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期内，世界经济将面临极大的不确定性。欧元区是否能够理清自己的问题，避免出现分裂的结局？美国能否走上一条增长恢复之路？中国能不能找到扭转经济增长放缓的方法？
　　这些问题的答案将影响全球经济在未来几年内的发展。但是无论眼前的这些挑战如何解决，可以肯定，世界经济正在进入新一轮的长期困难阶段—这可能是二战结束以来最不利于经济增长的一段时期。
　　无论欧洲和美国如何解决它们当前的困境，它们注定会陷入高负债、低增长率和国内政治争议不休的境地。即使是在欧元保持无损的最好的情况下，欧洲也会因重建受损的欧盟这一艰巨的任务而停滞不前。而在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的意识形态分化也将继续阻碍经济政策的制订。
　　在几乎所有的发达经济体中，高度的不平等、中产阶层受到的压力和人口老龄化等问题，再加上失业和财政资源短缺，都将激化政治冲突。随着这些老牌民主国家逐渐将重心转向国内，它们在国际上发挥的作用将更小—它们维护多边贸易体系的意愿会减弱，而更倾向于单边应对它们认为会损害自己利益的别国的经济政策。
　　与此同时，中国、印度和巴西等大型新兴市场也不太可能出来填补这个空缺，因为它们仍极力要捍卫自己的国家主权，并为自己留有回旋的余地。因此，未来在经济和其他问题上实现全球合作的可能性将更低。
　　这就是当前的全球环境，它会削弱各国的潜在增长。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将不会见到像金融危机发生前20年那样的全球增长—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在这种环境下，世界各国的经济表现将出现巨大差异。有些国家受的不利影响会比其他国家更严重。
　　而表现相对较好的国家一般具有三个共同的特点。首先，它们不会被高额公共债务压垮。其次，它们不会过分依赖于世界经济，它们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于国内而非国外。最后，它们是健全的民主国家。
　　将公债保持在中低水平是很重要的，因为债务水平一旦达到GDP的80%～90%，将会严重拖累经济的增长。它会钳制财政政策，导致金融体系的严重扭曲，引发有关税收的政治斗争和挑起代价高昂的分配冲突。专注于减少负债的政府不太可能会分身去处理长期结构性改变所需的投资。除了极少数的例外（比如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世界绝大多数的发达经济体都属于或即将属于这类高债务水平的国家。
　　这次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比如巴西和土耳其，已经成功地控制了公共债务的增长。但它们还未能阻止本国私营经济出现的借贷热潮。由于私人债务可以转变为公共债务，因此事实上，政府债务的低负担也许并不能如这些国家所愿地为它们提供缓冲。
　　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世界市场和全球金融的国家也将处于不利境地。脆弱的世界经济并不眷顾来自国外的巨额净借方（或来自国外的巨额净贷方）。有庞大经常账户赤字的国家（比如土耳其）将受制于忧虑的市场情绪。而那些有大额盈余的国家（比如中国）在放缓其“重商主义”政策时将面临越来越多的压力—包括面临受到报复的威胁。
　　与依靠出口相比，依靠内需带动增长将会是更可靠的战略。这意味着，国内市场规模较大、中产阶级较富裕的国家将具有重要优势。
　　像印度这样的国家可能有时看起来运转得较为缓慢，而且容易陷入瘫痪境地。但它们为各个社会反对团体提供了协商、合作和互谅互让的舞台，这些反对团体在动荡不安的时期往往发挥着重要作用。
　　若没有这些制度，分配冲突很容易便演化成抗议、暴动和内乱。这就是为什么印度和南非会更有优势，而受专制式领导者掌控的国家—比如阿根廷和土耳其—也正逐步趋于劣势。
　　反映新全球经济挑战的严峻程度的一项重要指标就是，极少国家能同时满足这三个要求。的确，这个时代在经济上取得最亮眼成绩的国家—尤其是中国—要做的事情还很多。未来对所有国家来说都会是一个困难的时期。但是相对其他，有些经济体—比如巴西、印度和韩国—将占据更有利的地位。