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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杂志一词,源自法文,本意“仓库”。英国早期各种体裁的长短文章合为一体而见之于印刷品可谓林林总总,由此逐次演变,这般的文字载体就犹如文字仓库而被称之为杂志,而“杂志”这样的中文释意译名又十分贴切,即杂而志之之谓也。1731年伦敦出版的《绅士杂志》开了先河,于是“杂志”这一通称亦随之而沿用至今。不言自明,杂志就是一本通今博古、传授知识且又老少咸宜的教科书。兹缘于偶然间想起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曾经说过的“怀旧能使人心灵净化”这样一句意简意赅的话,笔者则不由地想从少年时代曾经接触过的《观察》周刊说起,道出一点细弱的心声。
抗战胜利后的次年即1946年9月间,由一代报人、才气傲人的储安平先生主笔的、命名为《观察》的政论性周刊横空出世。作为杂而志之的一本顺乎民意的文字载体,因其核心价值充分体现了中国自古以来士大夫阶层那种与生俱来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心态,同时又得到了一群具有理想主义精神的人们的襄助,从而很快地就在广大知识界特别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中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与赞赏。自此,作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真正意义上的一个自由论坛,《观察》周刊即以纵马横枪、捭阖自如的姿态,理所当然地成了那个时代各类人文刊物中的翘楚而独领风骚。
笔者平生首次见到《观察》周刊本面目,就是它的创刊号。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秋末冬初,客居陪都重庆的家父携带眷属东归故里。翌年季春,时在沪上的父亲,在与北大同窗至友傅斯年先生一次交谈中获悉,一本在重庆《客观》周刊基础上重组并定名为《观察》的周刊,业经半年多的运筹,即将在上海问世。嗣后不久,亦即是年九月初,作为《观察》诸多名家特约撰稿人之一的傅先生,就将《观察》创刊号送达父亲的手中。父亲读后爱不释手,自此而往,家中藏书中就多了一摞瑰宝,直至“她”戛然止步。
《观察》存世期间,正值笔者三年初中习读阶段。《观察》创刊号及其后续多期的封面装帧,犹如线装书的古朴,加之罗列了众多文化学术界名人撰稿者,给人一种厚重深邃的感佩,从而引起我的好奇心而不时地去翻阅。斯时,对那些指点江山、臧否人物、针砭时弊、激浊扬清的文章似懂非懂的啃嚼经历,至今尚有依稀印象;至于那些掷地有声的春秋文章,直面当时腐败的政府和政要所表现出来的直言批判的诤诤风格,对于少年时代的我来说,更是无疑地起到了关心国家大事的启蒙教育,至今尚存难忘的印象。由此可见,一本值得读者信赖的杂志,在宣扬真理、坚守理念、传播知识、开发智力,乃至重塑道德力量等方面的引导作用则是不可估量的。
然而足令广大读者惋惜的是,《观察》周刊从荣耀登场到悲情谢幕,不足二年半。在此期间,素以民主、自由、进步、理性这四个基本原则作为办刊宏旨的《观察》周刊,给读者留下了一篇又一篇笔锋犀利、文采炳蔚的华章佳作,从而给人一种“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之感。时至今日,当我们回首反观足可认定,它的存在本身,就是当时中国自由主义运动的一个象征和标志,并毫无歧义地表征着它对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重塑,体现知识分子的道德良知和责任感,以及推动中国自由主义运动等方面,有着无可争议的历史功绩的。可以说,《观察》周刊就是当时中国自由主义运动的一面旗帜性刊物。
当时《观察》周刊的发行量,在短短的两年多中,从开始的几十份一路飙升到十万份以上,可见其精神号角在长期被压抑的知识界心目中迅速产生了共鸣。然而世事又往往是无情的。当日晷指向1948年岁末,向来把民主、自由、进步、理性作为放言论事的基本立场和信约的《观察》周刊,当在经历了两年多的艰苦创业和随之而来的光辉业绩之后,终因痛触了当时视人民为草芥的独裁政权的要害而被不容,加之适逢时局急剧嬗变,故而无情遭到国民政府的查禁封杀。自此,《观察》周刊从1946年9月1日创刊号问世,直至1948年12月25日最后一期,共出版了五卷计一百一十四期,度过了艰难而又辉煌的八百四十六个日日夜夜。
时至今日,翻开文献,回顾历史,倾听储安平在题为《我们的志趣和态度》的《观察》发刊词中关于恪守办刊四个基本原则的一段精辟之言,至今绕在耳际而不绝。关于民主则言道:“民主是今世主流,人心所归,无可抗阻。我们不能同意任何代表少数人利益的集团独断国是,漠视民意。”关于自由则言道:“我们要求自由,要求各种基本人权。政府应该尊重人民的人格,而自由即为维护人格完整所必要。”关于进步则言道:“不跟着世界大势前进的国家必将遭受自然的淘汰。我们要求民主政治,要求工业化,但要民主政治成功,工业化成功,先须大家有科学精神,现代头脑。”关于理性则言道:“人类最可宝贵的素质是理性,教育的最大目的亦即在发挥人类的理性。只有发挥理性,社会始有是非,始有和平,始有公道。”岁月荏苒,匆匆之间六十多年的时光已逝,然重温以上这段具有历史价值冲透力的言论,仍足令今人不胜唏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次月,《观察》终得复刊,虽然储安平仍为主编,但已今非昔比,办刊的独立性亦不复存在,观而察之而后直言的风格,更是只有其名而无其实了。对于这一点,仅从其复刊词中的“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感情,都跨进了一个崭新的境界”一席话即可窥见一斑。何谓“崭新”?今回首反思,恐有说不出的原因。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代表人物之一的储安平,对国共两党知之甚深;仅一年时间之变,不可能放弃自己的理想与追求。到了1950年春夏之交,《观察》改为《新观察》,以示新旧之分,改由黎澍担任主编,储安平从此不得不忍痛离开了他呕心沥血创办的《观察》杂志。即令如此,而且《新观察》主编数易其人,但储安平所倡导的并终生不渝为之奋斗的办刊理念,看来后任者仍有坚守到底的意愿。缘于此,寿长仅有十载的《新观察》半月刊,终究没有逃脱被迫停刊的厄运。
“文革”后经拔乱反正的洗涤,大陆政治气候曾一度呈现“三宽”即宽松、宽容、宽厚之态势,在“文革”中遭到致命打击的文化事业亦逐次地在复元中。有鉴于此,《新观察》则于1980年应运复刊了,交由时称新闻界“四大名旦”之一的戈扬女士主笔。自此,犹如《观察》再世,大放异彩,并因继承了储安平的办刊理念,从而吸引了大批读者。然而好景不长,到了发生政治风波的那一年之后不久,《新观察》这颗闪烁空际的明星戛然消失了,但有识之士却认为它在道德良知和社会公义的历史长河里将与世永存。
说它与世永存,标志有二。一是《观察》老一代同仁诸如林元等的回忆性文章,以及戴晴、谢泳、傅国涌等诸多当代学者的挖掘、考证与研究,使得很多尘封的历史资料得以面世,致而使作为历史产物的《观察》为更多的人们所了解传颂,不胫而走。二是作为一种体现知识分子本应具有的独立思考精神,《观察》在这方面所宣扬的理念早已深入人心,甚至可以说以一种潜移默化的形式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当今的中国人文期刊。
行文至此,请允许笔者将《观察》发刊词中的一段话照录如次:“我们甘受艰苦,安于寂寞,不畏避可能的挫折、恐惧、甚至失败,仍欲出而创办这个刊物,此不仅因为我们具有理想,具有热忱,亦因我们深感在今日这样一个国事殆危、士气败坏的时代,实在急切需要有公正、沉毅、严肃的言论,以挽救国运,振奋人心。”应该说,六十多年前的《观察》杂志已为后世办刊人树立了一个榜样。如今回首早已逝去的岁月,时代脉搏在跳跃,世界脚步在前进,我们大家无不在仰天期盼着——处在努力构建和谐社会的当今时代,举凡步尘《观察》办刊风格的诸多人文杂志,理应得到蓬勃的发展。
作为一本杂志,《观察》之命名诚乃名副其实。盖因世之诸事,均因先观察而后才能判断,再由判断而能定是非,再因是非而去作批判,终因正确批判而能获得进步。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链接环,更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抗战胜利后的次年即1946年9月间,由一代报人、才气傲人的储安平先生主笔的、命名为《观察》的政论性周刊横空出世。作为杂而志之的一本顺乎民意的文字载体,因其核心价值充分体现了中国自古以来士大夫阶层那种与生俱来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心态,同时又得到了一群具有理想主义精神的人们的襄助,从而很快地就在广大知识界特别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中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与赞赏。自此,作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真正意义上的一个自由论坛,《观察》周刊即以纵马横枪、捭阖自如的姿态,理所当然地成了那个时代各类人文刊物中的翘楚而独领风骚。
笔者平生首次见到《观察》周刊本面目,就是它的创刊号。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秋末冬初,客居陪都重庆的家父携带眷属东归故里。翌年季春,时在沪上的父亲,在与北大同窗至友傅斯年先生一次交谈中获悉,一本在重庆《客观》周刊基础上重组并定名为《观察》的周刊,业经半年多的运筹,即将在上海问世。嗣后不久,亦即是年九月初,作为《观察》诸多名家特约撰稿人之一的傅先生,就将《观察》创刊号送达父亲的手中。父亲读后爱不释手,自此而往,家中藏书中就多了一摞瑰宝,直至“她”戛然止步。
《观察》存世期间,正值笔者三年初中习读阶段。《观察》创刊号及其后续多期的封面装帧,犹如线装书的古朴,加之罗列了众多文化学术界名人撰稿者,给人一种厚重深邃的感佩,从而引起我的好奇心而不时地去翻阅。斯时,对那些指点江山、臧否人物、针砭时弊、激浊扬清的文章似懂非懂的啃嚼经历,至今尚有依稀印象;至于那些掷地有声的春秋文章,直面当时腐败的政府和政要所表现出来的直言批判的诤诤风格,对于少年时代的我来说,更是无疑地起到了关心国家大事的启蒙教育,至今尚存难忘的印象。由此可见,一本值得读者信赖的杂志,在宣扬真理、坚守理念、传播知识、开发智力,乃至重塑道德力量等方面的引导作用则是不可估量的。
然而足令广大读者惋惜的是,《观察》周刊从荣耀登场到悲情谢幕,不足二年半。在此期间,素以民主、自由、进步、理性这四个基本原则作为办刊宏旨的《观察》周刊,给读者留下了一篇又一篇笔锋犀利、文采炳蔚的华章佳作,从而给人一种“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之感。时至今日,当我们回首反观足可认定,它的存在本身,就是当时中国自由主义运动的一个象征和标志,并毫无歧义地表征着它对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重塑,体现知识分子的道德良知和责任感,以及推动中国自由主义运动等方面,有着无可争议的历史功绩的。可以说,《观察》周刊就是当时中国自由主义运动的一面旗帜性刊物。
当时《观察》周刊的发行量,在短短的两年多中,从开始的几十份一路飙升到十万份以上,可见其精神号角在长期被压抑的知识界心目中迅速产生了共鸣。然而世事又往往是无情的。当日晷指向1948年岁末,向来把民主、自由、进步、理性作为放言论事的基本立场和信约的《观察》周刊,当在经历了两年多的艰苦创业和随之而来的光辉业绩之后,终因痛触了当时视人民为草芥的独裁政权的要害而被不容,加之适逢时局急剧嬗变,故而无情遭到国民政府的查禁封杀。自此,《观察》周刊从1946年9月1日创刊号问世,直至1948年12月25日最后一期,共出版了五卷计一百一十四期,度过了艰难而又辉煌的八百四十六个日日夜夜。
时至今日,翻开文献,回顾历史,倾听储安平在题为《我们的志趣和态度》的《观察》发刊词中关于恪守办刊四个基本原则的一段精辟之言,至今绕在耳际而不绝。关于民主则言道:“民主是今世主流,人心所归,无可抗阻。我们不能同意任何代表少数人利益的集团独断国是,漠视民意。”关于自由则言道:“我们要求自由,要求各种基本人权。政府应该尊重人民的人格,而自由即为维护人格完整所必要。”关于进步则言道:“不跟着世界大势前进的国家必将遭受自然的淘汰。我们要求民主政治,要求工业化,但要民主政治成功,工业化成功,先须大家有科学精神,现代头脑。”关于理性则言道:“人类最可宝贵的素质是理性,教育的最大目的亦即在发挥人类的理性。只有发挥理性,社会始有是非,始有和平,始有公道。”岁月荏苒,匆匆之间六十多年的时光已逝,然重温以上这段具有历史价值冲透力的言论,仍足令今人不胜唏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次月,《观察》终得复刊,虽然储安平仍为主编,但已今非昔比,办刊的独立性亦不复存在,观而察之而后直言的风格,更是只有其名而无其实了。对于这一点,仅从其复刊词中的“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感情,都跨进了一个崭新的境界”一席话即可窥见一斑。何谓“崭新”?今回首反思,恐有说不出的原因。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代表人物之一的储安平,对国共两党知之甚深;仅一年时间之变,不可能放弃自己的理想与追求。到了1950年春夏之交,《观察》改为《新观察》,以示新旧之分,改由黎澍担任主编,储安平从此不得不忍痛离开了他呕心沥血创办的《观察》杂志。即令如此,而且《新观察》主编数易其人,但储安平所倡导的并终生不渝为之奋斗的办刊理念,看来后任者仍有坚守到底的意愿。缘于此,寿长仅有十载的《新观察》半月刊,终究没有逃脱被迫停刊的厄运。
“文革”后经拔乱反正的洗涤,大陆政治气候曾一度呈现“三宽”即宽松、宽容、宽厚之态势,在“文革”中遭到致命打击的文化事业亦逐次地在复元中。有鉴于此,《新观察》则于1980年应运复刊了,交由时称新闻界“四大名旦”之一的戈扬女士主笔。自此,犹如《观察》再世,大放异彩,并因继承了储安平的办刊理念,从而吸引了大批读者。然而好景不长,到了发生政治风波的那一年之后不久,《新观察》这颗闪烁空际的明星戛然消失了,但有识之士却认为它在道德良知和社会公义的历史长河里将与世永存。
说它与世永存,标志有二。一是《观察》老一代同仁诸如林元等的回忆性文章,以及戴晴、谢泳、傅国涌等诸多当代学者的挖掘、考证与研究,使得很多尘封的历史资料得以面世,致而使作为历史产物的《观察》为更多的人们所了解传颂,不胫而走。二是作为一种体现知识分子本应具有的独立思考精神,《观察》在这方面所宣扬的理念早已深入人心,甚至可以说以一种潜移默化的形式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当今的中国人文期刊。
行文至此,请允许笔者将《观察》发刊词中的一段话照录如次:“我们甘受艰苦,安于寂寞,不畏避可能的挫折、恐惧、甚至失败,仍欲出而创办这个刊物,此不仅因为我们具有理想,具有热忱,亦因我们深感在今日这样一个国事殆危、士气败坏的时代,实在急切需要有公正、沉毅、严肃的言论,以挽救国运,振奋人心。”应该说,六十多年前的《观察》杂志已为后世办刊人树立了一个榜样。如今回首早已逝去的岁月,时代脉搏在跳跃,世界脚步在前进,我们大家无不在仰天期盼着——处在努力构建和谐社会的当今时代,举凡步尘《观察》办刊风格的诸多人文杂志,理应得到蓬勃的发展。
作为一本杂志,《观察》之命名诚乃名副其实。盖因世之诸事,均因先观察而后才能判断,再由判断而能定是非,再因是非而去作批判,终因正确批判而能获得进步。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链接环,更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