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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经常在媒体上看到或听到美国总统的就职演说，但同样应该重视的离职演说却显得不是那么常见。在这个辞旧迎新的二月，让我们来看看为什么只有少数几位美国总统发表过离职演说，大部分美国总统对此“并不热衷”的行为背后有着怎样的隐情和考量？请看文章。
从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至奥巴马（Barack Obama），迄今为止，美利坚合众国共经历了44位总统。姑且不论政绩（achievements in their official career），至少每一位的上任（inauguration）与离职（exauguration）在当时都是一道“辞旧迎新”（bie adieu to the old and usher in the new）的政治风景，因此总统的演说是必不可少的。然而，就像并不是每位总统都发表过就职演说（inaugural speech），发表正式离职演说（或称做告别演说，farewell address）的总统就更少了。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今天就让我们带着二月里那种“想和过去说说话”的“赶脚”（感觉的网络语——编者注），探究一下美国总统们say bye时候的心事吧。
不算奥巴马，纵观43位已离职的总统，通过正式离职演说的形式（书面或口头）和全国公民告别的仅有10位（最早的是华盛顿，最近的是小布什）。借助其他场合的讲话表达离别之意的有25位（比如老布什就是选择在1993年为西点军校学员致辞时表述离愁的）;于任上病逝或被刺杀而没来得及告别的有8位（大家一定能想到著名的林肯和肯尼迪）。最后一种情况好理解，而造成前两种情况的原因大约有如下四种。
原因一：国父在前，无人敢比肩
Incomparable Founding Father
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任期1789-1797）被称为美国的国父（Founding Father），同时他也是总统告别演说的开创者。他的farewell address首次亮相并不是他讲出来的，而是稿子发表在了1796年9月19日的《美国每日广告报》上（American Daily Advertiser，当时费城内发行量最大的一家報纸）。
从华盛顿离任以后，一直到杜鲁门（Harry S.Trueman，任期1945-1953）重拾farewell address文体之前，在一百多年时间里，除了杰克逊（Andrew Jackson，任期1829～1837）和约翰逊（Andrew Johnson，任期1865-1869）两位总统以书面形式发表过离职演说外，其他22位活到离任的总统都出于对美国国父的敬意，没有进行正式的离职演说，而是选择在最后一次总统国情咨文（Annual Message）中表达离别意。也难怪，华盛顿当年的离职演说稿是由华盛顿本人、麦迪逊（Madison）、汉弥尔顿（Hamilton）这三位美国人心目中神一样的人物共同撰写的，并自1862年起（林肯执政期）每年都要在美国参议院（U.S.Senate）被朗诵一遍（以示不忘国父教诲）。既然国父受到如此敬重，那么杜鲁门之前的杰克逊和约翰逊为什么要做自己的farewell address呢，杜鲁门又为什么要重拾该文体呢？
杰克逊的情况很简单。“人民忠实的朋友”杰克逊将军德高望重（enjoy high prestige and command universal re-spect），写篇farewell address完全够格（highly qualified）。而后来的杜鲁门的情况也好理解。他在白宫时，正逢冷战期（Cold War）及美国广播电视业高速发展期，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杜鲁门不但效仿了离职演说的先例，并第一次令电视台在全国范围内转播他的演讲，开创了电视直播离职演说的先河。唯一有些“尴尬”的是约翰逊总统的情况。这也是杜鲁门以前众位总统宁愿选择国情咨文进行告别的第二个原因。
原因二：政治霉头，众人怕牵连
Abhorrent Political Mine
约翰逊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遭到参院弹劾（impeach）的总统，起因是战后的重建政策。尽管最终得以留任，但他不算明智地选择了利用farewell address来辩白自己（try to defend oneself），攻击政敌（attack on his political rivals）。相较先前的华盛顿、杰克逊总统离职演说中的“高大上”主题，他的演说则显得私心（selfishness）过重，以至于后来的总统们都不愿意再发表离职演说，怕民众由约翰逊的“私心”联想到自己。
原因三：时间很短，避免相重复
Avoidable Speech Redundancy
总统每年年底都要向国会递交国情咨文来汇报工作。最后一次汇报和来年初到期离任之间仅相隔三个多月或两三周时间（自20世纪30年代起缩短至两三周）。因此，如果总统们在最后一次国情咨文中告别过，那么再发表一次离职演说显得有些多余了。
原因四：机构简单，技术不成熟
Immature Vroadcasting Technology
以前的总统讲稿或国情咨文绝大多数是以书面公文（mis-sive）的形式递交国会（Congress），并由书记员（clerk）来宣读。同时在白宫里，也没有总统新闻办公室或是专职演讲稿撰写人。此外，20世纪初期，美国的广播业才发展起来，直到1923年柯立芝总统时期，技术才足够成熟，国民才可能通过电波聆听“总统好声音”。这也是杜鲁门之前罕闻farewell address的一个重要原因。
然而，不论怎样，总统们离职时各种感慨之言都秉承了优美的文风，既是个人执政理念（goveming concepts）的总结，又是警醒后人的谆告，在修辞、文化、历史、政治上均具有较高的价值。
从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至奥巴马（Barack Obama），迄今为止，美利坚合众国共经历了44位总统。姑且不论政绩（achievements in their official career），至少每一位的上任（inauguration）与离职（exauguration）在当时都是一道“辞旧迎新”（bie adieu to the old and usher in the new）的政治风景，因此总统的演说是必不可少的。然而，就像并不是每位总统都发表过就职演说（inaugural speech），发表正式离职演说（或称做告别演说，farewell address）的总统就更少了。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今天就让我们带着二月里那种“想和过去说说话”的“赶脚”（感觉的网络语——编者注），探究一下美国总统们say bye时候的心事吧。
不算奥巴马，纵观43位已离职的总统，通过正式离职演说的形式（书面或口头）和全国公民告别的仅有10位（最早的是华盛顿，最近的是小布什）。借助其他场合的讲话表达离别之意的有25位（比如老布什就是选择在1993年为西点军校学员致辞时表述离愁的）;于任上病逝或被刺杀而没来得及告别的有8位（大家一定能想到著名的林肯和肯尼迪）。最后一种情况好理解，而造成前两种情况的原因大约有如下四种。
原因一：国父在前，无人敢比肩
Incomparable Founding Father
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任期1789-1797）被称为美国的国父（Founding Father），同时他也是总统告别演说的开创者。他的farewell address首次亮相并不是他讲出来的，而是稿子发表在了1796年9月19日的《美国每日广告报》上（American Daily Advertiser，当时费城内发行量最大的一家報纸）。
从华盛顿离任以后，一直到杜鲁门（Harry S.Trueman，任期1945-1953）重拾farewell address文体之前，在一百多年时间里，除了杰克逊（Andrew Jackson，任期1829～1837）和约翰逊（Andrew Johnson，任期1865-1869）两位总统以书面形式发表过离职演说外，其他22位活到离任的总统都出于对美国国父的敬意，没有进行正式的离职演说，而是选择在最后一次总统国情咨文（Annual Message）中表达离别意。也难怪，华盛顿当年的离职演说稿是由华盛顿本人、麦迪逊（Madison）、汉弥尔顿（Hamilton）这三位美国人心目中神一样的人物共同撰写的，并自1862年起（林肯执政期）每年都要在美国参议院（U.S.Senate）被朗诵一遍（以示不忘国父教诲）。既然国父受到如此敬重，那么杜鲁门之前的杰克逊和约翰逊为什么要做自己的farewell address呢，杜鲁门又为什么要重拾该文体呢？
杰克逊的情况很简单。“人民忠实的朋友”杰克逊将军德高望重（enjoy high prestige and command universal re-spect），写篇farewell address完全够格（highly qualified）。而后来的杜鲁门的情况也好理解。他在白宫时，正逢冷战期（Cold War）及美国广播电视业高速发展期，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杜鲁门不但效仿了离职演说的先例，并第一次令电视台在全国范围内转播他的演讲，开创了电视直播离职演说的先河。唯一有些“尴尬”的是约翰逊总统的情况。这也是杜鲁门以前众位总统宁愿选择国情咨文进行告别的第二个原因。
原因二：政治霉头，众人怕牵连
Abhorrent Political Mine
约翰逊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遭到参院弹劾（impeach）的总统，起因是战后的重建政策。尽管最终得以留任，但他不算明智地选择了利用farewell address来辩白自己（try to defend oneself），攻击政敌（attack on his political rivals）。相较先前的华盛顿、杰克逊总统离职演说中的“高大上”主题，他的演说则显得私心（selfishness）过重，以至于后来的总统们都不愿意再发表离职演说，怕民众由约翰逊的“私心”联想到自己。
原因三：时间很短，避免相重复
Avoidable Speech Redundancy
总统每年年底都要向国会递交国情咨文来汇报工作。最后一次汇报和来年初到期离任之间仅相隔三个多月或两三周时间（自20世纪30年代起缩短至两三周）。因此，如果总统们在最后一次国情咨文中告别过，那么再发表一次离职演说显得有些多余了。
原因四：机构简单，技术不成熟
Immature Vroadcasting Technology
以前的总统讲稿或国情咨文绝大多数是以书面公文（mis-sive）的形式递交国会（Congress），并由书记员（clerk）来宣读。同时在白宫里，也没有总统新闻办公室或是专职演讲稿撰写人。此外，20世纪初期，美国的广播业才发展起来，直到1923年柯立芝总统时期，技术才足够成熟，国民才可能通过电波聆听“总统好声音”。这也是杜鲁门之前罕闻farewell address的一个重要原因。
然而，不论怎样，总统们离职时各种感慨之言都秉承了优美的文风，既是个人执政理念（goveming concepts）的总结，又是警醒后人的谆告，在修辞、文化、历史、政治上均具有较高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