖而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其坚定不疑地推崇科学价值。在极左路线甚嚣尘上的年代，广大科学工作者在努力减少错误思潮影响上比起其它群体的贡献更大，就体现了科学文化所包含的求真务实精神在抵制错误思潮方面的独特贡献。这也是今天为何有一些老学者如此动情和执著地捍卫科学主义的真正思想根源。这种思路简要概括起来就是：科学成就民主。
然而自从２０世纪中叶以来，由于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中的影响日益复杂化，科学与民主的关系也随之越来越复杂了。例如，核武器的使用与核竞赛对人类和平乃至生存的巨大威胁，以 ＤＤＴ为代表的工业文明所带来的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使人们认识到科学并非只会带来福音。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以及“疯牛病”事件等，让人们忽然意识到，科学家信誓旦旦的保证也未必那么可靠。基因改造和克隆技术所引发的相关伦理问题更是触动了普通公众深层的信仰和情感。科学家的舞弊作伪、不端行为的不断曝光，让科学家在西方国家的公众形象越来越糟。例如在好莱坞的科幻片中充斥着妄图控制世界的科学狂人，科学拨款不再像过去那样容易得到民众的慷慨支持，甚至科学实验室也成为狂热分子袭击的对象。反科学思潮风起云涌，科学事业受到了威胁。
对此，科学家们迅速地做出了反应。一方面，在科学家内部兴起了科学和平运动，反思和强调科学家的社会责任问题，部分科学家开始认识到科学研究的目标在必要时应该为人类社会的总体利益让步，甚至出现为了防范可能有的风险，主动限制科学研究的范例（阿西洛马会议）。而在面对公众的层面上，科学家和政府开始关注公众对于科学的态度，希望通过与公众交流，树立科学的正面形象，从而获得有利于科学发展的社会界面。这就是所谓“公众理解科学”的相关运动、社会调查和学术研究的初衷。
显然，“公众理解科学”运动背后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民主的压力使然。因为只有公众对科学认可，拨款要求在国会才能够顺利通过。例如，美国航空航天局 用心普及航天知识，其目的就是为了博取公众的好感，从而保证其相关拨款申请顺利过关。从此可以看出，民主的社会环境是保证科学传播和普及的良好保证，也是保证人民接受教育和自我教育的可靠机制。而我们常常抱怨国内有关科学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对于科学普及不够重视，但是往往却忽视了从民主机制上探讨深层原因。
虽然“公众理解科学”运动已经开始关注公众的意见，而且强调公众不仅要理解相关科学知识，还要理解科学活动的过程以及科学的局限性等等。然而，它早期在很大程度上却依赖于所谓“缺失模型”的基本假定：公众对科学的疑虑和批评来自于相关知识的缺乏，一旦理解之后，科学的权威性就会恢复，公众就重新信赖科学。
在此模型中，虽然公众的态度受到了重视，但却仍然维持着科学天然合理正确的神话。公众仅仅是知识的被动接受者，是需要被说服的对象。科学传播过程是科学知识从科学共同体向公众的单向流动过程。公众对科学的态度是由其知识所决定的，仅仅涉及到认知的维度，而不涉及利益和批判的政治维度。然而这一普遍流行的模型，却被实证的调查数据所否定：人们发现，公众对科学了解越多，对某项具体的科学活动以及应用却有可能越不信任。
１９９５年，柏林社会研究科学中心组织召开了国际学术会议，研究欧洲公众对科学技术发展的理解和态度，最终形成了论文集《在理解与信赖之间：公众、科学与技术》。其涉及面很广，几乎涵盖了有关科学传播的各个方面，研究的角度也涉及哲学、历史、社会学、人类学、媒体和文化研究等各个学科，但其焦点还是对“缺失模型”进行全面反思。
学者们指出：必须要充分认识到“公众理解科学”运动背后复杂的政治动机和利益压力，必须要深入分析和批判所使用的基本概念。所谓“公众”，并非铁板一块的外行和无知者，而是高度多样化的群体，他们其中也包括专业之外的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他们不仅是科学知识的接受者和消费者，也是科学知识的共同塑造和主动建构者。科学知识和公众所拥有的其他形态的知识一样，都是地方性知识，都是高度依赖于语境的，因此科学知识传播的同时也是公众对外来知识“驯化”的过程。所谓“理解”，不仅意味着公众对抽象、普遍知识的接受，对科学家共同体权威的信赖，还包括了对科学知识局限性的认识，对科学研究过程以及科学知识应用后果的政治影响的批判和怀疑。
因此，与“缺失模型”所假定的不同，科学传播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公众、科学共同体、产业界和政府等不同利益主体之间民主互动的多向建构过程。民众所表现出来某种程度的对科学技术的批判和抵触态度，不能简单地都认为是非理性和知识缺乏的表现，它常常是民众在科学知识的生产以及应用过程中所涉及的知情、利益、风险问题上捍卫自身权利的表现，是民主参与社会生活的过程。从科学与民主关系的角度上看，这是一个民主地参与科学利用的过程。
《在理解与信赖之间》一书对“缺失模型”的反思和批评，对于我国科学传播事业具有极强的启发价值。回想起笔者所参加的中国科协２００３－２００４年组织的“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课题。整个课题组工作的不言自明的前提假设恰恰就是这种在学界已经饱受批评的“缺失模型”。笔者的课题草案中 “科学技术是双刃剑”的说法，虽然早已是学界公认的常识，甚至已有陈词滥调之感，却因种种原因不能成文。我国科普界意识之落后，可见一斑。因此本书的翻译出版，对于重新评价相关工作的质量与价值，对于进一步促进我国科学传播事业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参考和促进。
不仅如此，它对于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同样也具有借鉴意义。清华大学著名社会学教授孙立平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了利益博弈的时代。各个利益集团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纷纷采取各种手段来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在刚刚过去的２００５ 年中，关于怒江电站以及相关的敬畏自然的讨论，实际上就是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这种开放的、公众参与的讨论是民主社会解决利益冲突的基本手段。
然而，总是有人要以科学的名义反对普通公众参与讨论并表达自己的要求，希望通过科学知识的门槛来排除普通公众，让相关问题成为少数专家和权势集团的禁脔。他们相信，所有对于电站等的异议，都是由于公众缺乏必要的科学知识所致，一旦他们掌握了必要的科学知识，就会消除掉所有的意见分歧。这种典型的“缺失模型”的观点，其危害在于往往无视科学知识本身所具有的不确定性以及科学应用的复杂性，以真理唯一性的名义来维持一言堂的存在，将不同群体的利益博弈和协商的政治过程伪装成客观化的科学判断过程，这样，草根阶层与弱势群体的利益和诉求往往就会在科学的旗号下被牺牲掉。
因此，最近几年国内科学传播界的相关学术争论，就不仅仅是如何普及科学知识的方法和路线问题，而是在科学技术相关的决策活动中是否以及如何坚持民主原则和完善民主体制的大问题，从这个角度看《在理解与信赖之间》的翻译出版，是很有意义的。
一方面，科学事业作为现代社会动用大量社会资源的活动，涉及到公民的利益分配和平衡，必须要受到相应的民主调控和制约，不能以科学天然合理的名义，自外于民主政治的管理。对此，笔者在本刊２００５年第 ５期“民主社会中科学的社会控制”一文中已有简要论述。另一方面，在科学技术举足轻重的现代社会中，民主决策和管理现在虽然具有不可质疑的政治正确性，也必须在相关参与者正确理解科学以及运作规律的条件下，才具有实际的可操作性，科学传播便成为民主社会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了。
从启蒙运动以来，几乎所有西方乃至全球的进步思潮都是与科学的价值携手并进的。当年伏尔泰真诚地认为，只要法国人民都能理解并接受牛顿力学，那么就再也不会为暴君和教士所愚弄欺骗。就连学究气很浓的逻辑经验主义运动，也把科学文化普及当作是改造社会，争取社会进步的主要手段。在中国也不例外，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后来能够在旧中国流行的各种思潮中脱颖而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其坚定不疑地推崇科学价值。在极左路线甚嚣尘上的年代，广大科学工作者在努力减少错误思潮影响上比起其它群体的贡献更大，就体现了科学文化所包含的求真务实精神在抵制错误思潮方面的独特贡献。这也是今天为何有一些老学者如此动情和执著地捍卫科学主义的真正思想根源。这种思路简要概括起来就是：科学成就民主。
然而自从２０世纪中叶以来，由于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中的影响日益复杂化，科学与民主的关系也随之越来越复杂了。例如，核武器的使用与核竞赛对人类和平乃至生存的巨大威胁，以 ＤＤＴ为代表的工业文明所带来的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使人们认识到科学并非只会带来福音。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以及“疯牛病”事件等，让人们忽然意识到，科学家信誓旦旦的保证也未必那么可靠。基因改造和克隆技术所引发的相关伦理问题更是触动了普通公众深层的信仰和情感。科学家的舞弊作伪、不端行为的不断曝光，让科学家在西方国家的公众形象越来越糟。例如在好莱坞的科幻片中充斥着妄图控制世界的科学狂人，科学拨款不再像过去那样容易得到民众的慷慨支持，甚至科学实验室也成为狂热分子袭击的对象。反科学思潮风起云涌，科学事业受到了威胁。
对此，科学家们迅速地做出了反应。一方面，在科学家内部兴起了科学和平运动，反思和强调科学家的社会责任问题，部分科学家开始认识到科学研究的目标在必要时应该为人类社会的总体利益让步，甚至出现为了防范可能有的风险，主动限制科学研究的范例（阿西洛马会议）。而在面对公众的层面上，科学家和政府开始关注公众对于科学的态度，希望通过与公众交流，树立科学的正面形象，从而获得有利于科学发展的社会界面。这就是所谓“公众理解科学”的相关运动、社会调查和学术研究的初衷。
显然，“公众理解科学”运动背后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民主的压力使然。因为只有公众对科学认可，拨款要求在国会才能够顺利通过。例如，美国航空航天局 用心普及航天知识，其目的就是为了博取公众的好感，从而保证其相关拨款申请顺利过关。从此可以看出，民主的社会环境是保证科学传播和普及的良好保证，也是保证人民接受教育和自我教育的可靠机制。而我们常常抱怨国内有关科学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对于科学普及不够重视，但是往往却忽视了从民主机制上探讨深层原因。
虽然“公众理解科学”运动已经开始关注公众的意见，而且强调公众不仅要理解相关科学知识，还要理解科学活动的过程以及科学的局限性等等。然而，它早期在很大程度上却依赖于所谓“缺失模型”的基本假定：公众对科学的疑虑和批评来自于相关知识的缺乏，一旦理解之后，科学的权威性就会恢复，公众就重新信赖科学。
在此模型中，虽然公众的态度受到了重视，但却仍然维持着科学天然合理正确的神话。公众仅仅是知识的被动接受者，是需要被说服的对象。科学传播过程是科学知识从科学共同体向公众的单向流动过程。公众对科学的态度是由其知识所决定的，仅仅涉及到认知的维度，而不涉及利益和批判的政治维度。然而这一普遍流行的模型，却被实证的调查数据所否定：人们发现，公众对科学了解越多，对某项具体的科学活动以及应用却有可能越不信任。
１９９５年，柏林社会研究科学中心组织召开了国际学术会议，研究欧洲公众对科学技术发展的理解和态度，最终形成了论文集《在理解与信赖之间：公众、科学与技术》。其涉及面很广，几乎涵盖了有关科学传播的各个方面，研究的角度也涉及哲学、历史、社会学、人类学、媒体和文化研究等各个学科，但其焦点还是对“缺失模型”进行全面反思。
学者们指出：必须要充分认识到“公众理解科学”运动背后复杂的政治动机和利益压力，必须要深入分析和批判所使用的基本概念。所谓“公众”，并非铁板一块的外行和无知者，而是高度多样化的群体，他们其中也包括专业之外的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他们不仅是科学知识的接受者和消费者，也是科学知识的共同塑造和主动建构者。科学知识和公众所拥有的其他形态的知识一样，都是地方性知识，都是高度依赖于语境的，因此科学知识传播的同时也是公众对外来知识“驯化”的过程。所谓“理解”，不仅意味着公众对抽象、普遍知识的接受，对科学家共同体权威的信赖，还包括了对科学知识局限性的认识，对科学研究过程以及科学知识应用后果的政治影响的批判和怀疑。
因此，与“缺失模型”所假定的不同，科学传播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公众、科学共同体、产业界和政府等不同利益主体之间民主互动的多向建构过程。民众所表现出来某种程度的对科学技术的批判和抵触态度，不能简单地都认为是非理性和知识缺乏的表现，它常常是民众在科学知识的生产以及应用过程中所涉及的知情、利益、风险问题上捍卫自身权利的表现，是民主参与社会生活的过程。从科学与民主关系的角度上看，这是一个民主地参与科学利用的过程。
《在理解与信赖之间》一书对“缺失模型”的反思和批评，对于我国科学传播事业具有极强的启发价值。回想起笔者所参加的中国科协２００３－２００４年组织的“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课题。整个课题组工作的不言自明的前提假设恰恰就是这种在学界已经饱受批评的“缺失模型”。笔者的课题草案中 “科学技术是双刃剑”的说法，虽然早已是学界公认的常识，甚至已有陈词滥调之感，却因种种原因不能成文。我国科普界意识之落后，可见一斑。因此本书的翻译出版，对于重新评价相关工作的质量与价值，对于进一步促进我国科学传播事业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参考和促进。
不仅如此，它对于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同样也具有借鉴意义。清华大学著名社会学教授孙立平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了利益博弈的时代。各个利益集团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纷纷采取各种手段来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在刚刚过去的２００５ 年中，关于怒江电站以及相关的敬畏自然的讨论，实际上就是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这种开放的、公众参与的讨论是民主社会解决利益冲突的基本手段。
然而，总是有人要以科学的名义反对普通公众参与讨论并表达自己的要求，希望通过科学知识的门槛来排除普通公众，让相关问题成为少数专家和权势集团的禁脔。他们相信，所有对于电站等的异议，都是由于公众缺乏必要的科学知识所致，一旦他们掌握了必要的科学知识，就会消除掉所有的意见分歧。这种典型的“缺失模型”的观点，其危害在于往往无视科学知识本身所具有的不确定性以及科学应用的复杂性，以真理唯一性的名义来维持一言堂的存在，将不同群体的利益博弈和协商的政治过程伪装成客观化的科学判断过程，这样，草根阶层与弱势群体的利益和诉求往往就会在科学的旗号下被牺牲掉。
因此，最近几年国内科学传播界的相关学术争论，就不仅仅是如何普及科学知识的方法和路线问题，而是在科学技术相关的决策活动中是否以及如何坚持民主原则和完善民主体制的大问题，从这个角度看《在理解与信赖之间》的翻译出版，是很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